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也是一种策略
用人是一种策略，身为一国之主，得有人在下面做事，如果对有问题的大臣一律采取公平问罪的政策，将会带来负面影响。乾隆在削弱朋党的势力时，竭力保持平衡政策，静观态势，以旁敲侧击之术，让对方感到害怕，只能老老实实。
乾隆元年(1736)，署湖南永州总兵崔起潜上奏鄂尔泰“欺蔽于中”，影射他专权的事，这种说法伤害了继位新君的自尊心，因此乾隆借机公开驳斥崔起潜的说法，并予重处。他说：“朕从政以来，一切政务皆躬亲裁断。”为什么要说此话呢，其实乾隆实际上对大臣专权很愤怒。贵州发生苗乱，办理苗疆事务的大臣张照密参是鄂尔泰办理不善所致，乾隆批示：
“鄂尔泰之功过，将来事竣之后自有定论”，这实际上就是赞成密奏所说的意思。乾隆还让其他大臣对鄂、张“亦不可以其所言，尽以为是”。这表明他对二位辅政大臣也并不绝对信赖，但乾隆为了某些顾虑，仍对两位大臣以礼相待，以示用人不疑。
几年后，由于办理苗疆之事不力，鄂尔泰引咎辞职，乾隆又派出大臣张照去理顺苗疆之乱，而张照却是张廷玉的死党，鄂尔泰的政敌。他到达贵州后不是集中全力征剿乱民，而是挟门户之见，心存报复，殚精竭虑地搜罗鄂尔泰的罪状，想推翻他“改土归流”的政策。而乾隆却赞成鄂尔泰的“改土归流”政策，所以他就张照的奏折一针见血地指出：“张照在京时，见皇考申饬鄂尔泰，因其向来料理原未尽善。继有解任之旨，张照的以私意揣度，过甚其词。”乾隆为这件事斥责张照“浮躁妄行”，并把他革职入狱。鄂党看到这种结果，以为机会来了，想穷治张党，置张照于死地。但乾隆却不听任鄂党乘机报复，形成一党压倒优势的局面，他置身两党中间，竭力保持平衡，这也是专制君主的统治要诀之一。
雍正临终时原谅了鄂尔泰的苗疆失误，让他继续以大学士的职位辅佐新皇帝。乾隆也在雍正死后替鄂尔泰说话，减轻了鄂尔泰的罪责。皇帝对鄂的宽容使鄂党大为鼓舞，想以张照为突破口，以达到削弱张党的目的。
张照被革职后，紧接着被派往苗疆的是鄂的党羽张广泗。张广泗疏劾张照阻挠军机，结党营私的罪状。鄂党中的哈元生也上书揭发张照诱他参劾鄂尔泰之事，鄂尔泰则对张照痛恨。而乾隆明知道其中奥妙，他告诫张广泗说：朕任用鄂尔泰为大学士，总理事务。但张广泗以功自傲，不尊重他人，这有失为官之道。张广泗仍以自己赴南疆平叛有功而得到皇帝嘉奖的机会，污告张照督理苗疆时浪费军需银两。于是乾隆便让张照赔偿，张不服申辩。乾隆又让查实原由，张广泗准备夸大事实，而乾隆一语道破张广泗陷害张照的企图。乾隆其实早就赦免了张照的罪责，让他在武英殿修书处行走，后又授予内阁学士，人值南书房。在洗清冤情后，乾隆又授予他刑部侍郎、刑部尚书等位。从这以后，这件纷争才算结束了，从这里也可看出两党之争对国家政事影响之深。
乾隆帝驾驭得当，尽量维持两党力量平衡，他对势力较大的鄂尔泰屡次裁抑，以挫其锋芒。
为揭露鄂尔泰、张廷玉遍植私党、干预朝政的行为，乾隆向他们发出过严正的警告，要求他们从今往后要忠心效国，不得包庇纵容私党。
互相抑制之术
互相牵制，是处理两派斗争的最好办法。面对鄂、张两大集团，乾隆认为不能用简单手段。对付这两个集团，要凭借自己的权力，控制得当，既不让一方击败另一方，也不能让他们两败俱伤，而是要权衡利弊，让他们互相牵制，最终达到互相促进，竞相为朝廷效力的目的。乾隆之初，他只遭稍加警告荫党，让他们洁身自好。
乾隆登上皇位后，以继承父命为借口，通过和平演变，大力革新求新，几乎把雍正的统治政策全部改变了。但千变万动，在人事上却没有多大的变动。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而乾隆的臣子却依然是雍正时的老臣，像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以及鄂尔泰、张廷玉等。
乾隆之所以用老臣，并不是他不想起用自己的亲信之臣，只是由于他当了这么多年的皇子，父亲管教太严而没有结交官吏和好友，自然也就没有其他可以引进的亲信，就是说，除了用人唯旧外，他别无选择。乾隆说：“今朕用之人皆是考所用之人”，这样做倒可以避免新旧人之间的倾轧，减少推行新政时存在的阻力。但在旧臣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冲突，像鄂尔泰和张廷玉之间的门户对立，等等。
乾隆六年(174])，左都御史刘统勋曾对皇上奏称，张廷玉集团势力之大，党羽之众，已令人瞩目。
张廷玉的势力主要在内阁六部，他的党羽主要是科举出身的汉九卿和汉人督抚。在张廷玉的大批门生中，有的已成为一二品大员，如吴士功、张照、汪由敦等。
鄂尔泰，字毅庵，满洲镶蓝旗人，姓氏西林觉罗。是康熙时的举人，在康熙朝被授予内务府郎中。雍正在当雍亲王时曾想与鄂尔泰交结而被拒绝，因此雍正认为他为人刚正不阿，材大可用。雍正四年(]726)，他就由一个小小的郎中升迁为云贵总督，地位令人瞩目，他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为统一大权，雍正特授他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
鄂尔泰在西南设置州县，稽查田粮，平定士官叛乱，功勋卓著，雍正十年被调回京，任首辅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职。
鄂尔泰一人得道，宗族势力也随之大为膨胀。他的弟弟鄂尔奇担任户部尚书兼步军统领；长子鄂容安，在军机处行走，后为河南巡抚、两江总督、参赞大臣；次子部实也为参赞大臣；三子鄂弼，山西巡抚，署西安将军，后为四川总督；四子鄂宁历任巡抚，后为云贵总督；五子鄂忻为庄亲王允禄的女婿；鄂尔泰的侄子鄂昌，任湖北、甘肃巡抚；鄂乐舜，山东巡抚；鄂尔泰的女儿嫁给宁郡王弘皎。真是满门显宦。他们这一家族“自从人关，重侯累相，武达文通，在丰沛故家中遗泽最远”。鄂尔泰主要以地方满人督抚和京中部分汉宫为主，组成政治集团。鄂尔泰六十大寿时，“百官皆欲制的称觞”，鄂作谢客咏诗说：“老至情怀难向说，不堪重许贺人多”，劝大臣官僚们放弃了此行。在鄂的门生中，著名人物有尹继善、仲永檀、史贻直、胡中藻等。
