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7月，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决定编修宁夏地方志，区党委办公厅下发宁党发〔1985〕54号文件，宣布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志编审委员会”，由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黑伯理兼任主任，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郝廷藻等同志兼任副主任，下设办公室（简称区志办）具体承办与指导全区的修志工作，编修社会主义第一代新方志工作在全区大规模展开。为了适应全区修志的新形势、新任务，编审委员会办公室于同年12月创办了《宁夏史志研究》内部刊物。时任宁夏地方志编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宁夏社会科学院院长马骏同志，代表区志办为创刊所撰写的《发刊词》中充分而又明确地表达了《宁夏史志研究》的办刊宗旨与任务是：“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方针、政策，及时传达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和自治区地方志编审委员会的有关指示、决定，以指导全区的修志工作；反映我区各行各业和各市、县修志工作进展情况，总结交流经验，商讨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传播全国方志工作动态、信息，推广先进经验，介绍方志知识，开展宣传工作；刊登某些重要资料，组织对方志学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开展学术活动，锻炼、提高方志工作队伍的水平。”截至2003年第2期止，《宁夏史志》（《宁夏史志研究》从2002年第1期，即总第93期起更名为《宁夏史志》）发刊已满百期。今天，回顾十八年一百期的历程，对照《发刊词》的要求和上级领导的期望，我们看到了《宁夏史志》履行了《发刊词》的诺言，逐步丰富了刊物的内容，扩大了刊物的功能，提高了刊物的质量，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我个人认为，刊物的主要贡献具体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宁夏方志界的一所大学校
编修地方志虽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方志文化独树一帜，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一朵奇葩。但是由于清廷的腐朽无能，1840年帝国主义列强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华民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面临着国家被瓜分和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制。但窃国大盗袁世凯又篡夺了革命的果实，导致军阀统治与接下来新旧军阀连年混战。再后来又遭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祸害。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与社会背景下，我国悠久的修志传统实际上已中断了一百多年，致使人们对方志文化和编修志书都比较生疏，甚至一无所知。虽然，宁夏各地市县和自治区各直属部门中，大部分都先后设置了修志机构，抽调了大批修志工作人员，但是真正了解方志的人却寥若辰星，这与繁重的修志任务是很不协调的。因此，《宁夏史志研究》应运而生，并从创刊号开始，就担当起普及方志知识的任务，先后邀请宁夏社会科学院、宁夏大学与社会上的史志学者们为刊物撰写专文。其中以庐客发表的《地方志和地方学》、《地方志的渊源》、《地方志的发展历史》、《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的发展》（创刊号、总第2～4期）等系列文章和吴尚贤的《为宁夏史志工作进一言》（总第3期），陈明猷的《修志中的继承传统和“三性”统一问题》（总第7期），豫蔡的《旧家论修志》（总第6、8期）、《编修新方志的几个问题》（总第7期）等文章影响较大。而石作玺的《继承传统，编修新志》（创刊号），武树伟的《编写〈盐池县志〉的体会》（创刊号）和区志办的《赴河南、湖北、广东和陕西五省地方志办公室考察学习的体会》（总第5期）等三篇总结修志实践与介绍兄弟省市经验的文章亦非常及时。可以说刊物为年轻的宁夏史志新兵们上了启蒙课。
