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言了要及时弥补
人有失足，马有漏蹄。失足了可以再站起来，失蹄了可以重新振作，而人失言了没有妙语去弥补，就下不了台阶。作为空姐，朱莉叶小姐常常接受严格的语言训练。尽管这样，她有时还是不免失言。
那次在的航线上，她和往常一样本着顾客至上的服务精神，热情地询问一对年轻的外籍夫妇，是否需要为他们的幼儿预备点早餐。那位男顾客出人意料地用中国话答道：“不用了，孩子吃的是人奶。”
没有仔细听这位先生的后半句话，为进一步表示诚意，朱莉叶小姐毫不犹豫地说：“那么，如果您孩子需要用餐，请随时通知我好了。”
他先是一愣，随即大笑起来。朱莉叶小姐这才如梦初醒，羞红了脸，为自己的失言窘得不知如何是好。
“人有失足，马有漏蹄”。在人们的交际过程中，无论凡人名人，都免不了发生言语失误。虽然其中原因有别，但它造成的后果却是相似的，或贻笑大方，或纠纷四起，有时甚至不堪收拾。
那么，能不能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或者矫正之术，去避免言语失误带来的难堪局面呢？回答是肯定的。具体有以下几种技巧：
（1）及时改口
历史上和现实中许多能说会道的名人，在失言时仍死守自己的城堡，因而惨败的情形不乏其例。比如1976年10月6日，在美国福特总统和卡特共同参加的，为总统选举而举办的第二次辩论会上，福特对《纽约日报》记者马克斯·佛朗肯关于波兰问题的质问，作了“波兰并未受苏联控制”的回答，并说“苏联强权控制东欧的事实并不存在”。这一发言在辩论会上属明显的失误，当时遭到记者立即反驳。但反驳之初佛朗肯的语气还比较委婉，意图给福特以改正的机会。他说：“问这一件事我觉得不好意思，但是您的意思难道在肯定苏联没有把东欧化为其附庸国？也就是说，苏联没有凭军事力量压制东欧各国？”
福特如果当时明智，就应该承认自己失言并偃旗息鼓，然而他觉得身为一国总统，面对着全国的电视观众认输，决非善策，于是继续坚持，一错再错，结果为那次即将到手的选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刊登这次电视辩论会的所有专栏、社论都纷纷对福特的失策作了报导，他们惊问：“他是真正的傻瓜呢？还是像只驴子一样的顽固不化？”咯特也乘机把这个问题再三提出，闹得天翻地覆。
高明的论辩家在被对方击中要害时决不强词夺理，他们或点头微笑，或轻轻鼓掌。如此一来，观众或听众弄不清葫芦里藏的什么药。有的从某方面理解，认为这是他们服从真理的良好风范；有的从另一方面理解，又以为这是他们不谓辩解的豁达胸怀。而究竟他们认输与否尚是个未知的谜。这样的辩论家即使要说也能说得很巧，他们会向对方笑道：“你讲得好极了！”
相比之下，里根就表现得高明许多。
一次，美国总统里根访问巴西，由于旅途疲乏年岁又大，在欢迎宴会上，他脱口说道：“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为能访问玻利维亚而感到非常高兴。”
有人低声提醒他说溜了嘴，里根忙改口道：“很抱歉，我们不久前访问过玻利维亚。”
尽管他并未去玻国，当那些不明就里的人还来不及反应时，他的口误已经淹没在后来滔滔的大论之中了。这种将说错的地点时间加以掩饰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当面丢丑，不失为补救的有效手段。只是，这里需要的是发现及时、改口巧妙的语言技巧，否则要想化解难堪也是困难的。
在实践中，遇到这种情况下，有三个补救办法可供参考：①移植法，就是把错话移植到他人头上。如说：“这是某些人的观点，我认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这就把自己已出口的某句错误纠过来了。对方虽有某种感觉，但是无法认定是你说错了。
