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对这类迷信的回答，都不爱讲道理。他只说声“胡说八道！”就完事。要是你告诉他，你听到他家后院的鸭子引用《失乐园》，他也不过说这么一句，绝不多费口舌。事实上，不管是抨击迷信，或是为迷信辩护，都不大讲道理。我们相信什么或不相信什么，因各人的气质而异。两个在智力和勇气上都相等的人，如果有一天在一个梯子下经过，或用点了两支烟的火柴点烟，他们的表现会截然不同。帕内尔以道德上勇气十足著称，可是他相信绿色不吉利，有一次一位过于爱国的女士送他一顶绿色吸烟便帽，他大为惊恐——不是由于审美的原因。在战争时期，身上带着吉祥物的人，并不太次于不带的人。由于可笑的嘲弄，正是这个确立了理性崇拜的国家，偏偏吉祥物最盛行。如果以理性主义增多必然自动导致迷信增多为题，可以写一篇很有趣的杂文。信教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鬼怪嗤之以鼻，捡别针只是为了省钱，我怀疑他们未必有他们的后代那样迷信。人类的头脑毕竟不能满足于接受未知的事物是不可知的这种看法。生活是神秘的，但大多数人认为，只要像玩拼图游戏那样，坚持不懈地把那些看似杂乱无章的小片东拼西凑，就可以得出答案。迷信绝不能为我们提供完整的形式，可是，它试着把两三块小片拼成型的局部，这种尝试是可以原谅的。全部科学和艺术都不过是从混乱现象中拼凑形式的局部。如果生活于混乱中的居民从两只乌鸦或一只狗的叫声中听出什么意味，或从掉在地上、面朝下的奶油面包片上看出什么名堂，望勿责怪。
谁知道兽的灵魂是下入地呢？
M.尤瑟纳尔
《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个故事说，上帝造了人的那一天，大地和动物都发抖了。这种诗人的令人惊叹的预见正是对我们才显示出它的全部意义，因为我们比中世纪的阿拉伯讲故事的更清楚大地和动物有理由发抖。当我看见牲畜在田野上的时候，唉，可惜这种画家和诗人任何时候都觉得是“如田园诗般”的美景，在我们西方的土地上是越来越罕见了，甚至当我看见几只母鸡还在农家院子里自由地啄食的时候，我就想，这些为了人的胃口而牺牲、被人用得不能再用的动物有朝一日将“不得好死”，被放血，被打死，被勒死，或者，如果是不送宰马场的马，那就用老办法，一枪打死，而这一枪常常打得不准，几乎从来也不是真正的“慈悲的一击”，然后丢弃在荒山野岭之中，马代拉的农民现在还这样干，甚至（人家给我说是在哪个地方来着？）用刺棒的针将其赶下悬崖，粉身碎骨而亡。
然而我又想，此刻，也许数月或数年之中，这些动物还能在露天、在阳光里、在黑夜中活着，常常受苦，但有时也有好的对待，差不多正常地走完它们动物的一生的循环，如同我们听天由命地完成我们自己的一生的循环一样。但是，这种相对的“正常”在我们这里也行不通了，可怕的生产过剩（最后也使人堕落和毁灭）使动物成了流水线上的产品，在不堪忍受的电灯光下活过它们短促而可怜的一生（饲养者必须尽早收回投资），体内充满荷尔蒙，其肉将危险传给我们，若是家禽，则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处，下蛋，或如旧日护士和奶娘所说，“抱窝”，去除了喙和爪，在其可怕的包装了的生活中，难兄难弟间相互敌对；或者，巴黎保安警察队的骏马老了，不中用了，就被送到巴斯德研究院的分栏马厩里苟活上两年，唯一的消遣乃是每日抽血，直到被抽干，剩下一副马的空壳，成了免疫学进步的牺牲品，连保安警察队的人都嚷道：“我们宁愿人家把它们直接送进屠宰场！”
