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制定浙江省“十一五”时期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必须首先考虑未来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加速转轨发展的宏观趋势,要特别清醒地认识到“十一五”时期是我国重要的关口时期,制定好“十一五”规划之于我国过渡好重要关口有重要意义。对此,高尚全教授有极为深刻的剖析,他认为,从改革看,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但是改革已不能普遍增加各群众的利益,有的既得利益群体甚至要丧失已得到的部分利益,因此深化改革的难度在加大,复杂性在加深。从发展看,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就业、人口、资源、环境等压力加大;消费结构发生剧烈变动,向着发展型、享受型升级,人们对休闲、教育、文化、医疗保险的消费日益增加,老龄化、收入分配、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容易引发某些人的心理失衡和利益冲突。从社会看,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的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社会利益分化,社会多元化主体正在形成。在改革和发展中,一部分群体,如下岗工人、失地农民产生了挫折感;又如一些官员的腐败问题,引起了社会和人民群众的不满。因此,在这个时期,如何防止各种矛盾的积累和激化,如何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如何通过“五个统筹”,促进城乡、地区、经济与社会、对内与对外、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这是十一五规划应体现的重要特点。
从浙江省域而言,正如前问分析的那样,“十一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还面临一系列挑战:“十一五”时期,生产要素供给短缺的矛盾凸显,其中电力、煤炭、水、土地、运输能力等经济资源稀缺的矛盾尤为突出,严重制约了省域经济快速、持续、稳定增长;区域差距仍将扩大,在以“城乡一体化”为战略目标的新一轮快速转型发展进程中,各市县和乡镇不均衡发展的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城乡“二元”体制及“以农补工、以乡养城”的格局仍未打破,主要表现为现代化进程中农业资源(土地、资本、劳动力)转移中的不等价、不公平交换,发展中的“城市偏向”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继续阻碍“一体化”目标实现;“二元”体制、经济、社会结构矛盾,将成为社会转型和进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最大障碍;城乡两大经济系统相互隔绝的状况未从根本上打破,城乡市场体制、市场主体发育不平衡,突出表现为农村市场体制、市场主体的地位及能力、农民组织化程度严重滞后,与城市相对发达的市场体系和市场主体难以对接;城乡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产权制度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公平;城乡基础设施、社会服务、文化生活和其他公共品供给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化及规模经营发展等尚未到位,工业化、城镇化、非农产业仍需扩张,但这些都将受到国家宏观调控以及“粮食安全”政策的极大制约;城乡居民收入、社区发展差距也有进一步拉大的危险;农民市民化问题、失地无地和外出打工农民问题、下岗工人和大专毕业生就业问题等胶合在一起,增加了协调成本,更要受到财力不足的掣肘;社会利益矛盾将超过经济发展矛盾而空前突出,比如,农地征用、农田标准化中的土地纠纷;城市扩张、旧城及“城中村”改造、撤村建居中的种种权益冲突;村庄合并、下山移民、旧村改造和整治等过程中以农民宅基地为核心的财产权及其所牵涉一系列摩擦等。
浙江“十一五”时期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成败的关键在于采取有效措施,有效缓解或解决上述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在上述宏观背景下,我们提出的浙江省“十一五”时期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应该是:浙江城乡一体化既不能搞单纯的大城市带动战略,也不能单纯的走小城镇发展之路;应该整合浙江省域城市现代化、乡村工业化城镇化、城市郊区率先一体化的各种资源和各项改革发展的政策举措,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坚持规划衔接、城乡互动,坚持分类指导、分层负责、梯度推进,坚持政府主导,民间参与,坚持改革创新,政策配套等原则。实施大城市现代化、乡村工业化城镇化、城乡结合部率先一体化等“三元”区域结构整体联动、协调发展战略;同时,运用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和宏观政策调整相配套的手段,积极、稳妥、整体地推进省域范围内城市现代化和乡村的现代化,与此浙江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基本现代化”同步,分步实现全省城乡一体化的阶段目标和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