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已成功攀上文学翻译金字塔的早已年逾古稀的纳训，仍未终止他一生追求的愿望与理想。在其六卷全译本出版之后，纳训仍想“振奋精神”，“发挥余热”，以再度贡献于国家、社会。他没有满足，没有休息，又找出了很厚的一部阿文著作展开阅读，准备接着将它翻译出来。但此时，尽管他“思维依然灵敏”，却因“长期艰苦奋战，积劳成疾”，加之，“文化大革命”的折磨，其“体力、精力消耗殆尽，瘦弱不堪”，体力愈加衰弱，“行动也不大灵活，很少出门”。曾经多少次，他勉强支撑着那枯瘦如柴的身体，坐到桌前，展开稿纸，准备开译。可总是疲困不堪，提不起精神，如同散了架子。而更要命的是，四肢不停地颤抖，曾经握毫数十年、下笔如神、挥洒自如的手，如今也抖颤不已，不再听从他的使唤。当时，他在给好友林松先生的信中，说他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已失去了弹跳活跃的能力”。
纳训心有余而力不足，再也难以完成他的新的翻译梦想。因此，他准备开译的这部阿拉伯著作，终究未能译出。
不能再继续工作，这对于一般进入桑榆晚年的普通老人，或许不会有多大痛苦，而对一生奋斗不息、追求不止的阿拉伯文学翻译大家纳训来说，人活着的意义就在于为自己的崇高理想而奋斗，即为祖国和人民贡献出自己的光和热。而今，不能再从事翻译，这对他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痛失精神家园的纳训，所剩的仅只是生命的枯寂。可以想象，在其力不从心，不能不停下他那支神奇的“金不换”译笔，从此告别译坛的此时此刻，心境是何等地凄楚与悲凉啊！
中国文人，自古有着一种强烈的乡土情结和家园回归意识。在历代文人的灵魂深处，故乡是生命的根，是心灵的依托之所，是人生最后的最佳归宿。故而对乡土、家园的思念之情，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体验、一种牵人心魂的内在情愫，总是萦绕和牢牢地盘踞在文人的心中，由此积淀为一种永恒持久的人文精神传统。无论是仕途通达的适意之士，还是浪迹天涯的落魄游子，都始终割不断其与故土的天然联系，都不可动摇其执著的对家园故土的留恋与皈依。特别是在最易感伤怀旧的晚年，故园之思尤为缠绵而深刻。因之，莼羹鲈脍，季鹰归来，成为千古美谈；求田问舍，植杖耘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至今教人心向往之。
羁留京华，别乡数千里的纳训亦然。故乡，始终牵动着他的情思。美丽的通海纳家营，没有北国的炎夏酷热与严冬寒冷，四季如春，气候宜人，山水优美。而更为重要的是，那是他的出生之地，是他成长的摇篮啊，他的资质，他的人格品性和精神气质，以及最初的人生理想都源自那块土地的培育！在那里，曾有过他刻骨铭心的父爱母爱与手足之情，曾留下他牙牙学语的稚音和蹒跚学步的足迹！自堂兄纳光文引领他离开纳家营，开始其一生的求索，他对这块曾生养和哺育了他的土地的牵挂思念就从未断绝！尤其是后来只身赴海外及北迁京华，更使他饱受乡思之苦。每当他回到故乡，投入其温暖怀抱，都如同回到了永远值得他追忆的童年。故乡那明丽的山水、那宁静迷人的田园风光，以及父老乡亲的淳厚人情，轻柔地抚慰着他的灵魂，使他久久地为之沉醉。徜徉在杞麓湖边，漫步于田间道上以及房前屋后，尘封的童年记忆便骤然打开，如暖人的春风荡过心头。他一次次重温童年的梦幻和憧憬，一次次寻觅儿时的稚音与足迹，那遥远、悠长的童年记忆，是那样的温馨、那样的甜蜜，即便是浸透了苦难与忧伤的岁月，也诗一般让他动情，令他留恋、回味与沉醉！乡情、亲情渗透骨髓，乡土之恋难以释怀，进入垂暮之年的纳训，故乡之情更难以割舍。在他的脑海里，“尝有莼羹鲈脍之思”，尝有“还乡居、终老故土的念头”。故乡，成为永恒的向往。但后来，因“逐渐长成的女儿已在北京工作或结婚，不宜再南下，且体质虚弱的他也承受不了迢迢数千里、长途列车颠簸之累”，纳训遂放弃其回迁故里、舨依家园的打算。
