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正规法律并不承认合会，司法机构也不为合会参加者提供司法救济，因而，合会的运转完全依赖合会的自我治理机制。其他地方也有合会制度，比如福建，但这些地方多次爆出倒会事件，而浙江却几乎没有。
由此或可推论，浙江商人所生存的社会之道德，还维持在较高水准；而其自我治理技艺，也冠绝群伦。这也正是浙江私人企业成功的第二、第三项基础性制度。
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并不是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种逐利动机，而是道德、宗教所提供的基本规则。若没有这些规则约束，则个人的逐利活动只能导向每个人对所有人开战的丛林状态。浙江自宋明以来即为华夏文化中心，丰富的哲学与宗教教化，让社会形成了健全的价值观念。此种观念成为市场体系的道德基础。
在这样的文化道德环境下，今日浙江企业的商人自治，也是最为成功的。比如，参加本次浙商大会的，就有全国各地浙江企业联合会（商会）及温州商会、台州商会等等。而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繁多而且有效的商人自治组织——这倒不奇怪，垄断企业和寻租型企业均依附于政府，谈何自治！
自治和道德形成了浙江商人成功的第四项基础制度——自发的商业规则。商人自治则可逐渐积累形成内部规则，并拥有一套执行机制。这是一种处于雏形状态的“商人法”，真正约束浙江商人的，恐怕正是这样的“法律”。
2.中国第一商帮何以迸发惊人的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近评出“最具竞争力的民营企业50强”，26个浙江企业榜上有名，赫然占据半壁江山。媒体评论，今天浙商已成为当仁不浙商商道浙商凭什么崛起让的“中国第一商帮”。实际上，浙商近年一直是各式排行榜的主角。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福布斯财富排行榜、慈善榜、纳税榜，浙商无不雄踞前列。自1997年以来，浙江在私营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4项指标上的领头羊位置从未旁落，2005年继续稳居全国第一。温州年产皮鞋6亿双以上，大部分外贸鞋企在外国都设有子公司。估计世界上每10个人中就有一人穿的是温州产皮鞋。“良贾深藏若虚”，做不起眼的产品，不喜作秀，不事张扬，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统计数据浮出水面，浙商多数时候并不惹人注目。（1）浙商逆境里的崭露头角据2002年的统计数据，70%以上的浙商只有初中以下文化，近80%出身于农民，且浙江又是资源小省。硬件条件如此不利，浙商的成功何以得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浙江是一个具有炽烈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浙江商人既聪明又肯吃苦，敢冒风险，让人佩服。”1986年夏天，42岁的宗庆后踩着三轮车卖棒冰，一根棒冰只赚一分钱。谁也不曾想到，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日后竟然创办了“娃哈哈”集团。宗庆后的挥汗如雨和白手起家正是整个浙商创业史的一个缩影。浙江农民商人的创业，首先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兜售小商品开始。走街串巷，走南闯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编织了辐射全国的销售网络。杭州商学院经济学院副院长郑勇军认为，浙江企业成功的关键是由于浙江人天生有着一种经商的能力资源。浙江没有良好自然资源，没有大规模的外资投入，但众多小企业、个体户的汇集，却给浙江人提供了高出内陆人几十倍的经商机会。这种锻炼使得他们在观念、行为上能够走在别人前面。这种经商能力，使浙江人在商海中崭露头角。浙江各地冒出了很多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专业工厂，领带、衬衫、西装……是浙商武装了我们从上而下的装束。
（2）不落窠臼的“浙商模式”“浙商模式”
在过去20年内大获成功，但浙江人并没有落入模式窠臼，开始进军新兴行业，走转型之路。
美国《财富》杂志2001年发过一篇整版报道“CHINABUYINGAMERICA（中国收购美国）”，讲的是杭州商人汪力成收购纳斯达克证券的故事，是为浙商靠资本运作手段成功的例子。
一度充斥假冒的温州鞋业，如今有了“奥康”、“康奈”这样的全国名牌，是为浙商走上了靠品牌拓展长远发展空间的正途。
作为一个年销售额达20亿元的服装企业，温州美特斯邦威公司不仅尝试虚拟经营，还实现了销售系统的数字化，是为浙商降低管理成本、提升产业层次的良性尝试。
当然，转型创新，谁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笔者隐忧的是：包括浙商在内的中国“企业家群体”对文化和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认知不足，势必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可见，建构体现人本关怀的“浙商文化”，或许是浙商们将面临的下一个大挑战。
