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位于祖国大西北东北部，居黄河中上游，北屏贺兰山，南峙六盘山，黄河横穿北部全境，历史文化悠久，素有“塞上江南”之美誉。早在约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就曾在这块大河两岸的沃土上劳动、生息和繁衍。从灵武市水洞沟和彭阳县岭儿、刘河以及青铜峡鸽子山，还有海原县菜园子、中卫县长流水等其他地点的太古人类活动遗址的发现，表明宁夏南北全境都是中华民族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另外，从六盘山脉、泾河源流域及其周边地区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有关史料记载分析，也反映宁夏南部地区是从伏羲到黄帝之“人文初祖”们的活动范围，即所谓“羲里娲乡”，因而又是黄河文化和华夏文明的摇篮和主要源头之一。三代以前，这里先后出现过被称为“浑粥”（音勋育）、“鬼方”、“猃狁”（音险允）、“害夫”（音胡）和“戎、狄”等氏族和部落。到春秋时代，今宁夏地区从北而南，分别是朐（音渠）衍戎、义渠戎、乌氏（音支）戎为主的戎狄部落游牧场所。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与中原华夏各族有着密切的联系。直至战国时期，中原秦国才在这里南北初置乌氏县和朐衍县。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正式设立北地郡（治今甘肃宁县西北），乌氏、朐衍二县隶之，并于乌氏缘边筑长城以拒胡，是为中原政权在今宁夏地区建立行政设置的开始。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六国，分全国为36郡，即包括北地郡。次年，秦始皇亲赴北地郡巡视，不久又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并在河套黄河东岸筑城屯驻，这是宁夏北部地区的第一次移民开发，水渠开凿、农田屯殖，率肇于此时，浑怀障（今陶乐南）、神泉障（今吴忠西南）军城随之出现并增设富平县（今吴忠西北）。秦朝时期，南部地区的畜牧发展“富名遐尔天下”，以乌氏县大牧主倮（又作赢）为代表，她的牲畜之多，数量无计，只能“以山谷量牛马”，连秦始皇对她都“待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交换活动的相应发展。
两汉时期，大规模“募民徙塞下屯耕”，大兴开渠引水灌溉，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普遍修渠溉田，使得黄河沿岸广大新垦区出现“冠盖相望”的繁荣景象。宁夏的农牧业同样得到全面大发展，时北部属于“河南地”，是被称为富裕代名词“新秦中”的一部分，南部亦“马匹遍野”“畜牧为天下饶”。其间，又从北地郡析置安定郡，治高平（今固原）。北地郡隶属于朔方刺史部，安定郡则隶属于凉州刺史部。二郡辖县已发展到高平、乌氏、朝那、三水、眴卷、月氏、朐衍、富平、灵州、灵武、廉县。汉武帝巡行各郡，多次来到北地、安定，他认为两郡是防御匈奴入侵的要冲。为了加强该地防务，他命令在乌氏县瓦亭关（今固原南）、朝那县萧关（今固原东南）设重防，还在富平县神泉障设北地都尉，浑怀障设浑怀都尉，以加强河防与边塞军卫管理。另在三水县（今同心东）设属国都尉，负责安置匈奴来降者。所以，“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汉末，卢芳、隗嚣、高峻先后割据宁夏等地，使该地区频遭战乱，加上其后羌人多次起义的打击，人民逃亡，治所内徙，终于在东晋时归属于匈奴铁弗部赫连勃勃所建立的大夏国。
大夏以统万城（今陕西靖边白城子）为国都，在宁夏设置高平城（今固原）、薄骨律城（今吴忠北）和饮汗城（今银川境内）管理之。
大夏国还在饮汗城建丽子园，以为行宫御花园。进入南北朝时期，宁夏的社会经济一度得到恢复发展。尤其是北魏薄骨律镇将刁雍任间，在屯垦戍边、安置少数民族、兴修水利、恢复农业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本地生产的粮食自给有余，曾一次调“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食”。而且自行造船，利用黄河水道来往运输，这又成为黄河上游水运开发的首创。由于多余的粮食在平地堆放，刁雍于太平真君九年（448年）“求造城储谷，置兵备守”，所建之城被北魏太武帝赐名为“刁公城”，以示对刁雍的嘉奖。