与此同时，全区广大方志界同仁也在修志工作的实践中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并即时总结自己的工作体会，努力将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探索研究。他们也先后在刊物上发表自己的心得与见解，进一步提高了修志的综合素质。因此，刊物在为培养宁夏的修志队伍中发挥了培训学校的作用。现在宁夏许多修志骨干都在刊物上发表过有独立见解的好文章。他们是：杨秀兰《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银川市志〉编纂工作》，赵惠宽的《关于提高市志编纂质量的几个问题》，王恽《我参加修志工作先后的思想认识》，鲁人勇《对专志若干问题的探讨》，徐鸿杰《如何编写社会主义人物志》，卢德明《漫谈水利志编修》，佘贵孝《如何写好新方志中的人物传略》，普鸿礼《谈编写〈宁夏农业志〉》，鲁颉《方志文体刍议》，郑彦卿《系统论与地方志》，黄立均《略论地方志的信息化改革》，胡亚斌《专业志与地方志特色浅议》，王克林《少数民族地区编写民族志的浅见》，苏忠深《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总纂》，张发盛《关于方志整体性之管见》，姜自立《锐意创新，特色鲜明》，张怀德、朱卫东《〈宁夏邮电志〉编写体会》，孙万和《浅谈编修〈宁夏农业志〉》，林子明《数字和图表在专业志中的使用技巧》，刘必隆《略论新方志的危机与出路》，贾长安《浅说述、作、论》，冯万和《浅谈经济综述志的撰写》，朱正凡《编写物价专志随感》，叶光彩《关于节以下的层次问题》，曹宝江《加强组织领导，修好地方财政志》，李宗道《加强县志政治门类记述是本届修志的必然使命》，孙琦《编纂〈宁夏金融志〉的回顾与思考》，董积玉《我们是这样编修〈宁夏粮食志〉的》，李文斌《新编志书应该突出时代特点》，李子杰《地方志序文特色谈》，张韶华《浅谈军事志的编写》，陈卫鹏《控制县志字数之我见》，刘化敏《志事志人的做法和体会》，刘华、杨孝峰《〈海原县志〉小编体式浅论》，孙生玉、王立明、任海涛《试论军事志的语言运用》，曹益民的《谈志书的表格制作》等等。
现在，全区已形成一支拥有千人的专兼职修志队伍，《宁夏史志》成为培训这支队伍的一所大学校，在其中的贡献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不争事实。
二、宁夏史志资料征研与旧志评介的重要载体
《宁夏史志》为本区地方史研究、地方志编修和古旧方志的整理工作提供了大量资料，推动宁夏地方史志研究的总水平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首先在创刊号上，即时刊登了自治区地方志编审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征集编纂宁夏地方志文史资料公告》和第一次全国地方志资料工作协作会议（苏州）的精神与要求。随后刊物又不断发表过一些有关资料研究的好文章。其中有：鲁人勇《资料工作是编史修志的重要环节》，高树榆《谈谈宁夏文献》，张鸿玺《好水川之战史料钩沉》，和龑《明代庆藩郡王辑要》，吴忠礼《近代宁夏地区主要职官表》，余振贵《评宁夏旧志有关回族论述的史料价值》，闫秀芳《明清宁夏籍进士名录》和《宁夏籍历史人名录》，吴峰云、许成《明代王陵区出土的三盒墓志疏证》，兰珍《一册有关宁夏资料的辑录》，和龑（日本编）《支那省别全志宁夏资料辑译》，朱卫东《做好资料工作之我见》，邢万莹《有关同志的化名、字、号》，高文《谈谈史料收集工作》，刘海晏《〈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宁夏资料》，甘振军《〈民国史事纪要〉宁夏部分》，李德明《宁夏剿匪大事记》，杨新才、付宁玉《唐朝时期的宁夏人口》和《两宋时期宁夏人口推算》，普鸿礼《为什么建设宁夏农业史料库》，思晓《民国时期宁夏的户政人口》，陈明猷《宁夏百科资料库和金钥匙》，王自周《宁夏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例证及其对农牧业的影响》，韩荫晟《元代西夏后裔事迹及其分布地区简介》，区农志办《中华民国宁夏农业纪事》，陈健玲《民国时期宁夏的学校教育》和《抗战初期国统区回民的动向》，徐庄《宁夏地区古代著作及刊本要目辑录》，鸣皿《一段史料引出的教训》，杨立华《谈地方志资料的分类、保管与利用》，张韶华《档案是编史修志的重要文献资料》，吴忠礼、吴晓红《明代镇守宁夏镇总兵官考》，李习文、张琰玲《历史上宁夏的几次大开发》，杨秀兰《银川城区街道史话》等。以上许多文章，不仅挖掘、考辨和展示了大量珍贵资料，还在理论上为建立宁夏地方史志资料学作了准备与初探。