纳训一生，不求索取，只求奉献，他对国家社会贡献巨大，可所得待遇却微乎其微。他住房简陋，工资收入不高，生活负担较重。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生活条件才逐渐有所好转。这时，其三位女儿都已长大成人，大女纳尔谊为“下乡知青”，后被地方政府安置在云南玉溪一工厂工作。二女纳尔谦、三女纳尔谨都大学毕业后，也都分配了工作，纳训的经济负担于是大大减轻。而最使他深感欣慰的是，儿女们都各有作为。“曲折、动荡而又悬心吊胆的日日夜夜，终于把她们培养成久经风霜、意志坚强、有胆有识的青年”，她们“聪明能干，工作踏实”，“在生活方面，更善于安排料理”，这使“终于团聚的老两口消除了后顾之忧”。
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在中东街建盖了新宿舍楼，纳训一家由景星胡同迁到中东街新宿舍楼安居。新居虽尚嫌“住房面积较小较挤”，还不够宽敞，但相比其困守多年的景星胡同蜗居，其环境及设备等都已有较大改观，生活条件有所改善。这里，阳光充足，房间明亮，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温暖凉爽有如春天。儿女们都很有孝心，为给辛劳一生、已入风烛残年的慈父“创造一个舒适、幽雅的生活环境，以度过晚年”，尔谦、尔谨两姊妹作了精心筹划，她们将新分配房认真加以装修、布置。对此，其晚辈挚友林松先生曾在回忆文中有所述及：
“两姊妹经过紧张的筹划、设计和奔走，把书房、客厅、卧室布置得井然有序，壁纸、顶棚、地毯，使整个宿舍面貌一新，空调、通风、排气设备尽可能地排除污染，沙发、躺椅、写字台，有助于老年人读书、写字、休息而不致过分劳累，也为她们的母亲装配了厨房烹调、洗衣的设备，电话机的安装解决了对外通讯联系的困难。以雅致为主，以适用为主，以方便为主，而不是追求阔绰、豪华、铺张，并没有违背纳老一贯俭朴整洁的习惯，跟他家多年有来往的熟人，都不约而同地感到：像纳老这样以毕生精力在文化上有巨大贡献的学者，早该改善一下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了，并纷纷祝贺他乔迁新居。”
然而，正当儿女长大成人、其家庭经济重负大大减轻，住房等生活条件已有所改善，“解除不少后顾之忧”，可以享享清福，可以“静下心来看看书、行行教门”之时，纳训竟心力交瘁，在其新寓所里寿终正寝，从此“默默离开了凡尘，走向另一个世界”。
纳训的后半生，磨难重重，不仅经历了诸多人生风雨，而且一直与病魔搏斗。其在解放初期到云南德宏州作民族调查时所患的空洞型肺结核，一再折磨着他。从1981年起，病情更加严重，常咯血。他一直“默默地支撑着、挣扎着”。至去世之前两年（即1987年），发病更加频繁，每月两次，且喀血更多，脚已肿胀，“四肢颤抖而不能自抑”。纳训曾几次住医院治疗，但却“时好时坏”，食欲不好，每天进食极少，身体更加虚弱。其新分居室在五楼，比原住景星胡同的楼层更高，又未设电梯，上下楼均不方便。生命在于运动。纳训“长年静坐小楼”。每天呆在楼上，这对他的身体康复也极为不利。后来，女儿尔谦强迫他每天下楼走走，于是，他勉强支撑着病弱的躯体，坚持每天一次，到楼下取取报纸和散散步。
在逝世的三个月前，纳训曾亲笔函请挚友林松先生夫妇，到其家中“畅叙便饭”。函中“盛意恳切，却之不恭”。林松先生遂应邀偕夫人纳景文女士登门拜访。纳训夫妇俩尽东道主之宜，纳夫人马汝知女士尽显其烹调手艺，午餐招待甚丰，且“全是老家风味，琳琅满目，杯盘叠积”。纳训见到挚友夫妇，“十分高兴”，“眼神里流露出喜悦、兴奋的光辉”。此时的纳训，“已骨瘦如柴，西域回回的面部特征更为突出”。“他饭量很少，举筷子或动调羹，手比半年前更抖。由于长期埋首案头，勤奋读写，背有点驼，个子也矮小了，跟年岁很高的，清瘦型的南方老叟一样……变化之大真让人难以置信”。因长年未参加社会活动，纳训大有“与世隔绝的孤独感”，交谈中，他“对外界社会尤其是对熟识亲友的最新动向十分感兴趣”，“不时进入回忆与沉思之中”。孰料，纳训此时已经步入其生命之晚秋，这次与林松先生夫妇的相聚，竟成为他们的最后诀别。三个月后，纳训即溘然长逝。
