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生活中各个领域，都闪烁着智慧之光。以下从治政之智、用兵之智、理财之智和处世之智四个方面，让我们理解和学习“智”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1.治政之智——唐太宗纳谏
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重臣们，励精求治，开创了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一代盛世“贞观之治”，其治政要略一直为后人所赏鉴。贞观盛世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与唐太宗的虚怀纳谏之风是密不可分的。唐太宗的纳谏之风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昭示闻谏之诚，倡导直谏；二是纳谏方法得当，兼听则明；三是注重纳谏效果，择善而从；四是完善制度措施，畅达言路。第一，倡导直谏。关于纳谏，即所谓“匡正君主，谏诤得失”，我国古代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对君主的言谏制度。《孔子家语·辨政》提出了忠臣“谏君”的五种方式：一曰谲谏，正其事以谲谏其君；二曰戆谏，戆谏无文饰也；三曰降谏，卑降其体所以谏也；四曰直谏；五曰风谏，唯度主而行之，吾从其风谏乎。到了唐朝，《唐六典》记载，“谏有五：一曰讽谏（风之以言），二曰顺谏（顺其君之所欲，以微动之），三曰规谏（陈其规而正其事），四曰致谏（致物以明其意），五曰直谏（直言君之过失不得已，然后为之者）”。唐太宗即皇位后，十分重视总结隋朝灭亡的原因，鼓励并倡导大臣直谏。但在“尊尊君为首”的封建等级社会，直谏又谈何容易！针对臣子“龙可扰而驯，然喉下有逆鳞”的担心，唐太宗即位之初即从思想上打消群臣的顾虑，显示自己闻言听谏的诚心诚意。他对大臣们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唐太宗还大力奖赏敢于直谏的人，鼓励谏诤。贞观元年，一个叫元律师的人犯了罪，被判死刑。司法官孙伏伽不同意这种判法，进谏说：依据现行法律，元律师不该被处死，法官不能因为憎恨而滥加刑罚。唐太宗听后，不仅不怒，反而将价值百万钱的兰陵公主园奖赏给了他。
一些大臣表示不理解，唐太宗解释说：我刚刚即位，需要在朝堂上下形成敢于直谏的风气。孙伏伽是我登基以来第一个敢于批评朝政的，所以要重赏。在唐太宗虚己纳下的恳切诚意下，贞观朝出现了前所未见的直谏之风。以直谏闻名的魏徵说：“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这实在是句真心话。在封建社会中，即便是像魏徵这样的大臣也不是不怕“犯龙鳞”，而是因为他辅佐的是一位倡导直谏的君主，这才在思想上消除了顾虑。从这个角度上说，唐太宗的确有其他封建帝王不及的一面。第二，兼听则明。贞观二年正月的一天，唐太宗突然问魏徵道：“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欢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唐太宗听了非常赞同。目睹隋朝灭亡的唐太宗，深知“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的道理。他常向大臣们提起“好自矜夸，护短拒谏，诚亦实难犯忤”的隋炀帝。这位偏信虞世基的亡国之君，在农民起义已经风起云涌之时却什么也不知道，给后人留下了“身不闻过，恶积祸盈，灭亡斯及”的笑柄。前车之鉴让唐太宗更加明白兼听的重要性和偏信的危害性。唐太宗重视“兼听”的事例很多。从贞观初年始，他就诏令五品以上的官员必须轮流在禁中的中书省值宿，以备随时召见。