另外，刊物对于旧志的评介，也发表过不少有理论、有研究和对于旧志整理具有指导性与可操作性的文章。《宁夏史志》长期坚持开辟“旧志研究”专栏，在发表过的大量文章中，较有影响的有高树榆《宁夏方志录》（总第15期）和《为〔正统〕〈宁夏志〉正名》（总第51期），沈克尼《简谈民国〈朔方道志〉》（总第2期），李习文《〈朔方道志〉浅介》（总第2期），郭晓明《宁夏地方志存佚目录》（总第3期），牛达生《民国固原县志》（总第3期），豫蔡《朔方道志浅析》（总第3期），陈明猷《关于整理、重印旧志三题》（总第6期），吴忠礼《马鸿逵主修〈宁夏省通志〉告吹始末》（总第3期）、《台湾本明代〈宁夏新志〉伪作考》（总第4期）、《日本藏孤本明〈宁夏志〉考评》（总第62期），徐庄《明代宁夏庆藩刻书考略》（总第62期），李洪图《略评〈平罗纪略〉》（总第3期）和《简谈〈银川小志〉》（总第9期），张钟和《谈〈宁夏风物志〉》（总第4期）和《〈银川小志〉简介》（总第87期），佘贵孝《民国〈海原县要览〉简介》（总第9期），吴和《〈朔方道志〉勘误》（总第11、12期），雨阳《新修硝河城志〉简介》（总第17期），陈永中《灵武旧志书评价》（总第55期），张树林《陈步瀛与〈民国盐池县志〉》（总第76期），陈健玲《〈万历朔方新志〉考》（总第92期），刘海晏《嘉庆〈灵州志迹〉考》（总第93期）和《光绪〈平远县志〉考》（总第97期），任小花《康熙〈隆德县志〉评述》（总第94期），吴晓红《康熙〈朔方广武志〉考》（总第94期），刘华《清乾隆〈盐茶厅志备遗〉评介》（总第93期）和《读〈光绪海城县志〉札记》（总第96～97期）。可以说，以上关于旧志研究的文章，对全区存世的旧方志书中的绝大部分都进行过系统评介，为宁夏的旧志整理工作做了理论准备。
在刊物对旧志研讨活动的推动下，宁夏方志界在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同时，与学术界密切合作，对全区历代旧志书有计划地进行整理与重新出版。现已正式公开出版了《嘉靖宁夏新志》（陈明猷整理）、《嘉靖、万历〈固原州志〉》（牛达生、牛春生整理）、《道光续修中卫县志》（中卫县志办整理）、《乾隆宁夏府志》（陈明猷整理）、《宣统固原州志》（陈明猷整理）、《民国固原县志》（固原县志办整理）、《民国化平县志》（李子杰整理）、《标点注释平远县志》（同心县志办整理）、《康熙朔方广武志》（吴怀章整理）、《宣德宁夏志笺证》（吴忠礼整理）、《嘉靖灵州志记校注》（苏闻整理）、《乾隆中卫县志校注》（范学灵整理）、《银川小志》（张钟和整理）；内部印刷的还有《康熙隆德县志》、《民国重修隆德县志》、《民国盐池县志》、《清、民国海城县志》，另外，由吴忠礼主编影印出版《宁夏历代方志萃编》一套。以上已整理出版重印的旧方志，占宁夏现存全部旧志的90%以上，这在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都是名列前茅的。当然与宁夏是一个小省区和现存旧方志数量比较少也有一定的关系。
三、宁夏史志研究的学术园地
宁夏地区的地方史与地方志学术研究起步较晚，并缺少一个专属于地方史志的学术园地。《宁夏史志》从刊物名称、办刊宗旨、栏目设计到刊载内容等方面，都主动承担了宁夏地方史与地方志研究主阵地的任务，为宁夏史志界专家学者们提供了一个进行学术交流的小小园地，深受有志于此项研究的专家学者和业余作者们欢迎。就连我区许多知名学者也纷纷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交给《宁夏史志》这个内部刊物发表。从创刊号上发表的韩荫晟《高平起义述略》和李范文《西夏研究漫谈》开始，以后又陆续发表了大量名家的文章。如汪一鸣《西夏建都兴庆府的地理基础》（总第2期）和《宁南黄土丘陵区农林牧分布的历史变迁》（总第37、38期），王枝忠《皇甫枚和他的＜三水小牍＞》（总第2期），和龑《明代庆藩考略》（总第3期），鲁人勇《两汉三水县故址考》（总第4期），卢德明《宁夏引黄灌溉史略》（总第4期），许成《宁夏古长城》（总第6、8、10期），陈明猷《修志中的继承传统和“三性”统一问题》（总第7期），罗丰《汉代朝那县故址考论》（总第8期），胡大雷《郦道元宁夏之行》（总第9期），余振贵《虎嵩山小传》（总第10期），吴家麟《编修新方志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总第14期），刘钦斌《陕西回民起义与马化龙》（总第15期），霍升平、胡迅雷《试论东汉乌氏梁氏家族的历史地位》（总第16期），牛达生、许成《贺兰山古代岩画与崖刻》（总第17期），陈育宁《一份七十年前的北方民族史讲义》（总第20、21、23期），薛正昌《近年固原地方史研究综述》（总第26期），张平《红平西征胜利原因探究》（总第29期），普鸿礼、武通曹《宁夏农业自然灾害调查》（总第