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车呼啸着开过大街的时候，杨洋总会想她的丈夫肖林会不会坐在那辆车上。肖林出事那天，杨洋在环城西路上又看到了他的车。准确地说，是消防车的警报声提醒了她，那时候，杨洋正在环城西路的一幢写字楼里上班，推开十七楼的窗户，她看到红色的消防车在车水马龙的公路上蜿蜒疾行，驶出了一条蜈蚣爬行的形状。
她不由得抬头朝远方看了一眼，视野内并没有浓烟飘向天空，哪里又失火了呢？
杨洋一直目送着消防车远去，直到看不见了，她才把窗户关上。每次肖林出勤，她都紧张，唯独这次，除了一如既往的紧张，她还有点失落。
肖林知道她在这幢大楼里上班，杨洋推开窗户的时候，希望消防车的车窗下能伸出一只手来，朝楼上挥动一下。如果能有这样的呼应，杨洋也许就不会这么失落。
那天傍晚，最后一盘菜端上饭桌后，杨洋按照惯例给肖林打了电话，电话一直没有人接，杨洋知道晚饭又得一个人吃了。看着满桌的菜，她的胃口一点也提不起来。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杨洋就喜欢折磨自己似的收拾家里的东西，仿佛她身体里多余的情绪必须要借助这种方式消耗掉。
衣柜里的衣服一件一件地被抛到了床上，衣柜很快成了一个空壳，这种掏心挖肺的举动虽然看起来让人心烦意乱，但杨洋需要。等那堆像小山一样的衣服被整整齐齐地放回柜子，她的内心也会跟着得到平复。
杨洋刚拿起衣服，准备折叠时，她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打来的。他说他是消防支队的政委，问杨洋是否是肖林的家属，杨洋问什么事，他说肖林在救火过程中被倒塌的横梁砸中，现正在解放军113医院抢救，让她赶快过去。
随后，那个中年男人在电话里呓语般安慰她，杨洋一句也没听进去，那声音变得非常遥远，像十步以外一只苍蝇在空中飞过。在穿鞋的过程中，杨洋突然哭了出来，哭了几声后，她又忍住了，但眼泪却开始不停地往外冒。
113医院门口有消防支队的人在等杨洋，一碰面就心急火燎地跑进去。杨洋问那个人情况怎么样了，他不肯说。到了住院部的楼下，消防支队的很多人都围了过来。杨洋虽然从来没有见过政委，但在人群里，她一眼就认出了他。相比于那些消防队员，他面容上的肌肉显得松弛一些，这可能是长期从事文职工作的关系吧。
杨洋问他：“我丈夫人呢？”她故意没说肖林的名字，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她突然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如果之前工作和家庭是两个同样大的气球，在杨洋强大的气场面前，工作这个气球迅速地泄了气。
杨洋看到政委的眼眶红了一下，旁边一个满脸污垢的消防队员控制不住自己，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政委握了一下杨洋的手说：“你要有心理准备！”
事实上，肖林已经不在了。他们带着杨洋直接去了太平间，他的队友掀开盖在他身上的白布，肖林安静地躺在那里，虽然表面看上去跟平时一模一样，但杨洋摸到他的时候就明显地感觉出了异样。他没有了生命迹象，却浑身散发着热浪，像燃烧过的木炭，灼得厉害。杨洋转过头去，轻声说：“怎么会这样？”她看见政委的眼泪掉了下来，然后悲伤迅速地传开来，他们一帮子男人，一个哭得比一个厉害。
那是杨洋最后一次看到肖林，火化的时候，亲属是可以陪进焚化间的，杨洋没有跟进去。那段时间，她不停地在输液，输进体内的葡萄糖会沿着血管一路冷上来，让她感到整个世界都结了霜。她还央求别人把家里的所有灯管换了，原因是那些苍白的灯光下，即便身上盖满了棉衣，她还是觉得冷彻心骨。
