江式，字法安，是陈留郡济阳县人。他的六世祖江琼，字孟琚，在晋朝官至冯翊太守，擅长鸟虫书和篆书，又精于文字训诂之学。永嘉年间大乱，江琼弃官西去，投靠张轨，因此子孙居住在凉州，世代继承他的家学。江式的祖父江疆，字文威，太延五年凉州平定，举家迁往代京。他曾向朝廷上书，提出三十多项行政措施，都很得体，他又向朝廷献上经史及诸子百家书籍一千多卷，因此提升他为中书博士。逝世之后，追赠他为敦煌太守。江式的父亲江绍兴，高允举荐他为秘书郎，主修国史达二十多年，以谨慎忠厚著称。死于赵郡太守任上。
江式少年时代就能继承家学。有好几年的时间，他常梦见有两个人来教他读书，醒来以后，还能记住教授的内容。他最初任司徒长兼行参军、检校御史，不久又任为殄寇将军、符节令。因他曾书写文昭太后的尊号谥册，特提升他为奉朝请，仍兼符节令。江式尤其擅长篆书，洛阳宫殿各门的匾额，都是江式书写的。延昌三年三月，江式上书说：
我听说庖羲氏兴起以后，列出八卦的笔划，轩辕氏兴起后，用龟纹进行占卜。古史仓颉观察到乾坤二象的笔划，又观察了鸟兽的足迹，另外创出文字，以-代替结绳，用文字来记事。文字用于政事，则百官职责分明；用来记述志册，则万物各有专名。到了三代时，字体发生变异，但是依类相从，与仓颉造字原则也相差不多。因此，《周礼》规定八岁入小学，教师用六书来教学生：一为指事，二为象形，三为谐声，四为会意，五为转注，六为假借。这大概就是仓颉的造字方法。到周宣王的时代，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和古文有同有异，当时人称之为“籀书”。到后来孔子删定《六经》，左丘明著《春秋》，都采用古文，人们都能看懂。
后来战国时七国的文字都不一致，文字差别很大，到秦朝统一天下，丞相李斯向皇帝奏请，废除不与秦文相合的文字。李斯著《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都用史籀的大篆，或者少加省改，这就是小篆。于是秦朝下令焚烧经书，废除旧的典籍，因官方文书和刑狱案件繁多，书写时文字趋向简易，开始形成隶书。古文从此就被废弃了。所谓隶书，是秦始皇下令杜人程邈在小篆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因程邈是有罪之徒隶，于是就称之为隶书。因此秦代的文字有八种书体：一为大篆，二为小篆，三为刻符书，四为虫书，五为摹印，六为署书，七为殳书，八为隶书。
汉朝兴起，掌握刑律的官员学习法律，又教他们学习籀书，并熟悉八种书体，学习成绩最好的，任为尚书史。官民上书，文字省改不合正体的，要遭受弹劾。又有草书，不知创始者是谁，考察它的形体，却没有一定的规律，也是出于一时的变通。汉宣帝时，征召精通《仓颉篇》的人，只有张敞一人前来受读。凉州刺史杜邺、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等人，也能通《仓颉篇》。汉平帝时，朝廷征召爱礼等一百多人在未央宫研究文字，任爱礼为小学元士。黄门郎扬雄利用爱礼等人的研究成果，著作了《训纂篇》。到王莽纂政，自以为上承天命，应有所作为，于是派大司空甄丰校定文字的部属，对古文颇有修改。当时有六种书体：一为古文，就是孔子旧宅中发现的书体；二为奇字，在古文的基础上稍加变化的书体；三为篆书，即是小篆；四为佐书，即秦代的隶书；五为缪篆，用来刻印的书体；六为鸟书，用来书写旗帜的书体。孔子壁中书，是鲁恭王拆孔子旧宅时发现的《礼》、《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再有，北平侯张苍所献的《春秋左氏传》，字体和孔子壁中书相仿，就是前代的古文。
后汉时，郎中扶风人曹喜号称擅长篆书，他的书体比李斯的篆书小有差别，但却十分精巧，后来的学者都采用曹喜的篆法。皇帝又令侍中贾逵清理旧有文字，不管是哪种书体，哪种写法，为了宣扬王道是一致的，如果有利于国家政事。都加以收集。贾逵即是汝南人许慎的古文字学老师。后来许慎有感于当时人的好奇，慨叹迂儒的穿凿附会，叹惜文字毁于争名夺誉，痛恨字体坏在人们的互相攻击，任情变乱字形，在社会上造成混乱，因此他撰著《说文解字》十五篇，从“一”部开始，以“亥”部结尾，文字各归部类，普遍包括了六艺群书的训估，评品诸子百家的解释，凡天地、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异珍、国家制度、世间的人事等，都有证载。可说是做到了依类相从，以群相分，杂而不乱，文质彬彬，是最完美的论著了。左中郎陈留人蔡邕，采用李斯、曹喜的篆法，形成古今杂揉的篆体，皇帝下令在国立大学立碑，用这种字体刊刻《五经》，标题和正文，大都出自蔡邕之手。后来开设鸿都学，各种书画作品以及奇异技能作品云集于此，当时四面八方呈献的篆书作品，水平没有超过蔡邕的。
