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赏罚是为了“兴功”、“立威”和“禁奸”，即鼓励将士奋勇杀敌，争立战功：提高自身威望，赢得众人的拥护：禁止部属作奸犯科，约束他们的行为。使“勇士知其所死”、“邪恶知其所畏”。而要达到这种效果，领导者必须赏不避仇，罚不避亲，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自身也要起到模范示范的作用，才能使赏罚措施具有威信，令部属信服。
《曾胡治兵语录》中有语：“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姜子牙和周武王在商讨如何治理军队时，也得出：将帅只有做到信赏必罚才可立威，才可明察，才可令行而禁止。《南齐书，崔祖思传》也说：“天下治者，赏罚而已。”既然赏罚有如此重大的意义，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赏罚有度、公正不阿呢？
首先，必须“赏不遗贱，罚不阿贵”。
赏罚分明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赏不遗贱，罚不阿贵”。奖赏时，能够奖励有功的小人物：惩罚时，敢于处罚有罪的大人物。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使法令、军令具有权威性，畅行无阻。历史上，就流传下来许多杀一人，而威震三军的范例。春秋末期，齐国大将军穰苜斩庄贾就是一例。
穰苜初任将军一职，为了便于指挥，便上言，要求齐景公指派一亲信作为监军随军训练，以肃军纪。于是齐景公派庄贾为监军。
穰苜走马上任后与庄贾相约：第二天中午，准时在军门相会。次日，穰苜早早到了军营，结果已过晌午仍未见庄贾的身影。原来，庄贾自恃是齐景公的宠臣，根本就没把穰苜的话当回事，在他眼里，什么都是他说了算，早去晚去都不要紧。因此，就和送行的朋友在家里饮酒作乐，直到中午还没起行。穰苜派人去催，他才醉醺醺地来到军营，还大言不惭地说，今日出征，朋友送行，多喝了几杯。穰苜却十分严肃地说：“作为将帅，受命之后，就应忘其家，治理军队就应忘其亲，临阵对敌就应忘其身。现在国难当头，将士在边境浴血奋战，国君日夜寝食不安，在这危急时刻，你却把军机大事当儿戏，竞在家饮酒作乐！”穰苜又问军法官：“军法规定，没有按照规定时间到达的将士，该当何罪？”回答说：“当斩。”庄贾这时候才惊恐万状，立即遣人速报景公来救。使者还没回来，庄贾已被斩首。从此，齐军纪律严明，令行禁止，穰苜治军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美名流传后世。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的外甥赵节犯了死罪，太宗知道后，下诏将赵节处以死刑，并将曾为赵节开脱的宰相杨师道（唐太宗的姐夫）降为吏部尚书。唐太宗认为，只有“赏赐不避仇敌，刑罚不避亲戚”，才能严肃法纪。
清朝雍正皇帝不仅注意“王公士民同罪”，而且还注意“王公士民同赏”，力求做到“赏罚同一”，他曾诏示：“农民勤劳作苦，手胼足胝以供租税、养父母、育妻子，其敦厚淳朴之行，虽荣宠非其所慕，而奖赏要当有加。其令州县有司择老农之勤劳俭朴，身无过举者，岁举一人，给予八品顶带荣身，以示鼓励。”
春秋时吕尚对此论述则更为精辟，“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悦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杀其当路贵重之人，是刑上极也。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徒，是赏下通也。刑上极，赏下通，是将威之所行也”。
当然，“法不阿贵”也并非易事，其阻力之大，甚至常使刑律无法执行。阻力之一，是数千年来的“上尊下卑”的习惯势力；阻力之二，是难以割舍的亲情、友谊。人情莫过于亲情，亲情莫过于父（母）子（女）。赏罚分明的主观愿望常常败于亲情、友谊之下，即使是赏罚成事，也需克服重重人情阻力；阻力之三，是领导者的以言代法、感情代法的劣根影响。因此，要想真正做到“法不阿贵”，领导者必须克服以上的这三点阻力。
