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同一时期，远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十八户、二十一个终年在土里刨食的农民，因渴望摆脱饥饿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按下了二十一个鲜红的手印：“包产到户！”——这一张皱巴巴的“契约”就成了日后中国农民告别饥饿的宣言书。
一场变革图强的新的伟大革命，就这样从庙堂到民间同时铺开了。
中华民族能否撞响命运的晨钟？
我们已经无从考据：日后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是何时开始将他睿智的目光投注于珠江以及珠江水系养育的这一片沃土的？
一则广为流传于珠江三角洲的趣闻：邓小平重返中国政坛的前夕，曾前来广州小住。他老人家压低帽檐悄悄来到一家国营蔬菜商店，只见货架上肉类食品空空如也，蔬菜瓜果也所剩无几，而老头、老太太还不断加入到已排成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长龙……终于，老百姓发现了邓小平，惊讶之余一呼隆围上前来，鼓掌要老邓讲话。邓小平一字一句掷地有声：“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要能批出猪肉、批出青菜，一句话只要能批出真理，就一直批下去吧！”说完，扬长而去……
确确实实的是，邓小平回到北京后，曾用很浓重的四川口音说道：“我在广东听说，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我看荒唐得很哩！”
其时，邓小平正忙于穿梭外交。一九七八年十月，东渡日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日本的钢铁厂、汽车厂、电器厂等大企业集团；他老人家还坐上气垫船、乘坐新干线列车。在出席参众两院议长举行的欢迎宴会时，邓小平真挚地说：“我这次来，就是想把日本发展科学技术的先进经验带回去。”……一九七九年新年刚过，老人家又马不停蹄飞越太平洋造访美利坚合众国，弄得美国三大主流电视网每天的黄金时都变成了“邓小平时间”……他的睿智敏捷、潇洒自如、风趣幽默在全世界刮起了一阵“邓小平旋风”……给国人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纽约曼哈顿岛花园大道七百二十五号，一座气势恢宏的老式建筑是洛克菲勒家族创立的亚洲协会总部。在莉拉·艾奇逊·华莱士礼堂观众席第四排正中一个座位椅背上清晰地刻着一行字：“谨以此向邓小平致敬”——这一享有至高荣誉的“永远座位”，仿佛永远在诉说着当年邓小平访美时刮起的中国旋风……
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留着狮鬃般大胡子的卡尔·马克思就以他犀利的思想与智慧的语言论断：“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开启国门，开启国门。
多次走出国门、亲眼见识了“什么是现代化”的邓小平，以他黄钟大吕般的声音告诫国人：“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选择哪里率先对外开放呢？深思、熟虑、比较、权衡……邓小平终于下了大决心：“广东、福建可以更开放一些，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一九七九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听完习仲勋、杨尚昆的汇报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深圳，这块地方到底叫什么好呢？出口加工区、贸易区、工业区？都不算准确。不一会儿，他把手里的香烟往烟缸里狠狠一按，果断地说：“深圳，就叫特区吧。当年陕甘宁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九日，中央下发了“50号文件”，非常明确规定：“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
珠江有幸，濒临珠江出海口的深圳、珠海有幸，成为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担当起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角色！
后人评述历史时，也许会发出赞叹：一个伟大的社会事件就这样诞生了！
如此说来，应当这样表述：历史在珠江拐了个弯，当邓小平毅然选择了珠江，同时也在珠江两岸拉开了改写当代中国命运的序幕！
世人皆知，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人类世界迎来了第二轮经济全球化：帝国主义与金融资本大扩张。其间，因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大分裂又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却令本来可以进入更高水平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戛然而止。
毛泽东——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了。
正是这个来自韶山冲的农民的儿子，以及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率先觉醒了，并以大智慧大谋略把握住风云激荡的世界局势和中国国情，在云谲波诡的多事之秋真正抓住了历史机遇——人民大革命。
显然，毛泽东所领导的这场以千百万先烈浴血奋斗为代价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无论其历史规模和社会内涵，都为这个孱弱的东方民族注入了勃勃生机。
在创建新中国的礼炮声响过不久，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展开大规模国家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同时也踏上了一条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之路——为日后启动改革开放伟业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必备条件。
