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力克
我父亲德钦一心诺尔布，汉名德毅忱，出身于阿拉善旗台吉（即贵族）阶层，弟兄3人，我父亲排行为三，当时人称“小三爷”。民国17年农历闰二月初三日（1928年3月24日），以我父亲为首在阿拉善旗发动了推翻王公制度的事变，因之人们称这次事变为“小三爷事件”。
从我开始懂事的时候，母亲就把关于我父亲闹革命的经过，给我讲过不知多少遍。现在我还有一位51岁的大姐罗雪琴健在人间，她对这件事情，也知之甚详。我为了郑重起见，又先后访问了熟悉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几位老先生，访问了1927年国民革命军蒙兵第一路司令奇子俊的幕僚奇锦峰以及在宁夏驻防时的几位同志，才写成这个材料。现在分作几个问题来谈。
一、阿拉善为什么会发生推翻王公制度的事变
首先谈谈阿拉善旗王公制度的由来和当时的阶级关系。
阿拉善旗的系统属和硕特，为成吉思汗弟哈布图哈萨尔之后，七传至顾实青桑，他的孙子博贝密尔扎统一额鲁特，称汗，原居阿拉木图（今俄罗斯境内）、伊犁等地。博有子名哈尼诺颜洪果尔，又生五子，其四子名巴尔斯图鲁拜琥，清顺治年间被册封为彻辰顾实汗，以后据有青海之地，进兵西藏，其三子名阿玉什巴颜阿布该，号达赖乌巴什，生有四子，末为和罗理，即阿拉善旗台吉第一代祖先。和罗理原与准噶尔部噶尔丹博什克图同住一个地方，后来噶尔丹叛清，和罗理率部来到现在的阿拉善旗地方，奏请归顺，清廷照准，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援照内蒙古49旗之例，置旗编佐领，赐印授札萨克，封和罗理为多罗贝勒。这便是阿拉善旗王公制度的由来。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和罗理死，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子阿宝袭位。阿宝幼居北京，为御前侍卫。尚和硕公主（俗称道克欣公主），授和硕额驸。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率兵万人随军征准噶尔，为右卫将军、参赞大臣，后又奉命护送达赖喇嘛入西藏，统兵居4年之久。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罗卜藏丹津叛，奉调率部赴青海，晋爵多罗郡王。阿宝死于乾隆四年（1739年），当年次子罗卜桑多尔济袭职为札萨克多罗贝勒，乾隆十二年（1747年）尚多罗公主，授多罗额驸。奉命从征准噶尔诸部，擒捕达瓦齐汗和辉特部巴雅尔汗，以少众降哈萨克，歼灭克尔科斯诸部，追击阿睦尔撒那至俄罗斯境。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罗卜桑多尔济晋位为多罗郡王，授参赞大臣。乾隆三十年（1765年）平定准噶尔和回民叛乱有功，晋爵和硕亲王。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更诏命“世袭网替”（这个诏命只限于被清朝皇帝认为有特殊功勋者，即在清朝宗室王公中，也不易多得）。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罗卜桑多尔济死。以后六传至塔旺布里甲拉，七传至达理札雅。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阿拉善旗的历代王爷是多么“忠实”于清朝，曾在镇压国内的少数民族叛乱中，东征西战，立下“汗马功劳”，因之被清朝皇帝两次招为驸马，晋爵至和硕亲王，并“世袭网替”。