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让我们来谈谈，在文学研究中必须注意的重要一点，这一点已被迄今为止的中国学研究者忽视了，即文学作品的形式。诗人华兹华斯说：“可以肯定，内容是很重要，但内容总要以形式表现出来。”的确如此，那些与孔子的名义相关的文学作品，就形式而言，并未伪称其已经达到完美的程度。他们被公认为经典或权威作品，在于它们所蕴涵的内容价值，而非因它们文体优美或文学形式的完美。宋朝人苏东坡的父亲曾评论道，散文体的最早形式可以追溯到孟子的对话。不过，包括散文和诗歌在内的中国文学作品，自那以后已发展出多种问题和风格。比如，西汉的文章不同于宋代的散文，这跟培根的散文与爱迪生、歌德米斯的散文之间的区别如出一辙。六朝诗歌中，那种粗野的夸张和粗糙的措辞同唐诗的纯洁、活力和出色完全不一样，这就如济慈早期诗歌的粗暴与不成熟，不同于丁尼生诗歌的刚健、清晰与色彩适当一样。
如前所述，一个研究人员只有用人民的基本原则与理念武装自己，才能将自己的研究目标设定为这个民族的社会关系。之后，再观察这些原则是如何被运用和执行的。但是，社会制度、民族的礼仪风俗并非像蘑菇一样在一夜生成，它们是经过若干世纪的发展才成今日之状。因此，研究这个民族的人民的历史是必须的。然而，现今欧洲学者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仍然一无所知。蒲尔杰博士的新著所谓《中国历史》，或许是将中国那样的文明人书写出来的最差的历史了。这样一种历史，如果是写衙门的西南非洲霍屯督人，那还或许可以容忍。这种中国历史的著作出版的事实，也只能表明欧洲人的中国知识是多么地不完善。因此，如果对中国历史都不了解，那接下来对中国社会制度的评判又如何可能正确呢？基于这种知识基础之上的作品，如卫三畏博士的《中国总论》等其他关于中国的书，它们不仅对学者毫无价值，而且还会误导大众读者。以民族的社会礼仪为例。中国无疑是一个礼仪之邦，并且将之归因于儒家的教化也无过。现在，巴尔福先生可以尽情地谈论礼仪生活中虚伪的惯例。然而，即使是翟理斯先生所称的“外在礼节中的鞠躬作揖”，也是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即我们所定义的美感的人性方面。孔子的一个弟子曾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在经书别处又说：“礼者，敬也。”现在我们看到，很明显，对一个民族的礼仪与风俗的评价，应建立在对该民族的道德原则知识之上。此外，我们研究一个国家的政府与政治制度，即我们所说的研究者最后研究的工作，也应建立在对他们哲学原理和历史知识的理解基础之上。
战争的出路
最后，我们将引用《大学》，或外国人所称的“陈词滥调”中的一段文字来结束全文。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此为本文所表达的中国学的含义。
这篇关于汉学的文章，书写并发表在1884年上海的《字林西报》上。
附录：
群氓崇拜教或战争与战争的出路，法兰西的不幸实在是太可怕了，“在上者”该好好反省一下，但更加紧要的是，“在下者”应认真考虑它。如果“在上者”被推翻，那谁来保护保护互相争斗的“在下者”，“在下者”已成为“在下者”的暴君。
剑桥大学的罗斯·迪克逊在他的一篇题为《战争与战争的出路》的文章中，意味深长地说：“只有当英格兰、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普通男女、工人用他们的双手和智慧，向曾经且再三把他们带入到灾难之中的统治者呼吁：‘别再战了！别再战了！你们这些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你们彻头彻尾地将历史带入痛苦之中，你们掌握着人类的命运，但将人类带入了地狱！我们要彻底与你们决裂。你们随意压榨我们的每一滴血汗，再也不能这样了。你们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欧洲必须从战争中走出来，这欧洲是我们的欧洲。’只有这样，欧洲才有希望（他指欧洲的文明）。”
这是现代欧洲的一个社会学家的梦想。但是，这种梦想恐怕是永远无法实现。我坚信，当欧洲各国的人民把他们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赶下台，正要亲手处理与其他国家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之时，在这些问题处理之前，恐怕是每个国家都处于战乱纷争的处境之中了。让我们来看看大不列颠的爱尔兰事件吧。爱尔兰的平民百姓，在试图自己决定和战问题，甚至争取自决的问题上，便发生了势不两立的尖锐冲突。如果这个时候，不是由于这场更大战争的来临，他们将继续自相残杀。