②引伸法，迅速将错误言词引开，避免在错中纠缠。就是接着那句话之后说：“然而正确说法应是……”或者说：“我刚才那句话还应作如下补充……”。这样就可将错话抹掉。③改义法，巧改错误的意义。当意识到自己讲了错话时，干脆重复肯定，将错就错，然后巧妙地改变错话的含义，将明显的错误变成正确的说法。
顾左右而言他
既要撤退，就不宜作任何辩解，辩解无异于作茧自缚，结果无法摆脱。
某校某班在一次高考中，数学和外语成绩突出，名列前茅。校长在评功总结会上这样说：“数学考得好，是老师教得好；外语考得好，是学生基础好。”
在座教师听罢沸沸扬扬，都认为校长说法显得有失公正。一位教师起身反驳：
“同一个班，师生条件基本相同。相同的条件产生了相同的结果，原是很自然的事，不公平的对待，实在令人费解。原有的基础与尔后的提高，有相互联系，不能设想学生某一学科基础差而能提高得快，也不能设想学生某一学科基础好而不需要良好的教学就能提高。校长对待教师的劳动不一视同仁，将不利于团结，不能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
会场有人轻轻鼓掌，然后是一阵静默。而静默似乎比掌声对校长更有压力和挑战意味。校长没有恼怒，反而“嘿嘿”地笑起来，他说：
“大家都看到了吧，王老师能言善辩，真是好口才。很好，很好！言者无罪，言者无罪。”
尽管别人猜不透校长说这话的真实意思，然而却不得不佩服他的应变能力。他为自己铺了台阶，而且下得又快又好。听了上述回答后，无人再就此问题对校长跟踪追击。
面对尴尬，用幽默下台阶在人际交往中，难免会遇上尴尬，如果能运用幽默，也许绝境中会获得新生，既给自己一个台阶，也给对方一份安慰的赠礼。
有一次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到芝加哥一家旅店住宿，有人告诉他此地的蚊子特别厉害。他在服务台登记房间时，一只蚊子正好飞来。马克·吐温对服务员说：“早就听说贵地的蚊子十分聪明，果如其然，它竟会预先来看好我的房间号码，以便夜晚光临，饱餐一顿。”服务员听了不禁大笑。这一夜马克·吐温睡得很好，因为服务员也记住了房间号码，认真的事先做了一切该做的事。
丘吉尔有一个习惯，一天中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停止工作，就爬进热气腾腾的浴缸中去洗澡，然后裸着身体在浴室里来回踱步，以示休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来到华盛顿会见当时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要求美国共同抗击德国法西斯，并给予物资援助。丘吉尔受到热情接待，被安排住进白宫。一天早晨，丘吉尔洗完澡，在白宫的浴室里正光着身子在那里踱步时，有人敲浴室的门。
“进来吧，进来吧。”丘吉尔大声喊道。
门一打开，出现在门口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他看到丘吉尔一丝不挂，便转身想退出去。
“进来吧，总统先生，”丘吉尔伸出双臂，大声呼唤，“大不列颠首相是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对美国总统隐瞒的。”说完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这次谈判获得了成功，英国得到美国的援助。可以设想，丘吉尔的那句话，或许对谈判不无作用！
四十年代在重庆。有一次中共代表团总部宴请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怀特，周恩来同志做东道主。那天，宴会异常丰盛，最后一道主菜是烤乳猪，周恩来指着烤得金黄诱人，外皮酥脆可口的乳猪请客人品尝，没想到怀特尽管双眼盯着烤乳猪直咽口水，却还是把手中的筷子放下。过了片刻，怀特对大惑不解的同桌人用不太流利的中国话解释说。“我是犹太人，犹太人是不许吃任何样式的猪肉的，如果毫不隐讳地吃猪肉，是大逆不道的。”在场的人顿时陷入窘态，不知如何是好。周恩来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笑着对怀特说：“这是在中国啊。你再好好看一下，明白吗？看！你看它像猪。但是，在中国，这不是猪，而是鸭啊。”一番话引得怀特纵声大笑，他随即拿起筷子直捣那脆薄的乳猪皮，夹起烤猪肉就往嘴里放，在场的人都露出了笑容。