每次召见时，唐太宗都赐坐交谈，详细询问外面的情况，力求掌握朝廷政策对百姓是利还是弊，了解政令的得失与教化的成败。唐太宗认为“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为避免个人局限性，要“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唐太宗主张群臣献策献计，集思广益，目的就是要消除政事“独断一人”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第三，择善而从。对臣下的谏议，唐太宗“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作为一个君王，有这样反省自己错误的心胸和气魄是难能可贵的。贞观元年，太宗诏令，官员凡假造官阶和阅历的，不自首就处死刑。
后来，果然查出有造假的人，唐太宗判他们死刑。大理少卿戴胄认为依照唐律不应该处死刑，反对皇帝一生气就杀人的做法，唐太宗收回了成命。贞观三年，唐太宗下诏“关中免二年租税，关东给复一年”，但不久就变了卦，魏徵批评他“追悔前言，二三其德”，唐太宗虚心接受了魏徵的意见。贞观五年，唐太宗在盛怒之下轻信谗言，错杀了大理丞张蕴古，经房玄龄澄清事实后，十分后悔，随后诏令：“自今有死罪，虽令即决，仍三覆奏乃行刑。”贞观六年，唐太宗欲封禅泰山，魏徵屡次劝说太宗：百姓生活尚未十分殷实，仓廪尚虚，国力尚弱，此时祭告天地，以为帝王功业已就，十分不妥。唐太宗随即打消了封禅的念头。第四，畅达言路。唐太宗从制度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保证谏议工作的顺利开展。首先，强化三省职能。唐初继承了隋朝的三省制，中书省负责签署中书舍人的诏敕，然后交门下省封驳，论其得失，最后由尚书省执行。但是中书省、尚书省的部分官员常常碍于情面或拖沓慵懒，并没有就决策正确与否提出意见，而是充当了照抄照转诏令的收发员的角色。为此，唐太宗强调：“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他要求大臣们要敢于说真话，可以驳回不适当的政令。三省应分别担当的决策、封驳和执行作用的全面发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言路的畅通和政令的恰当。其次，重视谏官作用。贞观元年，唐太宗诏令：今后凡是宰相进内廷商议国事时，必须安排谏官跟着一起来，让他们了解政事。谏官发表的意见，一定要虚心听取采纳。唐太宗让谏官听政，从而能够听取朝中不同的声音，为自己的朝政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此外，唐太宗还将杰出的谏官提拔到重要的岗位上来。比如贞观时期的魏徵、王皀、褚遂良、马周等都是因为敢于直谏而后被委以重任的。当然，作为一个封建君王，唐太宗的纳谏是具有时代和阶级局限性的。他的纳谏只是迫于“覆舟”的恐惧，臣下进谏也必须以忠君为前提。然而，从治政方法和艺术的角度看，唐太宗的别具特色的纳谏之风，还是值得后人研究和借鉴的。
2.用兵之智——韩信用兵
韩信（约前231-前196），西汉开国功臣，齐王、楚王、上大将军，后贬为淮阴侯。公元前三世纪世界上最杰出的大军事家、大战略家。中国历史上伟大军事家、战略家、战术家、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中国军事思想“谋战”派代表人物。被后人奉为兵仙、战神。