肖林的后事忙完以后，杨洋觉得自己成了大海上的一叶扁舟，随波漂流，却并不知道自己想要去哪里。母亲因为住得不远，常常会过来陪她，但显然她自己也并不好过，生硬制造出来的一些欢乐，让杨洋心里感到更加愧疚不安。她于是打发母亲回去，说想一个人静一静，其实那会儿，她最害怕的也是一个人的安静。她知道没有什么人能帮助她，只有自己一点点地熬。
几天以后，政委又来电话，让杨洋去一趟消防支队，说是有重要的东西要交给她。在去的路上，杨洋想或许是单位表彰肖林的事。其实荣誉对于杨洋来说，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它像个符号，想到的时候拿出来看一下，三百六十五天都是同一个形状。杨洋想，肖林没了，荣誉只是一种心理安慰，仅此而已。
到了消防支队的门口，杨洋碰到了在113医院带路的那个人，他先认出了杨洋，热情地迎了上来。得知杨洋要去找政委，他就主动在前面带路。杨洋觉得肖林的这些同事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他们出生入死，一起在火里滚过，杨洋觉得他们的友情就是从火里炼出来的，像金子一样可贵。
消防支队的操场上有很多人在操练。操场的一边是一座五层楼的空房子，因为它太扁了，看上去有点孤零零的高，很容易让人误认为那只是一堵空墙。那堵墙上的窗沿都已经被绳索磨出了很深的坑，那些消防队员像一只只巨大的蜘蛛，吐着丝，从上面飞快地往下滑。
碰巧政委就在操场旁边，看到杨洋，他走了过来。大概是穿着训练服的缘故，杨洋感觉他的模样跟上次见面时有了一些变化。他走路时头稍微有点歪，走到跟前，他眯着眼睛看了看天空的太阳，很响地打了两个喷嚏。那喷嚏声势浩大，仿佛从身体里发射了两枚炮弹，他摸了摸颈椎，然后伸出宽大的手来跟杨洋握手。他说叫杨洋过来，是因为肖林还有些遗物，让她来带回去。
杨洋之前从来没有去过消防支队的更衣室，一走进那里，一股男人的味道就扑面而来。更衣室被设计成一个个木柜子，每个木柜子上都有一个编号，一长溜过去，看上去特别整齐，这里就像一列等候的火车，谁也不知道下一站会是什么地方。
肖林的柜子是25号，打开那个柜子，杨洋看到了肖林的夹克，旁边还有一套新的消防服和几件干净的军装。很显然，出发前，肖林穿的是夹克，那几套军装都整齐地码放着，而那夹克却凌乱不堪，从那凌乱的程度推测，当时紧急集合的时间相当紧促。谁也想不到，肖林最后的行程走得这么匆忙！
在换上消防服前，他还是杨洋的丈夫，从更衣室里出来，他就成了一个消防战士。这种感觉就像一只壁虎进去，摇身一变，出来了一头鳄鱼。
杨洋把所有的衣物都装进了消防支队给她准备好的行李箱里，等那个更衣室的柜子空了，杨洋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惆怅。她提着行李箱下楼梯，从行走的笨拙程度上可以看出她很吃力，肖林的同事想帮杨洋拉那个行李箱，被她婉言谢绝了。
回到家里，杨洋把行李箱一直拉进了卧室，卧室的梳妆台上还摆放着肖林的照片。打开那个行李箱，杨洋把几件干净的衣服挑了出来，整理整齐后，放入了衣柜中。那件夹克杨洋本来想洗一下，但她突然放弃了。洗过之后，衣服上那味道就消失了，杨洋把衣服拿起来，放到鼻子底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口袋中的钱包和手机掉了出来。
肖林一直不喜欢在钱包里放太多的现金，包里插满了银行卡，杨洋一张一张地抽出来，仔细地看了一遍，她准备过段时间去银行查一下，或许那些卡里还有惊喜等着她。她又弯腰把手机捡了起来，虽然过去很多天了，但手机的电池还没有耗完，上面有很多未接电话，其中有一个是杨洋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打的，时间是傍晚六点零三分。