做人是难免遇上尴尬，如果不能应付，也许双方都会陷入僵直的绝境。此时，如果能用上幽默，给本以难以收场的场面来一个轻松的气氛，也许一切尴尬都会化为云烟，既给对方一个坦然，也给自己一个台阶，用这种做人的方式去做事，当然会容易得多。
两难问题，似是而非好解脱面对别人的刁难，面对两难问题，不必去苦思冥想，只要反其之道治其身，用似是而非的语言去解脱，让对手去承受自己设计的圈套。
说话本应准确、清楚。但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许多话是具有模糊性的。因为现实生活中有些话不必要、也不便于说得太实太死。
王元泽是宋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的儿子，在他刚几岁时，有一个客人把一头獐和一头鹿放一个笼子里，问王元泽哪一头是獐，哪一头是鹿。王元泽回答说：“獐旁边的那头是鹿，鹿旁边的那头是獐。”王元泽的回答固然没有错。但是，王的回答是含糊其辞的，因为他没有确切地指明哪头是獐，哪头是鹿。然而妙也就妙在这“含糊其词”上，王元泽如果老老实实地回答“不知道”，那就显示不出他的聪颖和机智，也不可能引起客人对他的才华的赞赏了。
一个财主晚年得子，不胜高兴。生日那天，大家都来祝贺。财主问客人说：“这孩子将来怎么样？”客人甲说：“这孩子将来能当大官！”财主大喜，给了赏钱。财主又问第二个客人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客人乙说：“这个孩子将来要发大财！”财主又赏了钱。财主又问第三个客人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客人丙说：“这个孩子将来要死的。”财主气极了，把他打了一顿。说假话的得钱，说真话的挨打。既不愿说假话，又不愿挨打，怎么办？只好说：“啊呀，哈哈，啊哈，这孩子，哈哈……”
法国著名的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弗朗斯瓦·诺埃尔·巴回夫，1797年在凡多姆高等法院法庭上受审时辩护说：“当我第一次受审时，我曾隆重地提出保证，我要伟大地、庄严地来维护我们的事业，这样，我才对得起法国的真诚朋友，我才对得起自己。我一定会遵守我的诺言……”
“自由的精神，我是多么感激你！因为你使我处于比所有其他的人更为自由的地位。我所以是更为自由，正是因为我身上背着铁链。我所要完成的任务是多么美好！我所维护的事业是多么崇高！它只许我说出真理———这也正是我要的。即使我的内心感觉没有对我指点出真理，这项事业会迫使我说纯粹的真理。正是因为我身上背着铁链，我在无数被压迫者和受难者之前有发表自由意见的优先权……”
“我们虽然关在人笼里，并受残酷的折磨，但只要我们还能得到那崇高的事业的支持，我们便有责任公开宣布我们所热爱的真理……”
巴贝夫就这样在法庭宣扬了革命理想，这种充满战斗激情的语言，人人都知所讲内容，但也没有明说，不失雄辩的力量。
直话绕个弯
与其说直来直去的人是豪爽，还不如说他说话做人太简单。直语易伤人，何不绕个弯。同样的表达，同样的目的，绕一个弯儿能圆满，何必要弄得目的达不到还得罪了对方。理论上讲，待人处世中应该做到坦诚，不说假话，直来直去。而且在现实中，人们口头上也一向把直来直去的性格，作为一种美德，倍加赞赏。如果你随便问一个朋友：你喜欢什么样性格的人？他往往会回答：性格豪爽、直来直去。人们在称颂某人时，也往往说：“他性格爽直，说话从不拐弯抹脚，直来直去。”
