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个人
爱因斯坦
只要我们全面考察一下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我们就可马上看到，几乎我们全部的行动和愿望都同别人的存在密切联系在一起。我们看到我们的全部自然生活很像群居的动物。我们吃别人种的粮食，穿别人缝的衣服，住别人造的房子。我们的大部分知识和信仰都是通过别人所创造的语言由别人传授给我们的。要是没有语言，我们的智力就会真的贫乏得同高等动物的智力不相上下；因此，我们应当承认，我们胜过野兽的主要优点就在于我们是生活在人类社会之中。一个人如果生下来就离群独居，那么他的思想和感情中所保留的原始性和兽性就会达到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个人之所以成为个人，以及他的生存之所以有意义，与其说是靠着他个人的力量，不如说是由于他是伟大人类社会的一个成员，从生到死，社会都支配着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作用。我们就根据他在这方面的态度，说他是好的还是坏的。初看起来，好像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价完全是以他的社会品质为根据的。
但是这样的一种态度还是会有错误的。显而易见，我们从社会接受到的一切物质、精神和道德方面的有价值的成就，都是过去无数世代中许多有创造才能的个人所取得的。有人发明了用火，有人发明了栽培食用植物，并且有人发明了蒸汽机。
只有个人才能思考，从而能为社会创造新价值，不仅如此，甚至还能建立起那些为公共生活所遵守的新的道德标准。要是没有能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有创造能力的个人，社会的向上发展就不可想象，正像要是没有供给养料的社会土壤，人的个性的发展也是不可想象的一样。
因此，社会的健康状态取决于组成它的个人的独立性，也同样取决于个人之间的密切的社会结合。有人这样正确地说过：希腊—欧洲一美洲文化，尤其是它在那个结束中世纪欧洲停滞状态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百花盛开，其真正的基础就在于个人的解放和个人的比较独立。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社会情况怎么样？个人怎么样？文明国家的人口比以前稠密得多了；欧洲今天的人口大约是一百年前的三倍。但是第一流人物的数目却不相称地减少了。只有很少的人，通过他们的创造性的成就才作为个人为群众所知。组织已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第一流人物，这在技术领域里特别突出，而在科学领域里也已达到很显著的程度。
出色人物的缺少，在艺术界里特别惊人。绘画和音乐确实已经退化，并且大部分已失去了对群众的感染力。在政治方面，不仅缺乏领袖，而且公民的独立精神和正义感也已大大衰退了，建立在这种独立性上的民主议会制度，在很多地方已动摇了；由于人们对个人尊严感和个人权利感已不再足够强烈，独裁制度已经兴起，并且被容忍了下来。任何国家的像绵羊般的群众，在两个星期内就能为报纸煽动到这样一种激昂狂怒的状态：人们准备穿上军装，为着少数谋私利的党派的肮脏目的去厮杀。怪不得有不少预言家预言，我们的文明不久就要黯然失色。我不是这样的一个悲观论者；我相信更好的时代就要到来。让我扼要地讲一讲我所以有这个信心的理由。
照我的见解，目前出现的衰落可由这样的事实来解释：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大大加强了生存竞争，严重地损害了个人的自由发展。但技术的发展意味着个人为满足社会需要，所必须进行的劳动愈来愈少，有计划的分工愈来愈成为迫切的需要，而这种分工会使个人的物质生活有保障。这种保障加上可供个人自由支配的空闲时间和精力，就能用来发展他的个性。这样，社会就可以恢复健康，而且我们可以希望，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目前社会不健康的症状，解释为有雄心壮志的人类的幼稚病，它完全是由于文明进步得太快所造成的。
许良英等译
论高位
F·培根
居高位者乃三重之仆役：帝王或国家之臣，荣名之奴，事业之婢也。因此不论其人身、行动、时间，皆无自由可言。追逐权力，而失自由，有治人之权，而无律己之力，此种欲望诚可怪也。历尽艰难始登高位，含辛茹苦，唯得更大辛苦，有时事且卑劣，因此须做尽不光荣之事，方能达光荣之位。既登高位，立足难稳，稍一倾侧，即有倒地之虞，至少亦晦暗无光，言之可悲。古人云：“既已非当年之盛，又何必贪生？”殊不知人居高位，欲退不能，能退之际亦不愿退，甚至年老多病，理应隐居，亦不甘寂寞，犹如老迈商人仍长倚店门独坐，徒令人笑其老不死而已。显达之士率需借助他人观感，方信自己幸福，而无切身之感，从人之所见，世之所羡，乃人云亦云，认为幸福，其实心中往往不以为然；盖权贵虽最不勇于认过，却最多愁善感也。凡人一经显贵，待己亦成陌路，因事务纠缠，对本人身心健康，亦无暇顾及矣，诚如古人所言：“悲哉斯人之死也，举世皆知其为人。而独无自知之明！”