北魏孝文帝平三齐，于太和初年（477年）将历下（今山东济南）居民迁至薄骨律镇，筑历城（今陶乐南）以居屯。北周时，继续向宁夏移民兴屯。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574年），迁两万户于丽子园，置怀远县和怀远郡，是为今银川市的前身。周灭陈国（国都建康，即今江苏南京）以后，又迁该国江南兵民于灵州，对河东地区再次进行大规模开发，使这片土地变成与移民老家江南水乡一样美丽富庶。史称：“因江左之人崇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这一历史时期，宁夏还是陇右丝路的重要枢纽，从固原县北魏墓葬中出土的波斯萨珊朝卑路斯王银币和北周李贤墓葬中出土的玻璃碗、金戒指和鎏金银壶三件波斯珍品，就是宁夏在与中亚交通史上重要地位的物证。
隋唐时期，宁夏地区不仅军事战略地位日益重要，而且经济贡献也越来越大，因而中原王朝对这里的统治也进一步加强。唐朝甚至把宁夏全境都纳入关内道，属于京畿地区，以京官遥领。贞观二十年（646年）九月，唐太宗李世民亲至灵州会见数千名北方各少数民族首领和使者，被铁勒诸部共尊为“天可汗”。太宗从其请，并赋诗“雪耻酬百王，除凶恨千古”，命勒石记其盛事。于是灵州地区又成为安置少数民族内附部落的羁縻州。在这块多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开发的塞上天府中，农业和畜牧业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使传统的河东灌区再现生机。时黄河两岸有汉渠、胡渠、御史渠、百家渠、薄骨律渠、特进渠等八大干渠和“千金大陂”。同时，黄河之西贺兰山东麓，也得到大规模开发。相传汉延渠、唐徕渠均修于唐代。河西也与河东一样，已是田连阡陌，果树成片的“塞北江南”了，正如当时诗人韦蟾咏道：“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骑铁衣明。”以开元年间为例，屯田数为：灵州37所、定远军40所、盐州7所、原州4所。唐制50顷为一屯，上述屯田合计4400顷。更为重要的是，灵州等地的池盐，已成为朝廷财政收入的支柱。以经济实力作为后盾，灵州在唐代上升为北方的军事重镇，先后设立过总管府、都督府和朔方节度使理所，统辖边防各军城，拥有军队6万余名、战马2万余匹，是全国边镇中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因此，当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等仓皇逃到四川，而太子李亨却背道北上，一到原州（今固原）就得到大批官私马匹。朔方留后杜鸿渐与六城水运使魏少游等朔方官员会商后，书面向太子详细报告了朔方镇所拥有的军用物资、粮械和充足的后勤补给以及强大的军事实力。河西行军司马裴冕亦力劝李亨治兵灵武，以图今后进取。太子李亨遂于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十二日在灵武（今吴忠利通境内）即皇帝位，尊玄宗为太上皇，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升行都灵武郡为灵州大都督府，诏郭子仪任兵部尚书，兼灵州大都督府长史，率5万大军勤王灵武。随后又广借吐蕃、回纥、大食等部外兵聚集于朔方。次年九月，郭子仪统帅中外军马15万之众，一举光复长安（今西安），十月肃宗返京，完成了所谓“肃宗中兴”的壮举，灵武也就成为唐朝的所谓中兴发祥圣地。但是“安史之乱”给朔方带来的是大军云集，地方不堪重负，经济受到极大破坏。尤其是战后，前门驱走了狼，后门进来了虎，使得原州、安乐州和石门等七关，落入吐蕃之手长达80余年之久。灵州地区也成为唐与吐蕃长期争夺的战场，河渠毁塞，营田破坏，人口锐减，强大富庶的朔方从此一蹶不振。
宋朝立国以后，割据于陕北的党项羌崛起，经过其首领李继迁、李德明和李元昊祖孙三代半个多世纪的割据自雄，并在辽国的支持下，于咸平五年（1002年）攻占灵州，迁党项首府于此，改称西平府。天禧四年（1020年），又将其首府迁往河西怀远镇，改称兴州（今银川旧城）。明道元年（1032年），李元昊即位后，为称帝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如改宋朝年号为显道；放弃李、赵赐姓，改用党项姓氏为“嵬名”，更名为“曩霄”；废除宋、辽所颁封号，按党项语自称“吾祖”（又作“兀卒”），意为“青天子”；简化袭用唐宋礼仪、音乐和典章制度，严令“国中悉用胡礼”，官民一律秃发、耳垂重环，并“改大汉之衣冠”；还命野利仁荣创制“国书”（西夏文字），设立“蕃学”等。