（1）相传韩信创造象棋和风筝象棋是中国传统棋种。它的来历传说不一，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始创于西汉统帅百万大军的韩信。刘邦统一西汉王朝后，屡建战功的大将韩信被吕后诱捕入狱。韩信自知寿命快到头了，就打算在狱中写一本兵书传给后人。不料这事被吕后知道，就下了一道懿旨，说他身为犯官，不能擅着兵书。韩信悲愤难忍，仰天长叹道：“这个婆娘太狠毒了！不但要本王的命，连本王的名也要除掉啊！”当时有个狱卒听到他这句话后，跪在韩信面前说：“王爷！你就把用兵之法传给小人吧！”韩信苦笑了一声说：“本王若不知用兵之道，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如今悔之晚矣，怎么能再连累你遭受杀身之祸呢？”狱卒再三恳求，韩信只是不允。一天，这个狱卒给韩信送饭时，眼里的泪花直打转转，好像有啥要事对韩信说，又忍住了。韩信一看他的神色，便感到不妙，就问狱卒：“大哥，那个婆娘是不是要对我下毒手了？”狱卒忍不住哭出声来。韩信大笑道：“打完兔子杀猎犬，射尽飞鸟折良弓嘛！从古至今都是这样，没啥可怕的。”说罢，叫狱卒坐下，韩信取来一根筷子，在地上画了个方框，又在框中画了一条“界河”，河中写了“楚河”、“汉界”四个字。接着又在河界两边各画了三十六个小格，并说：“本王今年刚好三十六岁，一生助汉灭楚，屡立大功，到头来却死在一个女人手里。你平时对我百般照料，今生今世我再没机会报答你了，就把生平所学的奇术传给你吧。”他说着叫狱卒取来纸笔，把纸裁成三十二个小块，布在方框内界河两方。一面的十六块纸片各写着帅、仕、相、车、马、炮、兵等字，另一面的十六块纸片上写着将、士、象、车、马、炮、卒等字。摆好后，韩信边移动纸片边告诉狱卒：“这个方框就是千军万马的大战场，两面各代表一方的军力。用兵之道，贵在主帅多谋善变，通盘筹划、奇正配合，以不变应万变……”并具体地教狱卒如何跳马、出兵等。狱卒边点头边称赞：“奇！王爷真是个奇人啊！”从那天起，韩信每天都和这个狱卒守着方框（棋盘）研究兵法。不久，韩信被吕后杀死，那个狱卒也逃走了。他躲藏在一个深山里，搭了间草棚，开荒种地，全家人自耕自食，一有空闲，就专心研究韩信授给他的奇术。因纸片易烂，就换成了扁圆形小木头坨儿，为好区别又染成红黑两色。又据“奇”的谐音，把“奇”叫做“棋”，还写了一本《棋谱》传给了他的儿子。后人认为棋虽可布阵，但不是真的两军作战，只是一种象征，所以称它为“象棋”。风筝的起源与韩信中国是风筝的故乡，南方称“鹞”，北方称“鸢”。相传，风筝的发明人是大军事家韩信。垓下之战中，韩信以“十面埋伏”之计将项羽的军队团团包围，为了瓦解楚军的军心，韩信派人用牛皮制成风筝，上敷竹笛，夜晚放到高空中，风吹着笛子发出凄凉的声音，汉军和着笛声唱起楚国的民歌来。楚军听到了乡音，都想念起故乡来，斗志涣散了。结果，楚霸王一败涂地，在乌江边上自杀了，这就是成语“四面楚歌”的故事。唐朝赵昕也在《熄灯鹞文》中说：垓下之战时，韩信制成风筝，让张良坐风筝上天，高唱楚歌，楚歌传到楚营，动摇了项羽军心。宋朝的《事物纪原》中还记载韩信曾利用风筝测量距离之事。
（2）韩信分油
韩信是中国古代一位有名的大元帅，辅助刘邦打败楚霸王项羽，奠定了汉朝的基业。民间流传着一些以韩信为主角的有关聪明人的故事，下面就是其中的一个。据说有一天，韩信骑马走在路上，看见两个人正在路边为分油发愁。这两个人有一只容量10斤（1斤=500克，下同）的篓子，里面装满了油；还有一只空的罐和一只空的葫芦，罐可装7斤油，葫芦可装3斤油。要把这10斤油平分，每人5斤。但是谁也没有带秤，只能拿手头的三个容器倒来倒去。应该怎样分呢？韩信骑在马上，了解情况以后，说：“葫芦归罐罐归篓，二人分油回家走。”说完了，打马就走。两个人按照韩信的办法倒来倒去，果然把油平均分成两半，每人5斤，高高兴兴，各自回家。究竟是怎样倒来倒去的呢？三种容器各自装油斤数的变化过程，可释如下：韩信所说的“葫芦归罐”，是指把葫芦里的油往罐里倒；“罐归篓”是指把罐里的油往篓里倒。通常分油要把油从大容器往小容器里倒，现在却把小容器里的油往大容器里“归”。往油葫芦里倒油，只能得到3斤的油量；把葫芦里的油往罐里“归”，“归”到第三次，葫芦里就出现2斤的油量。再把满满一罐油“归”到篓里，腾出空来，把葫芦里的2斤油“归”到空罐里；最后再倒一葫芦3斤油，“归”到罐里，就完成分油任务了。
3.理财之智——巴菲特的投资理念