鄂尔泰见识远大，知人善用，首次提倡在西南“改土归流”之策，性格豁达而骄倨。在雍正逝世前，由于贵州苗民抗清，雍正有些怪罪鄂尔泰措置不善。张廷玉趁机出谋划策，得到皇人赞赏并充当了雍正的得力秘书，又立身谨饬，以勤敏缜密著称，参与机密事务，从不泄露给他人，就是自己的家人子弟也不止知道。张廷玉做主考官时，同事拟通关节，以微词试探，他却作闱中诗：“帘前月色明如昼，休作人间幕夜看”，自诩其操守之廉正。乾隆曾谈论鄂、张二人的性格，说“鄂尔泰固好虚誉而近于骄者，张廷玉则擅自谨而近于懦者。”
乾隆对鄂尔泰、张廷玉植党营私的问题早就有所察觉，但由于他初政时，鄂尔泰、张廷玉是满汉大臣的领袖人物，要稳定大局就少不得他们的支持。并且，张廷玉和鄂尔泰还是乾隆当皇子时的老师，有训诲之功，乾隆也不能一上台就把脸面撕破，把关系搞得尴尬难堪。如果上台就剪除两党，就容易造成人心不稳，何况像鄂尔泰、张廷玉这样深孚众望、为先帝格外恩宠的老臣，也不宜马上加以触动，造成政局震荡。因此，乾隆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放过了他们，但乾隆当然也不是任他们横行朝野、扰乱朝纲的，在这样的情形下，他采用了互相抑制的方针，来对付两党纷争。
该出手时不能心软
善于识破他人阴谋，并迎头痛击，这是乾隆的高明之处。派系之争，时有发生，有的人自认为聪明，打击别人，不择手段，向上隐瞒实情，但总会露出狐狸尾巴，只要他的上级心明眼亮，其阴谋就会破产。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乾隆亲政初期，由于满族官员占了上层权力圈的多数位置，乾隆一度产生了抑制朝中汉宫的倾向，因此在鄂尔泰与张廷玉两派的力量对比上，常常是鄂尔泰占上风，这在他们两人的经历中就可窥出一二。
时势造英雄，特殊的资历成就了汉宫张廷玉。当张廷玉当上军机大臣后，名位仅在怡亲王允祥之后，成为权倾朝野的一代汉官。鄂尔泰比张廷玉小八岁，进入军机处较顺，但短短几年间，他的名位就超过了张廷玉。
虽然鄂尔泰失势过，但乾隆仍不计他的过，复其官职。只是鄂尔泰刚愎骄躁，乾隆虽有心袒护满官，但明白在官僚之争中，还要维持表面上的公正，不能明确表示对某臣某派系的过度袒护。因此，乾隆决定先从鄂尔泰着手，锉掉其锋芒，让他收敛一下嚣张的气焰，从而打击他的党羽。其实，打击鄂尔泰并不是遏制他，而是维护自己的尊严。
于是，乾隆在雍正藩邪的问题上做文章。雍正生前有意把他的住所旧居改为庙宇，鄂尔泰作为雍正信臣，自然知道他的意思，但是，在雍正死后，鄂尔泰为了赢得乾隆的弟弟、和亲王弘昼的宠信，向乾隆提议把雍亲王府赐给弘昼。他的多事引起了乾隆的不快，就没有接纳他的建议，自顾将雍亲王府改为雍和宫，赐予喇嘛礼佛念经。这件事就是对鄂尔泰的一个冷遇。
乾隆三年(1738)，朝廷讨论“三老五更”之事，这是例行古代帝王敬重耆老的意思。当时，鄂尔泰和张廷玉都可以当三老之位，而张廷玉遇事谦退，以“典礼隆重，名实难副”为由坚决反对行此礼，鄂尔泰却以为自己足可以成为三老之一，俨然以耆老自命不凡。这使乾隆对他又产生了不满的情绪。
乾隆六年，鄂尔泰真正惹恼了乾隆。这年夏天，乾隆到古北口行围，按照惯例检阅了当地军队，只见军容整齐，技艺娴熟，乾隆对此很满意，当即赏给统领大员黄廷桂两匹战马，一匹绸缎。黄廷桂从此受到乾隆器重，升为巡抚。而鄂尔泰素与黄廷桂不和，他趁乾隆出巡未归，先发制人地弹劾黄廷桂犯有“滥举匪人”之罪，说他接受了古北口守备和尔敦的贿赂，于是就把和尔敦这样的劣才举荐升迁。鄂尔泰想这样把黄廷桂“降二级调用”。
这时君权和臣权的矛盾出现了。鄂尔泰主管兵部，他下令严审和尔敦，兵部审后又交刑部，但和尔敦始终不承认贿赂黄廷桂。鄂尔泰串通刑部官员以最快的速度赶在乾隆出巡返京前结案，奏请皇上批复。
鄂尔泰原以为在外行围的皇上批阅奏章不会那样仔细，谁知乾隆一眼就看出了奏折中的问题，他生气地说：“黄廷桂不过是因朕出口行围，才在防备上作了一些对策，这并没有什么恶意。”乾隆明白鄂尔泰这个做法是想挟私报复，于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办此事之大臣素与黄廷桂有不睦之处。”还下令“将办理此案的大学士鄂尔泰等人严行申饬”。乾隆毫不留情地点了鄂尔泰的名，从此鄂尔泰有所收敛。
乾隆十年，鄂尔泰因病去世，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鄂党势力虽仍固结不散，但其锋芒已被大大挫伤。乾隆帝的平息朋党之策最终取得了成效。
坐山观虎斗
处理鄂、张两党之争时，乾隆采用了抑此制彼和抑彼制此的方针，既有效打击了他们嚣张的气焰，又能让他们感觉到皇恩浩荡，势必为朝廷尽心卖力。既让他们的势力逐渐削弱，行为人为检点，又不至于穷追猛打，使他们丧尽殆绝，让朝廷没有可用的大臣。可谓掌握有度，策略得当。
在乾隆打击朋党的行动中，首先是让鄂尔泰的党羽受到惩治。鄂、张两党的长期对立，互相攻讦，势必引发严重的冲突。
早在乾隆六年(1741)，号称敢言的鄂党御史仲永檀，参劾步军统领鄂善接受了京城市井富豪俞氏的万两贿银。鄂善是雍正时的老臣。满族人，可他不是张廷玉的党羽，只是在富豪俞氏丧葬时，出钱礼请九卿吊奠，其中有很多是张党的大臣。这件事在京城内闹得沸沸扬扬，有礼部侍郎吴家骐受谢仪银五百两，又吞分送九卿炭敬两千两；詹事陈浩在场陪吊，奔走几天。这一丑闻的揭露，矛头直指张廷玉及其党羽。仲永檀还奏说：“向来密奏留中事件，外间旋即知之。此必有串通左右暗为宣泄者。有权要有耳目，朝廷将不复有耳目矣。”其中所说的“权要”，即指张廷玉，劾其泄密。由于乾隆对此不太相信，并说此人没有那么大能耐去搞朋党，你能指出证人吗？接着又让仲永檀实指其人其事。
于是仲永檀例举出御史吴士功弹劾尚书史贻直的密奏。吴士功是张廷玉的门生，而史贻直则与鄂尔泰交好。乾隆查出吴士功的确有这样的密奏，而密奏的泄露责任就在张廷玉和吴士功。但是，乾隆想：如果把此事追究到底，必将牵连众多人人狱，张廷玉这一派系也必将失势。所以，应使张、鄂两党互为平衡并互为牵制，因此，就不能立即将张党扳倒殆尽。
基于这种考虑，乾隆只赐令确实受贿的鄂善自尽，吴士骐和陈浩被革职，其他的事情则从宽开脱。对于吴士功，泄密的事情则“且今姑不究，若伊等将来不知悔改，再有过犯，一并从重处分”。而对大学士等送帖吊奠的事，乾隆帝以“查询明白，全属子虚”，糊涂了事。