现在，为了给这场战争寻找一条出路，我们必须首先找到这场战争的起源与缘由，并明确谁应该对这场战争负责任。迪克逊教授试图让我们相信，正是那些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把平民百姓带入了灾难之中，带入了战争的地狱。但是我认为，我能证明并不是那些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把平民百姓带入战争之中，而恰恰是那些平民百姓，驱使和推动那些可怜无助的统治者、军人和欧洲的外交官们走向了战争的深渊。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实际的统治者——现代欧洲的皇帝、国王和共和国总统们。目前不争的事实是，大概除了德皇外，其他国家的实际统治者都没有说什么挑起战争的话。事实上，现代欧洲的皇帝、国王和共和国总统们的言行受到《自由大宪章》的制约——这些实际统治者在国内，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共事物都没有发表什么言论。那个可怜的大不列颠国王乔治，为了防止爱尔兰事件发展为国内战争时，他试图发表一番言论，但大英帝国的全体平民百姓都叫他闭嘴。而他居然通过首相向平民百姓道歉，表明他只是尽一个国王防止战争的义务。事实上，当今欧洲的统治者只不过是一些被供奉起来的尊贵偶像，他们只不过是些掌管大印，并给政府公文签字。因此，就他们的国家政府而言，他们只不过是一些装饰性的人物，并没有他们自己的意志。我们怎么能说这些统治者应对战争负责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那些被迪克逊教授以及每个人都谴责应负战争罪责的军人们。罗斯金在屋尔威兹向军官预备队讲演时说：“现代制度的致命弱点在于它夺走了民族最好的血液和力量，夺走了所有的骨髓，即勇敢、不计回报、不怕艰难和忠诚，而把民族变成了沉默和怯弱的钢铁，成了一把纯粹的刺刀。另一方面，却有保留了最糟糕的成分，如怯弱、贪婪、淫荡和背叛，将这些奉为权威并优先使用。然而，其中却无一丝思想能力。”罗斯金继续向英国士兵说道：“保卫英格兰的誓言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你一成不变地执行这一制度。如果你只是站在店门之外，而保护里面骗钱的购物小孩，那不是一个真正的士兵。”现在我想，那些谴责军国主义和普鲁士军国主义的英国人，包括那些真正的英国士兵在内，都应该好好阅读和思考一下罗斯金所说的话。但是这里我想说的是，上述罗斯金所说的话中可以明显得出：不管是在政府还是国家事物的操作上，如果欧洲的统治者都没有发言权，那么那些军人就绝对没有说话的权力了。罗斯金在巴拉科拉维的演讲中，谈及了这场战争中真正的可怜士兵：“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但只有去送命。”事实上，今天欧洲的统治者已成为被供奉起来的纯粹装饰性偶像，而欧洲的士兵则已经变成了相当危险的机器人。就他们国家的政府而言，那更是一些没有自己的意志的机器人了，那又怎么能说欧洲的士兵应该对这场战争负责呢？
无畏战舰
最后，让我们来审视一下反对欧洲外交官们的事例吧。根据政府理论，欧洲的《自由大宪章》，外交官——一个国家的掌管政府与公共事物的现任政治家和部长，他们仅仅只能去执行人民的意愿。换言之，仅仅去做国内的平民百姓告诉他们做的事情。因而，我们看到外交官、现在欧洲国家政府中的政治家和部长们，都已经变成了机器，一种说话的机器。事实上就如木偶戏演出中的木偶。那肿胀的木偶是没有自己的意志的，他们或上或下，都是由平民百姓摆布。这种没有灵魂的木偶，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自己自主的意志。所以，我们如何又说外交官们——欧洲各国的政治家和部长们应对这场战争负责呢？
我认为，事实上最奇怪的事情是，今日欧洲国家的政府中实际上掌管政府事务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或者政治家和行政部长，他们都不准有自己的意志，都不允许有任何权力做有利于民族安全与利益的事。而正是那些平民百姓——《爱国时报》的编辑约翰·史密斯，亨德史弟兹的博布斯，曾为卡莱尔时代的香肠和果酱制造商，而今则是巨大的“无畏战舰”的主人，高利贷者摩西·拉姆——他们都有足够的权力，在国家政府中有自己的意志和说话的地方。事实上，他们拥有告诉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怎么做是有利于民族的利益和安全的权力。因此，如果你深入了解一下这事，你就会发现正是这三种人——约翰·史密斯、亨德史弟兹的博布斯、摩西·拉姆应对这场战争负责。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正是这三种人，制造了可怕的现代战争机器——欧洲的现代军国主义，并且正是这可怕的机器又挑起了战争。
