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学派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重商的基本思想，经过几百年的浸染，已经渗入浙江人的血液骨髓而浑然不觉。在这样的人文土壤里，浙江的广大民众有着强烈的自我创业欲望和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民间经济细胞有活力、有韧劲，有浓厚的务工经商传统和商品经济意识，有百折不挠、卧薪尝胆、自强不息的艰苦创业的精神。
“气候好”，指的是浙江有一个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良好的创业环境。
没有这一条，种子生命力再旺盛、土壤再肥沃，仍然发不了芽，即使发了芽也会被冻死，长不成大树。纳爱斯老总庄启传在总结他的企业发展经验时，反复强调一点，没有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就不可能有纳爱斯的今天。有人说浙江经济“一遇春风就发芽，一遇阳光就灿烂”，指的就是改革开放的大政策、大气候。但是，这样的大政策、大气候对其他地方也是同等享有的，为什么浙江经济就发芽了、灿烂了呢？这与浙江各地历届党委、政府以不争论的态度鼓励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无为而治”促进企业自主发展，以正确引导支持企业家做大做强很有关系。对义乌小商品市浙商商道浙商凭什么崛起场几万以及在这根链条上几倍乃至几十倍数目的商家来说，如果没有当初当地党委、政府支持小商贩进城设摊，并大胆发给经营许可证，今天举世瞩目的“中国小商品城”也许就错过了最好的发展机遇。没有党委、政府的开明，也许温州模式就被扼杀了。20世纪80年代末，当人们一度对市场经济改革姓“资”姓“社”进行争论的时候，位于钱塘江畔的传化化学制品公司总经理徐冠巨和他父亲也曾产生了彷徨。而此时，地方党委、政府给传化公司颁发了纳税大户的奖状，给企业当家人戴上了大红花，公司上下士气高涨，成功开发了一系列填补国内空白的高科技产品。如今坐拥浙江最大的私营化工企业、国内一流的高科技农业园区和现代物流基地，总资产近10亿元的传化集团，已经是浙江民营企业的排头兵。集团董事长徐冠巨成为全国最年轻进入省级领导岗位的私营企业家。为此，他深有感触地说：“是当年的一朵大红花，一张奖状，成就了今日的传化。”
3.浙商的“草根”精神
浙商为什么厉害？有人说是浙商的“草根”精神，也有人说是浙商的地理位置，经济学家吴敬琏对浙商的活力特别是浙江的企业家精神赞誉有加，吴敬琏说，浙江是一个具有炽烈企业家精神的地方。吴敬琏指出：“华人是天生的企业家”已是举世公论，以浙江为代表的华商完全可以媲美全球成功的华商。笔者认为，给浙商画像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刻意低调，公众知名度甚低。·经营手法平实，不重形式、技巧，不搞噱头。·政治上积极稳健。·亏损少，失败率低。·“长寿”企业家多。
浙商中还有一些共同的特质给人印象深刻——肯吃苦、谨慎的冒险（谨慎度与企业大小成反比）、节俭、爱学习，更多的是观察别人的言行而不是课堂。
埋头苦干的浙商，在障碍面前敢跨敢闯。仔细盘点一下，几乎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每一步，都可以听到看到浙商的声音或脚步。从第一本个体营业执照到第一家自然人控股的上市公司；从我国第一家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私营流通企业到首家民营企业在香港上市；从最早的私营企业到全国第一的私企党建；从第一家股份公司设立到冯根生难题的破解，浙商们的创富之路走得很神气。
然而，这群最能赚的中国人，看起来似乎并不是经典教材里描述的企业家形象。的确，浙商们看起来更像是新经济的“落伍者”。按照西方学术的规范看来，浙商的成功有些“不合常理”，一般公式化的理论很难解释他们的实践。
比如浙商的“小”。浙商的“个头”确实小，浙江企业的平均规模要比全国水平小1/4，浙江经营规模超百亿的企业很少，但是他们很敦实。产品也“小”。像著名的温州，其支柱产品皮鞋、服装、眼镜、打火机、低压电器等，全部是抓在手心里一只手可以拿着走的东西。科技含量，资金门槛都很低，但他们就是有竞争力。就是这些“谁都能做的”小商品，就是做不过温州人。