乾隆只是出于大局才对张廷玉有所袒护。张廷玉身为汉人而久居高位，形成势力，屡次遭到鄂党抨击，全赖皇帝庇护而没有倾覆。张廷玉在其诗《风鸢诗》中写道：“九霄日近增荣彩，四野风多仗宝钢”，这句话颇形象地反映了自己的处境和心态。
乾隆对张廷玉虽礼遇有加，可他对满汉之见很深，对代表汉宫势力的张廷玉并没有好感，甚至颇为鄙视。乾隆曾说：“张廷玉在皇考时仅以缮写谕旨为职，此娴于文墨者所优为。自朕御极十五年来，伊则不过屡进屡退，毫无建白，毫无赞襄。朕之姑容，不过因其历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陈设座右而已。”
意思是说张廷玉毫无建树，我只是因他是三朝老臣，才把他当做古董陈放起来而已。话语中，极尽鄙薄之意。
乾隆七年，左副都御史仲永檀遵旨赴江南会同巡抚周学健办理赈务，仲永檀临行前，“以密奏留中事告大学士鄂尔泰子鄂容安”。即他将密奏留中之折泄露给詹事府詹事部容安，想彼此串通，陷害异己。平日他们往来亲密，每次在上奏以前，都在一起商谋，然后再奏，。
乾隆知道后把此事交与刑司严加审讯，结果证明仲永檀依附师门，有结朋党之嫌。参与审讯的大臣只按“泄露机密事务律论罪”，而乾隆的目的却是追查他的结党营私。这时，张党趁机落井下石，要求重新刑讯，并把鄂尔泰一同革职拿问。
如果此事闹下去，鄂党就会彻底崩解，于是，乾隆也只得同样息事宁人从宽发落了。结果，仲永檀病死狱中，鄂容安因其父鄂尔泰年老有疾，仅让他退出南书房，不得干预外事，否则要重治其罪。乾隆因鄂尔泰“为受遗大臣，不好深究”，给他以降级处分，并训责他：对下属管教不严，有失领导之责。
不择手段除内患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乾隆利用胡中藻一案来击垮鄂党，并让张廷玉之余党闻之胆寒，以此来排除党患。
乾隆二十年(1755)，鄂尔泰已经死了，张廷玉也返乡务农去了，然而这却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朋党之争却还在继续。
为了找借口，乾隆效法他父亲雍正灭诛查嗣庭的方法，也制造了一起文字狱。他从鄂尔泰党羽胡中藻的《坚磨生诗钞》下手，搜集鄂党罪证。
胡中藻是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的进士，鄂尔泰的得意门生，自夸西林第一门(因鄂尔泰姓西林觉罗氏)。乾隆十八年，乾隆接到下臣秘呈的《坚磨生诗钞》，就命令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蒋溥暗中查办胡中藻诗集一事。乾隆二十年初。又密谕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与人唱和诗文”并将一切恶迹查出速奏。
在审理胡中藻一案中，发现胡中藻与鄂尔泰的侄子、甘肃巡抚鄂昌来往密切，乾隆命令协办陕甘总督刘统勋亲往甘肃巡抚鄂昌署中，将其“与胡中藻往来应酬之诗文书信严行搜查。并将他与别人往来文字中有涉及讥讽和结交同党之类书信等搜查和查封，然后速送到京都”。乾隆召集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宣布胡中藻罪状。
后来，乾隆又睁大两眼，在诗钞中查找罪证。见胡中藻的诗中有“谗舌狠狠箕”和“青蝇投昊肯容辞”两句话，便斥责说：“试问此时于朕前谗言者谁乎？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乾隆认为“谗舌”、“青蝇”等句是指责张廷玉之党在自己面前搬弄是非，又有指责皇权有旁落之嫌，这些耸人听闻的说得对素以朝纲独断的乾隆来说，当然是罪不可赦了。
见到胡中藻诗中还有“一把心肠论浊清”诗句，乾隆批道：“加‘浊’字于国号之前，是何肺腑！”其实，这个“浊清”是用来比喻人品的卑污与高尚的，而乾隆把它歪曲为污骂大清国，其实就是故意冤枉胡中藻。甚至诗文中有些歌颂清朝盛世的诗歌也被认为是反诗，比如“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理计西东，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俯首同”，形象描绘了清朝一统天下，四海威服的政治局势，分明是赞扬国力的强盛。但是乾隆却说这首诗是对清朝统治汉人不满，“盖谓岳渎蒙羞俯首无奈而已，谤讪显然”。
在此诗钞中还有“那是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燃佛灯”一句诗词，以甘霖、佛灯比喻皇帝普免苛税、拯救生灵的善政。而乾隆却认为它“谤及朕躬”，说：“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何乃谓如‘佛灯’之难觏耶？”意思就是说我乾隆一听说有灾情就马上赈恤百姓，怎么能说赈恤百姓像“佛灯”一样罕见呢？
在胡中藻出的试题中有“乾三爻不像龙说”一题。乾隆帝说：“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知！”另外，还在胡中藻的诗集中找出“又降一世”、“亦天之子”、“与一世争在丑夷”等几十句，最后以悖逆罪，把胡中藻处死。
胡中藻之事是乾隆铲除群臣朋党恶习的产物，他因这件事而训斥臣子说：“朕见其诗，已经数年，为人朝中大小官员并无一人参奏，由此可见，你们都是蒙骗朕，如不以法治罪，怎么面对祖上之恩？。”
胡中藻一案还牵连到鄂昌和大学士史贻直。鄂昌因与胡中藻诗词唱和，乾隆责备他看到胡中藻悖谬诗词不但不知忿恨，还引为同调，往复唱和，“实为丧心之犬”，“其罪实不容诛”。在审讯中，还发现鄂昌的诗篇《塞上吟》中有“奈何奈何”之叹，考虑到鄂昌之弟鄂容安被派往前线军营，乾隆因这件事感到很恼怒，认为这对军队影响很大，是涣散军心的。
在庭审中，由于鄂昌还供出他接受史贻直贿赂，为他的儿子谋布政使之职一事，最后，乾隆命令鄂昌自尽。
张廷玉春风得意，官至军机大臣，而史贻直却迟迟不得志，只是一个协办大学士。他对张廷玉嫉妒不已，与张廷玉深为结怨。当朝廷对张廷玉讨论处置时，史贻直多次在乾隆面前说张廷玉对清王朝没有大功，不配享太庙之荣。乾隆一向奉行不为大臣左右的原则，认为史贻直是寻机报复。