除了那些未接电话，还有一个陌生女人发来的短信，署名为“安虹”，短信一共有四条，内容都很简单，第一条是“好”，第二条是“怎么样了”，第三条是“喂”，第四条是“去哪里了？急死我了”！
杨洋抬起头，看到梳妆台上的“肖林”正笑吟吟地看着自己，她走过去，把相框的支架收了起来，正面朝下地盖在桌子上。她又翻到了手机里的收件箱，一条条看下去，都是自己的短信：“晚饭来吃吗”“我在我妈家”“知道了”“哦”……显然，之前肖林清理过这个叫安虹的女人的短信。
在发件箱里，杨洋看到肖林出事前发的最后一条短信，是发给这个安虹的：“古林火灾，我出去了。”也就是肖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跟这个女人联系。
杨洋抬起头，看到镜子中的自己有些狼狈，她捋了捋额头上掉下来的一撮头发，意识到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镜子前这么仔细地打量过自己了。肖林走了以后，黑眼圈也出来了，那些雀斑像躲藏在皮肤下的小甲虫，趁着身体虚弱的机会，也纷纷钻了出来。她把肖林的照片又翻了过来，看到肖林意味深长地看着她，脸上浮着一层捉摸不定的笑意，她突然生气地把相框拆开，把照片取了出来，朝卧室门外扔去。照片在空中凌乱地翻了两个滚，然后在地板上又“咣咣”地蹦跳了两下，才落到地上。
肖林成了一张薄薄的纸，除了这张纸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更鲜活地证实他存在过。杨洋想到这些就鼻子一酸，她看到镜子中的自己眼眶红了。她走过去，又把照片捡了回来，这跟小时候读书时被罚抄课文一样，杨洋心里带着委屈，却又不得不这么做，无非这次罚她的不是老师，而是自己的内心。
杨洋有些后悔去拿回肖林的这些遗物，当初应该把这些东西和肖林的遗体一并火化了，给她留一个美好的印象多好呢！现在她知道这些，又能跟谁去说呢？
杨洋把那个电话号码抄在本子上，看着那一串数字，她在心里琢磨着，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究竟要不要跟她联系？
她知道肖林遇难的消息吗？
肖林这么多天没跟她联系，她会焦急吗？
杨洋又把肖林的手机拿了起来，看着屏幕，她又有些害怕，如果这时候，那个安虹打电话来，她该如何应对？她匆匆忙忙地摁下了关机按钮。但不久之后，她又重新开了机。她抓着手机，在房间里来回地走动，努力地集中精神想这个问题，但最终发现自己走神走得非常厉害。
杨洋决定跟安虹联系是在一个星期后。这一个星期以来，她每天都在想这个女人，猜测她的职业，想象她的身高，甚至在大街上擦肩而过的一个陌生女人，她偶尔也要停下来仔细地打量对方，想着会不会凑巧碰到的刚好是那个安虹。她挤在商场的人群里，走在马路的人行道上，留意着别人的谈话，期待着从谁的口中听到“安虹”这个名字。
让杨洋奇怪的是，之前安虹给肖林发过短信，但这个手机到了自己手上后，她仿佛嗅到了不对劲的气味，再也没有主动地联系过肖林。杨洋模仿肖林的口吻给她回了一条短信，大意是自己在救火过程中受伤了，刚从医院出来，这么多天没跟她联系，请她谅解。
发完短信，杨洋就把手机放回到了桌子上，她静静地在一旁等待着。手机在视线中保持着沉默，旁边的闹钟“嘀嗒嘀嗒”地走着，足足过了五分钟，没有任何动静。就在杨洋准备放弃等待时，屏幕突然亮了一下，它在桌子上振动起来——安虹竟然直接拨电话过来了！
怎么办呢？电话一接，线索就断了！就在杨洋手足无措的时候，那奇特的铃声戛然而止。杨洋庆幸地呼出一口气，她粗粗回忆了一下，发现铃声响的时间并不长，很显然这并不是一个纠缠不清的女人，她懂得适可而止，甚至这个电话可能还带着恶作剧的意味。杨洋给她回过去一条短信，说：在家，不方便接电话！