同时在北京还修建有驸马府——罗王府，阿拉善旗的王爷们，多是长年居住在那里，既享有和硕亲王的俸禄，又拿上剥削阿拉善旗人民的钱财，由他们大肆挥霍，真是备受恩宠，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由此也可以看出阿拉善旗的历代王爷和清朝的关系，是怎样的亲密。而这种关系愈亲密，也就使阿拉善旗的王爷们，更肆无忌惮地去剥削和压迫本旗的劳动人民，从而使劳动人民所受到的痛苦，更为加深，为其他各旗所未有。例如阿拉善旗的“乌拉”制度，是对于牧民最苛重的劳役负担，特别是当王爷、福晋及其亲族进京或回旗时，征用“乌拉”的规模，比其他旗都大。如系王爷、福晋进京，从定远营（现巴彦浩特）到磴口间，要设有14个驿站，15公里一打尖，30公里一住宿。每驿站设有“达木勒”1名，各站准备作厨房的蒙古包1～2个，王爷专用的特制蒙古包2个。每日午餐和晚餐均准备绵羊1只，专供王爷、福晋享用，水、柴则是用骆驼驮运。王爷所乘的轿子，叫做“四马轿”，或称“草上飞”，轿夫20名，以其中之一为长，每4人一组，乘马扛抬，其余人夫在轿旁两侧乘马路随，准备换班。轿前、轿后又各有一名徒步的轿倌，以防备途中发生事故。王爷到达驿站时，“达木勒”跪拜迎接，献哈达请安，若各种供应都能得到王爷、福晋满意时，则予以嘉奖，有时还赏给顶戴，否则处罚、鞭打。而“达木勒”为了使王爷、福晋满意并挣个顶戴，就都在牧民身上打主意，多方勒求。因之牧民一遇到这种情况，也就负担格外沉重。除王爷乘坐“草上飞”外，福晋随行时，尚有小车3辆，随着侍候的有随从、侍女10余名、厨师2名、勤杂人员40余名、护卫兵丁20余名，共需骆驼70余头。王爷用的蒙古包，有专设的“额如格沁”管理，用骆驼驮运，但从住宿地驮到打尖地，须得王爷动身以后才能搬动，并必须能赶到王爷前头去做准备。这样前后翻腾，忙碌不休，时间的紧迫，可想而知。如果不能提前赶到，就要受处罚，受鞭笞。这些骆驼和人丁都是由旗里摊派来的“乌拉”，谁摊着，谁头疼。特别是牲畜，这样跑一趟就完了，死在哪里扔在哪里，从不赔偿。像阿拉善旗王爷的这种威风和派头，在当时各蒙旗的王爷中是绝无仅有的，因为他是清朝的驸马亲王，所以才能够这样。但对牧民群众来说，王爷的这种派头和威风越大，却是给他们带来的苦难越深，蓄积在他们心里的怒火越大，因而表现在阶级关系上，矛盾也就越尖锐了。
其次再谈一谈塔旺布里甲拉继承王位后阿拉善旗的情况。
塔旺布里甲拉于宣统二年（1910年）袭王位。第二年，即1911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推翻了统治中国280多年的清王朝，虽然这是个不彻底的革命，而塔旺布里甲拉因清朝皇室的覆灭，直接影响了阿拉善旗亲王的荣华富贵，仍然是深恶痛绝。但不久这个革命被袁世凯篡夺了，袁世凯为了做皇帝，要保留封建基础，仅使各蒙旗的封建制度均率由旧章，并且对蒙古各王公还晋爵授勋，大加赉赏。这就使塔旺布里甲拉在阿拉善旗的王爷宝座得以继续保持下去，塔王也就忠实地依附了北洋军阀。北洋军阀利用这位清朝的和硕亲王，使他当上了北洋政府蒙藏院的总裁，作为维护封建统治制度的重要代表人去反抗进步力量。如1925年1月间孙中山到北京后，段祺瑞为了抵制国民会议，召开了御用的军阀分赃会议——善后会议，塔王就以蒙藏军民长官的身份参加了这个会议。