领袖和政治家们都在苦心孤诣地寻求中国发展的路径。
早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刚刚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毛泽东就曾经预言：中国取得独立之后，可能大规模引进外资。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又告诫全党说：中国如果不能把自己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那就要从地球上被开除球籍！
一九五六年春节，欣逢毛泽东到广东视察，他老人家高高兴兴地在广州珠岛宾馆过了一个中国农历新年。
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领着港澳工委负责人饶彰风、黄施民急匆匆赶往毛泽东住处，他们要汇报一个极其大胆的计划。
一九五五年印尼万隆亚非会议之后，亚洲乃至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如火如荼进一步高涨，使该地区的富商巨贾们（包括不少华裔富商）惊恐万状，纷纷将大批资金转移到相对稳定、自由的香港规避风险。一时间香港几乎变成了“金港”。
陶铸请示毛泽东：能否捕捉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采取灵活政策网开一面，利用香港这批巨资快速推进珠三角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沉思良久，尔后又走出宾馆，在绿阴小路上一圈又一圈踱步，直至临上游艇时才告诉陶铸说：“你们的想法不错。写个报告，我带回北京商量。”
也许，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试图以商品经济突破既定经济模式的最早尝试了……
困于东西方冷战大格局，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机遇又一次擦肩而过……
无独有偶，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吴有恒以“方集”为笔名，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五日的北京《大公报》上发表《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作用问题》一文，公开提出发展商品经济的观点，并举广东农民为什么不肯种花生为例：“怎么搞的？我一担花生卖给你，你把油榨出来了，把渣子卖还给我，还要向我讨更多的钱……”
次年，吴有恒被贬至广州造纸厂任车间副主任，却最终成就了一位作家。
历史总是螺旋式发展。一九五七年始，每年一届春、秋两季的“中国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隆重登场，堪称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交易中心，也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经济贸易场所……“广交会”的重要贡献，更在于为日后广东的改革开放开通了坚实的市场渠道。
一九六一年六月，陶铸在视察宝安县时说：“香港和宝安是城乡关系，香港是宝安的城市，宝安是香港的郊区。在深圳要建立游览区，让香港人到深圳来游览。”为此，陶铸曾不辞辛劳先后六下宝安“支招”。于是，宝安外贸局小心翼翼地开始了与香港发展“小额贸易”。
一九六二年，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经济，呈现复苏态势。
在中国经济学界素有“北孙（冶方）南卓（炯）”之称谓的广东经济学家卓炯，即披肝沥胆大声疾呼，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概念，自然毫无例外地被斥之为“离经叛道”、“异端邪说”……
也正是这一年（一九六二年），深圳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罗湖桥口岸，连树上都爬满了人，随时准备扒上火车，随时准备冲过香港新界……
离罗湖口岸近在咫尺有一个罗芳村，村民们千方百计夜以继日不惜冒死从深圳河北岸逃往南岸的香港新界，直至逃过去五百多人后又建起了一个新村，村名却依旧叫“罗芳村”……为什么？据后来广东省委专门派出的调查组调查：同样以种田为业，深圳河北岸的罗芳村农民人均年收入仅一百三十四元，而河南岸的香港罗芳村农民人均年收入则高达一万三千元。
于是，从广东省政府到宝安县政府各级部门紧急动员，层层堵截，严控边境线……然而，智慧的逃港者选择月黑风高夜，用几床棉被铺在三米高的铁丝网上，照样一跃就翻过去了……
二○○五年十二月，深圳市解密的档案文件显示，一九六二年，有六多万人经宝安县偷渡进入香港，五万多人被收容遣返。
二○○六年底，广东省档案馆再次向社会开放档案八万余件。原中共华南局的机密材料显示，在一九六一年后的三年间，内地共有近十六万人偷渡到香港。
实际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内地就有人大量逃港，在六十年代初达到顶峰。
当年主政广东的习仲勋，曾多次深入到宝安和香港边界视察，并实地察看了收容站。时值盛夏，蚊虫叮咬，当习仲勋在收容站看到被遣返关押的衣衫褴褛的农民们时，他哭了：“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有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
一九七七年冬，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听取“关于广东逃港事件”的汇报时，老人家一直脸色凝重，突然，他插了一句话：“看来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末了，又说了句：“这件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令汇报者面面相觑，如堕五里雾中……