30期），杜建录《西夏经济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总第38期），窦连荣《浅谈马援的历史功绩》（总第39期），陈永中《鄂尔多斯高原西缘的古代森林》（总第40期），王自周《宁夏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例证及其对农牧业的影响》（总第43期），韩荫晟《党项族人物志》（总第56、57期），邢万莹《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在宁夏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影响与意义》（总第59～60期），徐庄《明代宁夏庆藩刻书考略》（总第62期），高广俊《吴忠五次设市的缘由及时间》（总第63期），张庆宁《西北地区开发述论》（总第68、69、70期），吴忠礼《历史上的宁夏》（总第68期）、《宁夏回汉人民百年革命斗争史略》和《历史名人与宁夏》（总第77期），黄立均《地方志工作与电脑接轨浅谈》（总第81期），王正伟《志载盛世，鉴古兴今》（总第85期）等等。由于这些著名学者的论文，为刊物大大增添光彩，并提高了刊物的学术档次与影响力。
非常值得高兴的是，在这个园地中，有许多幼苗在茁壮地成长。现在银川地区不少学术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学术、业务骨干中的一些同志正是伴随着本刊一起走向成熟与成功的。比如霍维洮、鲁人勇、卢德明、杨秀兰、高广俊、王克林、吴怀章、李子杰、范学灵、姜自立、刘华、普鸿礼、陈永中、苏忠深、黄多荣、何新宇、郑彦卿、佘贵孝、丁朝君、丁明俊和沈克尼等在宁夏社科界享有一定知名度的同志，都曾是本刊的基本作者。甚至丁明俊的“处女作”就是在《宁夏史志研究》1985年第2期上发表的，题目是《泾源历史沿革及回族入居》，他把对自己家乡的情感第一次变为铅字奉献给父老乡亲。沈克尼同志能成长为今天的“全国十大拥军模范”和享誉“穿便装的军事家”的赞扬，除了宁夏军区的培养和他本人的努力之外，本刊在这方面也是有帮助的。因为他成功的入门钥匙是从研究“兵要地志”开始的，他这类研究文章正是由本刊率先发表的，并由本刊积极向其他刊物推荐的。其中在本刊发表的有《简谈民国〈朔方道志〉浅介》（1985年第2期）、《兵要地志的战史调研方法谈》（1986年第2期）、《试谈兵要地志的调研内容及资料收集》（1988年第5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简介》（1989年第4期）、《中国军事志与兵要地志源流》（1999年第2期）等。
为了帮助我区史志工作者提高学术水平，本刊还特邀一些在国内史志研究方面成绩卓著，名望很高的知名专家学者赐稿。他们中有：中国地方志指导组负责人梁寒冰、单天伦，中国民族志指导组组长、国家民委副主任黄光学，北京大学教授王北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祝世林，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王守春、陈晓田、冯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少将兰书臣，浙江社科院副院长魏桥，广西桂林师范大学教授胡大雷，中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朱文尧、副秘书长欧阳发、学术委员李明，陕西省志委主任、原省委副书记陈元方，安徽省志办主任吕秋山，山西省志委副主任曹振武，河南省地方志协会会长杨静琦，贵州省社科院党委书记肖先治和贵州省文史馆副馆长张桂江及著名方志学家解师曾、卢振川、林衍经、邵长兴、郑正西、董健桥等。
四、宁夏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工作的一部“实录”
编修方志是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但它已被迫中断了百年之久，这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修志活动，不仅恢复、继承了传统，而且也算是我国的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大规模修纂，其重大意义，将同新志书一并永远载入史册。《宁夏史志》基本上与本届修志工作同步而行，通过刊物将宁夏全区上下的修志活动，包括机构组建、重要文件、领导讲话、志书首发和地方志协会主持开展的各种学术活动以及修志成果等全区乃至全国的修志大事记录下来，等于汇编了一部社会主义的修志始末与实录。