投资大亨巴菲特到华盛顿大学商学院做演讲，当有学生请他谈谈致富之道时，巴菲特说：“是习惯的力量。”巴菲特的投资理念：（1）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现在大家的理财意识越来越强，许多人认为“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样即使某种金融资产发生较大风险，也不会全军覆没。但巴菲特却认为，投资者应该像马克吐温建议的那样，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然后小心地看好它。从表面看巴菲特似乎和大家发生了分歧，其实双方都没有错。因为理财诀窍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比如巴菲特是国际公认的“股神”，自然有信心重仓持有少量股票。而我们普通投资者由于自身精力和知识的局限，很难对投资对象有专业深入的研究，此时分散投资不失为明智之举。另外，巴菲特集中投资的策略基于集中调研、集中决策。在时间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决策次数多的成功率自然比投资决策少的要低，就好像独生子女总比多子女家庭所受的照顾多一些，长得也壮一些一样。
（2）生意不熟不做中国有句古话叫：“生意不熟不做”。巴菲特有一个习惯，不熟的股票不做，所以他永远只买一些传统行业的股票，而不去碰那些高科技股。
2000年初，网络股高潮的时候，巴菲特却没有购买。那时大家一致认为他已经落后了，但是现在回头一看，网络泡沫埋葬的是一批疯狂的投机家，巴菲特再一次展现了其稳健的投资大师风采，成为最大的赢家。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做任何一项投资前都要仔细调研，自己没有了解透、想明白前不要仓促决策。比如现在大家都认为存款利率太低，应该想办法投资。股市不景气，许多人就想炒邮票、炒外汇、炒期货、进行房产投资甚至投资“小黄鱼”。其实这些渠道的风险都不见得比股市低，操作难度还比股市大。所以自己在没有把握前，把钱放在储蓄中倒比盲目投资安全些。（3）长期投资有人曾做过统计，巴菲特对每一只股票的投资没有少过8年的。巴菲特曾说：“短期股市的预测是毒药，应该把它摆在最安全的地方，远离儿童以及那些在股市中的行为像小孩般幼稚的投资人。”我们所看到的是许多人追涨杀跌，到头来只是为券商贡献了手续费，自己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们不妨算一个账，按巴菲特的低限，某只股票持股8年，买进卖出手续费是1.5%。如果105在这8年中，每个月换股一次，支出1.5%的费用，一年12个月则支出费用18%，8年不算复利，静态支出也达到144%！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魔鬼往往在细节之中。
4.处世之智——千古一臣郭子仪
郭子仪（697—781），陕西华县人，武举出身，历仕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四朝，在平定安史之乱、解除吐蕃与回纥侵袭关中和首都长安的危机中居功至伟，“再造王室，勋高一代”，出将入相，寿享八十有五，八子七婿皆朝廷重官，因其一身而系国家安危者达20年。史臣称他“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始终，人道之盛，此无缺焉”（《旧唐书·列传第七十》），自秦汉以来无人能与之比，可谓千古一臣。郭子仪何以能创造这种奇迹？忠诚、奋勇、恩信、功勋等不过是表象，凝结其中的乃是他过人的处世智慧，在于较好地处理了与皇帝、权臣（奸臣）、袍泽和盟友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以忠诚换取立功的机会，以无争换得皇帝的无忌。安史之乱时，唐玄宗仓皇逃奔成都，太子李亨避驻平凉，在灵武另立朝廷。这里正是郭子仪的地盘，一个月后，郭子仪与李光弼奉诏率全军五万步骑兵赴灵武护驾。当时朝廷初立，兵众寡弱，对于平叛复国，君臣兵民无不感到希望渺茫。