曹魏初年，清河人张揖博士撰著《埤雅》、《广雅》、《古今字诂》，《埤雅》和《广雅》这两部书，拾遗补缺，增加了部类，对研究文字学是有帮助的。但他的《古今字诂》这部书，比起许慎的《说文解字》，在古今字形字义的解释方面，有得有失。陈留郡人邯郸淳也和张揖同时，博雅多才艺，特别擅长文字学以及许慎的《说文解字》，对各种字体和书法精研细究，比张揖更为有名，教诸位皇子学习书法。又在汉碑之西树立《三字石经》碑，蔚为大观，使三种书体重新耀现光彩。与《说文解字》相比较，篆隶大体相同，古字稍有差异。又有京兆人韦诞、河东人卫觊两家，都号称擅长篆书。当时楼台馆阁的匾额、宝贵器物上的铭文，都是韦诞所书写，他们的子孙也能继承祖业，被世人传为美谈。
晋朝义阳王典祠令任城人吕忱进呈《字林》六卷，细究它的指趣，体例依照许慎的《说文解字》，说解用排偶文字，并附注古籀奇字，文字的部类准确，不违背篆书的字义。吕忱的弟弟吕静另放已故的左校令李登所著《声类》一书的体例，撰著《韵集》五卷，宫、商、角、征、羽各为一篇，所收的文字和他哥哥的书差不多，音读或取中原读音或荆楚读音，时有不同。
北魏建国在百代圣王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风气的变化，文字也发生了变异，篆体错误百出，隶书也失去原有面貌。学识浅薄的人，又将错误的字形巧为解释。口若悬河的辩士，又任意胡说，哗众取宠，难以改正。因此经传上说，以多数人的错误，来指责正确的东西。这话确实是道出了这种流弊的实质。甚至说：“追来为归”、“巧言为辩”、“小兔为需靛”、“神虫为蚕”，像这样的例子很多，都不合乎孔壁古书、史籀、大篆、许慎的《说文解字》、《三体石经》。凡是关心古文字的人，莫不为此而感慨。啊啊！六艺依赖文字流传，圣贤治世也以文字为根本，古人用文字记载史事，流传到今天，现在的人借助文字了解古代史事，因此说“本立而道生”。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又说：“述而不作。”《书经》上说：“予欲观古人之象。”这都是说要遵守旧有的文字规范，不敢去穿凿附会。
我的六世祖江琼，世世代代住在陈留郡，在晋朝初年，和他的堂兄江应元都跟随卫觊学习，对于古代的篆书，以及《仓颉篇》、《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都深有研究，在当时有很高的声誉。六世祖官至太子洗马，又外任为冯翊郡守。因洛阳之乱，逃奔到河西地区，经几代人继承传授，所以这门学业没有中断。世祖太延年间，大魏势力强盛，牧犍归服，我已故的祖父江文威前来投奔，并献上世代传习的书籍，以及古篆八种书体的技法，当时受到褒奖，他身列儒林，在朝为文官，我家被称为文字世家。到我这一辈，才质不高，学识浅薄，家学中落，有愧于祖宗。但我身遇盛世，受到皇帝的赏识，得到莫大的恩惠，我身为文官，曾参预撰修国史，官门的匾额，也命我来题写，与古代贤哲际遇相同。
为朝廷既尽了我的绵薄之力，但欲罢不能，我想凭六世家学的修养，按照祖辈的遗训，摹仿古人的成例，实现儒者的愿望，我要求编一部字书，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本，兼采孔壁《尚书》、《五经》的音注、《史籀篇》、《尔雅》、《三仓》、《凡将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诸赋的文字，有合于六书造字原则的，都按部类进行编排，文字不重出，编为一部书。其中古籀字、奇异字、隶书的俗体字等字体，都缀于篆体之下，各有区别。字义的训诂、字音的假借，都随字进行解释；字音的正读和方言读音，电逐字注出。读音不明的，则暂付缺如。如果我的请求得到批准，将来可以省得人们去翻检诸子百家，又可以统一文字，成为一代字典。编撰中所需要的书籍，请下令配给，并派曾学习文字学的五个学士，帮助我翻检书籍；再派抄手五人，专门从事抄写。侍中、黄门郎、国子祭酒等官员一月一审查，解决疑难问题，这样可以避免发生错误。这部书的书名，希望皇帝来命名。皂帝批示说：“可按他的请求进行，并在太常寺办公，希望兼教八书字体。他需要的一切，按他的请求配给。书名待书编成后再说。”
于是江式着手撰集一部字书，名为《古今文字》，共四十卷，大体依据许慎的《说文解字》，上列篆书，下列隶书。江式又升为宣威将军、符玺郎，不久又加{l圣车将军衔。正光年间，任骁骑将军兼著作佐郎，负责校正史书中的文字。正光四年去世，追赠他为右将军、巴州刺史。但他的字书没有最后编成。
江式的侄子征虏将军江顺和，也擅长篆书。原在太和年间，兖州人沈法会擅长隶书，世宗为东宫太子时，召沈法会侍奉太子。以后以隶书在民间知名的人很多，但都达不到崔浩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