塔旺布里甲拉对阿拉善旗的封建统治制度，当然是坚决维护，不容丝毫打动，不仅征兵、征税、差徭，“乌拉”未少减免，而且由于清朝复亡后和硕亲王的俸禄告终，所有北京城罗王府里的浩大开支，完全由阿拉善旗的劳动人民负担，这就使劳动人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比过去更为加重。结果是旗民生活日益贫困，人口日益下降，更加深了劳动人民和统治者的阶级矛盾。而旗内有志之士，一方面看到这种情况，极为痛心疾首，一方面又受到国内外革命运动的影响，便认为阿拉善旗人民痛苦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封建制度的存在而造成的，因此就要推翻，要改革，以至于发展成为当时武装的革命政变。这就是“小三爷”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当时国内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推动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冯玉祥举行北京政变后，倾向革命，又率所属的国民军到达了西北地区，更对阿拉善旗这一革命事件予以直接影响。尤其是1925年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张家口成立，第三国际派丹巴同志（后曾任蒙古人民共和国革命党书记），国民党派李烈钧，冯玉祥派张之江参加了成立大会，并推白云梯、郭道甫、包悦卿、伊德钦等为领导。这些领导人中还有的亲到阿拉善旗，开展推翻王公制度的活动，因而更有力地促进了这一革命事件的爆发。
总的说来，阿拉善旗发生推翻王公制度的革命事变，劳动人民和统治阶级的矛盾异常尖锐，是它的内部原因，国内民主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是它的外部条件。
二、阿拉善旗推翻王公制度事变经过与失败原因
德钦一心诺尔布弟兄3人，长名齐米德爱林岑，次名恩克布音，德是老三。他自幼在家延师课读，及长通蒙汉文，并擅长绘画，所画《八骏图》较负盛名，在当时的阿拉善旗，算是出身于贵族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为人和蔼，平易近人，广交游友，很少有王公贵族的习气，因此群众都比较喜欢他，愿与他接近。德父嘉伦春旺吉勒逝世后，弟兄3人分祖产，恩克布音所占独多，因此德曾先后数次前往北京，向塔旺布里甲拉请求予以公断，但结果仍只分得果园一处、土地300余亩、铺房100余间以及部分牲畜。以这些财产的占有，从当时蒙古王公贵族来说，是比较少的。也正由于此，才使他在以后能比较容易地接受革命道理，从事推翻王公制度的革命活动。
德钦一心诺尔布，曾充任阿拉善旗的副梅林章京、副管旗章京（按各蒙旗旧制，管旗章京及其以下由平民中选任）等职务。在正管旗章京休假期间，受王爷、协理的指挥，代管旗的行政、司法和军事事宜。但由于他几次前往北京，一方面受到当时全国民主革命思想的熏染，一方面结识了郭道甫，使他逐渐认识到，阿拉善旗的统治者对当时人民的压迫与剥削过于残酷，因而不愿和他们同流合污，经常不到旗衙门参与政务。旗内每遇有重大事件，必须派人去找他才来参加。尤其和当权派正管旗章京陈莽哈赖，貌合神离，深为陈所不满，并加以排斥。因此，他在当时已经成为有副管旗章京之名而无副管旗章京之实的在野贵族人物了。
1926年9月，冯玉祥的国民军退据到陕、甘、宁一带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白云梯、郭道甫、伊德钦等，在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敖奇尔（系苏联布里雅特自治共和国人）等7人（女3人）的协同下，来到阿拉善旗开展推翻王公制度的革命活动（据一位在巴盟工作的同志告诉我，1954年有一苏联专家到了阿拉善旗的巴彦浩特，曾和某一负责同志说：“我的父亲过去曾经帮助你们这里的德钦一心诺尔布闹过革命，不知道德家有什么人？”后来这位专家就被领到了达理札雅处去谈，所谈情况不详）。他们到了定远营后，首先即找德钦一心诺尔布和田协安进行联系，经秘密商议后，决定尽速发展革命组织，建立革命武装力量，准备夺取政权，并吸收孟雄、罗敖有参加革命事变的领导。孟、罗经德钦一心诺尔布和郭道甫的影响和争取，不久便被吸收进来。
