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东临黄河、西峙贺兰山脉，是自治区首府。下辖兴庆、金凤、西夏3区，永宁、贺兰2县，灵武1市。市政府所在城区的地理坐标为东经105°49′～106°53′，北纬37°29′～38°53′之间。坐落在贺兰山东麓洪积扇一级阶地向二三级阶地迁移的倾斜冲积平原上。总面积9503.3平方公里，2004年城市建成区面积89.2平方公里。现有市区人口75.82万，全市辖区人口140.69万。其中回族人口分别占22%和25.9%。
银川市是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西夏古国故都，从蒙元时期开始，就是省会城市。银川地区的历史悠久，早在二三万前的旧石器晚期就有水洞沟人在此劳动、生息、繁衍。多彩多姿的贺兰山岩画，就是生动记录银川漫漫历史和描绘先民们在黄河岸边、贺兰山麓战天斗地，顽强生存的一部绚丽的史诗长卷和亘古不变的庞大而又神秘的天书。银川不仅深蕴灿烂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且又有独特的地理形胜和区位特点以及民族风情，也是多元一体华夏文明之光闪耀的圣地之一。所有这些，给银川赢得了崇高荣誉和极高的知名度。但是，如果要细细考问这块塞上江南的沃土——银川的由来？还未必真正有多少人能够说得清楚、完整和正确。现如今，伴随着改革、开放新时代和西部大开发新时期的到来，人们都把眼光投到了西部，不仅国人需要重新认识新银川，世界各国也需要更加具体了解银川。银川的“庐山真面目”究竟是什么样呢？银川的由来你知道多少呢？
本文所要解读“银川由来？”的内容包括三方面，即银川的历史沿革和行政建置变迁，“银川”地名的形成和寓意，关于银川雅号“凤凰城”的传说。
一、银川的历史和建置沿革
银川，或曰银川地区，扩而大之到银川平原，其历史是久远的。据银川东郊水洞沟考古发掘证实，大约在距今二三万年的旧石器晚期，这里的黄河岸边就活跃着一支先民——水洞沟人。他们得到黄河的哺育，在漫长的生存实践中，创造了独特的水洞沟文化——我国发现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之一，是华北旧石器文化“周口店第一地至峙峪”系列中的重要一环。可见，银川地区也是华夏文明和黄河文化的源头之一。
人类社会从洪荒迈进文明之后，大约在史前至三代时期，银川平原地区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一直都是北方和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居牧的乐园，诸如薰鬻、淳维、鬼方、猃狁、北狄、西戎、胡和匈奴等，纷纷以黄河之滨的银川平原作为大舞台，上演过许多威武雄壮的人间历史活剧。
今银川地区的行政建置，于秦、汉期间尚无文字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王朝时，分全国为36郡，在宁夏北部虽有朐衍、富平两县之设，并归北地郡（治今甘肃宁县）管辖，但当时秦朝防守范围并没有越过黄河天堑，而是“因河为塞”、“城河上为塞”、“以河为境”，即“只是凭借黄河这一天险，在黄河沿岸修筑城障而已”。宁夏沿黄河的城障，史书都有记载，在南部有富平县（今吴忠利通区西北）境内的神泉障（约在今青铜峡峡口一带），北部有朐衍县（今盐池境张家场古城）境内的浑怀障（今银川兴庆区月牙湖乡境内）。这些县治和军城，均无一不是位居于黄河东岸的。而且蒙恬经营塞上河防，连打仗带筑城设防，一共只有四五年时间，就连秦王朝也不过只存在15年时间，秦末天下大乱，匈奴部落又乘机南下，控制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地区，秦朝在宁夏的开发和经营仅仅昙花一现而已。
汉朝取代秦朝以后，其在宁夏的行政设置已越过了黄河，在黄河西岸增设有灵武县（治今青铜峡邵岗西）、廉县（治今贺兰暖泉附近），并筑有南典农城（即胡城）、北典农城（即吕城）、上河城（即汉城）等。有些文著认为北典农城（吕城），就是后来的饮汗城，并说“这座管理银川平原屯田事业的小城是当时典农都尉的驻地之一。此为银川建城之始”。这一说法，在学术界尚有争议，因为此说只是建立在分析和推论基础之上的。
史书记载，银川的前身是怀远县，始建于东晋十六国间的北魏朝（386～532年）时期。初县治所名为“饮汗城”。赫连勃勃大夏国统治宁夏时期（407～420年），被改称为丽子园，成为赫连夏王藏娇纳秀的花园行宫。北周建德三年（574年）恢复县制并增设郡制，仍名怀远，管辖范围相当于今银川市区和贺兰、永宁两县以及石嘴山、青铜峡两市部分地区，郡县同治一城。距今都有1540多年时间。至于饮汗城是何代所筑，它与北典农城（吕城）有无承传关系，史书查无凭据。对于怀远的记载，首见于《隋书·地理志》，志曰：“怀远，后周置，仍立怀远郡，开皇三年郡废。”次见唐《元和郡县图志》，志云：“怀远县……本名饮汗城，赫连勃勃以此为丽子园。后魏给百姓，立为怀远县。”三见于北宋官修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书载：“废怀远县……周建德三年迁二万户于此，置郡及县，并名怀远。”