因此，他警告史贻直：你不要因张廷玉退去而自矜得意，以权谋私，否则你将自取罪戾。在胡中藻文字狱案中，史贻直攀附鄂昌，送礼给他，让他帮他的儿子史奕簪当上布政使。乾隆追查时，他却矢口否认，乾隆认为史贻直有“为子请抚于前，又不据实陈奏以图掩饰”的罪名，勒令他以大学士原品职回籍养老。
该留情时就留情
只要身在官场，谨慎的人也总会有失误。张廷玉明哲保身的思想被乾隆识破后，对这位老人失去了宽容之处。但师生情谊，是很可贵的。身为皇帝能念此情，在张廷玉死后仍给一点儿面子，这是他的伟大之处，也是人之常情，更有其教育意义。
张廷玉仕宦三朝，久为显宦，因此门庭甚旺，免不了会暗中“祖庇同乡，诛锄异己”，再加上他是个汉宫，乾隆对他有许多不满之处。
当满族大臣讷亲、庆复因丧师失律被诛杀后，以张廷玉为首的汉族臣僚便在一旁幸灾乐祸。乾隆察觉后，很是生气，就告诫他们说为了国家兴旺，汉族人为官是很正常，也是很需要的，满汉官员只有团结一心，国家才会兴旺发达。与此同时，乾隆也对朋党之事深感不满。
乾隆点了张廷玉和汪由敦的名，对张党的不满，便跃然纸上了。张廷玉信奉“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为官信条，但是他又很慕虚荣，谨慎一世，做官做到最后，没想到竟会因为这些而前功尽弃。
张廷玉在乾隆时期与鄂尔泰同被封为伯爵，他常以此为荣。直至年老后，还请奏皇上让伯爵之封由其子张若霭承袭，乾隆为抑制张氏家族过分贵盛，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并极厌恶他希荣乞恩的行为。乾隆十三年(1748)，张廷玉已经七十六岁，他请求退休回家，而乾隆却认为人臣事君，只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此仍不准奏。可张廷玉仍极力陈奏，“怀辞垦款，至于泪下”，尽管乾隆反复晓谕不应隐退的道理，可他还是要急于退休。乾隆心中很不高兴。乾隆十四年，乾隆见张廷玉“老态曰增，强留转似不请”，才准许他归家养老。
在前朝的遗诏中，为了让臣子们死心塌地辅佐新皇，雍正帝准许鄂尔泰和张廷玉死后得配太庙。这是清朝对其宗室和大臣们最高规格的待遇，纵观整个清朝异姓大臣配享太庙的只有十二人，而张廷玉是其中唯一的汉人。像前文所说，鄂尔泰余党对此一直很不服气，因此鄂的党羽史贻直向乾隆参奏说，张廷玉并无功德，不应配享。受虚荣心的驱使，张廷玉风闻史贻直的进言，心里急如火焚，也顾不上平时谨言慎行和淡泊名利的名号，深恐“身后不得蒙荣”，“免冠呜咽，请一词以为券”，便请求乾隆不改雍正遗命。这样做本来是很失礼的，但乾隆因配享出自雍正遗诏，成命久定，还是表示同意，只是对张廷玉近似威胁的请求有些不高兴。
乾隆以宽待臣，以一首诗来安抚张廷玉的心，诗中的意思一是重申雍正遗命，应允张廷玉配享太庙，并以刘基、魏征身后的待遇相比：二是认为张廷玉的功德难以比上皋契，将来历史自会有定论，诗中流露出对张廷玉以言求荣的奴才相的鄙视。
张廷玉得此殊荣，由于天冷年老而没有亲自去谢恩，便派儿子张若澄代他谢恩。正遇乾隆失爱妻之痛，并且清军在金川之役中失利，乾隆心情烦闷忧伤，为政也由宽大转向严苛，朝内大臣讷亲、庆复、张广泗等相继被诛，文武大臣多遭罪责。而张廷玉这时竟以儿子代其谢恩，礼节不周，怠慢了皇上，乾隆也因计较这件事而大发脾气，降旨斥责。传谕之时，张廷玉的门生、协办大学士汪由敦也在场，他立即免冠替张廷玉求情。圣旨上问张廷玉：“其愿归老年？愿承受配享恩典乎？令其明白回奏。”
圣旨未到，汪由敦已将乾隆发怒的消息泄漏给了张廷玉。第二天，张廷玉亲自到内廷向皇上谢恩，不料，这亡羊补牢之举不但没有让龙颜大悦，还引火烧身了。乾隆怒责汪由敦走漏了消息，其原由还有当张廷玉告老时，乾隆问他何人可继大学士，张廷玉竟不避嫌疑，立即推荐自己的心腹汪由敦，而传旨时，汪由敦正在乾隆身边伴驾。因此，乾隆认为此时已到对张廷玉及其党羽发威的时候了，于是，对张廷玉的积愤就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抓住一点儿把柄，立即大做文章。
他谴责张廷玉要求配享太庙，是信不过皇上，因为既是皇父遗诏，皇上自会办理；他说张廷玉的罪过，不光是他不亲自来谢恩，最重要的是竟敢当面请求，说自己死后配享，这就是“信朕不及，此其所由得罪于天地鬼神也”。其次，他还认为给予张廷玉配享太庙是特殊尊贵的恩典，竟然“近在京邸，即使衰病不堪，亦应匍匐申谢，乃陈情则能奏请面见，而谢恩则竟不亲赴阙廷，视此莫大之恩，如你的心愿办事，这合理吗？”
乾隆责备汪由敦“漏言，徇师生私恩，不顾公议”。因此，革掉汪由敦协办大学士和刑部尚书的职位，但仍在尚书任上赎罪。因为张廷玉的逆行也构不成大罪，所以只将张廷玉削去伯爵，以大学士之衔退休回家，死后仍准配享太庙。
原则问题不让步
皇室內部的权力之争，有时候是相当残酷的。面对这一切，乾隆采取了忍让的谋略，但在紧要关头，能够当机立断，稳稳地把持皇权不旁落，把宗室亲贵排斥在政权机构之外，这正是他的铁腕手段的体现。
清皇室由血缘关系分配权力而导致的纷争，一直影响着政局的稳定，也威胁到皇帝的地位。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惨痛教训，使乾隆清楚地认识到皇亲贵族干预政治的弊端，所以，在他执政时，比其父亲雍正更为坚决地拒绝亲贵参政。但同时，他又以优厚的待遇对待皇族宗室，在这一点上和其父雍正对待宗室又截然不同。可见，他在对待皇室问题上既明智，又果断，颇得人心。
为了照顾宗室，乾隆帝让宗人府统计情况，抚恤“失产无以自活”的贫困宗室。最穷的赏银三百两，不太穷的给银一百五十两，让他们赎买田地，养活生计。并且在有婚嫁死丧时，还分别赐银一百二十两和二百两“以为妆、赙之费”，“实体恤天潢，无所不至”。乾隆有时候还设宴招待宗室。史载，他曾“普宴宗室于乾清宫，近三千余人，极一时之盛”。但尽管这样，在皇权问题上他仍是个铁面孔，毫不含糊，如果某些亲族，哪怕是亲叔伯、亲兄弟，只要涉及朝政、行为不检，乾隆帝都不会姑息纵容他们的。这就是为大体也得当行则行，当止则止。