聪明的浙商显然明白，企业规模小和规模经济不是一回事。在这里，小企业通过区域专业市场交换实现生产链接，获得外部规模经济；或通过专业协作进入大龙头企业主导的价值链。而作为大的龙头企业，则可以通过当地极为丰富的配套资源，将生产要素的竞争外部化，获取成本和集约优势，避免大企业病。在浙江，实现这种规模经济，有一种在以前的经济地理学上找不到的产业模式——由优势产业、关联行业、上下游协作配套，以及大小业主和谐共生的符合良性经济生态平衡的内部条浙商商道浙商凭什么崛起状、外部块状的特色产业集群，极具竞争优势。不好高骛远的浙商最实事求是，他们注重的不是什么是最好的，而是什么才是最适合自己的产业、管理模式。就是他们这种“落后”的生产和组织，将一个个昔日的龙头老大拉下了马，在与跨国巨头的热身赛中抢得了先机。据统计，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最终产品的产量，浙江有109种居全国第二，154种居第三位，56种产品是全国冠军。温州人做起了打火机，韩国日本的大公司只好歇业；而躲在深山不为人知的庄启传，他的洗衣粉市场是所有跨国公司在华销量的4倍。庄启传的体会是，跨国公司带来的是管理模式，而不是管理精神。必须把管理精神与中国浙商的“草根”精神实际结合起来，否则不能成功。种子好、土壤好、气候好，使浙商群体横空崛起。但浙商群体能够绕过各种危机险滩，不断走向成熟和强壮，有一个内在的秘密，就是浙商群体所特有的内在精神。从理论上讲，浙商精神属于经济学上的企业家精神范畴。在经济日趋全球化和以人为本成为准则的现代经济竞争中，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和最终竞争的制胜法宝。谁拥有并开发好更优质的人力资源特别是企业家资源，谁就掌握了竞争的主动权。浙商群体体现出来的创业精神，将成为浙江经济极具优势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浙商品牌的传播和弘扬，必将成为未来浙江经济乃至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那么，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一词，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发明。他认为，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带头人，其作用是创新或实现新的组合。换句话说，一个社会要是缺少了企业家和他们的创新活动，就会渐渐地枯萎，丧失生机，最后被世界诸民族竞相进步的运动所淘汰。对于“企业家精神”，经济学家汪丁丁认为，包含着三样东西，“创新的精神”，“敬业的精神”和“合作的精神”。浙商群体身上，这三种精神特别浓烈，并体现出自身的特点。这是浙商“常青树”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和日益强盛的主要原因。
在杭金衢高速公路诸暨市境内，有一块广告牌很是醒目，上面的几个大字是：“越王卧薪尝胆地，诸暨工业创业园”。这块广告牌尽管是诸暨人立的，但其表达的创业心态则是全浙江人的。浙江古称越国，越王勾践兵败吴国后，成了吴王的俘虏，在吴国忍辱负重，苟且偷生，终于回到越国。回国后，勾践表面上低调行事，对吴王恭恭敬敬，自称属臣；暗地里发誓复仇，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重用良臣，等待时机，最终以弱胜强，攻克吴国，报了世仇。勾践的故事，是世世代代浙江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原型”。浙商群体身上，都流着勾践的文化血统。这个“勾践原型”，是浙商“企业家精神”的真正内核，是浙商精神有别于其他区域企业家精神的地方。
勾践成就其伟业和人格的动因，是一个很现实、也很刻骨铭心的目标，那就是复仇，打败吴国。出生于“草根”的浙商群体，其创业的动因很是简单，就是摆脱贫困。在他们的意识里，贫困是人生最大的危机，也是莫大的耻辱。脱贫致富的愿望，强烈得好像是勾践的复仇欲望一般。浙江新光饰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周晓光，17岁从诸暨山乡出门，以卖绣花鞋开始创业的第一步，其目的只有一个，让全家10口人不至于饿肚子，让家里人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摆脱贫困过上小康，是浙江人千百年来的梦想。在条条框框的束缚被突破后，浙江人跨出家门，他们什么苦都肯吃，什么脏活、累活都愿干，从事起各种别人瞧不起的“下等活”：弹棉花、补鞋子、磨豆腐、配钥匙、理头发、卖眼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仅一个台州地区，就有10多万“豆腐大军”活跃在北京城乡；全省外出到全国各地打工的就达200多万人。正是这些生活在社会边缘、为改变命运而呕心沥血的“讨生活者”，承担着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角色，成为改写历史的生力军。今天的浙商群体，大多数都是从当年的打工者中脱颖而出的。