田协安、孟雄、罗敖有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呢？为什么能和德钦一心诺尔布结合在一起呢？
田协安，本名田济，先祖是随清朝皇室的公主陪嫁到阿拉善旗的“媵户”。媵户中有种田的花头，也有执役的太监，名为“满洲人”（阿拉善旗群众称为满吉坤），其实都是河间府、保定府一带的汉人。他自幼随父亲在阿拉善旗王府当差，因侍奉塔王，常住北京，吸收了不少新知识，是出身于奴才家庭侍候人的知识分子。孟雄原系甘肃省秦安县人，业裁缝，因在原籍打死了人，逃亡到定远营。他手艺好，又善于交际，不仅对定远营的劳动群众有广泛的联系和相当信誉，并且取得阿拉善旗王公贵族的欢心，由协理四公爷逐步提携他作了梅林兼听差处“达尔嘎”（即审判官）。罗敖有，蒙语尊称为嘎宁嘎，出身于台吉家庭，因系远支贵族，家庭经济比较困难。他精于武术，喜爱狩猎，并会修理枪械，因在旗衙门学习，通晓公文，由一般“笔帖式”（即文书）逐渐提升到梅林副章京，充任全旗兵营“达尔嘎”，掌管全旗军权，但后来因生活入不敷出，往北京贩运鸦片，被塔王全部没收，因而对塔王有很深的积怨。
从以上这几个人看来，一个是出身于侍候人的奴才家庭的小知识分子田协安，一个是出身于手工业工人兼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的孟雄，一个是经济生活困窘并和塔王有私恨的罗敖有。他们与游离在封建统治集团之外的在野贵族德钦一心诺尔布，都比较接近下层并具有不满现状的情绪，再加以国内外革命思想的熏陶，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苏、蒙顾问的推动，很容易结合在一起，组织并领导了阿拉善旗的推翻王公制度的革命事变。
这些人结合起来后，为了发展武装力量，经进一步商定：由孟雄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秘密发展一部分盐务局、税务局、百货统捐局的比较可靠的税丁，作为组织商团举行武装暴动的基本革命力量。由罗敖有在阿拉善旗兵营中慎重地发展一些蒙古士兵，以便在武装起义时，掉转枪口，倒向德参加革命，镇压统治阶层的抵抗。并准备在革命事变成功后，作为组织革命武装的一部分基干力量。这些工作，在分头进行中都很顺利。
此时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白云梯、郭道甫等人，认为这一革命组织工作，已初步布置就绪，即偕同苏、蒙顾问秘密地离开了阿拉善旗，德钦一心诺尔布等仍继续活动，可喜的是得到了冯玉祥国民军的有力支援。其经过情形是这样的：由于冯玉祥在北京驱逐溥仪出宫，不仅刺痛了清朝遗老遗少的心，更刺痛了与清室有极其亲密关系的塔王的心。因之塔王对冯衔恨甚深，到1926年4月间，国民军被直奉军阀战败，退入张家口、内蒙古一带，冯玉祥计划取道阿拉善旗前往苏联，但事为直奉军阀获悉，即授意塔王密令阿拉善旗衙门派兵在要路截击，如能将冯击毙，把人头送到北京，当酬塔王以崇优的政治地位，却不料塔王给阿拉善旗的信件，被国民军军长门致中扣获，经向冯报告，冯乃改道赴苏。