弘昼是乾隆帝的弟弟，雍正在位时，兄弟二入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师读书，手足之情很深。那时候，兄弟两人经常互赠诗文以表情深，乾隆登上皇位后，兄弟俩的身份和关系不得不骤然而变：两人既是兄弟又是君臣。二者在某些时候却又有冲突，与乾隆同岁的弘昼猛然间得在哥哥面前叩首称臣，不免有些不习惯。再说弘昼性格骄奢，盛气凌人，贱视王公大臣，又贪财成性。乾隆深知他的个性，也处处都让着他一些。雍正去世后，乾隆把雍亲王府的所有资产都赐给弘昼，可弘昼还不满足，还想把整个府邸归为已有。拥有了雍正私产，弘昼已成为王公宗室中首屈一指的富豪了，为防止弘昼的贪婪之心，乾隆就以此府是两代龙飞之地为由，拒绝了弘昼的要求。平曰，皇上对两个弟弟也是非常关爱。
弘昼骄横少礼。一次，他和军机大臣讷亲因一点儿小事而闹得不快，竟然不顾体面，公然在朝中殴辱讷亲。乾隆对其弟的行为多多包容。有一回，乾隆和他一起监试八旗子弟，到了该吃饭的时候，乾隆仍不退朝进食，他主要是担心八旗士子习性顽劣，夹带作弊。而弘昼却很不礼貌地对皇帝说：你难道还怕我也被士子们收买了吗？这是很不恭敬的话，根本不是臣子与皇帝说的，而乾隆虽很不高兴，却也不发一言退朝了。这时，旁边的人提醒了弘昼。第二天，弘昼免冠请罪，而乾隆说：“昨天我若回答你一句话，你就该粉身碎骨了。你的话虽不好听，但我知道你是关心我，因此就原谅你了，不过以后千万不要再说这种话了。”从此以后，皇帝仍和弘昼友爱如初。
的确，这件事要是换上另一个人，结果也许就大不相同了。在皇上面前，一句话之错便可视作犯罪而招来杀身之祸，乾隆还算得上是一位宽大之君，如果像他父亲那样，弘昼就没命了。
乾隆在日常生活上往往给予皇室优厚的待遇，但在政治上对其却要求很严格，他们只要做错一点儿小事，就得敲打一番，提醒他们不要忘乎所以。
乾隆另一个弟弟弘瞻，从小就害怕皇帝哥哥，看到他就跑，惹得乾隆帝很不高兴，但是乾隆认为他还是个孩子，就不予深究。弘瞻长大后，被封为果亲王，他的老师即是当时著名的诗人沈德潜，所以弘瞻尤善诗词，并且藏书很多。他继承了原果亲王允礼的家产，也比较富裕，但他为人处世十分吝啬，虽积聚许多钱财，但对属下却很刻薄和严厉。为了贪得更多的钱财，弘瞻还开设煤窑，强占平民产业。
弘瞻和乾隆一起南巡时，曾嘱托两淮盐政高恒替他贩卖人参牟利。高恒因此还被捕审讯，供出弘瞻因欠商人江某的钱，才托售人参以偿还债。
这实在是太丢皇帝的脸了。作为御弟，做出这样卑贱的市井之事，为此乾隆很是生气。再查，又查出弘瞻购买绸缎、玩器、朝衣等物时，总是少给钱。弘瞻奉命前往盛京恭送玉牒时，他竟上奏说先去打猎再去盛京。圆明园失火，弘瞻不仅不赶快去救火，去了后还“嘻笑如常，毫不关念”。
这一系列事情，着实让乾隆气不打一处来，只好对他进行严肃批评。
没有想到的是，弘瞻却并不以为然，以为这些都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只觉得自己身为皇上的御弟，就凭这些小事，皇上又能把弟弟怎么样。
在对弘瞻的清查中，乾隆还发现他私下竟托军机大臣阿里衮选用自己的门下之人做官。尽管阿里衮拒绝了他的托付，可他这种行为已使乾隆怒不可遏。训斥他们说，如不痛改前非，不会顾及皇室亲情而不管。“其最可异者，朕特命大臣拣选官员，此何等事，弘瞻竟以门下私人，关说挑取，请托阿里衮”。“弘瞻冥心干预国政，毫无顾忌，一至于此，此风一长，将内务府旗员之不已，外而满汉职官，内而部院司寺，势将何所不有？’，“将来皇子若效其所为，难复有奏朕者，朕实为之寒心。”“弘瞻如此恣肆失检，朕若不加儆诫，将使康熙末年之劣习，自今复萌，朕甚惧焉。”
弘瞻和弘昼一起去皇太后宫中请安，在皇太后座旁藤席跪坐，这里正好是皇帝平日跪坐的地方。乾隆为此训责两个弟弟“仪节佞妄”，“尚知有天泽之辩哉！”见他们有这么多大逆不道的劣行，乾隆真的发怒了。其实惹皇帝发怒的最大原因还是弟弟的行为已触及皇权了。对其他日常生活中的小错，乾隆尚可以姑息纵容，一旦这种侵犯已渗入到政治中来，就不能有丝毫让步了，尽管是亲弟弟，也要严惩不贷。乾隆命令几个亲王和军机大臣请削弘瞻爵位。最后，弘瞻诸罪俱发，被革去亲王，降为贝勒，解除一切差使，永远停俸。
反复无常治名臣
常言说“伴君如伴虎”，从张廷玉晚年的际遇来看，可谓宦海沉浮，凶险莫测。也正应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古谚。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乾隆反复无常的一面。
乾隆十五年，乾隆的长子定安亲王永璜年逾弱冠，却离开了人世。壮年失子，乾隆帝自然深感悲痛。张廷玉是永璜的老师，他年迈心老，刚遭皇帝训责，因此已胆寒心惊，认为京都已非久留之地，只想赶快回乡，以免祸端从平地升起，更何况皇帝早已下旨，命他春天回乡。还是早点儿回去为好。因此，皇子永璜刚过初祭，他就向皇帝奏请回家。乾隆此时悲伤之极，又因张廷玉身为皇子的老师，这时还急着回家养老，真是大逆不道。
乾隆毫不留情地训斥张廷玉：永璜去世，而张廷玉作为永璜的老师竟好像没有丝毫悲痛之情，真是没有人性。
乾隆大骂张廷玉悖逆大义时，恰逢蒙古额驸、超勇亲王策凌死。策凌也是一个配享太庙的功臣，乾隆也就借题发挥大肆羞辱张廷玉配享太庙一事：“试想太庙配享皆佐命元勋，张廷玉有何功绩勋可言，而与之并肩而排？鄂尔泰为将没有什么战功。是不能进太庙的。”
乾隆还让把历来配享太庙的名单给张廷玉看，让他自己考虑是不是能与前朝功臣们相并列，是配享太庙还是不配享太庙，自己想好后再写奏折回答。张廷玉看过后只得回奏：“臣无功、无才，愿接受皇上治罪。”乾隆看到奏折，立即表示再议。张廷玉一心配享太庙，想死后也能荣耀祖宗，显赫后世，谁想竟碰到这样三起三落的遭遇，整日里如履薄冰。最后，乾隆以大学士九卿议奏为名，修改雍正遗诏，罢免了张廷玉配享太庙的特权。
被罢了配享太庙后，张廷玉的祸事仍未结束。同年，有朱荃落水一案又牵连到张廷玉。朱荃曾当过四川I学政，在他任职期间，竟违反规定，其母去世而不报奏，并做过一些违法乱纪的事。
朱荃与张廷玉是儿女亲家，并且在举行京察时，张廷玉将朱荃列为一等。待保举主考官时，经张廷玉的门生汪由敦全力推荐，朱荃才得以出任四川学政，主持童试。
因此。乾隆谕旨责问张廷玉：“公然联姻，是何用心？