他们在创业之初，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宏伟蓝图，一切是那么现实、那浙商商道浙商凭什么崛起么简单、那么的低调、那么的追求直接利益。也许正因如此，才造就了今天的浙江经济奇迹和巍巍大观的浙商群体。这种忍辱负重、坚忍不拔地追求现实目标和实效的创业、敬业精神，来自于“勾践原型”，是浙商得以崛起的原生力。有人说，华人天生是商人，而浙江人是其中的佼佼者。商人的舞台是市场，而浙江人对市场情有独钟。因为，在商言商是最根本的商业规则。言商，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商业利润在市场中，而市场是没有边界的。在人类文明演进史中，人们的生存方式随着资源的变化而变化。原始游牧文明和传统农业文明主要表现为“逐水草而居”，近代欧美殖民文明突出表现为“逐疆域而居”，现代工商文明则表现为“逐市场而居”。浙江商人就是现代工商文明社会中一个典型的“新游牧民族”。当然，他们的“水草”和“疆域”是市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都说以温州人为代表的浙江人是“中国的犹太人”。浙江商人的成功首先在于他们敢于走出去，满世界跑。为了摆脱贫困，他们敢为天下先，筑码头，闯天下。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去开拓。有专家指出，浙商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温州和义乌人为代表的小货郎。历史上，无论是义乌人还是温州人都以“挑担走四方”闻名，他们靠石刻、竹编、箍桶、裁缝、弹棉花等百工手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周游各地，人称“南方客”。第二阶段是遍布全国的“蚂蚁军团”。20世纪80年代初，百万浙江大军成了走南闯北的购销员，他们靠肩扛手提，踏遍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说了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推销了千万种小商品，挣回了千金万银。如今，浙江人遍布全国各地，涌现出一个个温州村、一座座义乌城、一条条浙江街，人们仿佛掉进了浙江人的包围圈。第三阶段是纵横全球的“跨国网络”。百万浙江人散居在世界各地，他们把浙江人的市场网络伸向全球每一个角落。特别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大批富裕起来的浙江人，以其全球化的视野和现代化的谋略，纷纷组建企业集团，进行跨国经营。有的则成为世界名牌中国总代理，构筑虚拟经营、连锁专卖等现代营销网络。
那么，同样一方水土，同样一方人，为什么只有在今天，浙江人才会如此意兴挥洒，在商海中尽情搏击？答案只有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舞台给了浙江人以创业的空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沉寂千年的土地焕发生机，使每一寸土地都有铜板在跳动，让每一个头脑都为致富而畅想。由于计划经济的控制力在浙江相对较弱，这为浙江人在全国率先冲破束缚，摆脱计划体制下“等靠要”的依赖心理，确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观念，提供了大好空间。善于“无中生有”和有着强烈脱贫致富愿望的浙江人毅然投身市场的海洋，敢为人先，敏锐捕捉市场商机，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者。因此，浙商的崛起，是浙江人善于追逐市场并在市场中追求利润最大化所取得的。市场，是浙商崛起的大舞台，也是锻炼和成就浙商群体的大熔炉。浙商就是一批善于在“高度不确定的市场情形”里作出决策，争取利润的人。
浙商善于发现、占领和拓展市场，但要在市场中最后获取利润，就必须要通过劳动分工。亚当·斯密在二百年前提出了“劳动分工致富”原理，并说，分工的范围是受市场的广度制约的，有了一个广大的市场，自然有人为图利而去组织社会分工。这种组织社会分工的人就是企业家。浙商精神的另一个内在要素，就是组织和扩大商业过程中分工合作的能力，有专家称之为浙商的“抱团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