终于在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正式建国称帝，国号大夏（党项语为“邦泥安国”，汉语为“大白高国”），自称“大夏始元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改元“天授礼法延祚”，以兴州升兴庆府为京都。其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史称“万里之国”。全国划分为22州，在宁夏境内有9州：兴州（今银川）、灵州（今吴忠利通境内）、盐州（今盐池东）、威州（今同心韦州）、顺州（今永宁西南）、永州（今永宁东北）、环州（今银川东南）、定州（今平罗姚伏）和西安州（今海原西安）。后又设立应理（今中卫）、鸣沙（今中宁鸣沙）二县。另外，在军事建制方面，分全国驻军为左右两厢和12监军司。在宁夏境内设有3个监军司：左厢静塞军司（驻威州）、右厢白马强镇军司（驻盐州）和朝顺军司（驻克夷门）。全国总兵力约50万人，即有22万人马重点部署在今宁夏境内，其中以7万大军驻防于都城兴庆府周围，5万人马驻防于东大门的盐池，又于西平府灵州和贺兰山要塞各驻防5万军队，形成对京畿地区的重兵严密拱卫。西夏统治者依仗全民皆兵的强大武装力量，从元昊称帝前后直到向金国称臣的乾顺元德六年（1124年）的90多年间，先后与北宋和辽国发生过大小战争无数次，形成与北宋、辽国三足鼎立的局势。后来在金国灭亡辽和北宋的新形势下，西夏仍然屹立在西北，又重新与南宋、金国形成新的三足鼎立态势。但是在蒙古部落强大起来以后，成吉思汗曾率蒙古铁骑军6次进攻西夏，在宝义元年（1227年），经历190年和10个皇帝的西夏国终于被蒙古大军灭亡。如今西夏国覆灭虽然已经780多年了，但是党项族却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历史遗存，特有的西夏党项文化仍熠熠生辉。现在国内外学术界对西夏文化的研究已形成了一门西夏学的新兴学科，它为多元的宁夏地域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和精神财富。党项族是中华民族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所谓西夏文化，与华夏大文化相比，只是具有自己的民族历史和地理环境的特色而“本同末殊”罢了。
蒙元对宁夏的统治，是建立在一片战争焦土的废墟之上。蒙古军在攻打西夏时，对西夏地区采取了杀光、烧光、抢光的野蛮做法，“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无一二，白骨蔽野”。中统元年（1260年），蒙元大将浑都海又在六盘山发动叛乱，祸及整个西北，使得宁夏处境雪上加霜。直到至元元年（1264年）西夏中兴等路行省建立，郭守敬随张文谦、董文用来到宁夏，对黄灌区的水利进行大规模治理，并设立西夏惠民局，诏令流亡难民回籍，后又陆续设立西夏营田司、西夏中兴等路新附军万户府和开成路陕西屯田总管府等屯田机构，“自六盘至黄河立屯田、戍兵万人”，屯田数达四千顷。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廷曾下令“徙翁吉剌民户贫乏者就食六盘山”，就连南部山区都能做到粮食自给有余，北部黄灌区更是大量输出粮食，于是宁夏至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的漕运得到开通。蒙元初以行省治理原西夏故地，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设置甘肃行省，改原中兴行省为宁夏府路，归甘肃行省管辖，地方行政建置以“宁夏”命名，即宁夏得名始于此，其寓意是希望原西夏故地永远安宁。
值得注意的是，宁夏这块多民族的大舞台，在元朝又增添了回回人入居和伊斯兰教的传入。最初主要是“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和随军的工匠、商人、学者、官吏、掌教等人为主，大都居住于城市和交通要塞上，人户数量也很少。而宁夏地区情况却比较特殊，该地居大元帝国之腹地，据中西交通要冲，六盘山麓又是安西王行宫所在，为蒙元驻军重地，探马赤军、回回炮手、回回匠人、回回商人及其家属人等，追随军队行止，其中有些人便定居于这块土地。更为重要的是，安西王忙哥剌的儿子阿难答（忽必烈之孙），从小就在六盘山地区的一户回回人家托养长大的。回回人是元代色目人中的主要部分，其政治地位仅比蒙古人低一等，高于汉人和南人。阿难答自幼受到回回习俗和伊斯兰教礼规的影响，熟谙《古兰经》，通晓阿拉伯文，热衷礼拜，崇信伊斯兰教。至元十七年（1280年），当他承袭安西王位后，即在所统率的15万大军中推行伊斯兰教，并命令蒙古儿童皆行割礼。蒙古人奉佛教为国教，所以，元成宗铁穆耳坚决反对他这种异教徒的做法，甚至拘禁过他，但他宁可不要王位也不改变自己的信仰。皇太后阔阔真考虑到安西王在领地“唐兀”（称西夏国故土）已深得人心，唯恐引起民怨，只好劝成宗让步，释放他返回封地。虽然后来阿难答在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铁穆耳死后的帝位争夺斗争中失败被杀，但他在陕甘宁封地倡导伊斯兰教已历20多年，使伊斯兰教在这个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回回民族的形成和伊斯兰教在西北的传播。