居高位，可以行善，亦便于作恶。作恶可咒，救之之道首在去作恶之心，次在除作恶之力；而行善之权，则为求高位者所应得，盖仅有善心，虽为上帝嘉许，而凡人视之，不过一场好梦耳，唯见之于行始有助于世，而行则非有权力高位不可，犹如作战必据险要也。
行动之目的在建功立业；休息之慰藉在自知功业有成，盖人既分享上帝所造之胜景，自亦应分享上帝所订之休息。《圣经》不云乎：“上帝回顾其手创万物，无不美好。”于是而有安息日。
执行职权之初，宜将最好先例置诸座右，有无数箴言，可资借鉴。稍后应以己为例，严加审查，是否已不如初。前任失败之例，亦不可忽，非为揭人之短，显己之能，以其可作前车之鉴也；因此凡有兴革，不宜干事夸耀，亦不可耻笑古人，但须反求诸己，不独循陈规，而且创先例也。凡事须追本溯源，以及由盛及衰之道。然施政定策，则古今皆须征询：古者何事最好，今者何事最宜。
施政须力求正规，俾众知所遵循，然不可过严过死；本人如有越轨，必须善为解释。本位之职权不可让，管辖之界限则不必问，应不动声色中操实权，忌在大庭广众间争名分。下级之权，亦应维护，与其事事干预，不如遥控总领，更见尊荣。凡有就分内之事进言献策者，应予欢迎，并加鼓励；报告实况之人，不得视为坏事，加以驱逐，而应善为接待。
掌权之弊有四，曰：拖，贪，暴，圆。
拖者拖延也，为免此弊，应开门纳客，接见及时，办案快速，非不得已不可数事混杂。
贪者贪污也，为除此弊，既要束住本人及仆从之手不接，亦须束住来客之手不送人，为此不仅应廉洁自持，且须以廉洁示人，尤须明白弃绝贿行。罪行固须免，嫌疑更应防。性情不定之人有明显之改变，而无明显之原因，最易涉贪污之嫌。因此，意见与行动苟有更改，必须清楚说明，当众宣告，同时解释所以变化之理由，决不可暗中为之。如有仆从稔友为主人亲信，其受器重也别无正当理由，则世人往往疑为秘密贪污之捷径。
粗暴引起不满，其实完全可免。严厉仅产生畏惧，粗暴则造成仇恨。即使上官申斥，亦宜出之以严肃，而不应恶语伤人。
至于圆通，其害过于贿行，因贿行仅偶尔发生，如有求必应，看人行事，则积习难返矣。索罗门曾云：“对权贵另眼看待实非善事，盖此等人能为一两米而作恶也。”
旨哉古人之言：“一登高位，面目毕露。”或更见有德，或更显无行。罗马史家戴西特斯论罗马大帝盖曰：“如未登基，则人皆以为明主也；”其论维斯帕西安则曰：“成王霸之业而更有德，皇帝中无第二人矣。”以上一则指治国之才，一则指道德情操。尊荣而不易其操，反增其德，斯为忠诚仁厚之确征。夫尊荣者，道德之高位也；自然界中，万物不得其所，皆狂奔突撞，既达其位，则沉静自安；道德亦然，有志未酬则狂，当权问政则静。一切腾达，无不需循小梯盘旋而上。如朝有朋党，则在上升之际，不妨与一派结交；既登之后，则须稳立其中，不偏不倚。对于前任政绩，宜持论平允，多加体谅，否则，本人卸职后亦须清还欠债，无所逃也。如有同僚，应恭敬相处，宁可移樽就教，出人意外，不可人有所待，反而拒之。与之闲谈，或有客私访，不可过于矜持，或时刻不忘尊贵，宁可听人如是说：“当其坐堂议政时，判若两人矣。”
王佐良译
论灵魂不朽
帕斯卡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灵魂不朽对我们的作用都是重要深远的，因此若是对于了解它究竟是怎么回事竟然漠不关心的话，那就必定是冥顽不灵了。我们全部的行为和思想都要随究竟有没有永恒的福祉可希望这件事为转移而采取如此之不同的途径，我们的行为及观念也要通过成为我们最终目标的观点来调节，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具有意义和判断而向前迈进。
因此，阐明我们的行为所依据的主题就要通过我们的兴趣和义务来完成。而这就正是何以我要在那些没有被说服的人们中间划出一种极大的区别的原因，我要将那些竭尽全力在努力求知的人和那些不学无术、思想麻痹而生活下去的人区别开来。
对于那些怀疑这一观点而为之叹息的人，我对他们的行为感到惋惜，他们把它视为最终的不幸，并且不惜一切以求摆脱它；他们把这场寻求当作是他们最主要的而又最严肃的事业。
然而思想麻痹、不思人生的人，他们仅仅由于不能在他们自己身上发现那种可以说服他们的光明，便不肯再到别的地方去寻求，他们不肯从根本上去考察这种意见是不是人们出于单纯的轻信而加以接受的一种意见，抑或是尽管它们本身幽晦难明，然而却具有非常之坚固的、不可动摇的基础的一种意见。对于他们，我的态度完全不同，思考方式也有所改变。
对于涉及他们的各方面的事情，采取这种粗疏无知的态度，这使我恼怒更甚于使我怜悯。它使我惊异，在我看来它就是恶魔。我这样说的目的并不是出于信仰上的虔诚。反之，我是说我们应该出于一种人世利益的原则与一种自爱的利益而具有这种感情。关于这一点，我们只消看一看最糊涂的人都能看到的东西。