若干年后，深圳特区前身宝安县的领导干部这样反思：那时逃港的民众用一句话道出了他们的心声：我们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在贫穷的社会主义窘迫的现实面前，人民群众嘴上唱社会主义好，心里都嘀咕肚子没有吃饱。这正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辛辣地讽刺过的那样：“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人们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与过去的逃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仅大陆人越来越少偷渡香港，反而出现了香港居民移居大陆的现象。
香港规划署调查发现，到二○○一年已经有四万多香港人移居大陆，近两年更是以年均百分之五十的速度增长。到二○○五年底，香港人在大陆自置的物业数量达十八点一六万个，共有近九点二万港人在大陆居住，多集中在深圳、东莞和广州。
同一座罗湖桥，见证了两个不同时代的变迁。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发轫之初，一位西方经济观察家曾经善意地指出：如果中国利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一九五二年搞计划生育，一九五四年搞生态保护，一九五六年开始经济改革，六十年代进行政治改革……那么，中国今天能够达到的综合经济指标，将会是目前的九倍。
历史不是“如果”链，而是一条因果相涌的长河。
一九五五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百分之四点七，到一九八○年，下降至百分之二点五；
一九六○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大体与日本持平，到一九八○年，只有日本的百分之二十五；
一九五九年，中国的出口总值占世界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一点九五，居第十二位，到一九八○年，下降到百分之零点七五，居第三十二位。
邓小平则以实事求是的勇气尖锐地指出：“中国社会实际上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
由于世界东西方冷战的长期对峙格局，随后中苏关系的迅速恶化，再加上“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等等天灾人祸，连一生豪气冲天的毛泽东，也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的未来。
一九六一年，来华访问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由衷地对毛泽东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
此时的毛泽东颇为清醒而冷静地答道：“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更坚定和理性地预言：“中国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需要一百多年时间！”
毛泽东又何尝不想尽快打破被封锁的僵局。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重病中的毛泽东对尼克松此行十分重视。为迎接尼克松的到访，他老人家二十多天前就主动配合医生治疗他的肺部感染，一个星期前就开始强制锻炼身体，不停地练习起立、蹒跚走路……这一天更是怀着很少有的高兴，专门请来理发师理了发、刮了胡子，早早就坐到中南海游泳池室内的书房兼会客室里等待了……一俟接到尼克松专机已降落北京首都机场的报告，他当即传话给周恩来：“立刻会见。”
毛泽东时年已七十九岁高龄，他老人家是在拼着生命的余力奋然推开国门啊！
雄汉盛唐，中国以“万邦来朝”的威仪主动敞开国门，延揽八面来风……
近代衰败的中国欲闭关锁国，却还是被西方列强用汹汹的炮舰轰开国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新技术革命为标识的第三轮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中国人已分明听到了惊涛拍岸的呼啸声……
邓小平指出：什么叫战略思维呢？如果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生长力量，不知道怎么来生长这个力量，就不叫战略思维。
广东、深圳的战略地位，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战略地位——因其历史沿革、地理方位而凸现出来。
一九七八年的中国风云际会——终于拉开了一场规模巨大、前无古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成效越来越显著、影响越来越深远，为全世界所瞩目的中国社会变革运动的大幕。
一九七八年的珠江情有独钟——中国人最讲求“天时、地利、人和”了，历史对于珠三角这片土地，以及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如此厚爱。真可谓：天赐良机，万事俱备矣！
时序演进三十年后的今天，美国人从太空卫星上鸟瞰时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奇迹：香港、澳门、广州、珠海、中山、深圳连成一片庞大的城市群落，是灯火最为璀璨亮丽的一道风景，他们遂调皮地称之为世界上最美丽的“香圳”。
而有幸生息在这一道风景线上的人们，包括官员、教授、学者、企业家、作家、艺术家、医生、律师、工人、农民以及打工仔、提壶卖浆者们，终于以觉醒者的身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大道上迅跑……
深破冰
二○○七年，深圳博物馆，改革开放实物展。
解说员：“这是深圳第一任市委书记吴南生用过的饭盒，这是当年梁湘同志的办公桌和公文包，这是……”
显然，这是一个简陋的记忆，却是一段石破天惊的历史的开端……
深圳，原来只是濒临珠江入海口的一个很不起眼的边陲小镇。
人口不足三万，面积仅三平方公里，街道狭窄，市容破败，二百米不到的“猪仔街”、“鱼仔街”脏乱拥挤，仅有的一幢五层楼房已算是鹤立鸡群的“摩天大厦”了……点一支香烟不等燃完便可兜遍全镇的弹丸之地。
然而，走过了一七○○年历史风烟的深圳，却是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版图上典型的“省尾国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