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领导在选人、用人时，应该把察人作为一项具体的任务来对待，同时还要掌握一套察人、识人的方法。我国古代思想家庄子总结了一套察人之法，很值得现代领导者学习。庄子认为，要想认清一个人的本质，可以将所察之人派到远处工作，远则难以监督，可以考察他是否忠诚：派在身边工作，容易相熟而没有约束，故便于考察他是否恭敬：把他放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看他的能力如何：在急促之间询问他，看他的应变能力如何：在紧迫的情况下和他相约，看他是否守信：托付其管理财物，看他是否贪财：告知危急情况，看他有何魄力：当他酒醉时，看他能否守规矩。这套察人之法，是庄子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朝历代的贤君良臣们无不以此为识贤选材的依据。可见，要想获得真正的人才，不仅需要一定的考察培训时间，把他们放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还要有一个规定的程序，运用一些特定的考察方法，同时也要求领导者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慧眼和排除干扰、坚持正确判断的信心和胆识。
识人既难，察人必慎，而慎就是要选择正确的方法。方法正确，不仅可以准确地认清、掌握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和学识才能，还可以把考察变成对考察对象的鞭策和促进。以往识别人才的传统方法，多是采用定性评估的方式。单一的定性评估往往只能对考察对象作出“工作很积极”、“工作比较积极”这一类笼统的评价，很容易造成人才鉴定的公式化、概念化。同时，单一的定性评估，受考察识别者个人素质、经验、印象的影响较大，一个人是不是人才，能不能启用，主要取决于领导者的见识与判断，这就增加了人才识别的偶然性和主观臆断性。这种单靠“伯乐”一个个去发现、鉴别人才，毕竟是一种手工操作方式，信息量少，效率低，可比性差。所以，我们应该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按照科学的标准、原则和步骤，把察人、选人的工作设计成一套科学的系统，形成一种规范运作的机制。
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我们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也可以加以借鉴。即建立一套科学的业绩考核方法，形成一套完整的竞争原则和程序，通过实际工作中的业绩，来决定谁可以升迁。由于正确的考察可以导致准确的评价，而评价是对一个人工作成绩的肯定和品质才能的评定，即是对人的社会价值的肯定，从而产生极大的鼓舞力量。因此，古今领导者无不重视察人之法。
不拘一格聚人才
——曹操三下求贤令网罗天下才
一个企业或一个组织识才、选人必然要制订一些制度，目的当然在于保证任用、提升合格的、优秀的人才。但“资格”、“资历”恰恰会成为选人取士的障碍，死守这些条条框框，必然会把许多才能超群的却又资历浅、资格不够的人挡在当重任的大门之外，发挥不出他们应有的效能。古语有云：“止限资级，安能得人？”
其实，从人才学的角度来说，取人、用人，依据一定的资格、资历，是防止庸人、愚者的有效办法。但是对许多奇才、卓越之才，仍沿用这套办法，是行不通的，反而只能是禁锢、束缚人才的桎梏和绳索。所以用人之道，应在常规方法和不拘一格之间，形成灵活的互补，形成相辅相成的格局。
三国时期，群雄逐鹿，众强争鼎，一些盛极一时的割据势力如袁绍、袁术、吕布、刘表、刘璋等如昙花一现，过眼云烟，尘埃落定时只剩下魏、蜀、吴三家鼎足而立。究其原因可知，谁吸引并凝聚人才，真正做到惟才是举，不拘一格，谁就能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获得优势，赢得主动。
曹操为了实现统一天下的大志，曾连续下达三道求贤令，公开向天下招贤纳士。他针对东汉选官的积弊，一反“德行”、“名节”、“门第”等选人标准，在明令中明确提出了惟才是举的方针，强调只要有真才实学，各级官员就要不拘微贱、不拘品行、勿废偏短地一律推荐上来，然后用之所长，量才放官。他要求有司对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曹操颁发了《论吏士行能令》，指出：
有人认为军吏们虽有功劳和才能，但道德品行还达不到胜任地方长官的标准，这就是所说的“只可与他们共同去创业，而不能给他们以大权”。管仲说，“让有才能的人做官获得俸禄，君主就有权威：对士兵们论功行赏，他们作战就勇敢，就不怕死。这两个原则在全国实行，国家就会兴旺发达。”我还从未听说过无有才能的人，无有功劳的战士，能受奖赏使国家兴旺发达的。所以，英明的君主不用无功之臣做官，不奖赏无战功的士吏：国家安定时期，选拔人才要崇尚道德品行，战争年代就要奖赏有功的人，前面那种人的说法，就像从竹管里看豹子一样片面啊。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曹操并未因赤壁之战的失利而灰心。为完成统一大业，他不但从物质上、军事力量上积极准备南征，而且从组织上采取了有效措施。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曹操又颁布了一道求贤令。内容是：