3.什么因素制造了“浙江现象”
同晋商、徽商、潮商相比，浙商没有辉煌的历史，但改革开放的20多年间，浙商表现出的生存能力让前辈商帮黯然失色。东部、中部、西部，浙江人的汗水洒落在神州的每一方土地；欧洲、非洲，甚至战火纷飞的中东，浙江人活跃的身影随处可见。
在上海注册的外省市企业中，平均5家就有一家来自浙江；山城重庆，温州人正在那里打造“西部鞋都”；在美国，浙江万向集团是三大汽车浙商商道浙商凭什么崛起配件供应商之一；在巴黎的13区至14区，充盈于耳的是温州方言……据浙江省工商局调查，目前约有500万浙江人在国内和世界五大洲创业，浙江人在外设立的市场主体近80万家，注册资本金2000亿元，投资总额达6000亿元。经济学界对此的评论，以前是“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浙商”，现在是“有浙商的地方就有市场”。最新统计表明，目前在省外国内创业的浙商已达500万人。在如今中国，浙商成为当之无愧的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老板群体”。仔细盘点一下，几乎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每一步，都可以听到浙商的声音，看到他们的身影。从第一本个体营业执照，到第一家自然人控股的上市公司；从我国第一家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私营流通企业，到首家民营企业在港上市；从最早的私营企业，到全国第一的私企党建；从第一家股份公司的设立，到冯根生难题的破解……浙商们的创富之路，走得很艰辛，走得很神气，富豪的队伍也越来越大。在这里，民营老板最密集也最成气候，快速而又成规模地向国内国外蔓延伸展，形成了所谓的“浙商现象”。
◆浙商是全国人数最多，实力最强，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投资者经营者群体，遍布中国东南西北各个角落。他们带去的是投资项目以及实干进取的企业家精神，留下的是为当地创造的就业和税收，而他们的观念和创业精神，则是对各地发展民营经济的一种促动，这是浙商对全国的贡献。
◆“敢为天下先，勇争天下强”的浙商创业精神是浙江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重商的地域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生动表述，这是浙江民营经济大面积活跃的“文化基因”。
◆“三无”起步，“五低起飞”的浙商，却比跨国公司效率更高，只是因为他们与环境和发展阶段更“匹配”。企业组织无所谓优劣，产业层次也没有高下之分，关键看匹配。因此，并非草根们的“低级和落后”成就了他们，只是他们更贴近中国这个市场的文化和国情，也更了解这个新兴市场的水土和脉搏。这就是“落后的低级的”草根企业管理比跨国公司更有效率的原因。
◆根本不用担心浙商将在全球化时代被边缘化，因为当“做大做高”的外部条件最佳时，“市场动物”会在内外合力下选择“高”和“大”，从而与周围的环境继续保持匹配。
◆全球化时代，越是本土的，就越是全球的。越是本土的，就越具有比较优势。浙商很可能是中国各省发展民营经济最有借鉴价值的“样本”，因为浙商最具“可学性”，也最容易“模仿”，浙商最大众化，他们是真正的“平民”、“全民”。
◆浙江各级政府开明理性，浙江的社会观念和舆论引导和谐宽松，为浙江民营经济的活跃和务实创造了良好的软环境。浙商们的政治立场也因此而积极稳健，不过激，也不过火，浙商中间因为政治上法律上出问题的非常少见。
◆浙江企业的平均规模要比全国水平小1/4，但却以企业小规模实现了整体规模经济。小企业通过区域要素市场交换实现生产链接，将生产要素的竞争外部化，这种由优势产业、关联行业、上下游协作配套，以及大小业主和谐共生的符合良性经济生态平衡的内部条状、外部块状的特色产业区，是浙商的独创，极具竞争优势。
◆在后WTO时代，全球化意味着管理理念、模式甚至工具的一体化、同质化。如何开掘出符合中国水土文化、国情特点、发展阶段的本土化经验，以及如何将国际惯例与中国文化背景相结合，这是一个比单纯引进、学习、借鉴西方管理经验更重要的课题。
浙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浙江几乎没有实力雄厚的大型国企，拥有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却位居全国第一；浙江缺少大学名校，专利的申请和授权量却雄居全国第二；浙江这个地方，国家的投入最少，申请到的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却名列全国第一……这样的数字让许多省份汗颜，也让许多大型企业觉得不可思议。在他们看来，浙江的企业缺乏人才，缺少技术。然而一些国家高端科研机构和科研人才都无法攻克的科技难关，它们又是如何攻克的？是什么奥秘让浙江这块一度科研力量薄弱的土地日渐肥沃？是什么奥秘让赤手空拳的浙商由最初的“中国制造”一步一步走向“中国创造”？
1.只有中国创造才是领先之道