同年9月，冯回国在五原誓师后，进据陕、甘、宁一带，并将宁夏府制改为省制，派吉鸿昌任宁夏省主席，因未忘塔王阴谋截击之恨，便对阿拉善旗相机进行报复。一方面将阿拉善旗磴口巴格改为磴口县，隶属宁夏省管辖，一方面给阿拉善旗衙门去信，摊派骆驼7000峰，步枪500支，并且限期缴纳，逾期不缴，即以武力对待。未几，吉鸿昌又借口办理由苏联运输枪械弹药事宜，要取道阿拉善旗，并派旅长赵景文率武装部队20余人，到定远营驻扎。这些事情发生后，塔王和阿拉善旗的管事人员，都惶惶不可终日，一再要求德钦一心诺尔布前往宁夏交涉。德至宁夏后，吉鸿昌即将他软禁省府，并声言作为人质，等阿拉善旗将所摊派的骆驼的枪支缴足后才予开释。但第三天吉鸿昌突来劝德参加革命，要以武力政变推翻阿拉善旗封建王公制度，并在革命成功后，任命德为国民革命军蒙兵第二路司令。德钦一心诺尔布闻后正契所怀，即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白云梯、郭道甫等和苏、蒙顾问来阿拉善旗策动革命的经过，向吉报告，并要求给予支援，吉答应完全支持，将由苏联运来的枪支弹药拨给德一部分，组织革命武装。同时还因其派驻阿拉善旗的旅长赵景文与阿拉善旗统治集团有拉拢，恐对德的革命有不利行动，把赵调回，改派姚甲三（即姚连榜）到阿拉善旗充任转运军火的监督。德亦随着回旗。
德钦一心诺尔布回旗后，向旗衙门管事人等报告了交涉无效的经过，使他们很失望。间时姚甲三到定远营后，一方面对摊派的骆驼和枪支催缴很紧，一方面和德钦一心诺尔、田、孟雄等人过从很密。而协理罗达希道尔吉，在赴姚的宴会后，又身死不明。这些迹象，都引起了阿拉善旗统治集团的惊疑。陈莽哈赖在这时便派人星夜前往北京向塔王报告，请示机宜，并令副梅林章京黄图门巴雅尔前往各巴格征集士兵，准备应变。塔王得报后，大为震惊，为缓和局势，争取时间，表面上提升德钦一心诺尔布为阿拉善旗正协理，以示笼络，暗地里却令阿拉善旗衙门中的亲信，尽速纠集各巴格、防卡的武装力量，对德钦一心诺尔布等进行镇压。
到了民国17年（1928年3月22日）农历三月初一日，德钦一心诺尔布接到塔王任命他为阿拉善旗正协理的命令，深感事出突然，立即和同仁密相研究，都认为一定是事变的机密，已为旗衙门所侦知，故作此诱惑之举。现事不宜迟，为掌握时机，应出其不意，迅即发动武装政变。经商得姚甲三同意并联系好支援办法后，即于农历三月初三（3月24日）凌晨，展开了震撼全旗的以推翻王公制度为目的的革命事变。
这个事变，主要分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由孟雄把事先发动好的经国民军武装起来而组成的商团（这个商团成员是定远营内盐务局、税务局、百货统捐局的一部分职员和大部分税丁），连同姚甲三所属的国民军，共集合起来有100余名，由德钦一心诺尔布等率领向阿拉善旗衙门展开进攻，很顺利地就把它占领。在占领后，即迫令衙门中的官员交出阿拉善旗的印信，并包围了塔旺布里甲拉的王府；一方面由罗敖有把事先发动好的在定远营兵营的一部分蒙古兵，即令其举行武装起义，进而解除兵营中其他蒙古兵的武装。在这两方面成功后，接着就分头占领定远营各要点，搜捕统治集团的人物，但除捕获陈莽哈赖外，其余协理、管旗章京，梅林章京等，均纷纷逃出了定远营。这一革命事变，由于事先有比较充分的准备，又得到国民军的有力支援，所以没有遇到多大抵抗，即推翻了旧政权，而取得胜利。