纳训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手脚更加发软发颤，下楼散步时，已经过不了天桥。但却停止了咯血，夫人及在他身边的两个女儿都以为其病情已有所好转，还大为庆幸，为之欢欣，纳训自己也因此较为乐观。他依然挣扎着，坚持每天下楼活动，在逝世之前三天，还到楼下收发室取过报纸。不料情况突然急转直下，随后即躺倒，再也下不了床。是时，已吃不进东西，连牛奶也喝不进去，大小便失禁，境况更令人担忧。纳训头天晚上发病，纳夫人决意要送他去医院治疗，但这一次，纳训似乎已预感到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说什么也不肯去医院。纳夫人只好于翌晨，将在北大医院当医生的二女儿尔谦叫回家，看护父亲。尔谦回到家，看到父亲病情已很严重，非比寻常，也极力劝父亲住进协和医院，或者北大医院，以便尽快予以治疗，可纳训仍旧固执地坚持不去医院。
吃药打针一天，仍不见效，纳训的病情未见好转。女儿尔谦情知不妙，又苦苦劝说父亲去住医院，纳训仍执意不肯。尔谦没法，只得忙去医院给父亲开针水及药品，顺便在医院借个便盆。谁知，尔谦走后，纳训的病情更形严重，十分危急。其腿脚已完全不能动弹，需要夫人帮其屈伸。纳夫人蒸来半碗蛋羹喂他，纳训已不能吞咽。夫人俯身心疼地问他：“你哪里难受？”纳训可能是肺功能已近衰竭，无力说话，未作回答。是时，其嘴唇干裂，双目暗淡，脸上已毫无血色，呼吸越来越微弱，其生命的挽歌已分明可闻。房间里死一般静寂，空气也仿佛为之凝固。纳夫人心如刀绞，痛不欲生，泪水长流。大约过了两分钟，纳训似拼尽全力，挣扎着说道：“我，心里难受……”声音极微。纳夫人急忙用手臂托住他的头，紧握其手。不大一会，纳训最后注目凝视了一眼几十年来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相濡以沫的纳夫人，似乎想说什么，可什么也没说出，随即咽气。
中国译坛上空。一颗明亮的阿拉伯文学翻译之星倏然陨落。时在1989年12月27日上午8时10分。纳训，这位对祖国文化教育事业、对中阿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的阿拉伯文学翻译大家，从此走完了他充满风雨、充满坎坷艰辛的人生旅程，终年78岁。
当晚6时，一辆卡车将纳训遗体送至朝阳门外下坡清真寺。纳训安详地躺在清真寺内的停床上，身上覆盖着一块崭新洁净的白布。他双目自然闭合，面部略带微笑，神情坦然，没有许多人临终时面对死亡的那种巨大的恐惧与痛苦，如同平常经过一天的劳累，已平静地进入梦乡。女儿尔谦、尔谨一脸忧容，依依不舍，守候在父亲身旁。想起20多年来慈父对她们的疼爱，想到父亲这一去，从此天上人间，两世相隔，永远不再回来，姊妹俩不禁泪如雨下，低声悲泣。时正在北京伊斯兰经学院学习的马忠等三位云南回族学子闻讯，也于当夜赶来，守候纳训。
纳训的溘然长逝，是我国文学翻译界的一大损失。噩耗顿时传遍京都文化界乃至国家有关部门，人们深深哀悼这位杰出的阿拉伯文学翻译家。在纳训去世的当天，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闻讯，即匆匆赶去看望。在纳训遗体停放下坡清真寺的两天中，中央文化部、统战部、国家民委、北京市民委、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北京伊斯兰教协会等部门领导与工作人员、阿拉伯各国驻中国使节等外国友人、首都各界知名人士，以及纳训的留埃同学纳忠、张秉铎、刘麟瑞、马金鹏、马准芝、金茂荃、李鸿青等诸位先生和众多的读者、学生等等，都纷纷前去向遗体告别及慰问其家属。
纳训所在的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本来要“再进行一次隆重的追悼会，但纳训家属根据其生前遗嘱，殡葬仪式从简，只依照伊斯兰教礼仪，安葬在四周是穆斯林兄弟姐妹的墓地碑林中”。
按照伊斯兰教殡葬礼仪规定，亡人须及早安埋，入土为安。其家属遂在纳训离世的第二天一早就请人挖坟，第三天（29日）安葬纳训遗体。为纳训送葬的除其家人外，尚有中国“伊协”、北京“伊协”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有纳忠等留埃同学和纳训生前好友，以及北京伊斯兰经学院全体师生，还有众多一贯敬仰纳训的北京市各行业回族人士。挚友纳忠亲自挥毫，为纳训题写了碑文。
纳训墓建在北京市南郊卢沟桥畔回族公墓园内一片面东向阳、绿树掩映的平岗上。丽日风和，蓝天白云，纳训安静地躺在青松翠柏之中，四周是排列井然的一座座穆斯林坟墓，紧挨他身边，即长眠着他的留埃同学马季高先生。