明朝从元朝手中夺取宁夏这块土地，其斗争也是艰难的。当明朝立国以后，大将军徐达曾于洪武三年（1370年）派部将薛显第一次占领过宁夏，但当时尚无力控制该地区，因为蒙元虽然退还大漠，仍然不断向北部边境侵犯，以河套和贺兰山一线边境最为严重，迫使明廷不得不采取“空城”的办法，自洪武三年至五年间，暂时放弃宁夏地区，把全部人户迁到内地，使得贺兰山下、黄河两岸成为一片真空无人地带。直至洪武九年（1376年）才开始陆续征调内地居民移居屯守，逐步恢复对该地区的行政管理，但政权形式却不同于内地的省、府、州、县，而根据宁夏地区处于军事前沿、战事频繁的实际情况，采取军卫建置，实行军屯戍边为主和民屯辅助的军政合一方式，对宁夏实行特殊的行政管理。这是宁夏历史上，继秦汉和蒙元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移民行动。在明代新的居民中，有“齐、晋、燕、赵、周、楚之民，而吴越居多，故彬彬然有江左之风”。有明一代，今宁夏区区一隅之地，不仅在北部设宁夏镇，委派专挂“征西将军”印的总兵镇守，又钦命巡抚大员驻节，复遣宦官常驻监边，还封皇子为庆王，以宁夏为藩国。全镇设宁夏卫、宁夏前卫、宁夏后卫、宁夏中卫和宁夏左屯卫、右屯卫、中屯卫计7卫，每卫下设左、右、中、前、后5所，加上灵州、平虏、兴武、韦州（群牧）4个独立千户所，合计有39个千户所。在南部地区除设立固原州和固原卫（内辖5所）以及西安、镇戎、平虏（平远）、甘州群牧计5个千户所外，又设固原镇，并以钦差重臣担任陕西三边总督，开府固原，坐镇指挥延绥、宁夏、甘州和固原4大镇总兵，几占全国北边防务“九边重镇”之半数，其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固原的得名，亦起于此时。因成化二年（1467年）开城县被鞑靼攻破，次年决定迁往城北唐宋“故原州”地之“古原州”城重建新城。这座新城就是后固原县城的前身，城名遂因“故原州”和“古原州”速读转音为“固原”而命名，寓意当然是城池重要，固若金汤了。有明一代宁夏三面临边，终明之世均为用武之区，所以它的军屯和军事建设成绩突出。全镇各类军人总数，最高时达到七万人马，其中卫所军“以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守城”。永乐初，卫所军为20413名，以14184名屯垦，计耕田8337顷有奇，创造了“天下屯田积谷宁夏最多”的成绩，宁夏总兵官何福因此被朝廷“降敕奖谕”。随着水利的兴修，水政管理加强，至万历前期，屯田数发展为18828顷。虽然到明后期，屯田破坏，人口逃亡，但毕竟在明朝大部分时间里宁夏的农业水利事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和进步。
至于军事建设，以修筑长城（边墙）为代表。宁夏境内有明一代修建的长城，工程十分浩大，自成化八年（1472年）倡修，后经历次续修和修补，逐渐形成：东边墙、西边墙、北边墙（含陶乐长堤）和固原旧边墙等四条骨干边墙，全长约三千里，分属宁夏镇和固原镇管辖。同时在长城沿线上还扼要设有一些关门，其中最重要的是：镇远关、北关门、大硙口三关、赤木关、胜金关和东关门（长城关）。另外，于临敌前沿一线或交通要冲的空旷地带，又增添墩台，派军瞭守，称之为烽燧，俗呼“烽火墩”。遇有敌情，白日升烟，夜间举火，墩相递传，让边内有所准备，使军城指挥中心得以提前调兵遣将部署战守。全镇防区内，计有烽燧596座，作为对长城设防的重要补充。当然，贺兰山本身也是一道天然屏障，它有大小山口36处之多，多数可通人畜，大口则军马通行无碍。明时于大口筑墙、设关，小口择要驻军把守，其防务都比较完善。明朝后期，在内乱外患的双重打击下，明朝统治摇摇欲坠，宁夏地区也不例外。这里土地、牲畜和牧场被王府、将军和官吏兼并，屯军外调，连年灾馑，人民逃亡，驻军闹饷，加之农民起义军不断冲击，终于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十一月间，固原、宁夏两总兵不战而降，宁夏南北两地，均归顺于李自成农民军在西安建立的大顺政权，明朝在宁夏的统治宣告结束。