德钦一心诺尔布等在革命事变成功后，立即采取以下各项措施：第一，宣布成立“阿拉善旗政务委员会”，由德钦一心诺尔布任主任委员。同时成立国民革命军蒙兵第二路司令部，由德钦一心诺尔布兼任司令，孟雄任副司令，田协安任参谋长，姚甲三任监督（即政治委员）。司令部设副官处、军需处、军法处等组织，齐米德爱林岑任军需处长。司令部下辖两个旅，由罗敖有任第一旅旅长，敖齐尔任第二旅旅长。所属士兵由参加革命的商团和起义的蒙古兵为基础，并吸收了些被解除武装的、不愿被遣散回家的蒙古兵。同时为了扩张革命力量，有利于展开牧区工作，还聘任了在革命事变中持中立态度，没离开定远营的原镇国公塔旺策林、镇国公米格瓦齐尔（均系闲散公爷）为顾问，副管旗章京罗巴音都伦为参议。第二，在定远营城内召开庆祝革命成功的群众大会，由蒙兵第二路参谋长田协安代表阿拉善旗政务委员会向群众宣布：代表封建制度的塔王政权，已被推翻，由德钦一心诺尔布领导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新政权——阿拉善旗政务委员会宣告成立。同时还张贴了阿拉善旗王公制度已被推翻的布告。第三，没收塔旺布里甲拉王府和阿拉善旗的财物，约价值55万银元（其中有白洋13万元，鸦片1万余两，余为珠宝玉器，古玩衣饰之类）。除截留一部分作为革命政府的行政费用外，绝大部分银元及全部鸦片，均上交给宁夏省政府。珠宝玉器、古玩衣饰之类，还运至宁夏省城举办展览会，使群众了解阿拉善旗历代统治者在生活上的穷奢极欲和对人民的剥削压榨罪恶。第四，宣布了被捕获的统治集团的头子陈莽哈赖反对阿拉善旗国民革命的罪状，于农历三月初六日（3月27日）执行枪决。第五，为了表示彻底反对封建制度，向全旗宣布废除“乌拉”制度，同时今后不准再留辫子。
革命胜利的消息和上述措施，很快就传到北京。塔旺布里甲拉听到后，失魂丧魂，捶胸顿足，几欲发疯，立即指示阿拉善旗统治集团内出定远营的人员，尽快组织各苏木、巴格的佐领、骁骑校、达木勒，率领全旗武装并胁迫牧民群众向革命政府进行反扑。这些人得到指示后，一方面在牧民群众中对革命政府进行恶毒的诽谤和诬蔑，他们造谣说：“德钦一心诺尔布叛变了塔王，出卖了阿拉善旗，抢掠了历代王爷宝库中的财物，枪决了管旗章京陈莽哈赖。国民军和商团在定远营奸淫携掠，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一方面恐吓牧民和蒙兵说：“王爷对此大怒，命令你们为王爷效命，凡懈怠不前或同情革命者，将全家人丁尽杀无赦”。在这时，因革命政府在各巴格未建立起革命组织，并缺乏宣传，致一般牧民和蒙兵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因此便在统治集团的煽惑和胁迫下，听从驱使，向定远营进行围攻。南部各巴格的蒙古兵，由毛巴特尔、范·布尔格德、杨巴图孟柯等率领，截住了从三关口通往宁夏的道路，从南面逼近定远营；贺兰山各巴格的蒙古兵，由杨嘎瓦率领，封锁了从樊家营子山区通往宁夏的小路，并逼近定远营；巴音乌拉和紫泥湖各巴格的蒙古兵，由巴图赛迪率领，从北面逼近定远营。这些武装部队在靠近定远营后，由原副梅林章京黄图门巴雅尔任指挥，于农历四月八日（5月26日）向定远营攻城。在当时各巴格部队，人数较为众多，但由于所持的武器多半为土枪，效力不大，而被胁迫来作战的牧民，也不愿为统治集团卖命死拚，因此虽经过一昼夜的战斗，定远营仍然是安全无恙。统治集团见志不得逞，便撒至南北两寺，计划对定远营长期包围。
定远营被围后，阿拉善旗政务委员会和蒙兵第二路司令部派参谋罗巴图（军需处长齐米德爱林岑之长子）取道山区小路前往宁夏，向宁夏省主席门致中报告情况，不料行至樊家营子，被杨嘎瓦率领的部队击毙。以后又设法和门致中取得联系，门致中从宁夏派步兵一营，由彭营长率领驰援，但进至三关口时，却又被南部巴格部队截住未能通过。门致中闻讯后，又从河套调苏雨生骑兵旅由镇木关越过贺兰山，冲破各巴格部队的防线，进入定远营，于是革命政府的防务，愈形稳固。