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追悼会以及任何歌功颂德的赞美词；一方白布、一抷净土，几节《古兰》经文，“质本洁来还洁去”。一切都严格按照伊斯兰教殡葬礼仪规定，一切也都符合纳训生前质朴、踏实，不虚张声势、不自我标榜的为人品格和谦谨作风。
就连其安息地的安排，也似乎与纳训的思想情操极为吻合。卢沟桥，这是震动古今、永远彪炳中华民族史册的著名抗日战场。1937年7月7日，复仇的烈火熊熊燃烧，一个伟大的民族在这里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反抗怒吼，由此而拉开了中华民族求生存、争取自由解放的伟大抗日战争序幕。爱国战士纳训长眠于卢沟桥畔，再恰当不过。其爱国精魂及一生光辉业绩，也无愧于这块象征着中华民族精神气概的光荣、英雄的土地！
品格，是一个人真正的桂冠和荣耀，它能使一个人变得崇高而伟大，能使其具有感人的魅力，从而获得世人的尊敬与爱戴。翻译家纳训的去世，给人们留下了长长的哀思，人们深深怀念他。其生前诸多挚友和单位同事乃至后学，都先后撰写文章，回忆其生平、事迹，缅怀其不朽业绩，对他一生的优秀品格和高尚情操，以及在中阿文化交流等方面所作的重要贡献，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纳训，的确永远值得人们深深怀念与敬仰。他和马坚、纳忠等人一样，是现代中国回族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中国回回民族的文化精英，是中国回族人民的优秀儿子。终其一生，纳训既是一位阿拉伯文学翻译大家，又是一位赤子，一位杰出的爱国战士，同时，还是一位有着虔诚宗教信仰的穆斯林宗教学家。他是赤子与文学翻译家的结合，爱国战士与宗教学家的结合。炽烈的爱国热忱，深挚的民族情感，纯真的宗教情怀，构成了纳训的崇高品质与完美人格。
作为一位著名的文学翻译家，纳训自留学埃及起，就矢志不渝，呕心沥血，恭耕译坛，数十年来，翻译成就卓著，最终将自己的全部心血化为译作，捧献给中阿人民，从而“为中阿文学的交流，建构了一座永恒的桥梁”，为新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辉煌译著，以忠实于原著风貌和他特有的翻译风格，及其所独具的艺术魅力，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的广泛读者，曾风行全中国，誉满海内外，因此而在晚清以来的《一千零一夜》汉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在现当代中国译坛上，与朱生豪、傅雷等文学翻译大师齐名。如同朱生豪之于英国莎士比亚杰作、傅雷之于法国罗曼·罗兰与巴尔扎克等文豪巨著，纳训与阿拉伯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在中国的传播也关系密切，他是《一千零一夜》在中国的第一个真正忠实传人，是他一生不倦不懈的努力，使得这部曾轰动世界的阿拉伯文学名著能够风靡全中国，使之家喻户晓，影响了全中国各阶层、各行业，乃在山野乡间、市井巷里的所有读者。
作为一位杰出的爱国战士，纳训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毕生为之奉献。他始终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其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始终与祖国和人民的脉搏一起跳动。
自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内忧外患日深。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大门，使中国人民于睡梦中惊醒。于是，在梁启超等人为首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涌动着一股爱国主义热浪和拯救民族危亡的文化思潮。与此同时，以一批留日青年学生为首的一代回族激进知识分子，也深切感受到国家民族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威协，由此而产生了强烈的救国热情和民族自救意识。他们振臂呐喊，进而在近代中国，掀起了一场爱国爱族爱教的回族文化教育启蒙运动。