至唐朝，怀远县发生比较大的变化。首先是隶辖关系扩大。唐怀远县，上无郡制，归隶于灵州大都督府管辖；县辖范围，从武德六年（623年）始，曾一度将所废丰州（隋五原郡）和九原县（均远在今内蒙古临河一带），暂交灵州怀远县代管。其次是城址西迁。原因是怀远故城，筑于黄河西岸之侧，在唐高宗李治仪凤二年（677年），城被黄河洪水摧毁，不得不于次年在废城偏西高爽之地另筑怀远新城，即今银川市的老城区（兴庆区核心部分）。这一古城筑成至今为1333年。
五代时期，北方局面纷乱，怀远县被废，但怀远城未受到大的破坏。进入北宋政权，初袭唐制，恢复怀远县，仍隶属于灵州。开宝间（968～976年），北方形势日益严峻，改怀远县地方行政为军镇，列为灵州“河外六镇”之一。咸平四年（1001年）被党项首领李继迁势力占领。天圣元年（1023年），党项新首领李德明（李继迁子）率领总部从西平府（灵州）移驻怀远，并对城池进行整修与加固，改名为兴州（亦有天禧四年即1020年之说）。李元昊继承父王李德明权位后，于北宋明道二年（1033年），把兴州升格为兴庆府。北宋景祐五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年），元昊称帝、建大夏国（史称西夏），以兴庆府为国都。大约在西夏乾道元年至大安十一年之间（1068～1085年），再改兴庆府为中兴府。
12世纪后期，蒙古族称雄北方，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他于南宋宝庆三年、金正大四年、西夏宝义二年、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年），率蒙古大军灭了西夏国。至蒙古中统二年（1261年），元世祖忽必烈在西夏国故地开设行省，名为“西夏中兴等路行中书省”，辖境相当于原西夏国的疆土。后虽几经变更，但仍以兴州为省治。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再次罢撤中兴省，改设甘州行省，原中兴省降改为中兴府路，隶属于甘州行省。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中兴府路改名为宁夏府路，古银川城又从省城降格为省辖的府城。“宁夏”得名始于此，至今722年。宁夏府路与中兴州、怀远县同治一城。中兴州只管怀远一县，辖境相当于今银川市三区范围。
朱明王朝建立，初袭元制，宁夏府、州、县三级建制没有变化。但是，由于败退到大漠的残元复辟势力不断南下内犯，北边不靖，宁夏首当其冲，成为御敌巨防要区，列为明朝北国防线的“九边重镇”之一。洪武五年（1372年），宁夏官府和人民曾一度内徹而“空其城”。洪武九年（1376年）设立宁夏卫。明廷在宁夏实行军政合一的地方管理形式，不设府县，只设军卫，是一种特殊的举措，时银川称为宁夏镇城。建文间（1399～1402年）朝廷委派挂“征西将军印”的总兵镇守，同城亦驻宁夏巡抚。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又封皇十六子朱栴为“庆王”，负责镇守宁夏边镇，庆王府和各郡王府都建在镇城。明代宁夏地区在管理方面比较特殊，宁夏虽非省级布政使司衙门驻地（省会），但又派巡抚、总兵和亲王同镇，显然因区位重而享有准省级的待遇。所以在地方行政上归陕西布政使司管辖（如六盘山地区的州县），而在军事上则又归陕西都指挥使司节制（如北部黄灌区的卫所屯守地方），是一种二元体制。时宁夏设有宁夏卫和宁夏前卫、中卫、后卫以及宁夏左屯、右屯、中屯等七卫。除宁夏中卫和后卫外，其余五卫均同驻镇城。各军卫再通过下辖各千户所，对军事战守和屯垦任务进行具体实施。在宁夏是全民皆兵，三成军事、七成农耕。防守与屯垦范围相当于今宁夏北部的黄灌区和盐池、同心一带。
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建立清朝，由于满蒙一家亲，历史上中原王朝长期以来对北方设防的国防格局已基本上没有多大实际意义，黄河、长城、贺兰山等天险的军事作用大为下降，作为军事要塞的宁夏地位，亦相应下降。有清一代，宁夏北部地区的行政管理，已降为甘肃省的一府之地，所以清代的银川被称为宁夏府城。同时甘肃省分巡宁夏道和宁夏县、宁朔县三衙门以及宁夏总兵帅府也同驻于府城。宁夏道，是甘肃省的派出机构，属于宪官。宁夏府为一级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上隶于甘肃省，辖宁夏（今贺兰县）、宁朔（今青铜峡市）、中卫（今中卫市）、平罗四县和灵州（今灵武市）、花马池分州（今盐池县），后又增设宁灵厅（今吴忠市利通区金积镇）和宝丰（今平罗县宝丰镇）、新渠（今平罗县姚伏镇）一厅两县。
中华民国建元（1912年）后，北洋政府颁令全国统一废府存道。宁夏府被裁，而宁夏道改名为朔方道，银川城又称为道城。（群众口头俗称为“宁夏城”）。上下隶辖关系没有变化。民国18年（1929年）宁夏与甘肃分治，建立行省，原道城变为省城，但是省会银川市的名称直到1947年才正式被南京国民政府批准。