塔旺布里甲拉看到定远营围攻不下，已有几个月之久，心中甚为焦急，于是急令，阿拉善旗在巴音乌拉山的裁登毛登地，成立临时政府，统一指挥各巴格的武装，限期攻下定远营。塔旺嘉布里拉在发布紧急命令后，便加紧运用外力进行破坏、颠覆。他首先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制止门致中、吉鸿昌在阿拉善旗的军事行动，从定远营撤走苏雨生的骑兵旅，恢复阿拉善旗的旧秩序，退回被革命政府没收的财物。随着即派人到南京以重金贿买蒙藏委员会的主事人，从中帮助。结果由蒙藏委员会以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名义，责令甘肃省主席刘郁芬从中调解，塔旺布里甲拉闻知后，又派人将大量财物带到兰州，给刘送礼，恳请他解决阿拉善旗革命势力。于是刘郁芬便指派其部下于来堂（即于长东）假借冯玉祥的命令，到定远营进行检查。于来时，塔旺布里甲拉除给以优厚礼物外，还表示如能将革命政权破坏，愿以革命政府所没收王府财物的相当部分相赠。于来堂见钱眼开，欣然乐从，于从此便作了阿拉善旗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走狗，成为破坏、颠覆阿拉善旗革命政权的极其重要的帮凶。
于来堂到定远营后，进行了以下一系列的破坏活动：（1）他以国民党中央政府“钦差大臣”名义出面，向有关各方面宣布：“国民政府没有发过取消札萨克制度的命令。推翻札萨克一事，乃是门致中、吉鸿昌、姚连榜、德毅忱等人擅自发动的，他们是罪人”。（2）解除了蒙兵第二路的大部分武装，移交给反革命的阿拉善旗临时政府。（3）以门致中的名义，将姚连榜扣捕，并解送宁夏。（4）逼迫苏雨生旅撤离定远营。（5）胁迫德钦一心诺尔布、孟雄、田协安等革命领导人随同蒙兵第二路撤至宁夏。
阿拉善旗推翻王公制度的革命政权，统治集团用武装围攻数月尚不能颠覆，却被塔旺布里甲拉收买的于来堂从内部摧毁破坏了。计自1928年农历三月初三日发动政变，至被于来堂强迫解散为止，历时7个多月，这一震撼全旗的推翻王公制度的革命事变，便宣告结束。
综观这一革命事变失败的主要原因：在内部是由于革命组织事先未能在牧区各巴格发展革命力量，致塔旺布里甲拉能及时调集各巴格武装进行反扑；在外部则无援。因此，始而是新政权建立不久，即被统治集团的武装包围，使一切重要的革命政策和措施，都不能在牧区宣传和推行，以取得群众的了解和支持，继而是外援断绝，无可依靠，就只得听于来堂任意而为，从内部进行破坏，以至于摧毁。
于来堂不仅竭力摧毁了革命政权，并且还积极协助阿拉善旗统治集团恢复封建统治的旧秩序。他亲自召集阿拉善旗临时政府人员开会，公推南寺的喇嘛坦迭斯尔德呼图克图暂时执政，护理印务。塔旺布里甲拉又指派罗巴音都伦为协理，塞登、杨呢玛敖其尔为正副管旗章京，在喇嘛坦领导下，分管旗政。从此被推翻了7个月的阿拉善旗封建王公制度，又死灰复燃，继续统治着阿拉善旗的人民。喇嘛坦从1928年起，在阿拉善旗代行执政5年，于1932年农历六月四日（7月7日）将阿拉善旗政务移交给达理札雅掌管。
门致中、吉鸿昌对于来堂颠覆阿拉善旗革命政权的破坏行为，极为痛恨，曾下令通缉。阿拉善旗统治集团为保护这一挽救阿拉善旗封建王公制度的“大恩人”，派兵将于护送至北京罗王府躲避，以后又送至天津法国租界作寓公，直到1929年门致中、吉鸿昌先后调离宁夏后，于来堂才返回阿拉善旗担任秘书长，于1939年死去。
三、革命事变中主要人物在失败后的情况