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应该是待人处世的一条准则，但这条准则已经有点过时，因为直炮筒子未必受欢迎。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很特殊，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表面上一套，实际上可能是“意在言外”。换句话说，就是嘴上说喜欢“直来直去”，内心深处却并不喜欢“直来直去”。当对方回答“不”的时候，未必真的是“不”，很可能只是碍于面子，第一次需要拒绝来拿拿架子，摆摆谱，或是客套的礼貌性回答。而第二次再恳求时，对方可能就同意了。反过来说，当对方说好的时候，也未必就表示同意，或许只是不愿当面给你难堪而已！
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知道为什么在待人处世中，为什么许多事上司说“研究研究”之后便没了下文；为什么对上司提意见“直来直去”的人，却不仅难以获得上司的满意，反而会因此而遭到打击报复。
有一个单位，上司在会议上，提了一项改革计划。在上司的长篇大论之后，照例问问各级主管有没有意见。正当众人都静默无声的时候，却有一个不识相的家伙，立刻站起来，提出他的看法，并针对计划的弊病，说得口沫横飞，最后还提出了另一项改革计划。几天之后，他被调职了。不久，又因为犯了一点小错，被上司连降三级，下放到一个最偏僻的仓库当了一名“超配”的副主任。
上司既然会在会议中先提出计划，就是摆明了要大家等一下表决时，全部没意见通过。表决当然也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否则在计划公布之前，他自会先私下征询部属的意见。如果是公开要各级主管做评估时，可别当真，他只是给大家面子而已。换句话说，上司问大家有没有意见，实际上就是要告诉大家———不准有意见。
我们认为，要想获得做人的成功，必须懂得察颜观色，善加分辨，认清对方是真要你开口，抑或只是礼貌性的客套。最好在说话时巧妙地拐个弯儿，千万不要“乱放炮”。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自尊，需要面子。直来直去，实际上就是“不给面子”，使对方心中不快，以至造成双方关系破裂，甚至反目成仇。事后想想，仅仅因为区区小事，非原则性问题而失去“头儿”的赏识，真是毫无意义，后悔晚矣！
朱元璋称帝后，要册封百官，可当他看完花名册时，心里又犯起了愁。因为功臣有数，但亲朋不少。封吧？无功受禄，群臣不服；不封？面子上过不去。军师刘伯温看出朱元璋的难处，又不敢直谏，一来怕得罪皇亲国戚，惹来麻烦，二来又怕朱元璋受不了，落下罪名。但想到国家大事，不能视而不见，最后，他想出一个方法，画了一幅人头像，人头上长着束束乱发，每束发上都顶着一顶乌纱帽，献给了朱元璋。朱元璋接过画，细品其味，忽然哈哈大笑道：“军师画中有话，乃苦口良药。真可谓人不可无师，无师则愚；国不可无贤，无贤则衰！”原来，刘伯温画的意思是，“官（冠）多法（发）乱！”刘伯温此举，不但未伤害到朱元璋的面子，不犯龙颜，还道出了谏言：官多法必乱，法乱国必倾，国倾君必亡。画中有话，柔中有刚，也算是待人处世高明的“说话会拐弯儿”，使听者懂得活外之音，达到预期的目的。
另外，说话会拐弯儿，还体现在巧妙劝说上司改正自己所做出的错误决定，让上司从你拐弯儿话中，自己悟出应该如何去做。
古语道，伴君如伴虎。一句不慎的话，都可能使臣民人头落地。因此，聪明的臣子总是直话不直说，说话会拐弯儿，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晏子如果直接向齐景公建议减轻刑罚，不但达不到目的，而且很可能会引起齐景公的不悦，到头来事与愿违，后果也很难设想。
顺毛梳理，好话才能得人心好话难说，难在要会猜测要会思量，顺毛梳理，话入人心，做人就会做到家，逆毛而上，可能还会被马踢，落得个吃不了兜着走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