当然，我们几乎人人都用过血清，但我们也衷心呼唤此项医学进步不再时髦的时代，如同许多东西过时一样；我们当中大部分人吃肉，但也有人拒绝，并且略微嘲讽地想到产生于惊恐和垂死的种种废物，想到以吞食牛排者的颌骨为终点的营养循环所消耗的细胞。
如同在别处一样，这里的平衡被打破了；丑恶的动物原材料是一个新事物，正如毁掉森林为我们的充斥着广告和假消息的日报及周刊提供必要的纸浆；正如我们的海洋，为了油轮而牺牲了鱼。数千年间，人是把兽视若自己的东西，但是密切的接触尚存。骑马的人一方面用之不惜，一方面也爱他的坐骑；往日的猎手了解猎物的生活习性，以其特有的方式“爱”他杀之以为荣耀的野兽：丑恶中混杂着某种亲密；终于没有奶而被送到屠户那里去的奶牛，为了圣诞节而被放了血的猪（中世纪的农民的妻子传统上是坐在席子上不让猪乱蹬腿的），首先曾经是“可怜的牲口”的，人们为它们割草，用残羹剩饭为它们准备吃食。对于许多农妇来说，她们紧靠着挤奶的那头牛曾经是一位不说话的朋友。养在笼里的兔子离食品贮藏室仅两步远，它们当然最后也成了那里的绞得细细的肉酱，然而在此之前，它们仍然是那种人们喜欢在透过笼子栅喂莴苣叶时看它们那粉红色的嘴唇上下翕动的小动物。
我们改变了这一切：城里的孩子从未见过一头奶牛或一只羊；所以，人们不爱从来没有机会接近或抚摩过的东西，马在一个巴黎人眼里几乎仅仅是那种神话里的动物，被注射了兴奋剂，疲于奔命地跑，若在一次大赛时下对了注，则可赢点儿钱、动物的肉被切成块，仔细地用玻璃纸包好，放在超级市场里，或作成罐头，人们不再觉得它曾经是活的了。大块大块的动物肉挂在肉案的钩子上，还渗着血，惨不忍睹，在巴黎，我的一些不惯于此的外国朋友远远地见了，都换到马路另一侧去，人们倒是可以对自己说，我们的肉案也许是个好东西，它是人对动物施加的暴力的一个显而易见的证据。
同样，在大皮货店的橱窗里精心展示的毛皮大衣似乎距海豹和浣熊千里之遥，那些海豹在大浮冰上被棍棒打杀，而那些浣熊则被夹子夹住，还咬着一只爪子试图重获自由。涂脂抹粉的美人儿不知道她的化妆品曾给兔子或小白鼠试用，它们有的以身殉职，有的则双目失明了。男买主和女买主先是完全的无意识，接着就是完全的心安理得，就像某些人的完全的天真一样，他们出于对所谈之事的无知或者出于想象力的缺乏，或者不辞劳苦地为古拉格群岛辩护，或者主张使用原子武器。一种越来越远离真实的文明制造了越来越多的牺牲品，也包括它自身。
然而，爱动物是和人类一样古老的。成千上万的写下的或说出的证据，艺术品和眼见的举动，都可证其不诬。这个摩洛哥农民爱他的驴，他刚刚听说他的驴必死无疑，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往它那伤痕累累的长耳朵上滴增碳油，而不用他那小小的农场里出产丰富的橄榄油，据说这种油因为贵所以比橄榄油有效。可怕的坏死渐渐蔓延至牲口的全身，它活不了多久了，但还会干到头，这个人太穷了，不肯就这样让它死。这个富有的吝啬鬼爱他的马，他把这匹漂亮的灰马牵到欧洲兽医的免费诊所，这牲口曾经是骑术表演期间的骄傲，唯一的麻烦似乎是喂错了饲料。