其中中央关于修志工作的重要文件有：国办发〔1985〕33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全国地方志编纂工作领导报告的通知》（创刊号），国办发〔1996〕47号文件《关于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总第68期）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题词、指示等主要内容，以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重要活动内容。如第二届中国地方志指导组和中国地方志协会新组成人员与《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的公布（总第2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成立城市志和民族志指导组的通知（总第4、5期）、关于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的报道与文件和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代表时的讲话，胡乔木、邓立群等同志的指示和胡绳同志在工作会上的讲话，以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全国地方志编纂工作“七五”规划（1986～1990年）及长远设想（草案）》（总第8、9、10、11期）、1988年4月，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代表《给李鹏总理的一封信》（总第16期）、中共中央宣传部同意中国社科院《关于新编地方志公开出版问题的批复》（总第21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山西省地方志编委会《关于开展向修志模范燕居谦同志学习》的通知与决定（总第33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纪要和李铁映、王刚、王忍之等同志的讲话（总第59～60期），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专辑（总第65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正式颁发《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总第75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认真学习贯彻〈李铁映同志对地方志工作的指示〉的通知》（总第89期）、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李铁映讲话等重要资料（总第94期），以及全国方志工作其他重要信息。
关于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于宁夏修志工作的重大决策，刊物更是大事必载，疏而不漏。举凡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的重要文件有：宁党办〔1985〕54号文件《关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志编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创刊号）、宁政办〔1986〕34号文件《关于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领导的通知》（总第3期）、宁政办〔1987〕64号文件《关于调整自治区地方志编审委员会成员的通知》（总第11期）、宁政办发〔1994〕8号文件《关于调整自治区地方志编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总第51期）、宁政办发〔1997〕17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总第69期）、宁政办发〔1999〕70号文件《关于调整宁夏地方志编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总第82期）、宁政办发〔2000〕114号文件《关于开展续修新方志工作意见的通知》（总第90期）、宁政办发〔2000〕132号文件《关于编辑出版宁夏年鉴的意见》（总第90期）、宁政办发〔2000〕166号文件《关于启动实施〈宁夏通志〉编纂方案的意见的通知》（总第91期）、宁政办发〔2002〕1号文件《关于成立〈宁夏通志〉编审委员会的通知》（总第94期）等。
