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使得不少经受次贷危机冲击的国家对于中国经济寄予厚望；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传导和影响渠道的多样化，也使得中国必须要及早把握次贷危机的发展演变脉络，以理性和建设性的态度，量力而行，参与全球应对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体系的完善工作。目前看来，有如下几个方面是可以考虑的：
第一，在参与全球次贷危机应对中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美国通过大量的货币发行进行次贷危机的救援，为未来的美元泛滥留下了隐患，也增大了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迫切性。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中国可以多种方式提供流动性支持，同时也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例如可以允许IMF、美国以及一些国际金融机构等在中国内地或者香港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防范汇率风险，促进中国本土债券市场的发展。第二，以赢得更大国际金融话语权为原则，在现有的国际金融格局下适当参与全球金融救援行动。基于当前中国的经济金融实力，在参与国际救援时，应当主要依托现有的国际金融框架，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关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国家贷款等形式，同时在这些国际组织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在购买美元及其相关金融资产时，可以要求更高的权利保证和更为优惠的价格，在确保投资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分享被救援企业的成长性。
第三，重点放在对可能出现支付危机的发展中国家的救援，辅之以相应的国家资源战略和产业整合战略。基于前述部分过于依赖外部融资的新兴市场国家可能出现债务危机的判断以及中国现有的产业整合能力和资源需求状况，中国可以强调不把参与救援的重点放在与中国产业结构差异较大的发达国家，而放到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拥有战略性资源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中国企业具有产业整合优势和整合能力的特定行业，而不能主要集中在中国缺乏优势的发达国家的金融业等领域。
国际资源价格的大幅下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源相对稀缺、主要是加工制造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结构来说，应当说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机会。即使是短期来说这种资源价格的大幅下跌也会显著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减少中国因为大量购买资源导致的福利流失；从长期来看，次贷危机导致的资源价格大幅下跌，也给了中国以更为从容的机会重新部署全球的资源战略。
第四，可以利用当前全球关注国际金融监管的有利氛围，呼吁发起设立对次贷证券的登记清算机构，呼吁拟定对场外衍生市场以及对冲基金的监管国际准则。在应对次贷危机的过程中，各国都开始日益关注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目前，尚有规模庞大的次贷证券没有清算，这些证券分布在不同国家的不同金融机构中，无从判断其规模及其损失程度，也就无从进行相应的监管和应对，因此，建立国际性的清算机构，是掌握全球次贷证券现状和演变趋势等重要信息的关键。同时，可以呼吁国际间拟定共同遵守的对于导致此次次贷危机全球化的场外衍生市场和对冲基金的监管的国际准则，在拟定这些准则的过程中提升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第五，中国作为最大的外汇储备持有国，在欧美等通过大幅货币发行来应对次贷危机时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而主要储备货币的过度发行也是导致次贷危机的关键原因之一，因此，中国可以呼吁建立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的稳定机制和货币发行限制机制，防止这些储备货币国家利用其储备货币地位滥发货币，在设计相关的限制机制时，可以主动提出建立“美元一欧元一人民币”的发行联动机制，相应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