1949年9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解放银川市，宣告宁夏省解放。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暂时代行全省最高权力机构，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任主任。29日，银川市人民政府成立，孙璞任首任市长。12月1日，银川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23日，宁夏省人民政府成立，19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潘自力出任中共宁夏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银川市成为新宁夏省省会。1954年9月，中央决定撤销宁夏省建制，并入甘肃省。同时设立银川专区和中共银川市委，银川市划归银川专区管辖。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银川市又成为自治区首府，直至今天。
二、取名“银川”的原因和经过
原宁夏省的省会和今自治区的首府城市之所以用“银川”二字命名，原因是多方面的，它的形成有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对此，社会上和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见仁见智，各持一理，莫衷一是。归纳一下有四五种说法。
（一）文人怀旧托古的雅趣
文学家和诗人在进行诗文创作时，为了使其文句避免直白而达到文学上生动、形象和含蓄的一种意境，往往在文中不采用直陈其事，直呼其名的笔法，有时运用代称、隐喻，以怀古抒情来追求文句的高雅。如古书中常以太皓、苍穹指代天，以乌兔、金鸟指代太阳，以玉兔指代月亮等等。如韩琮《春愁》诗写道：“金鸟长飞玉兔走，青鬓长青古无有。”古典名著《西游记》中亦有“兔走鸟飞，看古今兴废”的文句。还有以太翁代称曾祖父或祖父，陆游《戏遗老怀》诗中的“稚孙能绊太翁喜”，就是写祖孙同乐的情景。对名人的姓名称呼也有此习，如称唐代大文豪韩愈，往往不呼其名，而依其郡望，称为“韩昌黎”，因他的家乡是昌黎县。称地名亦然，如以“三秦”代指陕西省，以“三晋”代指山西省，以“燕京”代指北京市等等。今宁夏银川地区，古为灵州、兴州和朔方属地，史书中曾以“灵夏”、“银夏”、“麟夏”、“银麟”泛指过今宁夏和陕北地区。可见宁夏早就与“银”字有不解之缘而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至少从南北朝到唐代时期，今宁夏与毗邻的陕北地区在地名上就被并称连呼过。特别是北魏间，在陕北设立了夏州（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北周间又曾设置过银州（在今陕西横山境东），到唐朝时又改为银川郡。此外，隋唐时期还在今陕北地区设置过夏绥银宥节度使。唐代，今陕北地区成为党项羌族拓跋氏的割据势力中心地带。而到宋朝，陕北更是宋与西夏争夺交战的主要战场之一。北宋雍熙二年（985年），银州（银川郡）城被西夏军攻取。元丰五年（1082年），宋军又于永乐城旧址（今陕西米脂西北）重新修筑一座新城，取名“银川寨”或曰“银川城”，此城军事地位十分重要，成为宋夏在军事上的必争之地，于是当时和后来的一些史书便把古夏州、古银州与古银川城联系起来而泛泛呼之，从此，银与夏就彼此相连，密不可分了。到了明朝，在一些官员和文人们的笔下，为了表达抒发怀古之幽情，托古之雅趣，有时别出心裁附会古意，有意识以夏州含射宁夏，而同时亦以银州或银川来隐喻兴州与后来的宁夏城（今银川市）。如明朝按察副使曹琏的《西夏形胜赋》，开门见山的第一句就是“翳夏州之大郡”。此“夏州”谓何？结合内容来看，文章所谓夏州，就是指古西夏，也是指明代宁夏镇城，因为文内所提到的，“带河渠之重阻”、“水旋绕如环雍”、“营兴广武”、“园开丽景”、“灵武秋高”、“蠡山之云”、“贺兰晴雪”、“汉渠春涨”和诸如花马池、鸣沙州、应理州、平虏城以及昊王陵等地名都在宁夏境内，可见此文以夏州代指兴州即今银川市。又如在山西省《永济志》中所载《重修河渎海神庙记》的记文中，所提到的捐修人郭之琮，曾担任过宁夏巡抚。因而记文对此载述是：郭之琮“开府银夏”，显然又以“银夏”指代明朝时的宁夏和宁夏镇城。明朝还有一位宁夏巡抚王崇古在《北风行别总戎吴西台》的诗中，也有“三年肩我靖朔银，九秋驱驰丹心竭”的句子，这里又以“朔银”代称明疆宁夏和九边重镇的宁夏镇城。朔，显然指宁夏全境；银，则具指镇城了。看来明代人正在逐渐把以“灵夏”、“银夏”、“朔银”和“银麟”等域名概念拿来指代古西夏和宁夏镇的大范围，并逐渐向具指镇城（宁夏城）的点上转移与缩小。不过这时在诗句、文章中所提到的“银”和“夏”等字和词，还基本泛指宁夏全境，尚无明确的地名意义。
终于，明朝后期，坐镇指挥西北四大军镇的三边总督刘敏宽，在他所作的一首诗中首次带来了突破。他在《秋日杨楚璞中丞抚临良唔长城关四首》之一中曰：“楼台矗矗冠层峦，无限华夷树大观。缥缈烟霞随剑履，横斜星斗乱旌干。须凭驼岭临河套，遥带银川挹贺兰。函谷玉门堪鼎足，金城百二入安澜。”刘敏宽，山西运城人，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由延绥巡抚升任陕西三边总督，开府固原（今宁夏固原），节制延绥、宁夏、甘州和固原四大军镇兵马和统一指挥西北各战区的战守军务。这首诗应是他在担任三边总督时，由固原赴花马池（今盐池）执行防秋阅边任务时，在长城关（为明花马池城东门外长城关门）上西眺贺兰山下宁夏镇防区即兴所赋。诗中所提到的“银川”已不是以古银州或古银川来进行隐喻射比古兴州和宁夏镇城了，因为诗句写到了河套，并与贺兰山同时出现，所描写的长城或黄河就如同两条带子，不仅“遥带”着“银川”，而且还“挹”注着“贺兰”。所以从诗句与整个诗意来看，诗中的“银川”，已实实在在是在确指宁夏银川平原或宁夏镇城了。这也不难看出，直至明朝后期，仍然没有以“银川”确指镇城，所以镇城之内也没有出现以“银川”命名的情况发生。就连文人们最喜欢在书院的命名时，采用怀古的做法也没有出现，当时镇城的书院分别命名为养正、揆文和朔方等名字。