进入清朝以后，由于清廷推行“满蒙一家”的政策，居住于黄河、长城之外的蒙古各部已不再是敌对势力，而与内地一样，都是大清帝国的臣民。因此，和平交往代替了战争，长城、军垒都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宁夏地区的地位随之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一改历代中原王朝汉族统治者与边疆地方政权或少数民族部落首领之间争夺的军事战场形象，从而迎来了清中前期，宁夏地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勃兴的所谓“康乾盛世”。首先，清政府实行“化军为农”和“变兵为民”的政策，废除了明代“无兵之用，有兵之费”的军屯制度，军屯经济为小农经济所代替，原数万名屯军整体转变为向官府纳赋的自耕农，仅此一项，收入除外，每年又节省军费开支13万两白银。其次，大兴水利，扩大灌溉面积。新修成的水渠有：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宁夏府水利同知王全臣主修的大清渠；雍正四年（1726年），兵部侍郎通智主修的惠农、昌润二渠；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卫县知县黄恩锡主修的长永渠。计新修干渠总长度500里，扩大水浇地约11万亩。再次，对旧渠进行全面疏浚，同时大力加强水政管理，使宁夏的农田水利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另外，招民垦殖，仅在平罗县境内的查汉托护地方，就连片开垦耕地万顷，曾一度于此地建新渠、宝丰二新县。乾隆间，宁夏入赋额田为22527顷，相当于前明宁夏镇最高耕地数18828顷的1.2倍。嘉庆间全府有214992户、1392315口，与明万历间26636户、46125口相比，户增8倍，口增30倍，创造了宁夏历史人口的最高记录。同样，固原地区也失去了军事重镇的地位，因而总督衙门迁往兰州，固原总兵移驻河州，只有陕西提督仍驻节固原，军政负担大幅度减轻，加上对前明各藩王所占牧场的接收，使固原地区的社会经济亦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同步，文化教育事业也有大的进步。但是至道光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以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得闭关自守的封建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从而加速了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到同治间，在太平天国和捻军斗争的鼓舞下，终于爆发了西北地区大规模的回族穆斯林人民的反清抗暴运动。在这场斗争中，马化龙领导金积堡和宁夏各地穆斯林群众的斗争，是西北各地起义军的中流砥柱，“各地回众皆观望宁郡举止以为顺逆”“率视金积为向背”。在这场经历了10年之久的艰苦斗争中，宁夏回族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马化龙及其家族被清军屠杀，数以万计的穆斯林群众被迫离开家园，被迁赶到荒凉的穷乡僻壤苦度生计。但马化龙领导宁夏穆斯林人民反清斗争的意义不可低估，它打破了统治阶级吹嘘的所谓“同治中兴”的神话，继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又一次动摇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同样值得骄傲的是，在后来的辛亥革命运动中，以汉族为主的宁夏汉回人民又在甘肃省较早组织宁夏革命同盟会支部，率先发动起义，并很快光复了府、州、县，相继成立了革命军政府，在西北产生了很大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堵塞了西北通往内地的最后一条通道，从而打破了顽固派升允、长庚之流企图迎“清帝西迁”，偏安甘肃，待机复辟的阴谋。同时也缓解了西安革命政府的军事压力，为挽救民军危局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民国肇造，宁夏一度改称朔方道，仍归甘肃省管辖，并无多大变化。但是在北洋军阀的混战中，却养成了一支回族军阀的武装集团，并造成马福祥、马鸿逵、马鸿宾家族父子侄对宁夏长达30多年的军阀统治。马福祥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人，于民国元年（1912年）任宁夏镇总兵（后改任护军使），率所部昭武军进驻宁夏，1920年调任绥远都统，宁夏护军使由其侄马鸿宾接任（后改任镇守使），直至1925年冯玉祥西北军入甘才告一段落。