在浙江可以看到一些经营了很多年，并有了一定市场份额的企业，目前还在年复一年地重复着简单劳作，只不过从以前的自产自卖转向了贴牌生产。能做这么久，一方面可以看出这些企业对于产品品质的保证，另一方面也能看出，企业有不思进取之嫌，缺乏创新的意识。生活在浙江这个地区的人，他们的经商意识要比其他地区的人更为强烈，但一些人通过努力获得了一定的资金后，要么找不到新的发展方向，要么就会产生小富即安的心理，会去寻找一种比较安逸的生活状态，在某种意义上少了一些锐意创新的思想。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浙江人是非常勤劳和坚强的。一些企业能在比较艰难的时候还撑下来并最终得到了应有的回报，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可是这种状况还能持续多久呢？在这些企业一味地追求成为别人的组装车间后，我们还能有多大的扩展空间？核心竞争力还能保持多久？要知道目前浙江生产的许多产品其模仿性和复制性非常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企业该怎么办？
只有创新，只有进行了思想上的创新，管理上的创新，技术上的创新后才有可能持续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并且创新在各行各业都是一个非常值得企业经常提醒自己的一个话题，尤其是对一些高新技术企业，更应该把创新作为最重要的战略步骤。
纵观美国制造业几十年来在经营策略上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发展的方向。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规模效益第一；20世纪70年代是价格第一；20世纪80年代质量第一；20世纪90年代市场响应速度第一；而21世纪则是技术创新第一。
要知道现在的市场是买方的市场，很多行业都已出现了供大于求、相对过剩现象，这是供需失衡的矛盾。根本原因是这些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重复供应，对于消费者甚至是采购商都已有了货比三家的心态，汰旧换新的速度比以往更加迅速，此时企业若不在创新上找到出路是很难在市场中立足的。
一个企业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个由无数个大大小小、连绵不断的创新构成的，任何时候只要企业不断坚持创新，那么它就一定会在市场竞争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反之就会徘徊不前，有被对手反超并挤出市场的可能。
浙江是国家投入最少的省份。这里缺少大型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大型国有企业更是罕见。然而，这里的科技型企业的数量却有一万多浙商商道浙商凭什么崛起家，超过了广东、上海、北京等大省和大城市。2004年，这里的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仅次于广东，位居全国第二位。“不想做将军的兵不是好兵，不敢去设想的企业，永远只会裹足不前。”浙江省科技厅厅长蒋泰维如此点评。精对苯二甲酸（PTA）是化纤纺织业的“主食”，我国目前所需的PTA一半以上依赖进口。2005年初，浙江华联三鑫60万吨PTA项目仅用了24个月就完成设计建设，创下了全世界同行业之最，大量采用国产化设备正是缩短工期的关键。在浙江省绍兴县高塔林立的生产现场，华联三鑫石化有限公司副总裁朱健介绍说，这条生产线不但建设时间在全世界最快，而且设备国产化率在国内也是最高的，除了部分单元和专利设备以外，非标准设备的国产化率达到了97%。“我们测算过，如果全套引进洋设备，要多花两亿元人民币，而且交货期至少要拖延一个月以上。”在此之前，我国还没有一家PTA装置大量使用过国内设备。PTA装置需要较多的耐腐蚀的钛设备，而我国在大型钛及钛复合板设备的制造方面更是缺乏经验。华联三鑫项目发动了来自南京、西安、上海等多家钛设备生产企业参与，公司研发高级主管谢刚博士说：“从我们的建设实践看，国内钛设备生产企业已经具备了生产实力，只是在此之前用户没有给他们一个‘跳一跳摘桃子’的机会。”尽管设备达到了97%的国产化率，但是生产技术仍然要依靠美国伊斯曼和杜邦。为此，华联三鑫PTA项目在没有投产之时就投入了100多万元和浙江大学联合攻关我国第一套PTA生产全流程的系统模拟仿真软件，为今后技术攻关提供支撑。“我国已经引进了16套PTA设备，可技术一直拿不下来，生产PTA的原理在高中化学课本里就曾学到，我们有信心取得技术突破。”在谢刚看来，有时候，企业有没有自主创新的能力尚在其次，有没有自主创新的意识才是第一位的。
2.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工厂，而浙江，是世界工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县域经济高度发达的省份，每年都会向外输出大量的纺织品、小家电和其他小商品。“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是我们唯一的底牌，我们出口一件小家电赚不到10个美元，而国外的企业光是专利使用费，一年就能坐收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认识到自己的短处和不足，众多的浙江企业开始通过自主创新，悄悄地完成一道道“中国创造”的“填空”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