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活
列夫·托尔斯泰
要写下来的是——
（一）习惯是伟大的。习惯使得以前无论何时都需要许多努力——精神的要素和动物的要素相斗争的各种行为，不再需要那些努力和注意，而让它们能够使用到后来的工作上面去。习惯是凝固基石的石灰，它使得在基石上面能够加上新的石块。可是，这种习惯的善的性能，当斗争的解决对动物的有利的时候，也可以变成不道德的原因。即发生了人吃人、执行死刑、进行战争、私有土地、利用卖淫等等的事情。
（二）不错，信心、迷信、妄想，都给人生以巨大的力量。然而，在这种场合，为了实行人生一切法则，就得制定重要的、唯一的、而且大部分可能的形式和方法，比如教会法则的实行、自焚、无信仰者的绝灭等等。而在没有迷信的信仰的场合，为要解决以上帝的共同法则为基础的人生最重要的一切问题，爱是必要的。这种活动并没有像前者般的鲜明的现象。
（三）自我牺牲越来得大，要谦虚持躬也就越来得困难。相反的场合也正相反。
（四）临死的人所说的话，意味特别来得深长。可是，我们不是时常都朝着死亡走着吗？尤其是老年人更加明显地是这样。让老年人理解自己所说的话意味特别深长吧。
（五）“他跪拜、哭泣、诵读祈祷书，向上帝请教自救之道；但，在心之深处却感到：这一切都是无聊的事情，没有谁会救自己的。”
（六）为要使所谓“野蛮人”变成文明人而传授自己的教会信仰的牧师们，是多么可怕，不，毋宁说是多么可惊的不逊和疯狂呵！
（七）被我们称作世界的，是由意识和被意识化的东西这两部分所合成的。没有意识，也就没有世界吧？可是却不能说：没有世界，也就没有意识吧？可不是吗？
（八）在言语上我们常常说：不要跟人谈及他所难于理解的事物。可是，在实际上，我们却往往不能自制，完全无益地浪费唇舌，而且感情激动地对那不能理解的人谈着他所不理解的事情。
（九）一切利己的生活，都是非理性的，动物的生活。未成年的孩子和动物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但，所谓利己的生活，对于有理性的成年人，都是一种不自然的状态——跟疯狂相同。然而，世上大部分的妇女，在儿童时代，都过着合法的利己生活，其次生活于动物的家庭爱的利己主义，复次生活于利己的夫妇爱，而且是物质主义，不久就依靠孩子们而生活，失去外部的利己生活，具备着思虑和辨别，但依旧还是缺少普遍的博爱精神，而停留在动物的状态中。这种女性的生活状态是很可怕的。然而却是极普通的。
（十）你想要为别人服务，劳动者想要劳动，但，为要工作而得到利益，必定要有工具。不但是这样，而且必定要有最好的工具。可是，你是怎么样的呢？具备着各种物质、性格、习惯、知识等等的你，果然能够从自身提出为万众服务的最好的工具吗？对于你，必要的事情，并不是服务于人，而是服务于上帝。而服务于上帝这件事情——是明白的、被规定了的。那就是你要扩大自己内心的爱。由于扩大自己内心的爱，你就不得不服务于人们。而你，对于自己，对于人们，对于上帝，都将同样必要地服务。
（十一）不幸的并不是受到痛苦的人，而是将痛苦给予他人的人。
（十二）所有的人都时常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因而不能把任何人加以否定。可是，有些人，他们在现在的境地，过于隔绝和无知，我们只好完全像对待孩子般地去对待他们，即是，我们虽然爱、尊敬、庇护他们，但不能够跟他们站在同一水准，也不能够向他们要求对于他们所缺少的东西的理解。但有一件事情使得这样地对待这些人更加困难，那就是：孩子们具有知识欲和真实性，而这些成了人的“孩子们”却缺乏这些东西，反之，他们保有着冷淡以及对于自己所不理解的东西的否定，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信太过。
透明的生活
D.贝尔
现代社会的文化改造主要是由于大众消费的兴起，或者由于中低层阶级从前视为奢侈品的东西在社会上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过去的奢侈品现在不断地升级为必需品，到头来人们竟难以相信普通人曾经无缘受用某一种普通物品。举例来说，由于玻璃生产中难以解决温度、均匀性和透明性等问题，大块窗玻璃曾是罕见而昂贵的奢侈品。但在1902年法国人福考尔引入挤压成形的机械制法之后，它们就成为城市商店门面和乡村住宅的普通装饰物，从而构成了一系列新陈设和新景观。
大众消费始于本世纪20年代。它的出现归功于技术革命，特别是由于大规模使用家用电器（如洗衣机、电冰箱、吸尘器等等），它还得助于三项社会发明：一、采用装配线流水作业进行大批量生产，这使得汽车的廉价出售成为可能；二、市场的发展，促进了鉴别购买集团和刺激消费欲望的科学化手段；三、比以上发明更为有效的分期付款购物法的传播，彻底打破了新教徒害怕负债的传统顾虑。伴之而来的交通和通讯革命奠定了国民社会和共同文化的根基。总起来看，大规模消费意味着人们在生活方式这一重要领域接受了社会变革和个人改造的观念，这给那些在文化和生产部门创新、开路的人以合法的地位。