安虹马上回了一条短信过来：素食主义者？
这条短信让杨洋愣了一会儿，她没想到他们之间的联络还这么费劲，这算暗语呢，还是安虹故意加密在考验她？素食主义者指的是什么呢？杨洋马上想到了他们的约会地点，她赶紧打开电脑，在餐饮网上搜索“素食主义者”，一共搜出了两个地点，是同一家素食餐饮店的两个网点，而且菜的价格还挺贵的。
杨洋转念一想，觉得肖林吃素不太可能，自己每次做饭，少了鱼肉，肖林总有各种各样的怨言。难道安虹吃素吗？她又看了一眼那条短信，注意到了后面的那个问号，她突然意识到这会不会是他们两个人给自己起的绰号？因为肖林曾经在家这么叫过自己，当时杨洋还有些得意，她说素食主义者长寿，肖林回了她一句：你干脆把性生活也戒了吧！杨洋说她巴不得，反正两个人也找不到原来的感觉了。为了那件事，两个人后来不仅拌嘴了，还赌很长一段时间的气。
想到这些，杨洋感到非常委屈，她恨不得直截了当地发一条短信过去，告诉安虹，肖林死了。但最终她还是决定把这个游戏继续玩下去，她回了一个字：嗯。
杨洋自己也说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见一见这个安虹。她告诉自己，多一张愤怒的脸留存在脑海中，只会增加自己的烦恼。再说肖林也已经没了，在这件事上继续纠缠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了。但所有这些理由都说服不了自己那颗好奇心，她给安虹设计了无数张脸谱，有长发的，也有短发的，有瓜子形的脸，也有圆嘟嘟的脸，最难猜想的是眼睛，因为眼睛流露出来的是一个人的内心，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女人呢？杨洋唯一能肯定的是有限的五官拼接出的那些人都不是安虹。
杨洋记得好像在哪个画展上看过一幅画，那是一幅尺寸很大的油画，画的是一个女人的背影，她穿着旗袍，有着非常流畅的线条，后背的两片肩胛骨又薄又陡峭，让人觉得那是一对退化的翅膀。女人专注于她面前的景色，落日的余晖略带着几分暮色，让人感到非常安详。当时杨洋就在猜想画中那个女人的容貌，但除了画家本人，谁也不可能猜出来。现在安虹的感觉跟这个画中的女人很相似，总觉得就在眼前，却蒙着一层厚厚的神秘感。
安虹平时可能会戴墨镜，那墨镜肯定遮住她大半张脸，你凑近看了还能照出自己变形的头像来，这跟战场上士兵拿着武器没什么两样，一定要解除了她的武装！
“缴枪不杀！”杨洋比画了一个滑稽的动作，门外却突然传来了敲门声，稀稀拉拉的声音像极了满身疲惫的肖林。杨洋兴冲冲地打开门，看到母亲一脸疑惑的表情。
“怎么敲了这么久才开门？你在睡觉吗？”母亲换上拖鞋就往卧室里看棉被是否凌乱。
“大白天怎么可能睡觉！”杨洋不耐烦地回答。
“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来？”母亲把手中的袋子扬了起来，她说着走进了厨房间，放下其他的蔬菜以后，她又扒拉着一个塑料袋从厨房间出来了，“你来看看！”
塑料袋中是几条颜色青灰的小章鱼，这是杨洋最喜欢吃的东西。说实话，这会儿，再美味的东西摆在杨洋面前，也会失去它本来的诱惑，但为了不让母亲担心，杨洋还是表现出了夸张的表情。她笑着问：“你怎么弄到的？”
母亲脸上浮出了小菜一碟的表情，她说：“嘿嘿，直接从渔船上捞上来的！”母亲说完，就去找家里的电烤炉，那东西已经被杨洋收起来，放在了储物间。一听母亲要用，杨洋只好从储物间再把它翻了出来。