渭水垂钓，静候怕乐，不免有些传奇色彩。然身近高龄，却依然统领三军，就这份文韬武略，恐怕已是无人能及。
自古以来，各朝的开国皇帝与中兴的君主，何曾不是得到贤才的帮助才治理好国家的呢！而他们所得到的贤才，却往往都是出于狭窄的里巷，难道是侥幸遇上的吗？只是上面的人不去寻找他们罢了。现在天下尚未平定，正是迫切需要寻求贤才的时候。“孟公绰那样克己勤恳的廉士，用来做赵大夫、魏大夫的家臣是最理想的人，但他做滕、薛两国的大夫，让他们处理国家大事就不称职了。”如果一定要用所谓的廉士，那么齐桓公又怎么能够称霸于世呢？现在天下难道就没有身穿布衣，胸怀大志在渭水边钓鱼的姜太公吗？难道没有身负污名却很有才能，而未被魏无知发现的陈平吗？你们都应当帮助我，宣传我的意思，并把那些被埋没在下面的人才都推荐上来，我要任用他们。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曹操则颁布了《取士毋废偏短令》，即第三求贤令。这道求贤令说：
凡是品德良好的人，未必能有所作为，有所作为的人，也未必有良好的品行。陈平难道有笃厚的德行，苏秦难道守信用吗？但陈平能够辅佐汉高祖建立汉朝功业，苏秦能够救援弱小的燕国。由此说来，有才能的人虽有短处和不足，但怎么能够因此而偏废不用呢？有关部门的官吏如果能够懂得这个道理，那么有才能的人就会得到录用和提拔，这样官府里的政事就不会荒废了。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8月，曹操颁布了《举贤勿拘品行令》，这是曹操为了聚集人才，振兴事业的重大措施。其中讲道：
从前伊挚、傅说出身都非常微贱，管仲是齐桓公的仇人，他们都受到重用而帮助君主治理好国家。萧何、曹参原来只是个县吏，韩信、陈平有坏名声，有受人讥笑的耻辱，但他们终于能辅佐刘邦成就王业，千古流芳。吴起贪图当大将，将其妻杀掉以取信于鲁国，舍财谋求官职，母亲死了也不回家安葬，可是，他在魏国时，秦国就不敢东犯魏国的领土；他在楚国时，韩、魏、赵也不敢南侵于楚。现在天下难道没有高尚品德的人被埋没于民间？还有勇猛不怕死，临战能奋力拼杀的人：或担任下级官吏，确有超人才能和优异素质的人，能胜任将军、郡守，或背上污名被人耻笑的人，或者被人诬为不仁不孝，却有治国用兵的才能的人：你们把知道的都举荐上来，不要遗漏了。
曹操在这道命令中再次重申了“惟才是举”的方针，并指出无论是伊挚、傅说那样出身贫贱之人，管仲那样的旧敌，萧何、曹参那样的小吏，韩信、陈平那样身遭污辱并受人耻笑的人，甚至像吴起那样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有治国用兵的才干，就要加以任用。充分表现出他的雍容大度以及求贤若渴的心情，同时，也反映出他与东汉时期用人传统的完全决裂。
曹操不仅用命令形式提出“惟才是举”的方针，实践中也确实贯彻了这一策略。不管你出身多么微贱，地位多么低下：也不管你过去投靠过谁，属于哪个阵营，只要有才能，效命于我，都可量才而用。比如，于禁原是鲍信手下的一个士兵，乐进原是曹操帐下的一个小吏，毛玠原为县吏，满宠原为郡督邮，蒋济原为郡计吏，后来都成为曹操的重要僚属。张辽原是吕布的部下，张邰原是袁绍的部下，徐晃原是杨奉的部下，投到曹操阵营后，曹操尽悉重用，如张辽被拜中郎将，赐封关内侯。对此，西晋王沈评价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所以，曹操身边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在当时各割据政权中，得贤士最多。正是在这些谋臣、猛将的辅佐下，曹操才能扫平群雄，统一北方，从而奠定下曹魏政权的基础。
可见，惟才是举、不拘一格可以使一个领导者身旁聚集一大帮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从而形成一个互补型的高智商团体，这在商机稍瞬即逝的现代社会更显得举足轻重。
市场经济时代，竞争达到了白热化，商海大潮中无时无处不存在着产品竞争、市场竞争、管理竞争等。但市场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还是人才的角逐，人才就是一切。用人，是领导职责，也是领导艺术。古往今来，一代又一代领导者在探索、在实践。作为新时期的智慧领导者，用人思想更应开拓、解放，用人艺术也更应高超，而不能只看重一个人的资历和学历。更不要因为人才的一点点缺陷弃之不用，而应该遵循以下的一些原则：
（1）重用不墨守成规的人。如果企业风气是自由豁达而又不讲派系，那么对新职员来说无疑是富有魅力的。除非打破组织的大框框，违反公司规章，否则公司方面就不会录用只会按老样子办事的职员。这是因为，今后的贸易职员必须为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而拓宽视野。
（2）重用尊重人才的人。松下幸之助认为，松下公司首先是生产人，然后才是生产电器。松下尊重人才，更尊重人才的情感，因为在社会上，沟通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无疑是一颗体谅的心，这种体谅之心如同荒漠上的甘泉，当人与人之间失去了这种互相滋润的泉水时，就会产生干裂，就会各自飞起来。