其次，赏罚有据，要有准确性。
这个准确性有两层意思：一是赏罚的对象要准确。要做到赏其当赏，罚其当罚，明代兵书《阵纪》说：“如果奖励无功者，惩罚无罪者，部下必将背叛你。”所以历代许多将帅都明白这样的道理：“当赏不赏，是为沮善：当罚不罚，是为养奸。”二是赏罚的尺度要准确。要做到赏罚适度，宽严相济。“赏罚不可以疏，也不可以数”，赏罚既不能太少、太轻，也不能太多、太重。赏轻了，人心不动，达不到激励的目的：罚轻了，人心忘惧，起不到震动的作用。赏重了，人心存侥幸，仍不思努力：罚重了，人心存恐慌，个个均自危。
李世民登帝位后，便对各位功臣一一封赏，当内侍读完封赏的名单后，淮安王李神通自以为功劳最大，又是皇上堂叔，对其封赏，极为不满，于是大声禀告：“关西起兵，倾覆隋朝，臣首先举兵响应。多年来臣跟随陛下出生入死，戎马倥偬，荡平天下，功劳如何？可是定勋封爵，却把只会舞文弄墨的房玄龄、杜如晦置我之上，臣实不解其故。”唐太宗听完这番咄咄逼人之言，笑道：“反隋义旗初举，叔父首先起兵响应，但您并未亲自参战。崤山以东地区尚未平定时，您受命出征，窦建德率军南侵，你却望风而逃，连连败北，几乎全军覆没。现在按功行赏，房玄龄等人佐助朕运筹帷幄之中，提出平定天下之大计，就好比汉朝的萧何，虽然没有战场上拼杀的功劳，但他们指明方向，确定路线，规划全局，非匹夫可比。今日社稷安定，论功行赏，他们当然要居叔父之先。叔父身为皇亲国戚，怎么能功微而取高位？朕怎敢以私情而滥赏？”百官听后，心悦诚服。
对功臣封赏之后，唐太宗回到后宫，有几个近卫侍臣，跪倒在地，泪水汪汪，凄楚地说：“当年陛下为秦王，我等忠心侍奉，今日天下已定，陛下却将我等忘在脑后，请陛下三思！”唐太宗仰天长叹说：“你等待我多年，几经生死，朕当不忘。但人君办事，应当公道。但朕封官爵，皆量官而授。如果你等凭秦府旧属，长期奉我而索取官爵，实不体面！朕也不敢以远近亲疏、个人恩怨，将官爵私自馈赠，请诸位体谅！”这几个人听罢，自惭形秽，索然而退。
太宗办事公正，论功行赏，不徇私情，使群臣心服口服，而这恰恰是为君之道的重要准则，惟有赏与其功相称，才能使人心服：惟有使人心服，才能团结人，使君臣同心。
另外，赏罚的尺度不仅要准确，还不能搞随意性，应该依据各种规章制度和军法律令来执行。而要做到这一点，领导者首先要依据被领导者的工作性质、职责范围等具体情况制定出详细、周密、简明、具有可操作性的法规、条例，并公之于众，让部属熟知、牢记。其次，要在实际行动中，认真落实好法规和条例，这一步是关键。如落实不好，法规条例则形同虚设，赏罚必然走样。
其三，教令为先，诛罚为后。
古人日：“善罚不如善政，善赏不如善教”、“教令为先，诛罚为后”。意即赏罚分明，必以教戒为先。因为教戒可使法令深入人心，从而减少犯罪。三国时，诸葛亮曾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励臣子”。但他并不满足于既定“条章”，而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所以，后人对此评论诸葛亮“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同时教戒可让其了解到犯罪的害处，从而减少重复犯罪。因为有些错误或罪过是由于认识欠缺而致，只要稍加教育，便可使其深悔不已。而且，即使是有意犯错，若能多加教诲，也能使其改过自新，不至于重犯错或重复犯罪。当然教戒还可起到通过一错（罪）而“育万民”的效果。一人犯错若就事论事，一罚了之，则众人不知，无以从中吸取教训。倘若将一人之错（罪）剖析于众，总结教训和危害，则必能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其四，功过不抵，赏罚有界。