全区修志战线上的重要活动，从自治区地方志编审委员会成立大会开始（创刊号），举凡全区第一次方志办主任会议（总第3期），自治区党委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宁夏通志》启动动员会议（总第4期），全区第一次地方志工作会议（总第14期），举办“热爱宁夏、建设宁夏”电视知识竞赛活动（总第19期），开展首次会区地方志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修志成果评比表彰活动（总第20期），关于水利部在宁夏召开《宁夏水利志》审稿会的资料（总第28期），西北和内蒙古六省区邮电志评稿会在宁夏召开（总第36期），宁夏地方志协会成立的资料（总第43期），全国第七次农业志工作经验交流会议在宁夏召开（总第43期），西北地区第五次城市志协作会议在宁夏银川市召开（总第78、79期），马启智主席在全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作重要讲话，要求全区各级人民政府和广大修志工作者“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一思想，提高认真，创新进取，扎实工作，圆满完成新一届修志工作任务，努力开创修志工作新局面，为推动我区两个文明建设，促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总第95、96期）。宁夏首部综合年鉴正式出版发行，马启智主席出席首发式（总第93期），《宁夏通志》编修工作开始启动，自治区人民政府发文通知组成《宁夏通志》编审委员会（总第94期），宁夏第一部续修县志——《盐池县志》（1981～2000）正式出版发行和宁夏第一部续修工矿志——《石嘴山煤矿志（续）》问世；第十届全国地县级年鉴研讨会在银川召开（总第96～97期）。《宁夏史志》为了配合重大活动，还编发过“同心县解放和豫海县回民自治区政府建立50周年”（总第6期）、“庆祝宁夏解放40周年”（总第23期）和“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总第77期）等专辑。另外，还配合修志进程，邀请国内著名专家学者来宁讲学，举办方志理论讲习班，发表他们的学术文章，志稿评论和讲稿。近几年来又较多地开展新志书续修的大讨论，有力地在理论上支持了我区方志编修工作。
五、宁夏古今名人大检阅
宁夏地区历史悠久，是中原王朝的北方重要军城，加之地处古老的河套灌区，沃野千里，水草丰美，土宜农牧，自古称为“塞北江南”的天府之区。人杰地灵，钟灵育秀，古往今来，宁夏地区不仅留下了许多帝王们的足迹，诸如秦皇（秦始皇嬴政）、汉武（汉武帝刘彻）、唐宗（唐太宗李世民）、清祖（清圣祖康熙皇帝玄烨）和“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元太祖铁木真）等中华名君都在今宁夏这片热土上有所作为，而且还有更多的武将建功于朔方，文臣风采传颂于贺兰，骚人墨客歌咏塞上等史不绝书。《宁夏史志》对于人物的研究长期开辟专栏，先后发表大量有关人物的文章，大体可分为群体人物和个体人物两类文章。其中群体人物有：霍升平、胡迅雷的《试论东汉乌氏、梁氏家族的历史地位》（总第16期）、《明代宁夏胡氏家族述略》（总第20期）、《明清之际宁夏吴氏家庭》（总第36期），韩荫晟的《元代西夏后裔事迹其分布地区简介》（总第44、45期）、《党项族人物志》（总第55、57期），和龑的《明代庆藩考略》（总第3期）、《明代庆藩郡王辑要》（总第8期），吴忠礼的《近代宁夏地区主要职官表》（总第2期）、《历史名人与宁夏》（总第77期）、《灵州傅燮家族》（总第95期）、《唐肃宗灵州登基的四大功臣》（总第96期）、《宁夏明清之际马世龙家族》（总第97期）、阎秀芳的《明清宁夏籍进士名录》（总第8期）、《宁夏籍历史人物名录》（总第30期），吴忠礼、吴晓红的《明代宁夏镇总兵官考》（总90、91期），刘浚源的《〈郭氏宗谱〉小考》（总第17期）和本刊辑《宁夏各地解放时间及第一任领导》（总第23期）等。