电烤炉因为长时间没用，有些地方已经生了锈。母亲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张铁砂皮，愣把它重新打磨得精光闪闪。母亲杀章鱼的手法很熟练，把墨汁放干净后，撕掉那张膜，又把眼睛和嘴用剪刀剔除了。随后，她在电烤炉上铺一张铁丝网，把那张铁丝网烤得通体红亮，然后再把晾干的章鱼放上去烤。
香味迅速地弥漫开来，杨洋闻到那个味道，兴致被吊了起来，明显感觉到胃掌管了大脑。她凑近去看，发现那些小东西在铁丝网上“滋滋”地冒油，涂上去的佐料分化成了细胞，被它们吸收进去，又渗了出来。她看了一眼母亲，发现母亲喜形于色。
杨洋不得不承认，美食也是可以用来治疗心理创伤的。她吃着那些让人欲罢不能的东西，身上的活力仿佛又回来了。母亲一直嚷着自己不想吃，杨洋却把自己吃了一半的东西塞到了母亲的嘴里，母亲一边笑，一边嚼，嚼到后来，眼里有了泪花。她说：“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母亲说这话的意图非常明显，那就是杨洋还年轻，总不可能一直就这么守寡下去。气氛刹那间凝固了下来，杨洋放下了手中的食物，她说：“没考虑过。”
母亲从怀里掏出了一张照片，是一个陌生男人，她说：“你看看，妈妈的一个朋友介绍的，他也是丧偶，老婆死于白血病，大你三岁……”
“我看看。”杨洋很想打断母亲的话，但为了不让母亲担忧，她只好用看照片的方式替代。从母亲手中接过照片的动作有点粗鲁，母亲显然感觉到了杨洋的情绪，她没有接着说下去。“我不喜欢这个类型！”杨洋否定得轻而易举。
母亲耐心地说：“妈妈去看过这个人，跟肖林一样，人都老实的！”在母亲眼里，肖林最大的优点是本分老实，一直到肖林过世的时候，她还在念叨肖林老实。在她看来，如果精明的人，救火的时候不会争先恐后地去危险的地方，肖林出意外就是伤在了他太实心眼。
而对于杨洋嫁给肖林，作为女人，她觉得杨洋是委屈的，这样的人往往不懂浪漫，不会讨女人欢心，而作为母亲，她又为杨洋感到欣慰，过日子不就图个踏实吗？可惜他的命实在太薄了，才过了这几年，就抛下她女儿走了。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杨洋盯着照片，回答得怒气四射。
母亲看到杨洋这么抵触，就不再说什么了。杨洋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情绪伤害到了母亲，她为自己的冲动感到后悔，她跟母亲解释说，现在肖林刚过世不久，谈这些事不太合适，别人看到也会说闲话的。
其实母亲担忧什么，杨洋都能想到。重新开始生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只是她现在确实还没有准备好迎接下一段生活。她希望在重新开始前，能把现在的事情都作个了结，就像把过去的人和事打一个包袱，然后封存在一个空间里。
接下来的几天，杨洋一直想着该怎么跟安虹联系。她知道这件事宜早不宜迟，一旦哪里出了纰漏，很有可能让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如果安虹消失了，就跟天空中飞过一只鸟一样，根本没有痕迹可寻。
就在杨洋焦灼不已的时候，她又碰到了一件奇怪的事。肖林的手机又响了，屏幕上的提示竟然是政委。她不明白，这些肖林的同事怎么也有这么奇怪的举动，明明知道肖林已经不在了，却还打他的电话。
电话接通的一瞬间，政委就意识到杨洋会有这样的猜疑，他在电话里很激动，说：“我希望这个电话，肖林在天有灵，也能听到。民政厅追认他为烈士的批复下来了，明天上午九点在指挥大楼的报告厅举行仪式。”接到这个消息，杨洋一点也激动不起来，政委在电话里特意关照杨洋，一定要把肖林生前最帅气的军装带去。
第二天，杨洋去了消防支队，在四楼的报告厅过道里，她看到了政委和另一个同事猫着腰抬着一盆君子兰，他们像螃蟹一样横着走了过来。政委看到她就问：“这花你认识吗？”杨洋笑了一下说：“君子兰呀！”政委说：“我不是考你的意思，我是说，这花是肖林以前养的，他一直放在我办公室。”