张廷玉已回老家，乾隆下令将张廷玉所有历来承受恩赐御笔、书籍及寻常赏赐物全部收回。终身不得觐见，以示责辱。并且，还没收了张廷玉在京中护国寺附近的房子，该房中有张廷玉的私人财产一万五千两银子，算替朱荃补交赃款充公。还把牵人此案的张党党羽梁诗正交部察议，汪由敦降职为侍郎，其罪因就是包庇朱荃。
这样，张廷玉及其同党门生历经倒霉万分的种种变故后，声名全丧，张廷玉的政治生命就此彻底完结。他的门生党羽也作鸟兽散，各寻新的生路。
乾隆二十年(1755)。张廷玉以八十四岁的高龄病逝。乾隆帝还算仁慈，做出眷念老臣的姿态，赐祭葬并仍让其配享太庙，予谥号“文和”，只说：“皇考之命，朕何忍违。”张廷玉也因此而保住了一心求往的死后声名。
无毒不丈夫
乾隆时期，清朝专制统治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乾隆曾说：“我朝纲纪肃清，皇祖皇考至朕躬百余年来，皆亲揽庶务，人权在握，威福之柄，皆不下手的，实无大臣敢于操窃。”他的话确是事实。他将皇权把握得密不透风，连一点儿异端都容不得，自然能够乾纲独断了。在清朝历史上，自从乾隆把亲贵宗室斥于权外之后，此后一百多年之内，再没有发生过皇族内部的重大冲突和矛盾。
厚待宗室而绝不容忍他们危及皇权，这对乾隆来说是个原则问题，是丝毫不能让步的。尽管即位时多数王公贵族已被雍正铲除，但其父雍正为了辅佐他，仍让怡亲王允祥、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平郡王福彭等参与政务，可这却使乾隆隐隐有些防备之心。
为确保皇权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乾隆二年(1734)，他就下令撤掉雍正时期的总理处，恢复军机处。原来总理处的大臣不是亲王就是重臣，而新开始运行的军机处则以鄂尔泰、张廷玉、讷亲、海望、纳延泰等为军机大臣，把允禄、允礼、福彭等人排除在中枢机构以外。
平郡王福彭是努尔哈赤的八世孙，从小就聪慧出众，二十五岁时就被雍正命为定边大将军，深受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赏识，是王公贵族子弟中的佼佼者。乾隆和福彭同窗六载，对他极为赞誉：有德操，是大度之人，而且文才过人，是难得的人才。在用人之际，乾隆还是忍痛割爱，使才学兼长的福彭成了他政治改革的牺牲品。从此，福彭一直处在闲散地位，终未能大展抱负。
乾隆初政时，康熙第十六子庄亲王允禄是辅政大臣，他的地位在王公亲族中尤其显赫，于是以他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势力集团。最初，乾隆认为他们仅是“庸碌之辈”，不会有大作为，虽然允禄毫不顾忌地凭借特权援引勾结，作威作福，但毕竟他们能力还是有限，对皇权也造不成大威胁。于是乾隆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容忍他们。到乾隆四年时，乾隆发现允禄他们竟成了小气候。允禄和理亲王弘皙(康熙时已废允扔之子)、火器营都统弘升(恒亲王允祺之子)、弘昌(怡亲王允祥之子，贝勒)、弘皎（允祥之子，封宁郡王)、弘普(允禄之子，贝子)等互相趋奉，“私相交结，往来诡秘”。这时，乾隆就必须得提高警惕了。他积极采取了措施来揭露他们的阴谋，深恐“将来日甚一日，渐有尾大不掉之势”。
弘升在雍正朝获罪被圈禁，后被放出在家思过。乾隆继位后，施恩任命他为火器营都统一职，因此乾隆批评他不感恩悔过，竟“思暗中结党，巧为钻营”。并斥责“弘昌秉性愚蠢”，从小不服管教，到处惹是生非；“弘皎乃毫无知识之人”；最严重的是弘皙，其“自以为旧日东宫嫡子，居心甚不可问”；而允禄“全无一毫实心为国效忠之处，惟务取悦于人，遇事模棱两可，不肯承担，惟恐于己稍有干涉”。他们胆敢目无国法君王，“结党钻营”、“不守本分”、“饮食宴乐”，乾隆认为他们已经觊觎皇权，图谋不轨了。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乾隆帝只好采取果断措施。弘升首先被以“挑动事端，使我宗室不睦”为罪名逮捕，交宗人府审问，再进一步做调查。紧接着，允禄被以“结党营私罪”革去亲王双俸、议政大臣和理藩院尚书职务，保留亲王号：弘昌、弘普分别被革去贝勒、贝子封号。这几个人的罪状均笼统含糊，而没有指明实事。只有弘皙问题较大，竟在王府内仿照国制，设置会计、掌仪等司，并曾多次请巫师降神，问些不该问的事，如“准噶尔能否到京，天下太平与否，皇上寿算怎样，将来我还升腾与否？”
这表明，弘皙还有企图复辟的大逆不道之罪。弘皙最后被乾隆永远圈禁在景山东果园，与他一起圈禁的还有弘升。
仔细探究允禄、弘皙案，可以发现，乾隆之所以对弘皙不能容忍，原因就是他和乾隆一样，从小聪慧过人，都得到过康熙的宠爱，当时就有人猜康熙因弘皙之故，可能恢复允扔为太子。弘皙与乾隆一样被皇祖抚于宫中，而且时间比乾隆还长，自然就是乾隆不言中的竞争者，故乾隆对他就更为不满了。并且弘皙府中的体制和服饰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雍正特许的，即是可以超过一般王公的，可是，这也成了他获罪的一条重要原因。
可见乾隆的目的是一定要除掉这支渐成气候的政治势力，而挖空心思制造罪名，以儆效尤。
在对待宗亲的问题上，乾隆很会玩弄权术，他不但惩戒了亲贵，还维护了自己的名声。一次，和亲王弘昼与裕亲王广禄、履亲王允袍、慎郡王允禧、顺承郡王斐英阿等奉命盘查仓库，这本来是例行公事，这些王爷们马马虎虎，敷衍了事，想不到皇帝却借此做文章，责他们“未能尽心”，要议他们的罪。宗人府不敢得罪这些凤子龙孙，只好建议革除他们所兼的都统或者罚除都统俸饷，请皇帝在两种处分中任择其一。乾隆很不高兴。
指责宗人府有抗旨之嫌。并将宗人府王公严加议处。事后又命都察院严查议处。
都察院的官吏们接到这一棘手的案件，也战战兢兢，不知道皇帝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得从严议处，革去上述宗室的王爵。不料乾隆又大发脾气，说：“王公等非干大故，从无革去王爵、降为庶人之理，都察院果以此议当乎？否乎？……明知朕必不革去两亲王两郡王，而故如此立议，以为可以立身无过，而于朝廷之体制、事理之当否，概不之论，是岂大臣实心敬事之道。乃诸臣议事，一不衷之于理，非以尝试取巧，则以从重而恩出自上，为自全之术，无以实心为国家任事者，朕将奚望，亦甚自惭。”