正是这一回族爱国爱族爱教文化教育启蒙运动，熏陶、培育了纳训和马坚、纳忠等一代优秀的回族爱国知识青年。这些爱国青年，也正是秉承了回族爱国文化前辈的救国理想，肩负着拯救国家与服务民族宗教的“双重使命感”和责任感，远渡重洋，赴埃及留学。他们最终都将自己的全部精力与热情，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以其对祖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卓越贡献，实现了自己的报国理想。
纳训，作为这一回族爱国知识分子群体之一员，他从纳家营到昆明南城清真寺经学堂，到昆明明德中学和赴埃留学，从单纯的的宗教情感，到充满了服务社会，贡献国家民族的热望；从在经学堂初步培育的爱国感情，到融伊斯兰爱国意识与中华全民族传统爱国精神为一体的爱国思想。他一生的整个情感历程，正体现了马坚、纳忠等一代回族知识分子的爱国心史；他一生的报国理想与执著追求，代表了那一整代回族知识分子崇高的爱国情操，以及他们所走过的曲折艰辛的报国之路。
爱国，不是一个空泛、抽象的概念，而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列宁语）。真正的爱国，不是激于一时一地的冲动之举，而是体现于一个人一生思想言行的对祖国、对人民的刻骨铭心之爱与赤胆忠诚。纳训爱国感情正表现在他一生持久的思想言行之中。爱国，如同一条红线，始终贯穿了纳训一生的各个阶段。从他在中学时代发表的文章、从他加入全班同学的爱国行动和中学毕业时的演讲、从他赴埃留学之后，积极投身海外抗日救亡运动和致力于中阿文学翻译，从他留学归来，主编《清真铎报》，揭露时弊和反映回回民众的民主呼声，以及先后在昆明明德中学和云南民族学院，兢兢业业奉献于民族教育、从他一生对中阿文化交流所作的卓越贡献等等，无不充分体现出其真挚深厚的爱国情感和执著而强烈的报国热忱。其爱国热情总是那样地炽烈、那样地持久。在他的心灵深处，祖国，始终占有着极重要的分量，无论历经多少人生风雨、多少磨难坎坷，都难以磨灭其深挚的爱国感情，难以动摇其在中学时代即已铸就的报国之志。
作为一位热情的宗教学家，他对自己的母族及其所信仰的伊斯兰教始终充满了深挚情感。在他赴埃留学前，即有着振兴宗教，促进回回民族进步，改变其落后面貌的理想愿望。归国后，他曾努力纠正族人在宗教信仰方面一些认识上的偏误，并恭身从事回族教育。主编《清真铎报》，又极欲革除自己民族身上诸多阻碍其发展之积弊，体现出其对宗教、对母族的深深热爱，以及期盼它振兴与繁荣的焦灼。直至晚年，仍旧关心着自己母族的进步与发展，母族的每一个进步，都使他由衷兴奋；每一点不尽如人意之处，都使他牵挂和不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继承了中国历代穆斯林学者的优良传统，矜持操守，严以律己，将自己信仰的伊斯兰教所要求的道德修养，贯穿于其一生的各个方面。在他身上，几乎结晶了中国回回民族的所有美德。他和马坚、纳忠等杰出回族知识分子一样，以自己特有的精神品质，以其一生的追求历程，为当代中国穆斯林学者，乃至整个中国知识界树立了人格典范与精神楷模。研究回回民族的汉族学者李华英先生就曾在纪念文中由衷赞叹道：“纳训先生不仅学品好，人品也好。他那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不追逐名利、不随波逐流、表里如一的品德一向被同仁们称道。纳训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一座精神花园，供我们游览。他那平凡而又伟大的业绩和高尚情操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纳训的品格情操，确实是一座足可供后人观瞻、“游览”的永恒的“精神花园”。他为人谦谨，虚怀若谷。20世纪80年代，有记者采访他，问他当年为何能在全班同学中被选拔留学埃及，“是因为品德优秀还是成绩优异？”