赏罚分明，不仅是指对不同对象该赏则赏，该罚则罚，并且还要在对同一对象的不同事件上该赏则赏，该罚则罚，决不可功过相抵。因为一般来说，任何人都有其功，也有其过，若功过相抵，则必然产生混乱的局面。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陷京师，徽、钦二帝蒙尘，北宋亡。在金人逼迫下，百官议立异姓张邦昌为帝，秦桧等人坚决反对。秦桧因立议状要存赵氏，被金兵押掳北去，当时，秦桧此举，可谓忠烈，颇受人们赞扬。但是，秦桧到金后，一改前态，为徽宗作乞和书，投靠金人，并且卖主求荣，投敌卖国，残害忠良岳飞，留下了万世臭名。历史作出了公正的判决：秦桧为世人所唾骂。同时功过相抵也极容易造成官僚特权，大凡有个一官半职者，大多因其做出成绩，或立有功勋而荣登“官”位，著功过可以“相抵”，那么各级官吏必享首惠。加之大权在握，“官官相护”，官僚特权必然更加肆无忌惮，国法政纪在他们面前也必然荡然无存。因此，要想赏罚分明，必须功过分明，各施赏罚。另外，功过相抵容易滋长居功自傲、目无法纪的倾向。立有大功在前，而能谦虚自制者本来就已很难，若再许以“前功可抵后过”，岂不更加目无“王法”？这样做，实质上也就是把前功变为犯罪的资本，违纪的条件。天下之大，立功者甚多，如立大功者可抵大过，立小功者可抵小过，势必天下大乱，“功臣”横行，势必国将不国，法将不法。
其五，赏罚作为领导策略这个大系统来说，只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即指挥领导部属的一个手段，而不是惟一手段。因而不排斥其他手段的作用，有时甚至还需要其他手段的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奖惩的作用。比如领导者在赏罚严明的同时再作到身先士卒，泛爱容众，往往会收到更大、更好的效果。
穰苜就成功地结合了二者。他一方面严整军纪，以法治人：另一方面爱兵如子，靠关心慈爱吸引人。他与将士同甘苦，共起居，有时甚至还把自己应得钱粮拿出来共用。他还常常探视士兵的宿舍、水井和厨房，慰问生病的士兵，并亲自延请医生诊治。训练数日后，部队正式检阅，连生病的人都自愿出来受检，士气极为高昂。敌军闻之丧胆，不战自退，穰苜乘胜追击，尽收失地。
总之，不管是在政治还是经济上，任何时候，总会有一批人脱颖而出，功绩卓著。善于为政者总能根据每个人贡献的大小，量才使用，论功行赏，在充分肯定已有成绩的基础上，继续激发起下属更大的积极性。对此，韩非子曾论述说：“明主之为官禄也，所以进贤才劝有功也。故日：‘贤才者处厚禄，任大官；功大者尊爵，受重赏。’官大者，量其能；赋禄者，称其功。是以贤能不诬其能以事主，有功者乐进其业，故事成功立。”此话的意思是：圣明的君主设置官职和俸禄，是为了促进有才能的人和激励有功者，所以他们坚持“能力最强的，赐给高官厚禄：功劳大的人，赏给上等爵位和众多财物”。官大的人，尽力做好工作：拿俸禄的人，各自建树自己应建树的功劳。因此，贤能不遗余力地辅佐朝廷，有功的人更加全力以赴地建功立业，所以天下大治。
不造势，一定是弱者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
何为造势？
所谓造势（在此主要是以广义上的势即一切客观的存在和规律为阐述对象的），就是设计和制造一种有利于自身或不利于敌对势力的不同状态组合。造势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积聚能量的过程。造势一旦完成，也就意味着能量达到了某种饱和的状态，而这种能量释放出来的结果无疑具有极强的杀伤力，其势如破竹、锐不可挡。
在领导场中，造势则表现为对领导资源内含的力与能量的合理调动，从而形成合乎领导目的和目标的力和能的传播，并将其有效地释放出来。当然，造势存在一个基本的运作程序：
首先是运筹谋势阶段。即全面、准确地把握时局变动的情况（历史的、现状的、未来的变化），合理地配置资源，创造资源能量储备与释放的“梯度”。
其次是聚能布势阶段。即积聚能量，使之形成“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之势，或者像宇宙“黑洞”那样产生使任何事物无法逃离的势头。
最后是任势造态阶段。即当形成一定的势头后，利用其释放出来的能量，完成一种或一系列期望的领导行为，以期达到预计的目的和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造势基本上是在领导者自主运作的基础上进行，然而在实际的领导决断与领导行为中，还会涉及许多不可预知的因素，即我们常说的“外势”。这些“外势”有优有劣，我们应该区别对待：于己有利者，当好好利用：于己不利者，应尽力回避或转而用之。这就引出了下面两个问题：
1．如何利用利我之“外势”？