结果，这些王爷们被罚俸一年，而都察院官员们却都被革职留任。乾隆帝的心机真是高深莫测，这其实就是要让王爷们知道：自己是绝对的权威，对任何人可以生杀予夺。同时也告诫百官：即使皇亲国戚，也必须依法处理，既不许徇情包庇，也不能故意重处，把罪过和处理的责任都推到皇帝的身上。
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官官相护，朋党相投，这一直是封建专制社会官场的一大弊端，这一弊端颇能蒙蔽统治者的视听，使其做出错误论断，危及统治基础的稳固。所以，乾隆在惩处党庇问题上非常严厉，从不手软。乾隆帝明察秋毫，不为任何假象所迷惑，他从段成功纵容家人诈扰的小事，竟顺藤摸瓜，清查出一大批党庇营私的官员。此举对整治官场恶习，影响可谓深远。
乾隆三十年(1765)十二月，两江总督高晋奏报，说苏州同知段成功纵容家人欺诈、扰累小民。经他审讯后，得知是段成功患疟疾时常常昏迷，未能检点其家人的行为，并不是有意让他们恣意索取民财。
乾隆看过奏本，立刻有了疑问：段成功不过时患疟疾，也不至于这样昏迷，使下属家人勒索民财吧。可高晋这样奏报，一定是有意庇护段成功。
乾隆帝很聪明，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蹊跷，于是传旨对总督高晋严行申饬，提出正告，念他初任两江总督，宽恕其罪并让他和江苏巡抚明德及侍郎四达一起把此案审讯清楚。
在审讯中，得知办理段成功累民案的苏州知府孔传珂、按察使朱奎杨都明明知道段成功是装病而脱罪责，但却仍对他免于追究责任。而虽高晋也知其中有隐衷，但他碍于协办大学士庄有恭的面子，才像上面那样报奏乾隆。高晋在受到乾隆申饬后，马上又奏明原委，说庄有恭在同年八月参段成功之罪时，就有段成功抱病被家人所欺蒙的说法。
乾隆帝得知此奏后暗暗惊奇，由于案中还审出段成功家人索贿的证据，上面多有段成功的亲笔字迹，这证明庄有恭在八月参务段成功时已知道段成功的所作所为，但他为什么又要为他包庇，说他“抱病被蒙”呢？
在考虑到庄有恭的实际情况后，乾隆帝终于明白了原委。原来在乾隆三十年八月，庄有恭虽仍留任江苏巡抚，但已接旨应召回京准备接受另封其职。因此，庄有恭有此举就是因为他离任在即，不愿与江苏官僚同事结怨，所以故意留下余地，认为这样不但可以保住自己是察吏安民的好官，还可以博得段成功对他的好感，而不至于离任前还结怨于地方官。
了解到这些情况，乾隆不禁勃然大怒。他训斥庄有恭：“这种办事方法，是小人呀，有欺朕心。”乾隆这样发怒也是有原因的，这还得从庄有恭的辉煌履历谈起。
庄有恭，在乾隆四年殿试中考中状元，历任光禄寺卿、内阁学士、户部侍郎、江宁学政；到了乾隆十六年，已荣为封疆大吏，出任江苏巡抚：
到了十七年时，又署两江总督；乾隆二十一年，部署江南河道总督；乾隆二十三年降级署湖北巡抚；乾隆二十四年调任浙江巡抚；乾隆二十七年移江苏巡抚；乾隆二十九年擢升刑部尚书，留巡抚任；乾隆三十年正月被授为协办大学士，仍暂留巡抚任；同年八月，被乾隆召旨回京。
乾隆帝对这位状元是十分信任和赏识的，因此，让他一升再升，并且在庄有恭五十二岁时还召他回京，马上就可能人阁拜相了，不意间却闹出这种党庇丑闻，实在是得不偿失。庄有恭做官也不是毫无政绩，甚至可以说他政绩昭著。
他一向“以清廉自励”，民间称他“抚江浙，治海塘，重水利，有惠于民”，在民间能有这样的好名声，不流汗操劳，没有半斤八两的精明能干自然是得不到的。因此，像他这样被乾隆重用的状元竟会负恩庇党，乾隆生气了就下令将庄有恭革去协办大学士和刑部尚书之职，交刑部严查。
案情的发展又使乾隆帝有了更清晰的思路，由此引出了山西吏治腐败的又一大曝光。被乾隆帝派去字段成功一案的侍郎四达奏说，在知府孔传珂和按察使朱奎杨的供词中，都有庄有恭出面要求从宽处理段成功一项。
乾隆知道后更生气，于是他又指责庄有恭有欺诈之心。
在申饬庄有恭的同时，乾隆帝敏锐地抓住了整个事件的最终症结，即庄有恭并不是袒护段成功，而是为了有意避开曾保举段成功的另一名官员和其衷。和其衷是新任江苏巡抚明德的弟兄，因此，庄有恭因“恐事发累及举主，有碍颜面，遂尔心存瞻顾。上司属员，意会色授，各相喻于不言”。
所以，乾隆帝认为，庄有恭自为巡抚，其下面的属员自然是看他的意愿而行事，这败坏了官场风气，是不可饶恕的败风败德行为。为了打击党庇，庄有恭被判为斩监候，于秋后处决。其属员朱奎杨、孔传珂因是从犯，宽免其死罪，发往军台效力。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乾隆帝接着又查出段成功以前在山西阴曲县当知县时，曾亏空白银一万两以上。当调任为苏州府同知时，段成功的原上司为他把亏空银弥补上。段成功的上司，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原为山西巡抚移任陕西巡抚的和其衷。因此，乾隆下达长谕，痛斥和其衷及有关官员，把他们全部革职拿问。
段成功在山西任内亏空银两，其上司同事不但不揭发他的罪行，还帮助弥补亏空，这使乾隆感到山西官员之间“非寻常徇庇可比”，于是他又连下数谕。痛斥和其衷等人徇私党庇，下令把和其衷判为斩监候，开革去山西布政使文缓、太原知府刘墉的职务。把那些帮助段成功弥补亏空的知州县官员九十名，全部严加处置，并立即处死了段成功。
巧用耳目治朋党
明察各级官吏，集大权于一身，这是乾隆防止出现朋党势力的策略。密折制度和军机处，为乾隆独治朝纲，统领国家政务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乾隆的督促下，密折制度和军机处制度得到了完善，使乾隆的皇权得到了空前的集中和巩固。
实行密奏折制度，使信息充分流通，把臣僚完全置于皇帝的监督和控制下；恢复军机处，促成皇帝对国家政权的高度独裁，便是乾隆进行政治统治的有力手段。