政委这么一提醒，杨洋倒想起来了。在家里，其实杨洋比肖林更爱养花，阳台上、晾衣架外全部摆满了她从花鸟市场买回来的花。肖林总说杨洋养花是装饰性的，不是用心养。大部分花过一段时间就被养死了，杨洋会换一批新的上来。当年天热的时候，杨洋想把一盆行将枯萎的君子兰扔掉，被肖林拦下了，没想到这盆君子兰在肖林的精心呵护下长这么大了！橙色的花骨朵也从中间冒头了。
政委把那盆君子兰放到了报告厅的主席台上，他转身过来跟杨洋说：“惊讶吧？其实肖林是个心思很细的人！”说到这里，他又开始伤心起来，杨洋也感到自己的喉咙里有一股发涩的感觉在翻涌。
报告厅里陆陆续续有人进来，一些重要的人在政委的引见下，都纷纷过来跟杨洋握手。杨洋在九点的时候看了一下手表，然后偷偷地往后排看了一眼，刚进来时空荡荡的大厅一下子已经座无虚席，人海茫茫的规模让杨洋心里有了一些胆怯。
报告厅里一直响着雄壮的音乐，杨洋努力地回想着肖林从那场火灾中一去不回的事实，她想在那气氛中保持一份适当庄严而肃穆的心情，但她的脑海中常常会不自觉地跳出安虹的影子来。这个强烈的念头牵引着杨洋，让她不自觉地陷入里面。杨洋觉得自己成了一头骆驼，各种各样的负重压在了身上，如果再来一根稻草，很有可能就把她压垮了。
她有些慌张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那时候，政委已经站在发言席上，试探着话筒的音量，看到杨洋从前排走了出来，他把到嘴边的开场白收了回去。全场的眼睛都看着杨洋。杨洋低着头，快到门口时，她小跑了几步，闪出了报告厅。
报告厅的左侧就是洗手间，她冲进去，脸烧得有些厉害，突然有了呕吐的感觉。她打开水龙头，掬了一把冷水抹到脸上，刺刺的感觉让她好受了很多。她抬起头，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因为疯狂而显得有些乱糟糟。
这时候，一个女工作人员跑了过来，杨洋还以为她是来催她的，没想到她递了一张纸巾给杨洋。她问杨洋：“肖林是你丈夫吗？”杨洋含笑地点了点头，那个女工作人员脸上露出了敬佩的神情，她说：“真不容易！”她似乎还想喋喋不休地说下去，杨洋匆忙地收拾了一下，提醒她该回去了，报告厅里还有那么多人等着。女工作人员拍了拍杨洋的肩膀说：“放松点，没事！”
其实整个追授仪式搞得非常虚假，肖林一下子被塑造成了雕塑的模样，被各种各样的人吹嘘得不食人间烟火。颁发烈士证书的是一个陌生人，他对杨洋说了一句实在的话，他说：“你辛苦了！”杨洋一手捧着证书，一手抱着肖林的衣服，转过身，面朝台下的时候，她痛哭起来。
回到台下，杨洋仍旧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随后是肖林的两个同事演讲他的事迹，那些声泪俱下的演说并没有实际的内容，他们更像请来煽动气氛的两个演员。讲演过去了很长时间，杨洋才发觉其中那个女同事就是她在洗手间碰到的那个人。
杨洋低声跟旁边的政委说：“其实肖林就是个普通人，他肯定也想活着回来。”
政委尴尬地点点头，连声说是。
杨洋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他走得太突然了，有些事没来得及处理好！”
政委惊讶地看着她，连忙说：“有难处跟我说，只要我们能办到，一定会帮肖林完成好！”
杨洋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赶紧澄清没别的意思。她收拾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说，“肖林缺点太多了，比如他常常酗酒，有一次回家后，洗澡洗着洗着就睡着了。”政委在一旁听得乐了起来，他说这才是鲜活的事迹，他又指了指台上的两个人，说他们领会不了。