要理解这种观点不需要有特别高明的灵魂。这里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真正而牢靠的心满意足，我们全部的欢乐都不过是虚幻，我们的苦难是无穷无尽的，而且最后还有那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我们的死亡，它会准确地、毫不犹豫地将我们置于那种不是永远消灾就是永远不幸的可怕境地。
没有什么比这更真实而又比这更恐怖的事情了。纵使我们能做到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英勇，然而在等待着世上最美妙的生命的归宿却是如此。在充分地思考整件事后，我们要说：在这个生命中除了希望着另一个生命而外就再没有任何别的美好，我们只是随着我们之接近于幸福才幸福，而且正如对于那些对永生有着完全保证的人就不会再有不幸一样，对于那些对永生没有任何知识的人也就绝不会有幸福可言，这些不都是毋庸置疑的吗？
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持怀疑观点是错误的，可是当我们处于这种怀疑状态的时候，至少进行寻求却是一桩不可缺少的义务，所以那种既有怀疑而又不去寻求的人，就十足地既是非常不幸而又是非常不义的了。假如他对他的观点确信无疑，公然以此自命，并且甚至引以为荣，假如成为他的快乐和他的虚荣的主题的就是这种状态本身，那么我对这种肆无忌惮的生物无话可说。
我们怎么可能怀有这种感情呢？除了无从解脱的悲惨而外就不能期待别的，这里面又能有什么快乐可言呢？眼看自己处于无法钻透的蒙昧之中，又有什么虚荣可言呢？如下的这种推理是怎么可能发生在一个有理智的人的身上的呢？
“我不知道是谁把我安置到世界上来的，也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我自己又是什么？我对一切事物都几乎一无所知。我不知道我的身体是什么，我的感官是什么，我的灵魂是什么，以及甚至于我自己的那一部分是什么——那一部分在思想着我所说的话，它对一切、也对它自身进行思考，而它对自身之不了解几乎等同于对其他事物。我看到整个宇宙的恐怖的空间包围了我，我发现自己被附着在那个广漠无垠的领域的一角，而我又不知道我被安置在这一地点的理由，也不知道何以使我得以生存的这一小点时间要把我固定在这一点上，而不是在先我而往的全部永恒与继我而来的全部永恒中的另一点上。我看见的只是各个方面的无穷，它把我包围得像个原子，又像昙花一现那样稍纵即逝。我所明了的全部，就是我很快就会死亡，然而我所谓最无知的又正是这种我所无法逃避的死亡本身。
“正像我不知道我从何而来，我同样也不知道我该去向何处，我仅仅知道在离开这个世界时，我就要永远地归于乌有，或是落到一位愤怒的上帝的手里，我并不知道这两种状况哪一种应该是我永恒的成分。这就是我的情形，脆弱和不确定的状态。由这一切，我得出结论：我应该不再梦想去探求将会降临我头上的事情而度过我一生全部的日子。也许我会在我的怀疑中找到迷失的方向，但是我不肯费那种气力，也不肯迈出一步去寻求它，然后，在满怀鄙视地看待那些究心于此的人们的同时，我愿意既不要预见也没有恐惧地去碰碰这样一件大事，并让自己在对自己未来情况的永恒性无从确定的情形之下，愤慨地被引向死亡。”
谁愿与这样讲话的人接近呢？谁会从人群中间挑出他来，好向他倾谈自己的事情呢？谁会在自己的苦痛之中求助于他呢？而且最后，我们又能指望他的一生有什么用处呢？
我的一个梦想
M.L.金
一百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签署了解放黑奴宣言，今天我们就是在他的雕像前集会。这一庄严宣言犹如灯塔的光芒，给千百万在那摧残生命的不义之火中受煎熬的黑奴带来了希望。它之到来犹如欢乐的黎明，结束了束缚黑人的漫漫长夜。
然而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正视黑人还没有得到自由这一悲惨的事实。一百年后的今天，在种族隔离的镣铐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下，黑人的生活备受压榨。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生活在物质充裕的海洋中一个贫困的孤岛上。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然萎缩在美国社会的角落里，并且意识到自己是故土家园中的流亡者。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就是要把这种骇人听闻的情况公诸于众。
就某种意义而言，今天我们是为了要求兑现诺言而汇集到我们国家的首都来的。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草拟宪法和独立宣言的气壮山河的词句时，曾向每一个美国人许下了诺言。他们承诺给予所有的人以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