他摇摇头，反复强调自己在当时，“不过是三十几个同学中最不显眼的一个，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其早年译作《天方夜谭》，因直接译自阿拉伯原文本而独步中国译坛，在《一千零一夜》汉译史上有着独特地位，可他总觉得作品“译得粗糙，不值一谈”。晚年，翻译成就卓著，且其在文坛上拥有多个头衔：著名阿拉伯文学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译审、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等，可他仍谦逊过人，从不夸耀自己的学问，从不谈论自己的成就，甚而总是挑剔自己的不足。在中央民族大学胡振华教授编辑《回族当代文艺人物辞典》，决定将其收入辞典时，他一再谢绝，一再声称自己“只不过做了翻译转述的工作，翻译不等于创作，没有创作就称不起文学家、艺术家，叮嘱不要写进辞典去。陈词恳切，绝非一般的客套谦语”。
一位蜚声海内外的阿拉伯文学翻译大家，对自己前期重要译著如此求全责备，不惜予以否定；对自己应享之荣誉如此退避三舍，拒不接受，这种胸怀、境界与人格精神，非一般人所能具有！
纳训的人格风范，还体现在他平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他敬老：自幼尊敬长辈，热爱父老乡亲，从小得到村中老人们的一致夸奖。其后只身在外，又总是“把乡亲都装在心里”。1970年通海大地震，他闻讯赶回家乡看望乡亲，凡七十岁以上老人，他不仅登门看望，还送了慰问礼品。
他尊师：对幼时启蒙老师马德富阿訇、钱老师、戴老师，以及后来的恩师田家培阿訇和杨士敏、李敏生等诸前辈先生，都一生充满敬意，执弟子礼极恭。每当谈到他们，都感激与敬仰之情溢于言表。晚年仍记忆犹深，每每追怀、感念不已。
他重友情：早年与同窗纳忠结为挚友，赴埃留学，又结识马坚和林仲明等诸友。留学归来及至解放后，还先后与王连芳、林松、纳国昌等先生缔结深厚友谊。他始终与朋友亲密无间，情同手足，数十年不改初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深挚的友谊，首先来自他谨厚的为人及其对友谊的真诚呵护与百倍珍惜。他对朋友坦率、热情，用情至真，以心交友。当年，在文化部下属国家文物局工作的挚友、回族青年学者纳国昌先生被下放宁夏，“每年暑假离开塞上江南，取道北京南行探亲，往返都以纳训之家作‘中转站’”。纳训总是满怀热情，将他“当作远方归来的亲人接待”，两人常一起在小庭院中挥扇纳凉，“一吐胸中块垒”。晚上，将女儿居住的房间腾出让其休息。纳国昌先生每次“西行离京”，纳训必亲率全家到车站送行。临别，祝其一路顺风，并再三叮嘱：“此后孤身数千里，自己多保重。”其纯真之情，使这位怀才不遇，命运多舛，浪迹天涯的游子备感温暖慰藉。而更为感人的是，在20世纪粮食至为紧张，人人难以自维的三年困难时期，纳训仍将朋友视为上宾，每次朋友光临，都热情接待，宁可自家挨饿，也要待之饭食。来访的朋友如是云南人，纳训必吩咐夫人“烹调正宗的云南家乡饭菜”以招待。有时临近月尾，粮食更为紧张，已难招待饭菜，他也要想方设法，让夫人烙上几张大饼，给客人充饥。直到在与病魔搏斗的晚年，“他还时时惦记同在北京而不能常见的老同学、老同乡和亲友们。每到冬季处于所谓‘冬眠’之际，总是在给别人的信中表示，待春暖花开以后，争取外出访问他们”。
他重亲情：毕生敬爱父母和哥哥姐姐以及所有亲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追求至善的传统道德观念，也是纳训一贯为人处世的道德准则。早年，他就学于昆明南城清真寺经学堂、昆明师范附小和昆明明德中学，哥哥姐姐们曾给予他关爱和经济的资助，他深深感激，一生铭记不忘。在他留学归来后，即将外甥及侄子领到昆明读书，供给其学习及生活等费用。直到后来，自己的子女已经上学，他还常常给一些侄男侄女寄钱，仍负担着他们的学习费用。凡远近亲戚，及至纳家营所有乡亲，无论哪家有难，或有特殊困难，只要有求于他，他定要慷慨解囊，尽其所能，予以救助。