（3）重用有实干精神的人。丰田公司的一位主管曾说：“本公司每年有40万件改善提案，而美国汽车公司只有6万件，这个差别便造成了车子的品质差别。”他们不欢迎能言善道的人，因为这种人经常地提出这个也办不到，那个也办不到，做了也是白费。这些人的聪明往往表现在寻找借口来推托。处世老实的傻瓜才会埋头苦干并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而他们正好需要这种人。
（4）重用敢于迎接挑战的人。一些公司负责人说，我们寄希望于新人的是，他们将来作分公司经理的候选人。因此他们不应坐等指示，而应该主动迎接挑战。这种人必须有强烈的自我开发意识，他们必须把自己与公司的变化相配合而使自身也发生变化。他们认为具有自我开发的灵活性和求知欲的人是最可取的。在机会均等的原则下，公司一定要重用顽强竞争的人，这样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5）重用敢于提出问题的人。有的公司经理认为：他们必须对那些将来成为企业骨干力量的人强调，要有提出问题的观念，环境在变化，公司在发展，只会模仿别人是不行的，因此公司需要起用提出问题的新人，这样公司才有希望。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鼓励员工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并且公司要对他们予以支持。
当然，以上的这几类人才，社会上比比皆是，关键是要有识别和赏识他们的伯乐，因为惟有领导者有一种重视人才的意识和行动，有才者才会纷纷而至。
不捧无德之徒
——诸葛殚精竭虑扶阿斗
择人是惟德，惟才，还是德才兼备？这不可一概而论，用人若用器，可因其具体情况而定。但是，对于负责全局工作的领导者来说，必须选择德才兼备的人才可以胜任。因为负有重任的领导：无德，则不能服众，无才则不能完成分内的工作：只有德才兼备，才能团结下属，发挥众人的积极性，并且做出正确的决断，顺利完成所担负的任务。
诸葛亮凭借其才而预知天下三分，又以其“鞠躬尽瘁”尽忠汉室，尽显其德。他不仅以此来要求自己，其选拔官吏也同样以德才兼备为准则。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向刘禅上疏，即《前出师表》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颓废也。先帝（刘备）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桓帝、灵帝是东汉末年的皇帝，先后兴起第一次、第二次“党锢之祸”，杀戮敢于直言的李膺等贤臣：二人即位其间宦官势力庞大，独得专政，朝政腐败。桓帝封单超等五宦官为侯，任其专横胡为。灵帝公开标价卖官，敛财私藏，贪污之风盛行，民不聊生，致使社会动荡不安，贼寇四起。之后群雄逐鹿，以至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诸葛亮上《前出师表》时，刘备已去世，由他执政辅佐刘禅，故在出征前总结了先汉与后汉兴亡的经验教训，谆谆告诫刘禅，不要学桓、灵二帝“亲小人，远贤臣”，而要学先汉“亲贤臣，远小人”，才能使蜀国兴隆，以复汉室。
诸葛亮还在《便宜十六策》里指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因此，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时特别重视选拔德才兼备之士。
诸葛亮推荐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重兵，负责宫中之事。刘禅常欲增加后宫嫔妃，董允认为古时天子后妃之数不超过12人，现在足数，不应增加。刘禅宠爱宦官黄皓，皓为人奸佞，想干预政事，允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黄皓，使黄皓不敢胡为。
蒋琬、费袆、姜维都是诸葛亮精心选拔为他理政、治军的接班人。蒋琬人蜀初期任广都县令，一次刘备下去巡视，适见蒋琬饮醉，非常恼怒，要判他死罪。诸葛亮知道蒋琬颇有才干，就对刘备说，蒋琬有治理国家的才能，这只是一次偶然的过失。刘备敬重亮，听其言，才不加罪。后诸葛亮提拔琬为丞相府长史，诸葛亮每次出征，琬都足食足兵以相供给。诸葛亮常赞琬为人“忠雅”，可与他辅佐蜀汉王业。诸葛亮死前，密表刘禅：“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诸葛亮死，琬执政，其人大公无私，胸怀广阔，能团结人，明知时势，做到国治民安。蒋琬病，荐费袆代之，他为人明断事，善理事，知军事，他在任时边境无虞，魏人不敢正窥西蜀。姜维继诸葛亮复兴汉室之志，屡次北伐，虽无大胜，但魏兵也不能侵入。及司马昭派大军伐蜀，刘禅昏庸不听姜维派兵扼守阴平之议，邓艾得以偷渡而直捣成都，刘禅出降，并令姜维降，姜维想假降待机杀钟会以复兴蜀汉，其宿愿虽没实现，却足见其人忠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