等到郭子仪全军而至，军声遂振，朝野上下才感到复兴有望。郭子仪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兼灵武州大都督府长史、朔方军节度使，肩负着平叛复国的重任，成为国家的柱石之臣和皇帝的股肱之臣，由此奠定了他在朝廷和军队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从另一角度讲，国家越是衰弱、皇帝实际控制力越差，对臣下的依赖就越强、期望就越高，同时，依托越深，疑忌也越深，股肱之臣也越容易被视为肘腋之患，那么对于臣下的信任就越有限，这是时势使然，不是以人的意志和良好愿望为转移的。在专制体制下，忠诚不仅是任职的最严酷的的法律规制、最庄严的政治承诺、最崇高的道义追求，而且是最大的生存智慧。郭子仪无论功劳多大、地位多么显要，乃至受到朝廷多么不公的待遇，他的忠诚一直都没有动摇。这是他与其他功臣道义上更高尚、智谋上更高超之处。郭子仪处理与皇帝关系的策略概而言之，就是以义来体现忠，不与皇帝形成任何的对抗，不让皇帝对自己存有任何的不放心。
如，“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孙子兵法上的名言，历代都被统兵者视为圭臬和临敌制胜的法宝。但是，郭子仪则反其道而行之，从不抗旨。这不是郭子仪的愚忠，而恰是他的大智慧。因为他深知，君心难测、佞臣满朝，一旦自己对上意有所违拗，将谗言立兴，自己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因而他“时方握重兵，或方临戎敌，诏命征之，未尝不即日应召，故谗谤不能行”（《旧唐书·列传第七十》）。唐王室一方面对郭子仪赏赐巨多、封以显爵、授以高官，但疑忌之心一直未尝解除。一旦紧迫的军情稍有缓解，就会毫不犹豫地削除他的兵权，肃宗、代宗莫不如此。唐代宗一即位，就听信宦官程远振的谗言，罢免了郭子仪兵马副元帅的职务，让他给肃宗监修陵墓。可以说，郭子仪表面上非常受宠，实则常常蒙冤。对于自己所受冤屈，他没有愤懑言107行，而是将唐肃宗慰勉、奖赏他的一千余首手诏敕书装订成二十卷，呈奉给代宗，巧妙而和婉地辩明自己的忠诚无私。唐代宗感到大为惭愧，下诏说：“朕不德不明，俾大臣忧疑，朕之过也。朕甚自愧，公勿以为虑。”但是，到底还是没有授予郭子仪兵权。直到吐蕃寇乱京师，唐代宗出亡陕州避敌，才不得已又令郭子仪统兵御敌。等到京师收复，唐代宗说：“朕用卿不早，故及如此。”并赐给铁券（免死牌），图形于凌烟阁，表示信任不疑。除了不怨之外，区别于一般忠臣之处就是不针对皇帝的过失而强谏。他唯一一次进谏是针对唐代宗因畏敌而听信佞臣之言想迁都洛阳的，可以说是对事不对人，因为道理阐释得非常明晰、透彻，代宗欣然采纳，并且称赞他说：“子仪用心，真社稷臣也。”总而言之，郭子仪处理与皇帝关系的准则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忠，而是江湖意义上的义。忠偏重于捍卫道，主张“明其义不谋其利，正其宜不计其功”，致力于要匡正主上的过失，容易引起和激化君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臣下可能因失去主上的欢心而遭至疏弃甚至杀身之祸，以致失去效忠的基础；义则在忠的前提下偏重于忠君，注重事功和结果，旨在不违逆主上之心，成就朝局急务，容易回避某些矛盾，保持君臣之间较为良好的关系，获得建功立业的机会。（2）超脱忠奸之争，避免和淡化内部倾轧，为报国赴乱赢得机会和余地。忠奸之争是专制王朝久演不衰的连续剧，由于其既充满慷慨激昂、以天下为己任的正气，又充满阴谋和悬念，特别容易触动人性中好斗的动物本性，因而历代的忠臣和奸臣都如飞蛾扑火般血脉贲张地投身到这种血腥的角斗之中。其结果往往是倾轧不断、内耗不止，整个国家也就在这种无休无止的争斗中衰弱下去并最终灭亡。我国的政治文化往往激发和推崇这种忠奸之争，认为忠奸如“薰莸不同器，冰炭不同炉”，而所谓忠臣往往也有一种天真的想法，即认为主上全是因为奸臣蒙蔽才昏庸，只要除掉了奸臣，才能辅明主、兴伟业，因而总是前赴后继、奋不顾身地与奸臣进行誓死决斗。但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是，忠臣尽管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并有文化、舆论和民意的支持，却往往忠不敌奸，更多时候是忠臣被奸臣斗败，以致人亡政息。