他爱妻子儿女：与夫人马汝知女士结为伴侣，彼此愉快相伴，执著相爱，真诚体贴，互为敬重，几十年夫妻恩爱，情深意笃。“在儿女面前”，他是一位“温暖的慈父”。每到周末，都要带领三个女儿游览公园，让孩子们尽情地玩乐。他关心子女，尤重其思想的健康成长。在后来的日子里，由于下乡劳动和翻译工作的繁忙，他很少与孩子们一起交流思想，但在其心中，却随时想着子女。当孩子们在思想上有所进步时，他十分高兴，予以表扬、鼓励；而在孩子受到一些不良思想影响，出现不健康想法时，他总要给予严厉的批评教育，促使孩子追求进步。为使子女从小养成勤俭的良好习惯，纳训常常教育她们，要注意节约，不能乱花一分钱。长女尔谊在上中学时，觉得口琴好听，想买一只口琴，于是，向父亲提出。纳训不同意尔谊买口琴。这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理喻，但在当时衣服打补丁，不允许任何浪费的时代，为使子女从小养成节约的习惯，却有此必要。后来，“知青”下乡，尔谊要到到黑龙江插队落户，纳训特意到街上寻找，为尔谊买到一只口琴。他冒着风雪赶到车站，气喘吁吁地将口琴塞到尔谊手里。而此时，他正被隔离审查，不得回家和随便走动。父亲的心，是如此的细、如此的充满慈爱，令尔谊终生难忘。
在学习方面，纳训要求子女极其严格。也许，由于其曾深受旧式教育影响的缘故，或是自有其独特经验，纳训要求女儿，“读书要读出声音来，否则，就不叫读书。凡听不到女儿的读书声，他就认为女儿没用心读书”。由于受父亲翻译文学作品的影响，三位女儿，尤其是长女尔谊和三女尔谨特别喜欢阅读文学作品，而家里却都是外文书籍，几位女儿读不懂，纳训常到编译所图书室为之查书、借书，乐此不疲，从不间断。例如当时流行的《欧阳海之歌》《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以及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地心游记》等科幻小说，纳训都曾经借来给女儿们阅读。
为使女儿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提高其阅读能力和阅读效率，以达阅读之目的。他告诫女儿，阅读作品首先要认真，不仅要读懂作品内容，还要用心领会作品的主题意义，要认真体味、领悟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和作家所抒发的感情。他说，古人读书，即很注重仔细研究文章中语言文字的含义，所谓字求其训，句索其旨。似此坚持，日久学问即深。其次，要“熟读精思”。“学起于思”，“学而不思则罔”，要边阅读边思考：作品哪些地方写得最好？为什么好？好在哪里？此外，阅读时还要勤动笔。在阅读中，随着思考，或受到启发，或得到新知，该记就记，该抄则抄。勤思、勤记、勤抄，方能收到事半功倍的阅读效果。那种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眼睛一扫而过，即使读得再多，也不会有多少收获。长女尔谊从早到晚，一口气读完一部《欧阳海之歌》，被他狠狠批评一顿。之后，他解释说，这种阅读方法不可取，一是伤害视力，对眼睛不好，二是狼吞虎咽，没有多大效果。这些，都对子女教育深刻，使之终生受益。
纳训关心子女，及至其恋爱、婚姻，一直到关注孙辈的健康成长。1985年，长女尔谊利用四年一次的探亲假，带着两个女儿赴京探亲。在返回云南时，纳训将她们送到车站。临别，还叮嘱尔谊：“回去后，一定要让两个娃娃好好读书，等到考上大学，来北京读，由我供她们。”其眷眷之心，何其感人！
爱因斯坦说过：“人生的价值在于对人类、对世界、对社会的贡献。贡献愈大，人生的价值愈大。”纳训，正是以他对人类、对世界、对国家社会的巨大贡献，体现了他巨大的人生价值。
丰碑永在，遗风范长存。纳训的辉煌译著，已成为祖国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他一生崇高的人格情操、优美品质，不仅对于今天的中国穆斯林，对于全中国人民，也是一份弥足珍贵、永远值得珍视继承的精神遗产。
纳训，杰出的爱国战士，享誉海内外的一代阿拉伯文学翻译大家，中国回族人民的优秀儿子，其不朽的业绩，永远留存于中华民族文化史和中阿文化交流史上；其感人的精神形象，永远镌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