秘密奏折，顾名思义属保密性质，是写奏折的人直接把它交给皇帝本人看，其他任何人都不得私拆。这与日本或奏本先由通政使司上达，又经内阁大臣签拟。再由皇帝裁断的程序截然不同。密折直达御前，并由皇帝批阅，这使皇帝能够直接而及时地了解政情、军情、民情，作出决策。因为密折保密性高，臣僚们的各种举措和参劾都各不为知，所以对各级官僚都有威慑作用，臣僚们之间这种不分等级、不分地区的互相纠察，有效防止了上下串通一气，共同欺瞒皇上的现象，而且他们之间互相防范、猜忌，也加强了他们对皇帝的向心力。大臣们害怕被秘密弹劾，不得不自我约束，勤政效忠。
密折制度在清代从顺治年间开始，盛于雍正时期。原来享有密折特权者多为皇帝亲信、尚书、都统、大学士等高级官僚，到了雍正时密折权拥有人扩大到布政使、按察使。甚至许多微末官员，也可通过密折来报告地方情形，雍正认为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欲广耳目”罢了。密折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使皇帝能多渠道、及时地了解各种信息，以便制定对策，监督各级官僚居心行止，为强化政治控制提供很大的方便。可以这样说，密折把奏折之人变成了皇帝可以随心操纵的侦探。
乾隆即位的第三天，就毫不迟疑地恢复了密折制度，同时，还下令扩大折奏言事官员的范围，指出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有密奏权力。
为了加强奏折的保密程度，乾隆还采用了一些保密措施：一是坚持满族官员奏事用满文，而不用汉文；二是严禁把奏折上皇上的批语泄露出去：三是为防奏折呈送途中泄密，把奏折放在匣子里，匣子只有送折人和皇帝才能开启。
对密折上内容的批阅，乾隆帝十分认真，只要属于绝密的密折，他总是亲自拆封。有的很绝密，乾隆就索性把内容记在心里，把原折烧毁。到了乾隆十三年后，乾隆废止了奏本文书，密折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如果官员们有了机密的事情要汇报，往往先以密折形势报告皇帝，在明白皇帝明确的意图后，再以题本的形式向专职部门请奏。这时候的请奏仅是为了走走形式而已，最重要的还是奏给皇帝的密折，这完全保证了乾隆能把大权独揽在手中。
除了秘密奏折制度，乾隆另一个独揽朝纲的措施就是在乾隆二年出台的裁撤雍正丧期内设置的总理处，恢复军机处。在刚即位时，乾隆是把军机处当做前期政治之弊来撤销的，但头脑敏锐，颇有远见的乾隆很快就意识到：真正的弊端并不是军机处的设立，而是由亲王和重臣把持政务要职。所以，为了充分削弱他们的权力，乾隆帝又重新恢复军机处并制定相关制度，使皇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乾隆是一个勤于政务的皇帝，可想而知，天下庶事繁多，每天都有大量的奏折和问题需要皇帝阅览处理，而只靠一个人又难以应付。这时的军机处，其实还只是皇帝个人的一个秘书而已，里面的大臣所做的事情都只是些能够贯彻皇帝意旨、通晓文字工作，工作效率也比一般官僚高的高级秘书工作而已。拿乾隆的话来说，“各位纶扉，不过委蛇奉职领袖联班”。
一个人拿主意出决策，军机大臣就把乾隆每天说的话从口头上移录到纸上，并保证无误详实即可。他们本身的种种建议仅供皇帝参考。根本不能左右局势。
在军机处的人选上，乾隆把皇亲完全拒之门外，但为了保证满族人在清政权中占重要的地位，他还规定首席军机大臣必须为满人。由于乾隆往往只是一人说了算话，所以他也担心军机大臣们有二心，为了彻底收买他们为自己卖命，又规定凡是军机大臣都可不以资历高低为标准提拔自己的亲信。可是重要的用人权当然还是在乾隆自己手中掌握着，他曾说：“朕为政以来，对待用人之权是很慎重的。”就算是乾隆晚期，极其宠信放纵的权臣和砷也没能左右过皇帝的用人决策，其他臣子就不用说了。
在乾隆时期的清朝官制中，军机大臣还都是兼职的，不是正式的职务。到了乾隆十年，为了能更牢地牵制军机大臣的权力，乾隆出人意料地把他的小舅子，年仅二十五岁的傅恒提拔为首席军机大臣。这样，傅恒就可以称得上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相国”了。虽然乾隆称傅恒“筹划精详，思虑周到，识见高远”，但傅恒毕竟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再有远见卓识，也确实还不大成熟。蒙乾隆这样抬举，他自然会拼上一条命也得为皇帝分些劳苦，并且还可以保证对皇帝言听计从，不会有任何异议，让皇帝放心地在幕后指挥，自己只做个最忠实的传达人。在傅恒之前，乾隆在军机处提拔的还有讷亲。讷亲当时也是一个年纪轻轻的满人，他也是考虑到很多因素才被特殊提拔的，可见，乾隆用人确是费了心机。
为更牢固地独揽大权，乾隆一改雍正时军机大臣不超过三人的惯例，而让六个军机大臣分割军机处的事务和权限，使他们互相监督、互相牵制，不能有任何越轨之举。他还规定军机大臣不能同时人见皇帝。当时傅恒不认识汉字，特许他可以和其他大臣一起人见。对于象征军机处权力的大印，乾隆管理得很严，印文钥匙分别由值事太监和军机章京保管，为了保密起见，还规定只能由十五岁以下不识字的少年充任军机处听差，还派御史往来检查，不许任何人在外窥探。
在建立健全军机处及其管理工作制度后，乾隆通过各种方式大肆削弱中央和地方其他机构的权力，把权力集中在军机处，由皇帝亲自领导。实际上，军机处权力的扩大，就是皇帝权力的扩大，它不仅把传统的议政王或大臣的权力剥夺，使之名存实亡，而且也使内阁形同虚设。过去的公文处理要经过众多的环节，有了军机处后，皇帝的谕旨可以直接从军机处发出，下面的奏折也可以直接从军机处递人，这样还大大提高了办事的效率。
乾隆时的军机处职责主要是帮皇帝撰写上谕，处理奏折，审查内阁和翰林院拟的诏旨，议论施政方针，为皇帝准备政事参考资料，参与科举考试的工作，奉旨出京查办事件，陪皇帝出巡，记录和收集有关档案资料等事务性工作，对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的使用、任免提出参考意见。等等。
其实军机处已成为辅佐乾隆行使强权的常设中枢机构及全国的政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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