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莉莎白·康尼学到了我们所有人迟早都要学到的东西———我们必须接受和适应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这不是很容易学会的一课，就边那些在位的帝王也要常常提醒他们自己这样做。已故乔治五世在他白金汉宫的房里墙上挂着下面的这句话：“教我不要为月亮哭泣，也不要为过去的事后悔。”叔本华也说过：“能够顺从，就是你在踏上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很显然，环境本身并不能使我们快乐或不快乐，只有我们对周围环境的反应才能决定我们的感觉。必要时我们都能忍受灾难和悲剧，甚至战胜它们。我们也许会以为我们办不到，但我们内在的力量却坚强得惊人，只要我们肯加以利用，就能帮助我们克服一切。
已故的布什·塔金顿说：“人生加诸我的任何事情，我都能接受，只除了一样，就是瞎眼。那是我永远也没有办法忍受的。”然而，在他60多岁的时候，有一天他低头看着地毯，色彩整个模糊，他无法看清楚地毯的花纹。他去找了一个眼科专家，发现了一个不幸的事实：他的视力在减退，有一只眼睛几乎全瞎子，另一只离瞎也为期不远了。他惟一所怕的事情终于发生在他的身上。塔金顿对这种“所有灾难里最可怕的事”有什么反应呢？他是不是觉得“这下完了，我这一辈子到这里就完了”呢？没有，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还能觉得非常开心，甚至还能善用他的幽默感，以前，浮动的“黑斑”令他很难过，它们会在他眼前游过，遮断了他的视线，可是现在，当那些最大的黑斑从他眼前晃过的时候，他却会说：“嘿，又是老黑斑爸爸来了，不知道今天这么好的天空，它要到哪里去。”当塔金顿终于完全失明之后，他说：“我发现我能承受我视力的丧失，就像一个人能承受别的事情一样。要是用5种感官全丧失了，我知道我还能够继续生存在我的思想里，因为我们只有在思想里才能够看，只有在思想里才能够生活，不论我们是不是知道这一点。”
塔金顿为了恢复视力，在一年之内接受了12次手术，为他动手术的是当地的眼科医生。他有没有害怕呢？他知道这都是必要的，他知道他没有办法逃避，所以惟一能够减轻他受苦的办法，就是爽爽快快地去接受它。他拒绝在医院里用私人病房，而住进大病房里，和其他的病人在一起？他试着去使大家开心，而在他必须接受好几次手术———他只尽力让自己去想他是多么的幸运。“多么大啊，”他说，“多么妙啊，现在科学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种技巧，能够为人的眼睛这么纤细的东西动手术了。”
一般人如果要忍受12次以上的手术和不见天日的生活，恐怕都会变成神经病了。可是塔金顿说：“我可不愿意把这次经历拿去换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这件事教会他如何接受，这件事使他了解到生命所能带给他的没有一样是他能力所不及而不能忍受的。这件事也使他领悟富尔顿所说的：“瞎眼并不令人难过，难过的是你不能忍受瞎眼。”
要是我们因而退缩，或是加以反抗，为它难过，我们也不可能改变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可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我知道，因为我就试过。
有一次，有拒绝接受我所碰到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情况，我做了一件傻事，想去反抗它，结果使我失眠好几夜而痛苦不堪。我让我自己想起所有不愿意想的事情，经过一年这样的自我虐待，我终于接受了我早就知道的不可能改变的事实。我干了20年放牛的工作，但是从来没有看到哪一条母牛因为草地缺水干枯，天气太冷，或是哪条公牛追上了别的母牛而大为光火。动物都能很平静地面对夜晚、暴风雨和饥饿，所以它们从来不会精神崩溃或者是患胃溃疡，它们也从来不会发疯。
我是不是说，在碰到任何挫折的时候，都应该低声下气呢？不是这样子的，那样就成为宿命论者了。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只要还有一点挽救的机会，我们就要奋斗；可是当普通常识告诉我们，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可能再有任何转机一那么，为了保持我们的理智，让我们不要“左顾右盼，无事自忧”。
在写这些的时候，我曾经访问过好几个有名的生意人。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大多数都能接受那些无可避免的事实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如果他们不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在过大的压力之下被压垮。下面就是几个很好的例子。
创设了遍及全国的潘尼连锁店的潘尼告诉我：“哪怕我所有的钱都赔光了，我也不会忧虑，因为我看不出忧虑可以让我得到什么。我尽我所能地把工作做好，至于结果就要看老天爷了。”