清代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人们开始纷纷看中“银川”一词，并渐渐在宁夏大地上广为使用，又从河西灌区慢慢收缩而具体定位到宁夏城的一点上，最终完全成为这座古城的别名和代称了。清代宁夏府隶属于甘肃省管辖，府城即今银川市。在历史文献中，首次以“银川”代称府城，见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宁夏水利同知王全臣的《重修汉渠暗洞落成》的诗中有：“河流运行汉唐中，双拖百练舞长虹。唐徕西绕兰山麓，汉延绵亘唐之东……曾闻河源来自天，一曲伏流路几千，或是天公聊小试，暂移鳅穴到银川。”在王全臣之后，较早使用“银川”射夏城的是通智，他是清廷兵部侍郎，雍正四年（1726年）奉旨到宁夏主持修凿惠农、昌润二渠。雍正七年（1729年）渠成，他亲自撰写了《惠农渠碑记》，碑文一开头就写道：“黄河发源于昆仑，历积石，经银川，由石嘴而北……。”立碑应在渠成放水之时，可知，宁夏古城以“银川”代称，真正出现在清朝康熙、雍正之际。到乾隆十八年（1753年），宁夏府知府赵本植在府城（今银川）成立一所书院，就首次命名为银川书院。第二年，他的家庭教师汪绎辰又用两年时间编撰了首部关于府城的志书，也定名为《银川小志》。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中卫县《龙神庙碑记》亦记曰：“中邑夹河而治，决引灌溉，据银川之上游……”次年修成的《中卫县志》，在《边防考》中称：“中卫实银川门户。”同时期的诗文还有中卫武庠生员周守域所作的《胜金关怀古》文中写道：“云茫茫，峰兀兀，雄关崛起势嵂崒，北有沙漠之纵横，南有长河之滂浡。银川到此启管键，禁山带水不可越。”至雍正、乾隆之后，出现类似的诗文就更多了。如在平罗县大武口贺兰山东麓寿福寺（俗呼北武当山寺）所立的《武当山建立狮子碑记》曰：“宁郡之北路，平邑西北乾方武当山者，乃山林古刹，西夏名蓝，映兰阜之来龙，结银川之胜果……”还有孙良贵的八景诗《官桥新水》，诗曰：“鸣沙启宇逼西戎，浩浩车书万里同。水近银川堪鼓楫，桥如京洛好乘骢。”从此以后，各种带“银川”的诗文层出不穷，“银川”之称已渐渐家喻户晓，深得人心，被宁夏城乡广大人民所接收。
从上述一系列资料中，我们大体可以认为，文人们以“银川”抒发怀古幽情，而比照后来的宁夏引黄河灌区的银川平原和府城，大约发端于明朝末年，大兴于清朝前期，但以“银川”具指府城，就笔者所见到的资料，可以暂时认定为始于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
（二）地名迁徙的结果
“银川”地名之所以能从他地播迁到宁夏安家落户，这与在宁夏建立西夏国的党项羌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支少数民族部族，原先居住在今四川、西藏、青海和甘肃等省区的交界地区。在隋唐间，由于不断受到吐蕃的挤压，便不断东迁，先后落脚于今甘肃东部、陕西西北部。到唐朝末年，其中较大的一支拓跋氏“平夏部”，已定居夏州。由于该部出兵帮助唐廷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军和收复长安有功，其首领拓跋思恭被唐僖宗破格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并赐国姓为李和爵号“夏国公”。在唐末五代的动乱年代中，党项族乘中原战乱无暇西顾，并利用各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大胆南犯西扰，大肆抢劫人口和财物，使其势力一天天壮大，渐渐成为西北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地方割据武装集团。至宋朝初，党项部不仅控制着夏州、银州、绥州、宥州、静州等大片土地，其新首领李继迁又运用外交手段，取得了辽国的支持，肆无忌惮地与宋朝相对抗，并开始从较为艰苦荒旱的原根据地夏、银等州地方向西部富名遐迩的“塞北江南”作战略转移。北宋咸平五年（1002年）李继迁率部攻占灵州（今吴忠利通区境内），将其部族政治中心迁到灵州，改称为西平府，为后来建立西夏国打下了基础。李继迁死后，其子李德明继夏国主之位，于天僖四年（1020年），又将势力从河东扩张到河西，攻占了河西重镇怀远镇城（今银川），并改名为兴州。德明死后，其子元昊继承王位。元昊当权之后，升兴州为兴庆府，并在完成一系列准备工作后，于北宋景祐五年（1038年），在兴庆府设坛祭天，自称皇帝，改元为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兴庆府成为西夏国的都城。