阿拉善旗的革命政权被塔旺里甲拉及于来堂摧毁后，德钦一心诺尔布、孟雄、田协安等随蒙兵第二路撤至宁夏。宁夏省主席门致中仍继续给予支持，保留蒙兵第二路的番号，令德钦一心诺尔布等暂住宁夏，等待时机，徐图后举。这时塔旺布里甲拉虽恢复了封建王公制度的旧秩序，但对革命政权没收其王府价值50万银元的财物，仍痛心疾首，因之对当时发动革命事变的主要人物，均恨之入骨。他首先命令其爪牙将进行策反被捕的罗敖有、敖齐尔两旅长，押解至南寺，百般侮辱拷打，最后凌迟处死，惨绝人寰。其次将未离开定远营的蒙兵第二路司令部军需处长、原辅国公齐米德爱林岑的公爵撤销，台吉革除，降为“绰罗斯”（即一般平民），还将其一家大小的名字，从阿拉善旗王公系统的族谱中统统勾掉，并在阿拉善旗群众中宣布：“齐米德爱林岑是背叛王爷的叛徒，是随了东军的坏人”。再就是把德钦一心诺尔布的家产瓜分。更时刻谋算，想把撤驻宁夏的德钦一心诺尔布、孟雄、田协安等拿获，必斩尽杀绝而后快。
1929年夏，青海回民马仲英叛乱，窜犯至甘肃省镇番县（即今民勤县）一带。塔旺布里甲拉闻知后，认为机不可失，即派人和马仲英接洽，愿酬以重金和枪支马匹，并给带路，请其取道阿拉善旗攻打宁夏，捕捉德钦一心诺尔布等人。马仲英表示同意。此时已值冯玉祥和蒋介石酝酿大战，国民军大部集中于河南、陕西一带，宁夏城防空虚，经马仲英率兵前往攻打，很快就被占领。德钦一心诺尔布等越城出走，分别匿居民家（德当时是匿居李岗堡张老汉家）。马仲英进入宁夏后，为酬答塔旺布里甲拉，曾张贴榜文悬赏，有能捕获德钦一心诺尔布（德毅忱）者，赏银万元，通风报信因而缉获者，赏银5000千元。但未几，国民军收复宁夏，吉鸿昌接任宁夏省主席，德钦一心诺尔布等亦随之归来。这时蒙兵第二路的官兵，已折损无多，吉鸿昌仍积极扶持，曾有扩充兵额、恢复原建制的计划。但不久，吉鸿昌又调走，由苏雨生任宁夏省军事长官，马鸿宾的三叔马福寿暂代主席，蒙兵第二路的粮饷无着，我母亲曾变卖首饰衣物维持数十人生活达数月之久。其所以如此，是由于苏雨生在定远营协防时，纵部放赌，掳掠民财，德钦一心诺尔布屡劝不听，致相龃龉，致此苏记念前嫌，便对德钦一心诺尔布不加关顾。塔旺布里甲拉得悉后，又利用这一间隙，派人向苏雨生游说，许以重酬，请扣捕德钦一心诺尔布等。德钦一心诺尔布等觉察后，深感身在危境，朝不保夕，经大家商定，只好各自分散暂避。于是德钦一心诺尔布即于1929年深秋，秘密携眷乘船东下，暂居于五原县察汗淖的堂妹诺月朋家。
1930年春，德钦一心诺尔布携长子罗景瑞前往北京，不幸在居京期间，有一天到戏院听戏，巧与塔旺布里甲拉相遇，德父子立即离去，于当日乘京绥线火车到归绥市，住附近小旅馆，却不知塔王已派人尾追，第二天即被罗巴图孟柯（陈莽哈赖的女婿）等人报告归绥市警察局，并花钱联络将德父子扣捕，拘禁于舍利图召西小院。德被囚禁后，曾托一喇嘛给绥远省主席李培基送去一信，请予开脱。李培基开始曾不准罗巴图孟柯等将德父子解走，只是让德找保，但其后罗又花钱运动李培基的秘书向李培基说；“德毅忱德钦一心诺尔布系红党分子，并非国民党人，在阿拉善旗闹革命，犯下了推翻札萨克的大罪，应解回本旗发落。”因此李培基对此事便不予闻问，德父子即被罗等押回阿拉善旗。
德钦一心诺尔布回旗后，阿拉善旗统治集团和一些极端复仇主义分子，对德备加凌辱，多次施用酷刑审问，到1932年7月，塔旺布里甲拉已死，其子达理札雅从北京运灵柩回旗并执掌旗政，即将德钦一心诺尔布以叛变头子的罪名，处以无期流刑（实即变相的死刑），流放于巴丹吉林巴格的查干高勒庙。德自被捕后，受尽摧残，体力极端衰弱，终以惊恨成疾，病饿而死。德死后，阿拉善旗统治集团为斩草除根，派凶手将德钦一心诺尔布年仅14岁的长子罗景瑞枪杀于拐子郭勒卡伦。
孟雄自1929年秋离开宁夏后，迄今杳无消息。田协安则天南地北，到处流落，直到阿拉善旗解放后，才得重返故乡，并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被邀请为巴彦淖尔盟政协委员。齐米德爱林岑则因多年受阿拉善旗统治集团的歧视与欺辱，于解放前郁郁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