大众消费的象征——以及技术彻底改革社会习惯的主要方式——当然是汽车。弗莱德里克·路易斯·艾伦评论说，我们今天简直无法想象，当人们完全依赖铁路和马车这些运输工具时，他们的社区是何等分散、何等疏远！紧靠铁路的城镇实际上也可能是遥远的。如果一个农民住在离县城五英里开外的地方，对他来说，带着家人去城里过周末就是一件大事。而到十英里之外去访友，可能要花一整天时间，因为马需要休息和喂草料。每个小镇，每个农庄，都依靠自身条件开展娱乐和交际。人的视野狭小，终年生活在熟人与熟物之中。
汽车一举扫荡了闭塞的小镇社会原有的众多规则。正如安德鲁·辛克莱所说，19世纪道德观之所以成为令人压抑的威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不能逃离那个地方，因而也无法回避过失的结果。到了本世纪20年代中期，社会学家林德夫妇在小镇米德尔顿看到，那儿的男女青年觉得驱车20英里到路边客店去跳舞根本不算回事，反倒能躲开邻居们窥探的目光。密封的小轿车作为中产阶级的私室，成了爱冒险的年轻人放纵情欲、打破旧禁的地方。
变革的第二件大事是电影闯入了封闭的小镇社会。电影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是窥探世界的窗口。又是一组白日梦、幻想、打算、逃避现实和无所不能的示范——具有巨大的感情力量。电影作为世界的窗口，首先起到了改造文化的作用。林德夫妇十年后重访米德尔顿时看到：“米德尔顿的居民世代相传，认为性是一件可怕的事，人们有关性的行为……总是被尽可能地排斥在视觉和注意力之外。”电影里却是例外，年轻人因而都喜欢聚集在银幕之前。
青少年不仅喜欢电影，还把电影当成了一种学校。他们模仿电影明星，讲电影上的笑话，摆演员的姿势，学习两性之间的微妙举止，因而养成了虚饰的老练。在他们设法表现这种老练，并以外露的确信行为来掩饰自己内心的困惑和犹疑时，他们遵循的“与其说是……他们谨小慎微的父母的生活方式，不如说是……自己周围的另一种世界的生活”。电影美化了年轻人崇拜的事物（姑娘们喜欢留短发，穿短裙），并劝告中年男女要“及时行乐”。非法酒店的合法化，以及人们在狂欢聚会上放纵自己的习惯，都为所谓“自由”观念提供了例证。路易斯·雅各布斯写道：“人们一面嘲笑道德观，嘲笑电影上男女主角老式的‘善心’，一面开始注重物质上的享受。”
汽车、电影和无线电本是技术上的发明。而广告术、一次性丢弃商品和信用赊买才是社会学上的创新。戴维·M·波特评论说，不懂广告术就别指望理解现代通俗作家，这就好比不懂骑士崇拜就无法理解中世纪吟游诗人，或者像不懂基督教就无法理解16世纪的宗教复兴一样。
广告术颇不寻常的地方是它的普遍渗透性。如果没有灯光标牌，什么才能作为大城市的标志呢？人们乘飞机掠过市区时，可以看到在夜幕的背景上，一丛丛五彩缤纷的灯光广告在闪烁不停，宛如晶莹的宝石。在大都市的中心地区——泰晤士广场、皮卡迪利大街、香榭丽舍大街、银座等等——人们攒聚到闪耀着的霓虹灯广告下，汇入熙来攘往的人流之中，分享都市的活力。如果要考虑广告术的社会影响，那么它最直接、常为人所忽视的作用正是改造城市中心的面貌。整修城市市容时，譬如说更换旧教堂、市政厅或宫廷塔楼，广告就在我们的文明的门面上打上“烙印”。它是货物的标记，新生活方式展示新价值观的预告；正如流行的做法那样，广告术突出了商品的迷人魅力。小汽车被说成是“美满生活”的象征，它的诱惑力无处不在。可以说，消费经济借助于表面事物而得以存在。人们所展示、所炫耀的，都是成就的标志。19世纪末叶，成就意味着社会地位的迁升。现在不复如此，它意味着采取特殊的生活方式——如参加乡村俱乐部，摆摆艺术派头，养成旅游习惯，或沉迷于自己的爱好等等——这些都标志着人们是消费社团的成员。
在成分复杂、社团众多、地位流动的社会里，广告术也起着多种“中介”作用。美国大概是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将文化变革融合于社会结构的国家，许多社会地位问题的产生，完全是因为这种变革快得令人晕头转向。实际上很少有几个国家能够如此迅速地吸收变革。主要的社会机构——家庭、教堂和教育体系建立起来，以便传播确认的社会习惯。在迅速变化的社会里，必然会出现行为方式、鉴赏方式和穿着方式的混乱。社会地位变动中的人往往缺乏现成的指导，不易获得如何把日子过得比以前“更好”的知识。于是，电影、电视和广告就来为他们引路。在这方面，广告所起的作用不只是单纯地刺激需要，它更为微妙的任务在于改变人们的习俗。妇女杂志、家庭指南以及类似《纽约客》这种世故刊物上的广告，便开始教人们如何穿着打扮，如何装潢家庭，如何购买对路的名酒——一句话，教会人们适应新地位的生活方式。最初的变革主要在举止、衣着、趣尚和饮食方面，但或迟或早它将在更为根本的方面产生影响：如家庭权威的结构，儿童和青年怎样作为社会上的独立消费者，道德观的形式，以及成就在社会上的种种含义。