党项拓跋氏部族既然在古灵州、古兴州地区先后建国、称帝，后来人们渐渐就把党项人老家和发祥地区的地名，随着这支羌人的迁移而相应地进行迁转。西夏国的统治阶级党项羌族来自于雪域高原的川藏青甘地区，这支民族的祖祖辈辈都敬畏着雪山并崇尚白色，所以西夏国在党项人族内实际上称之为“白高国”或“白上国”。“银”与“白”往往紧紧相连，称为“银白色”，白银与黄金一样，是高贵和富有的象征。所以早在他们的祖居地就有“银川”的地名出现（后留下银川驿地名）。拓跋氏在唐以后又世代割据陕西北部夏、银等州地方，所以夏州与银州又成为这个部族的世居地和新的家乡，而且创建夏国的始祖、被追封为西夏国太祖的李继迁又出生在银州（银川郡），他的家族几代人都世袭着定难军节度使的职位，夏州、银州、绥州、宥州是其家族的世袭领地，他本人也长时期官于此地，先后被宋廷授为银州刺史、银州观察使等要职。在他叛宋之初，银州更是他的第一个据点，在这座城中，他与宋军发生过多次血战，终于打败宋军而站稳了脚跟，可以说银州是党项人取得政权的发祥地。所以当西夏立国以后，便称兴州为中京，灵州西平府为西京，而称银州、银川城为东京。党项拓跋氏入主灵州、兴州建立大夏国以后，刻意恢复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特点，已经渐渐汉化了的生活习惯被人为的弱化。李元昊在即位、称帝前就一再强调，衣皮毛，事畜牧，这是我族的习性。他坚决反对父辈们“重汉礼”的汉化倾向。他掌权以后，特别在称帝前后，在国中提倡蕃礼，推行党项本民族的旧俗，严令全国推行党项传统的发式——秃发，禁止用汉人风俗结发，并自己带头剃了头发，“然后下令国中，使属蕃遵此，三日不从，许众共杀之”，进而“令国中悉用胡礼”，将九拜改为三拜，革五音为一音，文武官员皆“以蕃号命名”，令其着本民族服饰，并创立西夏文字，“立蕃字、汉字二院”，还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西夏文字在夏国文化中的地位。他本人也坚决废弃唐皇、宋帝所赐的李姓和赵姓，自号“嵬名氏”，自称“吾祖”（青天子之意）。在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支配下，党项一般民众也很自然地把其本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和世代居住地的地名悄悄地带到了黄河西岸的新家国。
这不仅是人民群众的一种心理需求和精神寄托，也是一个民族争取自立和不受外力影响的必然。不过只是在民族内部使用，或仅是心理上的认同，并没有出现在官方文书之上。历史上的地名，随着部族的迁徙而迁徙的现象在各民族之中都普遍存在，如中原人南迁后在所谓“客家”人共居的新区，不仅带去了中原城镇村落名字，甚至一些桥梁、坊市等名称都在南方新家园中重现。这在地名学上叫做“同源地名的播迁”，是一种很普遍很正常的现象，古今中外不胜枚举。宁夏境内，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过。如南北朝时期，在今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境内出现的历城郡，就是北周时期迁徙安置历下（今山东济南）民众时出现的地名迁徙。相反，秦代在今吴忠市境内建立过一个富平县，因汉末羌人起义，地方动乱，全体官员与富平县治一起，两次迁往内地，最后再也没有迁回原地，现在陕西省的富平县就是因为这段历史而留在关中的。宋时党项人入主今宁夏地区以后，从故里带到新家园的地名，也不只是一个“银川”，还有宁朔、平羌、暖泉、镇罗等皆属之。元代统治阶级对党项羌族这支勇敢的民族大存戒心，对之采取消灭、遣散的政策以分其势，更不可能允许这个民族以祖居和发祥地的地名来重新唤起党项拓跋氏的民族精神，尤其特别忌讳其始祖李继迁的诞生、成长和成就大业的圣地“银川”的地名再度出现与使用。只有到了元朝灭亡以后，“银川”地名才有可能重新浮现出来并得到重新使用，这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本身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地名迁徙一派观点之中，还有另一看法，即承认银川地名是从陕北播迁到宁夏，但不承认银川地名原系从党项祖居地的雪域高原迁至陕北。他们认为银川地名就是从陕北开始出现的，因为党项羌族盘踞在陕北时期，其中心居地处于无定河的支流古圁水一带，汉代就有圁阳县，因城在圁水之北故名。因此处出产一种名贵的聪马被称为“乞银”（番语译音），所以水名“圁”（音银）。党项在此水之域所建的城，便称为“银川”（川亦水之义）。
（三）从地理环境特征而产生的附会之说
