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最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闻一多先生的一生是伟大的、爱国的一生。抗战前期，他就在诗集《死水》中展现出深沉的爱国激情。抗战中，他以笔为戎，在诗中积极地号召人们抗战、解放家园。抗战后，他又积极地投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中，最后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终其一生，始终围绕“爱国”二字，闻一多先生被世人评价为“中国抗战前最为爱国的新诗人”。
小荷才露尖尖角
1899年，闻一多出生于湖北省蕲水县。蕲水县位置独特，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闻一多出生于书香家庭，家传渊源，闻一多耳濡目染，自幼便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这为他日后成为“新诗人”奠定了基础。
闻一多出生的时候正处于清王朝的末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列强入侵中国，中国内忧外患，处处生灵涂炭，老百姓苦不堪言。闻一多的父母给他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使他在幼年时得到很好的文化熏染，闻一多聪明伶俐，13岁那年便考入了清华大学。
大学时期的闻一多仿若一头饥饿的猛兽，一头猛扎进中国古代诗集和诗词的汪洋中，他求知若渴，积极地吸收这些精神营养。那时的他像一个不问世事的隐士，只顾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他不修边幅，整天泡在图书馆里，饿了就啃口馒头，然后继续学下去。他把父母邮来的生活费只留够买馒头的钱，其他全花在买古典诗歌的书籍上了。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国开始进入“中华民国”时期，同年2月，清帝下诏退位，占据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覆灭。同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就这样渐渐被袁世凯掌握在手里，中国开始进入军阀混乱的时期。
在兵荒马乱的时代，清华大学依然保持浓厚的文化氛围，年少的闻一多在这种氛围的保护中慢慢成长起来了。
1916年，闻一多开始崭露头角，他开始在《清华周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同时也开始试着创作旧体诗。闻一多在清华大学中渐渐小有名气，他建立了诗社，和当时的同学一起探讨“作诗之道”。这时的闻一多才华横溢、满腹经纶，指点江山，好不意气风发！闻一多慢慢地开始对时局感兴趣，他开始明白当今所处的社会，也决定不再做“双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式的“书呆子”。他对时局有着清醒的分析、理智的认识，也开始渐渐地参与了进来。
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并占领了德国的租借地胶州湾。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为了称帝，答应了大部分要求，后被报纸曝光，激起中国知识分子及爱国人士的强烈不满。1917年，中国政府宣布对德的战争，中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巴黎会议，在会议上，中国与日本同属战胜国，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非但没有被收回，反而还扩大了。北洋政府竟然准备在“卖国合约”上签字，消息传回国内，激起了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对，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了。
闻一多积极地投身在运动中，迸发出了满腔的爱国激情，再加上闻一多在清华大学的名气，他被选为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闻一多的爱国激情就像那燎原的星星之火，开始蓬勃燃烧。
成立清华文学社
“五四运动”失败后，闻一多一度心灰意冷，他又一次躲进图书馆里潜心研究古典诗词。这一时期，他的心态比较平静，他慢慢地开始试着提出自己的见解，开始学习试着用白话文写作，并着手新诗的写作。