在这一时期内，马家军出于巩固马氏家族统治地盘的需要和回族军阀排他性的必然表现，在消除内外各种地方武装力量，平定动乱，保护民生方面，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地区经济发展同样也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如兴修水利、创办实业、改善交通、禁种罂粟和提倡回民教育等各项事业，做出一些实际成绩，使得宁夏这片土地能在军阀混战的动乱年代里，保持着相对的社会稳定，人民生活虽然贫困，而不至流离失所，尚可以艰难维持生计。1926年，冯玉祥部控制西北。虽然冯部为了与蒋介石、阎锡山和李宗仁逐鹿中原，把庞大的战争负担转移给西北人民，使广大城乡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但同时也给宁夏地区的经济社会、政治形势带来三个方面重大变化。其一，宁夏建省。不管宁夏设立行省有什么背景和动机，但它在该地区的历史上是个重要的里程碑，为地方的发展带来契机，开拓了广阔的前景，意义深远。其二，中共宁夏党组织创建。冯玉祥部的政工人员，基本上是由共产党员担任，因此革命新思潮亦与大军一起涌进封闭落后的宁夏，使人民的思想得到解放，进而又把马列主义的真理传播到宁夏，特别是中共宁夏第一个党组织的创建，在宁夏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宁夏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斗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全省回汉各族人民的解放吹响了进军的号角。其三，马鸿逵回族军阀统治宁夏。冯玉祥集团在中原战败以后，其势力亦从西北地区退出。1931年，蒋介石先后任命马鸿宾任甘肃省主席，马鸿逵任宁夏省主席，从而冯玉祥经营西北的果实都被马氏兄弟分而食之。1933年初，马鸿逵即以宁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宁夏省党部主任和十五路军总指挥的三重身份，开始对宁夏长达17年的独裁统治。抓兵、敛财和反共是马鸿逵统治宁夏的三大特点。到解放战争时期，仅70万人口的宁夏，就养活着近10万军队，而马鸿逵在逃亡前，又偷运出境大量黄金。这就不难看出宁夏人民负担之重和痛苦之深了。当然，军阀如果不与土地和人民相结合，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马鸿逵常称宁夏是“第二故乡”和“桑梓”，换句话说，宁夏是他的根据地和命根子。所以，从自身和团体利益出发，也要把这个得之不易的地盘经营好。马鸿逵统治宁夏期间，在清丈土地、整顿税制、控制金融、稳定货币、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提倡科技及工农业生产中进行新科技试验，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都能跟随时代的步伐，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马鸿逵集团虽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但出于阶级的本质和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他又完全充当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宁夏的代表人物，并在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道路上一直走向灭亡。日本投降以后，马家军立即加入蒋介石打内战的行列，在内战中一次又一次对人民犯下新的罪行，同时也一次又一次遭到惨重的失败，最后把惨淡经营积累起来的十万马家军输得精光，戴着一顶战犯的帽子流亡海外。
1949年9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按照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的命令，首先占领宁夏省会银川市，标志着宁夏省的解放。12月，宁夏省人民政府正式在银川市成立，宣告了宁夏回汉满蒙古各族人民走向新生，迎来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