由于后人不解古人之意，加之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对于“银川”地名的真实内涵和美好寓意，已被渐渐淡忘和曲解了，便慢慢在民间产生了一些演义性的附会传说。其中有根据宁夏地处河套沃区，自古号称“塞上江南”，又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和“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赞誉，而宁夏的黄灌区也的确是河渠成网，“举锸为云，决渠为雨”，“丰稻秫，足鱼盐”，旱涝保收的塞北鱼米之乡。于是后人便依照人们视金、银为富贵之物的想法和往往喻富沃之区为金、银之乡的习惯，把这块富庶土地称之为金、银之区。宁夏时属甘肃省一府之地，而甘肃省早就有“金张掖、银武威”之说在先，又有金川之名于前，所以要从地名方面来赞美这块沃土和这个城市，便自然而然只有“银川”之名再妥帖不过了。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大概是从古城地区四周的自然环境与地貌特征而自编出的另一个版本。因为古城近在黄河西岸，地处贺兰山冲积扇平原，这里大地平衍，河水流动平缓，造成黄河走向容易左右摆动，就出现了所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现象，加之贺兰山各山谷洪水、泉溪的共同作用，于是在河西大地上就逐渐形成了众多的湖沼湿地，围绕古城地区还有民间称之为所谓“七十二连湖”的说法。它们星罗棋布分散在古城四周的大地上，其中近城的名湖有高台寺湖，史载为“大湖万顷，水色山光一望豁然”，还有南塘、金波湖、月湖、鹤泉湖等环城流光。在城内又有逸乐园、永春园、寓乐园、赏芳园、后乐园和西园等花园水景，使古城呈现出城在湖中，湖在城中的高原湖城奇丽景观，所以自古以来这座古城又有“水抱城”之称。从史书上我们可以看到，这块土地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是被称为“塞北江南”的鱼米之乡了。唐朝诗人韦蟾的一首七言绝句诗写得明白：“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旧有名。”清代乡儒刘芳猷在赞美家乡的一首《朔方》诗中也写道：“西峙贺兰爽气凌，东流黄水日奔腾。人烟漠漠联村落，畎亩鳞鳞傍水塍。塞北江南名旧得，嘉鱼早稻利同登。偶看儿女弓刀戏，不觉临风百感增。”正因为银川城外河渠密布，湖沼湿地连片，城乡大地一派江南水乡美景，举眼望去，到处是碧波万顷，银光粼粼，水天一色的水晶宫气派。再加上由于黄河两岸地势平坦，地下水位较高，排水不畅，土地盐渍化较为严重，在银川平原的大地上，除了湖泊湿地外，又多呈现白色盐碱环境，形成了四野茫茫，银装素裹，一派琉璃世界出现在人们的眼前。所以1936年5月，上海《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在宁夏采访时发表的报道中写道：“宁夏土质，碱性最重，地面常呈白色，故宁夏古名‘银川’。因这块葫芦形的地带中，常如银地一片也。”以上两种地理特征说，虽然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的演义性误传，但在非研究人群中，特别是在民间社会之中还是相当普遍的，大有以假乱真之趋势。为了不贻误后人，不混淆历史，所以更有必要正本清源而正视听，还历史的真面目。当然，笔者的分析本身是否正确，也有待方家赐教了。
（四）一些误会的传讹
还有一些文人，由于对西北地区的历史缺乏了解，或一知半解，往往在自己的文著之中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这一类错误以《元史》为代表。在《元史》卷六十的《地理三》之中，于“宁夏府路”条目之下，对府路的历史沿革记载中，将宁夏与夏州混为一谈，而认为夏州是宁夏的前身。曰：“宁夏府路……自唐末拓跋思恭者镇夏州，世有银、夏、绥、宥、静5州之地。宋天禧间，传至其孙德明，城怀远镇为兴州以居，后升兴庆府，又改中兴府。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置宁夏路总管府。”这里不必深责编修《元史》的宋濂、王祎等人，因为《元史》是在朱元璋的压力下，于洪武二年（1369年）仓促编纂，又于当年草草刊刻，而当时明军还没有完全占领宁夏地区，对此地的许多情况还不甚了解，所以出现这样的错误也就可以谅解了。但是，《元史》毕竟是正史，它并不是文人们托古、怀旧的文学比喻和影射的手法，而是对历史事实的误载，国家的正史本应该传信史给后人。但是，由于它的错误，才影响到宁夏元后地方志书的一系列错误，其恶果是不可低估的，其错误也是必须要坚决纠正的，不能再让它以讹传讹而贻误后人了。
另外，还有人提出一种类似很新颖的看法，认为“银川”之得名，是由它独特的地理区位而形成的。因为银川古城位居黄河西岸的贺兰山东麓，突出并暴露在敌方的前沿，故史书称其“地当敌冲”、“孤悬河外”，并在有关史地书籍中曾把这里列为“化外”、“河外”的特殊地区。从字面上理解，末端者、突出者，称之为颖。所以就认为“银川”实“颖川”的转音。因为银川是突出在河外，位处北方战区的末端，故称为“颖”川。这种说法，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过有关文著和运用史料对之进行论证，如有所论，哪怕是自圆其说，倒也不失为一家之言。