谜底何在？在于奸臣代表了皇帝随心所欲的意志，只要专制制度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对其个人意志尤其是邪恶意志缺少制度性的有力有效约束，其结果必然是奸臣当道，忠臣受抑。对于这一谜底，许多忠臣看不透，陷身于注定要失败的忠奸纷争之中，其结果虽得到了忠贞的名声，却与国事无补。郭子仪的过人之处或者成功之道，就是超脱忠奸之争，与朝内公认的奸臣鱼朝恩、程元振、元载、卢杞等辈虚于应付、妥于周旋，力求缩小对立面，能忍让处主动避让，不形成直接冲突，不激化矛盾，以达成自己御敌寇安社稷的最大目标。他深知，任奸与任忠是皇帝的专制本性和运权策略，与奸臣斗，不仅难有胜算，而且未有终局，纠缠于忠奸之争，在国家多难的时节，只会加重内耗，迟误国事。而如果奉行江湖共生的原则，彼奸自奸，我忠自忠，鱼行鱼路，蟹行蟹道，或许能为解决国家急务保持某种起码的条件。对于这一点，史书着墨较多，且描述很生动。如，唐代宗宠信的宦官鱼朝恩为监军（观军容观察使），与郭子仪具有直接的制衡关系，他妒忌郭子仪的平叛之功，多次进谗言，以致郭子仪被解除兵权。但郭子仪仍然与他保持一种礼仪上的交往，防止合作共事关系的破裂。唐代宗永泰元年正月，郭子仪入朝，鱼朝恩109邀请他游览章敬寺。奸相元载恐怕他们二人相互结纳，对自己不利，就派人密告郭子仪说：“朝恩谋不利于公。”并把这话传给郭子仪的一些主要将领。诸将请求带三百甲士护卫，郭子仪不以为意。他说，我是国家大臣，他没有天子之命，怎么敢害我？如果是奉命而来，你们难道还敢抗命吗？于是就只带着几个家童前往。鱼朝恩一见，非常惊讶他的随从这么少，郭子仪就把听到的话告诉他，并说：“恐怕您多心和费心。”鱼朝恩大为感动，拍着胸脯、捧着郭子仪的手流泣说：“若不是您有长者之风，能不产生猜疑吗？”（《资治通鉴·唐纪四十》）大历二年十二月，郭子仪父亲的墓葬被盗，盗墓者没有抓到，时人多知道鱼朝恩素来嫉郭子仪之功，猜测可能是他指使，郭子仪也听说了这些议论。不久，他从泾阳前线入朝，议者以常情度之他会借机发难，朝局会为此震动，公卿深为忧虑。不料，郭子仪一见皇上提起此事，竟号泣说：“我领兵时不能禁暴，放纵士兵掘人坟墓。这是我的不忠不孝遭到上天的谴责，跟别人的加害无关。”（《旧唐书·列传第七十》）此举不仅反映了郭子顾全大局的心胸，尤其反映了其息事宁人、释解嫌疑的智慧。唐德宗时，卢杞为御史中丞，擅权用事，人皆知其奸。卢杞貌丑，未发迹时，时人多嘲笑轻看他，因而报复心极强。郭子仪平时会见宾客，姬妾不离左右，可是卢杞来探望，他却屏退所有姬妾，单独见他，显得非常庄重。家人问其何故，郭子仪说：“卢杞相貌丑陋而心机险诈，妇人辈见到他必然会取笑。他日卢杞得志，我们全族都将不得幸免！”（《资治通鉴·唐纪四十》）郭子仪善于与奸臣周旋，不以忠奸划线，而唯以利害作为考量，可谓深得江湖生存规则的真谛。
（3）御下以宽，不拘泥于常法，唯以获取将心兵心、克敌制胜为最大目标。郭子仪的尊崇和实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深得将士之心。在安史之乱后长达二十余年的军旅生涯中，他数次被解除兵权又数度被起用，每次奔赴军营，他都轻身前往，对于虎狼之师都能够随心驾御、指挥如意。像李怀光等老将有数十人后来都成为王侯重官，但郭子仪对他们“颐指进退，如仆隶焉”（《旧唐书·列传第七十》）。时论郭子仪与李光弼齐名，威略不及李光弼，但在宽厚得人方面又优于李光弼。将士都喜爱郭子仪的宽厚，而忌惮李光弼的严厉。李光弼每当发布军令时，手下将士都不敢抬头看他。但他军中也因此激起过兵变，弹压不住，最后由郭子仪前往才稳定了军心。