就在追授仪式快结束的时候，杨洋口袋中的手机响了，手机铃声是一只蛐蛐的叫声。这只蛐蛐的叫声先让台上的两个演说人员情不自禁地停了下来，然后大厅里变得安静，仿佛回到了乡间的田野。等大家回过神来，都开始纷纷寻找那个声音的来源，装饰起来的肃穆气氛迅速地瓦解开去。当众人得知是杨洋的手机在响时，那些脸色难看的人又勉强露出了笑容。
杨洋自己也说不明白，那天为什么把肖林的手机带了出来。而她之所以迟迟不肯接，是因为电话是安虹打来的。这个电话充满了挑衅的味道，并没有适可而止的意思，它在那里一直响着，仿佛知道今天对于肖林来说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政委提醒杨洋：“没关系，你出去接好了。”
杨洋跑到大厅外面，她满脸通红，大厅里的骚动在继续着，她手里紧紧地握着肖林的手机，却不知道怎么办好。
为什么安虹在这个时候打电话来？杨洋看着安虹的名字在屏幕上亮着，电话的图形一直抖动着，像有只手在屏幕背后一直急促地敲打着。
是因为肖林消失了这么多天，她真的着急了？
电话依旧不依不饶地响着，杨洋只想把那个声音掐灭了，她胡乱地摁了一下，电话就通了。话筒里的声音虽然非常小，但杨洋却听到了比大厅里的窃窃议论更嘈杂的声音。她把电话放到了耳朵旁边，听到一个女人惊慌的声音：“快来救我！”随后，电话那头传来了一阵更加慌乱的哭喊声，仿佛还有人群在奔跑，杂乱的脚步声中像什么东西倒塌了。
安虹在电话里喊：“这里着大火了。”杨洋气喘吁吁地说：“那你赶紧打火警电话呀！”安虹在那头慌乱地回答：“我想不起来了，让肖林快来！”
杨洋跑回了报告厅，她把手机交给了政委，政委起初一愣，杨洋解释说有个地方着火了。政委显得很冷静，他很快记下了出事地点。
事后证实，这场震惊全市的火灾是杨洋最先接到求救电话的。等消防车开出大门时，火警值班室才第二个接到求助电话。
那天刮着很大的风，空气中干燥得能闻出柴火的味道。杨洋后来从电视上获悉，起火的是一幢重新装修的教师公寓楼，据说是外墙的泡沫材料引燃了整幢大楼。电视上的画面触目惊心，整个大楼被浓浓的黑烟包裹住，像个巨大的烟囱，那些装修用的脚手架和竹垫子在大火中纷纷倒塌下来。消防队员不时地从里面抬出人来，有的架着还能走，有的用担架，120急救车在大街上忙碌地穿梭着。
杨洋看着电视，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她拨通了安虹的手机，手机一直通着，可是没有人接。到这时候，手机通着对杨洋来说也已经是个好消息了，她真担心安虹也躺在那些蒙着白布的担架上。据新闻上说，这次火灾已经造成了50多人死亡，还有近百人被送到了附近的医院救治。
杨洋去那幢教师公寓楼已经是晚上了，现场已经成了一片废墟，附近的公路也已经被封锁起来。消防支队还有人在那里收拾残局，杨洋告诉他们，自己是肖林的妻子，马上有人认出了她，说这次火灾，杨洋立了一功，再晚一点可能还要死更多的人。杨洋对这些都不感兴趣，她问伤员被送去了哪个医院。大家七嘴八舌地回答着，其实他们也不太清楚。后来又来了个宣传干事，他了解情况，说伤员各个医院都有，大部分被送到了烧伤科比较厉害的六院。
他们问杨洋了解这些干什么，杨洋说有个熟人住在这幢楼，现在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宣传干事问杨洋：“他叫什么名字？”杨洋犹豫了一下说：“安虹。”宣传干事说他会帮忙找找，找到了再打杨洋电话。杨洋说只要知道她在哪个医院就行，别的事也不用麻烦他们。