银川市命名的经过是这样的：1928年北伐告成之后，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在各派政治、军事集团利益分配的背景下，宁夏再度设立行省，新省基本上以前明宁夏镇和清朝宁夏府（道）为基础，其省会城市仍为前明宁夏镇城和前清甘肃宁夏府城。这时的西北各省（除新疆省）完全在冯玉祥系西北军集团势力的控制之下，当时对省会的名称曾作出讨论，有人认为该市在著名的贺兰山下，故主张省会应定名为“贺兰市”。又有人认为，在宁夏民间，广大民众早已习惯称府城为“宁夏城”，不如既顺应民意，又照顾到老百姓的习惯，以“宁夏市”为省会的名字较好。还有提议以怀远、朔方等为名的各种不同的意见。在正式设省之前，曾先出现过宁夏行政区的建置，当时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曾倾向于将宁夏行政区首府城命名为宁夏市，并于1928年1月14日颁发过成立“宁夏市政筹备处”的指令。后因筹设宁夏新省，此事交由新设行省办理。但新省主席从门致中、吉鸿昌到马鸿宾、马福寿（代理）等人，前后不仅因为如同走马灯式的换来换去，每人都是衽不暖席就走了，而且当时的宁夏形势十分混乱，“司令”如毛，土匪猖獗。所以每位主席上任之后，只忙于武装自卫和为征兵筹饷而加紧搜刮，至于给省城命名的事，当然也只能是暂付阙如了。后来更是由于新军阀之间战争烽烟又起，尤其是蒋冯阎中原大战尤酣，再也无人顾及到给一个小的省城起名字的这件小事了。
中原大战以蒋介石集团的胜利而告结束。由于马福祥父子在中原大战前后，先后叛离冯玉祥而投靠了蒋介石集团，为了奖赏马家回族武装小集团对蒋氏中央的效忠，蒋介石先后任命马福祥为安徽省主席、马鸿宾为甘肃省主席、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1933年，马鸿逵率领他的第十五路军进驻宁夏，就任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在内地的大舞台上闯荡了多年，本来看不上宁夏这个小舞台，但此时其父马福祥已去世，失去了靠山，也就只好收起野心回到宁夏省主席的任上，否则连这块地盘也可能会被他的堂兄马鸿宾拿去了。再说宁夏虽小，但却是一方好山好水。从民国之初，就是马家武装集团占据的地盘，是马家父子们走向全国的发祥之地，马鸿逵也口口声声称宁夏为“桑梓”和“第二故乡”。所以马鸿逵此番重返宁夏，是把宁夏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和最后的落脚点加以重视，并准备好好进行一番治理的，他的治理是从整顿地政和建设省城开始的。
马鸿逵于1933年3月1日，以宁夏省政府主席、十五军总司令和国民党宁夏省党部主任的三重身份，在省城宣誓就职视事。4月11日，由他主持召开的省政府委员会第130次会议上（从建省计起），授意刘抡英委员向大会提出“为本省省会拟请设市”的议案。会议当然无条件“通过”这一提案。会议最后作出决议：“原则通过。提交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厅长和提案人详细审查。”同年5月26日，在省政府131次会议上，马鸿逵亲自提议道：“根据海涛等五位委员报告，为奉令审查‘省会拟请设市’一议案。遵于4月30日开会审设，兹审议办法两项，请公决案。”与会委员一致通过决议，“先设筹备处试办”。
1934年1月8日，在宁夏省政府委员第140次会议上，马鸿逵再次亲自提议：“据呈拟具‘银川市筹备处组织规程’，是否可行，请公决案。”会议的决议是“修正通过”，同时决议“于1月9日公布颁行”。就是说，此次会议正式决定宁夏省会采用“银川市”的名称，而且次日就要“公布颁行”。与此同时，宁夏省政府向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呈送“关于成立银川市政府筹备处的报告”。但由于时局的变化和中日大战即将爆发，南京政府的档案早已打包运往开封、洛阳，最后转运到重庆，加之抗战军燹，形势维艰，对于宁夏省要求设立省会银川市的报告，一直延至1945年8月，才以南京国民政府（平壹字）第18388号行政院令，正式公布了《宁夏省银川市政筹备处组织规程》。接着在1945年11月至1947年5月之间，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发表（渝字）第987～1025号等多次政府令，任命了银川市政府筹备处的一些办事机构和负责官员。于1947年5月27日，行政院最终发布（从洪学字）第20051号令，正式公布《宁夏省银川市政府组织规程》（九条），按组织规程，银川市政府可荐任或简任市长1人，下设5个科，编制32～47人。至此，宁夏省会银川市宣告成立，首任市长为李振国。
1949年9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解放银川市，标志着宁夏省的新生。29日，新宁夏省会银川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孙璞被任命为新银川市的首任市长。从此银川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大西北的一颗明珠和社会主义中国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三、凤凰城的传说
银川古城的历史久远，何时被称为“凤凰城”，典出何处？据笔者的一孔之见，大约有史志记载和民间传说两个方面的来历。
（一）史志记载