但是，现在你会问我，为什么在任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会如何怯弱退让，转而支持上述三位呢？我的回答是，因为平民百姓——甚至是那些良民，如教授迪克逊也没有忠心支持他们国家的在任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反而是与约翰·史密斯、博布斯和摩西·拉姆站在一起，反对政府。平民百姓支持他们，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因为他们告诉民众他们是属于平民党派；第二，欧洲各国民众从小就接受“人性本恶”的教育，即无论什么人，无论何时赋予他权力，他都会滥用。甚至，一旦人们能够去抢劫和谋杀他的邻居时，他肯定会去。实际上，在此我想说约翰·史密斯、博布斯和摩西·拉姆三人之所以能利用民众，迫使在位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制造可怕的现代机器，并挑起了这场恐怖的战争，这是因为欧洲的平民百姓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总是自私和怯弱的。
因此，如果你追根溯源，你将会发现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不是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甚至也不是约翰·史密斯、博布斯和摩西·拉姆，而实际上正是如迪克逊教授自己本人等那些良民。迪克逊教授可能会对此不满，并反驳道：我们平民百姓并不希望这场战争。然而，谁希望这场战争呢？我的回答是，没有人希望这场战争。好了，是什么导致了这场战争的爆发？我的回答是，是恐惧，群氓的恐惧。去年8月，俄国那种由欧洲民众推动的可怕的现代机器开始运动之时，这种恐惧便掌控了整个欧洲的广大平民百姓。总之，我认为正是恐惧——群氓的恐惧，今天在欧洲民众之中传播的那种恐惧，控制了瘫痪了欧洲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的大脑，使他们绝望无助地发动了这场战争。因此，我们看到，并非迪克逊教授所言，是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把平民百姓引入了这场灾难之中，而是平民百姓自己——自私、胆怯，以及在最后关头惊慌失措，平民百姓的胆怯和恐惧把那些可怜无助的统治者、军人和欧洲外交官们推向了这种深渊，推向了战争的地狱当中。我在此确实想说的是，如今欧洲那种悲惨的毫无希望的局面，其根源在于此时正处于战争状态中的各国在位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的那种可怜的、令人同情的无能为力。
我在上文所述中，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要想保持现在和未来欧洲的长久和平，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迪克逊教授说的让民众参与政治，而是把他们从政府中永远赶出去。这些平民百姓是乌合之众，他们太自私和太胆怯了。无论何时面对和平或战争，都是恐惧不已。换言之，如果要在欧洲保持和平，我认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护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不让他们受到民众的骚扰，免受群氓的困扰——那些乌合之众的恐惧，只会让他们更加感到无助。事实上，先不说将来，如果要把目前欧洲从困境中挽救出来，我认为只有一条路径可行，即首先拯救处于战争状态中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把他们从目前的无能为力中拯救出来。我希望在此指出，欧洲目前的悲惨无助局面，在于每个人都希望和平的到来，但是没有人有勇气与力量去制造和平。因此我说，我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从目前的无助中拯救出来。并找出一些赋予他们权力的手段——运用这些权力去争取和平。所以，我认为只有一条路可走，即为了欧洲人民——为了欧洲人民不再开战，就必须撕毁目前的宪章，即《自由大宪章》，并制订一个全新的宪章——正如在中国，我们这里的良民宗教所赋予我们中国人的“忠诚大宪章”。
忠诚大宪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