离开火灾现场，杨洋直接去了六院。六院有点偏僻，杨洋换乘了两辆公交车，才到达那里。进入医院的大门，杨洋就觉察到因为火灾的原因，这个医院跟往常有点不同了。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穿白大褂的人走路都带着小跑，过道里也躺满了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捧着方便面的家属，这里俨然成了节假日的火车站。
杨洋站在人群里，突然变得有些茫然。她手上紧紧地攥着肖林的手机，在来六院的路上，她想象了无数遍，希望借着这个手机找到安虹。她几乎可以断定安虹的手机也有一模一样的铃声，只要拨通她的号码，一个病房一个病房地找过去，就像对接头暗号一样，肯定可以把人找出来，但现在安虹淹没在了嘈杂的人群中，她怎么去寻找呢？
这时，走廊尽头的手术室大门被豁然推开了，一辆手术担架车从里面推了出来，紧随其后是衣着污秽的医护人员，他们走得飞快。杨洋看到旁边有一些本来坐着的人站了起来，他们迅速地围拢到担架车前，这些人中有一个教会的人，因为他穿着神职人员的服装，显得特别醒目。这时候那些护士脾气变得很大，她们在担架车前大声吆喝着大家让路。
担架车经过杨洋身旁的时候，杨洋看到躺在上面的人全身都绑满了绷带，只剩下眼睛和嘴巴露在外面，像电视上看到过的木乃伊。她仿佛还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呻吟，担架车旁有人在哭泣。那个神父大约是来做临终关怀的工作，他一直低头跟伤者在说话，那些话听起来像耳语，连绵不断，却让人感到异常贴心和温暖。
杨洋看着他们经过自己身旁，然后远去，忽然间她的视觉出了问题，那群忙碌的人变得非常遥远，像蚂蚁般大小。她揉了揉眼睛，发现自己流泪了。她从人群中抽身而出，往医院外面走去。
就这样放弃了吗？杨洋问自己，她也无法给自己一个答案。如果安虹就是那个躺在担架车上的人，自己又如何去面对她呢？杨洋感到自己的身体仿佛被抽空了，她漫无目的地往前走。
天空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落在衣服上，结起了一层晶莹的水珠。六院的旁边就是一个教堂，大概是礼拜天，奇特的建筑外墙上亮着灯。杨洋经过那里的时候，看到教堂的大门紧闭着，但有摇曳的烛光从门缝中透了出来，她凑近前去往门缝里张望，发现里面坐满了人，那尊救苦救难的耶稣像清晰地摆放在最里面的高台上，他上身微微地向前倾着，慈悲地俯看着跟前的众多教徒。
虽然大门紧闭着，但里面神父引导众人忏悔的声音却通过扩音器缭绕在整个教堂的上空。那个来自空中，安静得能听出气息的声音，仿佛是神灵的指引，把杨洋带入另一个境界。她想到了肖林，想到了生死未卜的安虹，也想到了自己一年前，背着肖林跟同事一起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肖林知道这事吗？也许他知道，但是他没说出来……
杨洋倚靠在教堂前的石像旁，仿佛小时候躲进母亲的怀抱一样，她感到从未有过的依赖感紧紧地包围住了她。午夜的街头，行人稀少，透过昏黄的路灯，她看到雨点像细沙一样洋洋洒洒地飘落下来。教堂的前面有条小河，杨洋走到了那条河旁边，她把肖林的手机卡卸了下来，然后朝空中一抛，那个小小的芯片在水面上划了一个小口，转眼水面就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做完这件事后，杨洋仿佛完成了一桩隆重的使命，她在雨中张开了双臂，把自己的身体拉伸成了一张弓的形状。这时候，一辆红色的消防车从旁边呼啸着开过，那仿佛是一个老朋友，杨洋想伸出手去打个招呼，可是一眨眼，消防车就开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