据民国初年出版的《朔方道志》记载，认为：宁夏城的“凤凰城”之说来源于古城的形状。清代间，宁夏人形容府城整体形似一只凤凰，东西大街较长，如同凤身，南北大街较短，如同双翅，东门外的高台寺恰似风头，高台寺有前楼一间又似凤嘴（或凤冠）等等。《朔方道志》卷二十二的《人物志·技艺》门类中，收录有清代宁夏府一位道术很高的风水先生王雨堂。《朔方道志》载：“王雨堂，善青鸟术。宁夏郡城象凤形，以东部高台寺为凤首，层台峻宇，地势雄胜，前建危楼，翼然于上。咸丰丁已，郡有富室某，嫌楼地狭隘，晏会局促，扩为三楹。雨堂语人曰：‘高台寺为凤首，前楼凤口也。兹以宴饮之私，妄更古刹，凤口受创，五年后大劫至矣。’人有笑其耄而妄者。咸丰庚申，雨堂归道山越。癸亥，郡遭回祸，几无孑遗，此台亦毁于火。”这则真人真事告诉后人两条信息：一是“凤凰城”之说原本只是根据城池的形状演义而来的；二是“凤凰城”的传说，最早出现于清朝咸丰年间。因为不仅王雨堂的传说中有明确的时间记载，而且在明朝的志书中也可以找到佐证。在明朝宁夏庆王朱栴所纂修的宁夏首部志书《宣德宁夏志》卷上的《城垣》一节中，对古城是这样记载的：“旧城未知筑自何代？周回十八余里，东西长倍于南北，相传以为人形……。”两志对照可以看出，所谓“凤凰”形，不过是从“人”字形进一步发展、演化而成的美丽传说而已，并且这种传说的“版本”越演越多，故事内容越来越形象和具体，进而从书本上传到了民间，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并对它不断进行再加工、再创作，以至后来渐渐有了“凤凰城”的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着。
（二）民间传说
关于“凤凰城”的传说，并不是宁夏独有的故事，全国以“凤凰城”传说赞美一个城市的在不少省内都有，如湖南湘西的凤凰县城、辽宁丹东市的凤凰说、陕西宝鸡市的凤县以及新疆的玛纳斯县，旧有南北两座城，亦素称为“凤凰城”等等。因为在中国的龙凤文化中自古以来就视凤凰为神鸟、幸福鸟，可见“凤凰城”的种种传说，不过是寄托了人民群众向往美好生活，企盼有一个优美、宜居的自然环境心愿罢了。宁夏“凤凰城”的传说在回族和汉族民间都有不同内容的故事流传着。对于这些不同内容的故事进行综合整理，大体上可以分为美好生活说、赞美家乡说、救危扶弱说、古城形状说和混合说五种类型。
第一种传说的故事内容大概是说：宁夏原来的自然环境条件很恶劣，人民生活艰苦，每年南飞经过宁夏的大雁看到了这些，对宁夏人民深表同情，于是大雁们飞到南方以后，就把这一切告诉了生活在南国优越条件下的各种飞鸟走兽们，其中有好心的“凤凰七姐妹”听后特别激动，尤其最乐于助人的“七妹”，便产生了挺身救助宁夏受苦受难各族人民的想法，后在众姐妹的鼓励和帮助下，她带着姐姐和众乡亲们赠送的各种“宝物”，毅然离别美丽的家乡，在大雁的引导下，来到贫穷落后的塞北。七妹先用簪子在大地上画了一些道道，就变成了纵横的水渠，让荒旱的宁夏成为旱涝保丰收的天府之国。又把五采石安放到地上，就变成巍巍的贺兰山，挡住西北方向吹来的风沙。再把五谷和神草撒向大河两岸，结果到处是树木成林，花草成片，鸟语花香，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就连六姐妹为怀念她所送的头发，也撒在河滩上变成了“发菜”，宁夏从此成为“塞上江南”的鱼米之乡。
第二种传说的故事内容大概是说：宁夏本来就是一个人好、民风好和山美、水美的好地方，所以招来了凤凰，而“凤凰不落无宝之地”，从此宁夏增添了“红、黄、蓝、白、黑”的新“五宝”，使得宁夏山河更加美丽，各族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第三种传说的故事内容大概是说：有一股入侵者或强盗来伤害宁夏地区热爱和平生活的各族人民，一只凤凰同情这里的人民，便化为一座坚固的城池，把人们保护在城内，解救了宁夏人民；或者又传说，有一只凤凰直接挺身与恶人进行搏斗，虽然身负重伤，但却除杀了欺压人民群众的地主、恶霸，使人民得到了解放。
第四种传说的故事内容大概是：从前在修筑宁夏城时，人们盲无目的地在不适合建城的地方大兴土木，而日夜辛勤地劳作着，一只聪明的凤凰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就将筑城的标杆用嘴叨走了，扔到最适合建城的地点，官民恍然觉悟，这是神鸟的提示呀，于是弃旧址改在新址筑城，就建成了银川古城。或者传说，古时人们在修筑古银川城时，劳民伤财，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一只凤凰知道此情，为了解除人民的苦难，她舍身化作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从而免去了人民的苦役。
第五种传说的故事内容大概是：以城池东西长于南北的形状特点，演义成，即东西大街是凤身，南北大街为凤翼，东部高台寺如凤首，寺前阁楼若凤嘴（或凤冠），钟古楼可算作凤心，西门外贺兰山桥指作凤尾，承天寺塔（西塔）和海宝塔（北塔）当然又被视作凤爪了。
最后，有一些更聪明的民间故事编创人，干脆将上述种种内容糅合到一起，编成为一种综合性的故事，以满足人们各种向往、追求的心理需求。
银川人民带着美好的愿望，骄傲地称自己生活的家园为“凤凰城”，银川人民世世代代传唱着一首歌谣：“瓜儿哪能离开秧，孩儿哪能离开娘，银川人民啊，咋能离开美凤凰！”听啊，我们的金凤凰在引吭高歌。凤凰不鸣呀，一鸣惊人，看啊，我们的幸福鸟展翅了。凤凰不飞啊，一飞升天。新银川，大银川，在新长征的新征程中高歌猛进。
银川，美丽的凤凰，腾飞吧！
（《共产党人》2006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