评价与研究个体人物的文章量多、面广、跨度大。其中古代人物（指清朝及以前）有：班彪（薛正昌文）、梁冀（王恽文）、马援（窦连荣文）、皇甫规（景永时文）、皇甫谧和郦道元（胡大雷文）、皇甫枚（王枝忠文）、斡道冲（朶舜军文）、浑公夫人（苏忠深文）、郭守敬（卢德明文）、张九德（王璞云文）、张泰（张志军文）、诺曷钵、弘化公主、朱栴、朱秩炅、朱寘鐇、赵良栋、赵弘灿、赵弘燮、马会伯、马际伯、马见伯、马觌伯、吴进义、董福祥、田五、俞益谟、俞德渊、陈福（吴忠礼文）、马宁（龙天文）、曹先钟（月春文）、马化龙（刘钦斌文）、黄恩锡（田永前文）、陈林（丁明俊文）、张逢泰（李子杰文）、陈懋、张煦（胡迅雷文）等；近代、当代人物有：虎嵩山（余振贵文），王树楠（谭学荣文），张寡妇（张洪涛文），曹德兰（黄多荣文），马仲英、李天才（吴忠礼文），陈步瀛（张树林文），何义江（保凤祖文），埃德加？斯诺（吴忠礼、刘仲芳文），刘伯坚、门致中（何新宇文），高士秀（苏馥涛、郭连城文），刘堂琛、李冲和（郭振伦文），韩练成（张鼎文），张子华（苏忠深文），于志祥（于秀兰文），毛泽民（鲁颉文），纳殿孝（韦尔严文），王有（范宗兴文），罗雪樵（吴晓红文），曾杏绯、胡介文、张贤亮、戈吾觉、吴淮生、王新武、张武（南珊、白丁文），郭南浦、胡公石（黄秉丽文）。同时，更为可贵的是，刊物还表彰、宣传了一大批修志人物，其中既有大力支持修志工作的领导干部，又有在修志战线上默默无闻、辛勤笔耕的方志界老兵。他们是董一博、梁寒冰和燕居谦（编辑部文），吴尚贤（毛震宇文），柳富（杨天福文）。还有黄秉丽（吕建华文）、姜玉安（黄秉丽文）、何镜波（区邮电志办文）、鲁人勇（陈健玲文）、普鸿礼（刘必隆文）、孙生玉（任海涛文）、武树伟（胡镜明文）、高广俊（刘化敏文）、黄多荣（杨秀兰文）、李子杰（鄢世兰文）、苏忠深（范宗兴文）、朱国忠（刘永祥文）、苏闻（春生文）、朱卫东（张锐文）、佘贵孝（张生岳文）等等。
六、大力引导、提倡方志为现实服务
中国地方志之所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强大生命力，之所以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能与时俱进，经久不衰而日益繁荣壮大，就是因为方志有存史、资治、教化和咨询的多元化、多层次的功能。今天，我们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仍然要强调方志的服务性，既要抓好新志书的编修，又要重视读志和用志，多方位的为现实服务。刊物在这方面始终进行引导，大量选刊此类文章。刊物不仅在《发刊词》中明确了这种要求，而且在创刊号上刊登了自治区领导关于修志重要讲话，题目就是《修出新方志，为建设新宁夏服务》，直截了当地指明了修志的目的。同时，创刊号上还发表时任银川市市长金晓昀的文章，题目仍然是《编好市志，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此后，陆续刊载的文章还有：田永前《中宁县修志工作为现实服务》（总第8期），杨含璋《开发陕甘宁联合旅游区的设想》（总第16期），陈永中《新编地方志与中学历史教学》（总第21期），吴祖堂等《宁夏肥料施用考实》和武通曹《自然灾害影响粮油生产的分析》（总第22期），吴尚贤《水利是治国安邦的大计》（总第28期），范厚《地方志为经济建设服务》和薛正昌《固原旅游资源开发研究探讨析》（总第29期），刘菊湘《银川城市规模与平面布局的演变》（总第32期），任浩新《民族自治地方修志须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总第39期），王自周《宁夏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例证及其对农牧业的影响》（总第43期），林子明《史志资料看宁夏农垦的棉花生产》（总第57期），杨兴才《也谈宁夏植棉》（总第58期），高广俊《吴忠五次设市的缘由及时间》（总第63期），范学林《新编地方志应用问题刍议》（总第64期），张庆宁《西北地区开发述论》（总第68、69期），魏若华《再塑“文化县”新形象》（总第75期），陈志旺《充分利用县情资料，发展国民经济》（总第85期），崔永庆《总结历史，开拓未来》（总第92期），孔炜莉《宁夏扶贫开发大事记》（总第89、90、91期），李习文、李琰玲《历史上宁夏的几次大开发》（总第92期），张仲华《乾隆年间中卫养蚕业》（总第93期），刘海晏《以德治国与方志的教化作用》（总第94期），吴忠礼《红寺堡开发区设县冠名议》（总第94期）、《为银川新区主街拟名》（总第98期），张生岳《利用历史文化遗产，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总第94期），肖文治《论地方志的学术性及社会价值》（总第96、97期）等。
《宁夏史志》虽已身经“百战”，走过100期的路程，取得了许多战果、战迹，受到全区广大史志工作者和学术界的称赞与认可。但是，她毕竟是一个年轻的内部小刊，今后的路程还很远，尤其是刊物的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我们希望刊物要继续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履行自己的办刊宗旨，丰富刊物的内容，争取早日公开发行，培养成为宁夏史学界、方志界的权威刊物，并在全国方志界占有一席之地，受人尊敬而享有盛誉，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