首先，监察知势，即密切监视了解，从而明了是何外势，如何为我所用；其次，分析任势，对于外势，要认真加以分析，找出任势的“由头”、条件、理由、突破口等；其三，因势造态，即构建领导者所期望的状态：最后，储能蓄势，这是在外势利用完结之时，为推动领导行为的进一步发展，而主动开展的聚能造势的活动。
2．如何应付坏我之“外势”？
同样首先也要监察知势：其次要分势破势。外势既然于我有害，领导者可以从两个方面下手：一是“分势”，即减弱外势坏我的势头（即外势表现出来的资源能量释放和传播的强度和速度）；二是“破势”，即化解、抵消外势。因此，要认真分析和研究，找出分势与破势的“由头”和契机，迅速突人，以免由于“外势”气势汹汹而对自身造成损失；其三要借势造势。即为了分势、破势，必须在已经找出的分势与破势的“由头”和契机上面，集中我方资源的巨大能量，谋势造势：最后要用势来造态。即利用我方已造之势，在分势与破势的过程中，不断营造领导者所期望的时间发展状态。充分利用造势、造态产生的资源能量传播余威。这样不仅彻底扫荡坏我之外势的残存基础，而且还可方便地为新的领导行为做准备。
清楚了造势的原理和方法，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历史，可以发现：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无不是造势、用势的高手。
一、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勇造舆论势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一个经常起作用的基本观念——“正统观念”。正统观念在中国影响之久远，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而且还会继续延伸下去。“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借助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因为其在全民之中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势：你尊奉天子，你就得尊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
古时许多成大事者都颇得“借一种旗号”号令天下的真传与实惠。众人皆知的春秋首霸齐桓公就是通过“尊王攘夷”的做法，而获得其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主动权的。战国时，周天子权力衰落，无力统治人民，但他仍是天下共主，谁也不能公开反对，而且一个新国君即位，必须得到周天子的承认，否则就无法取得统治一个侯国的合法权利。所以周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力，便成为了诸侯争霸斗争的一面旗帜，只有盗用这面旗帜，才能有力地控制其他诸侯。齐桓公就是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才谋取了首霸的地位。齐桓公的霸业曾经煊赫一时，深得诸侯拥护。所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就是描写齐桓公的功绩。
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可以说又是运用这一舆论威势的经典范例。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董卓将献帝西迁长安，安置在未央宫中。自己则在城东修筑了一座高度与长安城墙相等的堡垒居住，史称“万岁坞”。并以吕尚自居，自为太师，号日“尚父”。他擅自乘坐只有皇太子才能乘坐的青盖车，对亲戚则大加封赏。宗族内外，并列朝野，声势煊赫。
可惜他专横跋扈、滥施淫威，没有能很好地利用“汉献帝”这面旗帜，很快便落得个“暴尸于市”、“焚尸于路”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