亨利·福特也告诉我一句类似的话：“碰到我没办法处理的事情，我就让它们自己去解决。”
当我问克莱斯勒公司的总经理凯勒先生，他如何避免忧虑的时候，他回答说：“要是我碰到很棘手的情况，只要想得出办法解决的，我就去做。要是干不成的，我就干脆把它忘了。我从来不为未来担心，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影响未来的因素太多了，也没有人能说出这些影响都从何而来，所以何必为它们担心呢？”如果你说凯勒是个哲学家，他一定会觉得非常困窘，他只是一个很好的生意人。可是他的想法，正和19世纪以前，罗马的大哲学家依匹托塔士的理论差不多。“快乐之道无他，”依匹托塔士告诉罗马人，“只有一点，只要是我们的意志力所不及的事情就不要为之忧虑。”莎拉·班哈特可以算是最懂得怎么去适应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的女人了。50年来，她一直是四大州剧院里独一无二的皇后———是全世界观众最喜爱的一位女演员。后来，她在71岁那年破产了———所有的钱都损失了———而她的医生———巴黎的波基教授告诉她必须把腿锯断。因为她在横渡大西洋的时候碰到暴风雨，摔倒在甲板上，使她的腿伤得很重，她染上了静脉炎，腿痉挛，那种剧烈的痛苦，使医生觉得她的腿一定要锯掉。这位医生有点怕去把这个消息告诉那个脾气很坏的莎拉。他简直不敢相信，莎拉看了他一阵子，然后很平静地说：“如果非这样不可的话，那只好这样了。”这就是命运。当她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她的儿子站在一边哭，她朝他挥了下手，高高兴兴地说：“不要走开，我马上就回来。”在去手术室的路上，她一直背着她演过的一出戏里的一幕。有人问她这么做是不是为了提起她自己的精神，她说：“不是的，是要让医生和护士们高兴，他们受的压力可大得很呢。”手术完成，健康恢复之后，莎拉·班哈特继续环游世界，使她的观众又为她疯迷了7年。
“当我们不再反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之后，”爱尔西·迈克密克在《读者文摘》的一篇文章里说，“我们就能节省下精力，创造出一个更丰富生活。”没有人能有足够的情感和精力，既抗拒不可避免的事实，又创造一个新的生活。你只能在这两个中间选择一个。你可以在生活中那些无可避免的暴风雨之下弯下身子，或者你可以因抗拒它们而被摧折。
“对某些必然之事，要轻快承受。”这几句话是在耶稣基督出生前399年说的。但是在这个充满忧虑的世界，今天的人比以往更需要这几句话：“对必然的事，要轻快地去承受。”
言而无信，无人信言
欺骗他人一次，他人会不相信你十次。
只有“信”字当头，“言”才会有力度，有分量，有话“可言”。
晋文公重耳即位之后，有些诸侯小国却不愿臣服于他。原国虽小，可是“得知始封之君是周文王的儿子，怎么甘愿承认从国外逃亡归来的重耳作为他们的霸主呢？于是不断挑起边衅，制造事端；晋文公为平息动乱，完成霸业，决定讨伐原国。
战前，晋文公亲自部署作战方案，到士兵中作战前动员，他与士兵约定：“根据我们的军事力量和原国的战头实力，我们能够速战速决。以七天为期，降服原国。”
战争的进程出乎意料。原国的将士在强大的晋国面前，英勇顽强，沉着应战，尽管他们伤亡惨重，给养困难，但仍有拼死决战的势头。
七天限期已到，原国仍然十分顽强。晋文公为遵守诺言，便坚定地下达了撤离的命令。眼见原国已近绝路，军官们纷纷向晋文公进谏，请求再坚持一下，大家一致表示：“只要再坚持三天，原国军就会完全崩溃，只有投降臣服的路了。”面对原国陷入绝境，军官们纷纷请战的局面，晋文公坚定地说：“君主言而有信，遵守诺言是国家得以昌盛的珍宝，也垦军队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的珍宝，为了降服原国而失掉如此贵重的东西，我们犯得起吗？我们合算吗？”
这一仗晋文公虽然没有用武力征服，可是他言而有信，遵守诺言的名声却传到了周围许多国家。
第二年，晋文公又发兵攻打原国。这一次他与士兵约定并向外发布：“我们必须坚持到底，达到彻底征服和得到原国的目的后再返回。”
原国人听到这个约定，知道晋文公不达目的不会罢休，于是战幕尚未拉开就投降了。另外一个一直不肯臣服的卫国，也归顺了文公。
以实相告时可能犯上怒而招祸，但却体现了为人的正直无私和忠贞不二，是忠诚的表现，惟其如此，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
有一天，皇帝派遣使臣召见鲁宗道，使臣来到门口鲁宗道已赴酒家喝酒去了。及打发人去找，他才摇摇晃晃地回来，这时已经超过了时间，使臣只好先走一步，与他相约说：“圣上如果怪罪你来迟，你当用何事做托词来对答？”鲁宗道说：“应该实话实说。”使臣说：“若这么回答，只能得罪圣上。”鲁宗道说：“好喝酒，这是人之常情，欺君的罪过可就大了。”使臣便拿鲁宗道的原话回了皇帝。
等到鲁宗道人见，皇帝问他何故去酒家饮酒，鲁宗道谢罪说。“臣家境贫寒，没有酒器，无法招待远道而来的亲戚，便邀他到酒家喝一杯。但臣下换了衣服，市人认不出我来，也不失为官的体统。”皇帝认为他能说实话，可以重用。后来，鲁宗垣做了参知政事。由于他为人正直敢言，邪佞之人无不怕他三分。
欺骗他人无异于连自己一同欺骗，只是自己更变得心虚罢了。
不屈服于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