这个葡萄牙农民爱他的狗，他每天早晨都抱起他的臀部骨折的德国牧羊犬，在园子里干活的长长的一天里都跟它在一起，用剩下的饭菜喂它。这位老先生或老太太爱鸟，他们常去巴黎那些枯燥的公园喂鸽子，人们取笑他们是很不对的，既然他们由于身边的翅膀的扇动而与天地万物建立了联系。《传道书》里的那个人爱动物，他想是否动物的灵魂是下入地；莱奥那多把佛罗伦萨市场上关在笼子里的鸟放了，还有那个一千年前的中国女人，她在院子的一角发现一个大笼子，里面关着一百多只麻雀，医生让她每天吃一个还温热的鸟脑。她把笼子的门大大地打开了。“吾乃何人，敢自诩胜于如许鸟儿？”我们须不断地进行的选择，已有许多人在我们之前做过了。
至少在西方，动物的痛苦之重大原因之一乃是《圣经》上耶和华给堕落之前的亚当的命令，他指给他看动物的族类，为它们命名，宣布他是它们的主人和老爷。这个神话场面一直被基督徒和正统犹太人解释为允许对这千万种动物进行有择宰杀，而这些动物以其有别于我们的形状表达了生命的无限多样性，以其内部的组织表达了它们行动、快乐和痛苦的权利，此乃生命之多样性的明显的统一性。其实很容易对这古老的神话作另外的解释：这位亚当，还未曾被堕落触及，也完全可以自觉升为全部创造的保护者、仲裁人和管理者，利用他被赋予的额外的或不同的能力，利用赋予动物的能力，圆满地完成并保持世界的美好的平衡，上帝让他做的是这世界的管家，而不是暴君。
基督教本应强调那些把动物和人置于一处的崇高传说；牛和驴以其气息温暖儿时的耶稣；雄狮虔诚地覆盖着隐修士，或为圣徒杰洛姆充当驾车牲口或看门的狗；乌鸦喂养荒原中的神甫，圣徒罗克的狗喂养它那生病的主人；圣徒弗朗索瓦的狼、鸟和鱼，在圣徒布莱兹那里谋求保护的林中野兽，圣徒巴齐尔·德·塞萨雷为动物做的祈祷，戴十字架的鹿使圣徒于贝尔皈依（这是民间宗教传说的最残酷的讽刺之一，这位圣徒此时竟成了猎人的主保圣人）。爱尔兰和赫不利兹群岛的圣徒们把受伤的鹭带上岸并加以疗治，保护被猎犬围住的鹿，临死还和一匹白马结成友谊。在基督教中，有关动物的民间传说的各种成分几乎和佛教里的一样丰富，但是生硬的独断论和人之自私的优先性占了上风。在这一点上，一种理性的、世俗的运动，即最近的、滥用的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声称只有人的成就才值得关注，直接地继承了这种贫困化的、抽去了对其他生物的认识和爱的基督教义。
此外，一种不同的理论即将为一些人所用，对这些人来说，动物不配得到任何帮助，没有那种我们至少在原则上给予每个人的尊严。在法国以及任何受法国文化影响的国家，笛卡儿的动物——机器成为一种信条，尤其因为它有利于剥削和冷漠，也就更容易被接受。这里，人们可以想一想笛卡儿的说法是否是在最低的水平上被接受的。动物——机器，当然是，然而人本身也不多不少正是一架机器，这架机器生产，安排行动、构成冷暖、饥饱等感觉之冲动和反应以及性的冲动，还有痛苦、疲劳、恐惧等，这一切动物的感觉是和我们的感觉一样的。兽是机器，人也是机器，大概是害怕亵渎不朽的灵魂阻止笛卡儿公开地在一种假说中继续走下去，这种假说本可以为一种真正的生理学和动物学奠定基础。而莱奥那多可以悄悄对笛卡儿说，倘若笛卡儿得以了解其《笔记》的话，极而言之，上帝本人就是“第一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