御下宽厚，是他治军的最大特点。治军严明是我国从古到今的主流治军思想，但郭子仪却因时制宜，反其道而行之并取得了事实上的成功。其成功依据在于，当时国家残破，内有反叛，外有强敌，藩镇割据，国家对军队既没有强有力的供给保障和强有力的控制，也缺少道义上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如果拘泥于常法治军，单靠法令严明，就难以有效激励将士甘冒锋刃，舍身破敌，而必须激之以义、养之以利、酬之以官、待之以宽。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以爵酬功，提携将才。郭子仪局量宽宏，不嫉部下之才、不掠部下之功，出以公心向朝廷推荐将才，李光弼、仆固怀恩、李怀光等当时名将重臣都有赖于他的推荐，“参佐官吏六十余人，后位至将相，升朝秩贵位”，因而部下都乐于服从他的指挥。二是因时就势，取法乎宽，尽量考虑兵士的基本利益。当时的一个普遍做法是，为激劝士卒攻城涉险，往往答应在破城之后可以掳掠财物。这不应是名将治军所为，很不合道义，但郭子仪基于当时的军情军心，也如法炮111制。史臣对此基本作了正面评价：“……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旧唐书·列传第七十》）所谓“必得士心”，不过是允许士卒掳掠而已。郭子仪这样做情非得已，因为国家不能养卒，统军已形成行规和陋规，不如此军队就难以统带，为了驱卒与敌死战，就不得不放松某些军纪约束，采取一些不合常法乃至不合军法国法的手段，甚至一些饮鸩止渴的手法，以达到战胜强敌的目的。为筹集军用物资，他还允许军士盗掘墓葬。此外，为克服军粮短缺的难题，郭子仪还带头耕种，于是士卒皆不劝而耕，结果，“河中野无旷土，军有余粮”（《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九》）。他统兵御敌靠的不仅是军事韬略，重要的还有江湖手腕，正道、奇道并用，这是他比李光弼等其他名将更为成功之处。（4）待盟友以诚，激之以义，邀之以利，化敌为友，以敌制敌。安史之乱时，唐朝北有回纥、西有吐蕃，它们见到唐朝内乱迭起，都有轻慢和袭扰之心。但若与之为敌，必将内外交困，国家会迅速败亡。而假若能与之结盟，甚或能与一方结盟，不仅能有助于平定内乱，而且能达到以敌制敌，维护边境安全的目的。唐朝能够平定安史之乱，在一定程度上也在于借助了回纥的力量，郭子仪参与了借兵回纥并与其共同作战的全过程。郭子仪深知与周边少数民族结盟的重要性，着意与其首领进行结交。回纥人重财尚气，他疏财仗义，广与欢饮，结下了很好的人缘。他两次从安史叛军手里收复两京时，带领过借来的回纥兵，在回纥人中有很高的威信，回纥人一向称他为郭令公，表示对他的尊敬。后来，唐朝叛臣仆固怀恩诈称唐朝皇帝和郭子仪已死，结联回纥和吐蕃向唐朝大举进犯时，郭子仪利用先前与回纥人的友谊，仅带十几人免胄进入回纥军营，说服了回纥首领，于是唐与回纥联兵，在灵武台西原大破吐蕃，斩首5万，生擒上万人。
唐德宗建元二年（781年）六月十四日，郭子仪以85岁的高龄辞世。综观郭子仪的一生，其忠义之节令人感佩，卓著功勋令人仰慕，无上荣宠令人艳羡，史臣评价他：“不幸危而邀君父，不挟憾而报仇雠，晏然效忠，有死无二，诚大雅君子，社稷纯臣。”（《旧唐书·列传第七十》）但是，也应看到，他身逢乱世，能够功成名就，靠的不仅是忠贞的品节、雅正的风骨和纯真的心地，关键的还有他处世如用兵，讲究以正合、以奇胜的江湖智慧。强调这一点，只是想揭示历史背景的复杂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的思想动机和行为方式的晦涩性，同时想说明，郭子仪这个历史经典标本在今天具有不可复制性，他的个人荣耀也映衬了一个衰弱王朝可悲可叹的惨淡境况。尽管他的品节和功绩在今天仍值得感怀，但他的江湖智慧和江湖生存方式在今天却不能如法炮制，这是读史者应该着意体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