大规模消费和高水平生活一旦被视为经济体制的合法目的，所有这一切就出于社会对变革的需要及其对文化变革的接受而产生了。销售活动变成了当代美国最主要的事业。销售本身直接与节俭习惯相冲突，它强调挥霍；销售活动也反对禁欲主义，它鼓励讲排场、比阔气。
如果没有道德习俗的革命，即分期付款购物思想的发明，这一切都不可能出现。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就断断续续地推行过分期付款购物法，但那时它有两个弱点。第一，多数是卖给穷人，他们拿不出大宗款项，只好每星期付一笔。钱付给小商贩，他们一面卖货，一面按期收欠款。因此，这种买卖方式是经济能力不稳定的标志。第二，在中产阶级看来，这种买卖方式意味着背上债务，而负债是危险而糟糕的事情。正如米考伯（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穷汉）常说的那样，借债度日，寅吃卯粮，结果便是悲剧。讲道德的人只能依赖勤奋和节俭。如果想买东西，就应该攒钱。分期付款的鬼把戏是让人绕开“债方”而行，转而强调购物者的“信用”。通过邮局，欠款每月一清，这样的转账就有了商业往来的基础。
积蓄或禁酒是新教道德观的核心。加上亚当·斯密的吝惜或节俭观念，以及大拿骚的忌酒理论，新教徒坚定地认为，积蓄能成倍地扩大再生产，并可通过利息获得报偿；结果是人们储蓄的习惯发生了变化。多年来，人们害怕在银行透支，致使支票反弹。这种中产阶级道德观的严谨作风流行了很久；到了60年代末，银行大肆宣扬现金储备，允许储户超额几千美元支取现款（以后分月偿还）。人们再也用不着在拍卖场上抑制自己的一时冲动了。对所有的消费者的诱惑计划已全面得手。
V.W.市鲁克斯在评论天主教国家的道德伦理时曾说，只要天国的道德继续存在，世俗行为的变化将随之而定。在美国，新教那种天国道德大多已被淘汰，人世间的俗念开始恣情妄为了。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注重个人成就。它的具体衡量标准是工作与创造，并且习惯从一个人的工作质量来判断他的品质。50年代，成就模式依然存住，但它有了新的含义，即强调地位和趣尚。文化不再与如何工作，如何取得成就有关，它关心的是如何花钱、如何享乐。尽管新教道德观的某些习语沿用下来，事实上50年代的美国文化已转向享乐主义，它注重游玩、娱乐、炫耀和快乐——并带有典型的美国式强制色彩。
享乐主义的世界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人在其间过着希望的生活，追求即将出现而非现实存在的东西。而且一定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的东西。十年前，一份取名《花花公子》的杂志大肆畅销，此事并非偶然——1970年它的发行量达600万份——主要原因是它怂恿男子的幻想，夸大他们的性能力。正如马克斯·伦纳所述；如果说性是美国生活最后的边疆，那么这个不断进取的社会在性的问题上也表现出最强烈的成功欲望。五六十年代，人们对情欲高潮的崇拜取代了对金钱的崇拜，成为美国生活中的普遍追求。
美国享乐主义最有代表性的缩影是加利福尼亚州。《时代》杂志一则名为《加利福尼亚——令人兴奋的州》的封面报道开头说：
加利福尼亚实际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地方，但对所有美国人而言，它具有奇妙的诱惑力和兴奋力——甚至某种恐惧感。正如多数加州人所见，正大光明，无拘无束，大家一道群居，寻欢作乐，正是加州的好处所在。这些安乐乡的公民似乎永远是懒洋洋地闲荡在游泳池边，饱享日光浴，身背行装穿山越岭，裸着身子在海滩上嬉戏，每年长高一点儿，忙着从圣诞树上摘钱，下着上装四处兜风，在红杉林里跋涉——停下长喘口气时——他们便要面对妒嫉的世界在照相机前搔首弄姿。“我看到了未来”，刚从加州回来的人说，“它是玩闹的时代”。
结果是“娱乐道德观”代替了干涉冲动的“行善道德观”。若没有欢乐，人就要暗自反省：“我哪儿做错啦？”沃尔芬斯坦博士指出：“在过去，满足违禁的欲望令人产生负罪感。在今天，如果未能得到欢乐，就会降低人们的自尊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