1920年，闻一多发表了他的白话文处女作《旅客式的学生》，在学校中深受欢迎，广为传诵，并吸引了当时同样是校园名人的梁实秋的注意。他们被同样的见解吸引到一起，彼此惺惺相惜，以诗会友，一度成为校园佳话。他们积极探索诗律底的表达，尝试不同的表述方法，他们废寝忘食，每一次新的突破都足以让他们手舞足蹈、兴奋不止。
同年9月，闻一多发表他的新诗处女作《西岸》。在诗中，闻一多畅叙了不满现实、寻求完美的人生理想，经历了“五四运动”，闻一多总是感觉到心里面似乎有一个缺口，又似乎关押着一头猛兽，渴望更自由的天地，从而成就了人类历史前进的开拓者，也成就了闻一多。
1921年，闻一多与好友梁实秋等人成立了清华文学社，闻一多开始汲取更多社员的思想，他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提出新的观点，闻一多在诗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经过一段时间的潜心研究，闻一多写出了《律诗底研究》，受到梁实秋等人的赞赏。在研究新诗格律化的理论中，闻一多开始接触到美国诗歌，渐渐上瘾，读后欲罢不能，久久让人回味。
1922年，在梁实秋等人的帮助下，闻一多决定赴美留学。
异国岁月忧国民
1922年7月，闻一多漂洋过海，奔赴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学习。
20世纪初，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美国已经步入了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国内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并逐渐走上了经济扩张的道路。芝加哥位于美国中西部，是当时的大工业之都，经济发展、文化蓬勃。美国作家诺曼·梅勒曾经说：“芝加哥是一座伟大的美国城市，它也许是美国硕果仅存的伟大城市。”
当时的芝加哥处于美国文艺诗歌复兴运动的中心，曾有人说，在当时的芝加哥，你走在大街上，见到的人中，十之有九是诗人。求知若渴的闻一多一步入芝加哥便仿佛进入了天堂。在芝加哥，就连空气中仿佛都是诗歌的味道。在写给好友梁实秋的信中，闻一多充分肯定了芝加哥，肯定了英美现代诗。
闻一多从《诗刊》上读到佛莱契发表的《色彩交响乐》，读后他仿佛看到了鲜艳的色彩在自己眼前飘荡。佛莱契的诗生动，活灵活现，充满了东方色彩，闻一多获益匪浅，也就在这一刻，闻一多的诗兴便如火山般迸发了。
在这个人人皆是诗人的都市里，闻一多就像从远处归来的游子看到了自己的家乡。不久后，闻一多经人介绍，见到了当时《诗刊》的主编蒙罗。两人一见如故，在与蒙罗的交谈中，闻一多感受到蒙罗具有强烈的中国情结、对古典诗歌的热爱，两人甚至约好以后要在中国再见面。
1922年底，闻一多的第一本诗集《红烛》出版，在《红烛》中，芝加哥新派诗人给他带来的影响随处可见。他的这本诗集语言狂放、气势磅礴，很大气且想象大胆，还极富情调色彩，再加上诗中良好的格律，使他的诗如同歌曲一样朗朗上口。
1923年，闻一多转到科罗拉多大学。可是，科罗拉多并不像芝加哥那样开放，甚至有些保守，那里的诗人和教授们更加推崇古典诗歌。不过，闻一多已经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投入到对新诗的写作和研究上去了，开始主张“诗的建筑美”，提倡“新格律诗”，所以在课余，他仍然自己选修了“现代英美诗”的课程。
尽管身在异国他乡，闻一多仍然坚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爱国之情常常流溢于诗中。1925年，闻一多创作了《七子之歌》，共7首，每一首皆朗朗上口，这一系列诗在当时内外忧患的中国广为传播，诗中饱含浓郁的爱国之情，使爱国之人泪满襟，尤其是《澳门》、《香港》深深地影响了几代炎黄子孙。
才子在国多艰辛
1930年，闻一多回国之后，在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青岛位于山东沿海，属于海滨城市，由于其位置的重要性，一直是欧美列强争夺的焦点。自从德国占领青岛以来，便开始了在青岛的殖民统治，巴黎会议后，日本强占山东，对那里的压迫更加严重。在当时，日本人在青岛是享有特殊待遇的，就算为非作歹也不会遭到法律的制裁。
7月的某一天，青岛大学的一名学子在海边游玩，看不惯日本人欺负中国老人，挺身而出，反被日本人打伤，并送到警察局扣押。警察极力讨好日本人，对扣押的学生严刑拷打，以博取日本人一笑。闻一多闻此勃然大怒，大声疾呼：“中国！中国！你难道亡国了吗？”在学校放任自由、不管不问的情况下，闻一多联系同学罢课，上街请愿，罢课风潮席卷青岛，很多青岛市民也参与其中。迫于压力，警察只好放人，但仍劝告学生不要去惹日本人。闻一多很失望，他感到这个“病态”的国家已经彻底没救了。1932年，闻一多因看不惯日本人的跋扈，又组织了几次学生罢课，终于惹来了校方的不满。就这样，闻一多受到了不少攻击与诽谤，被迫辞职，离开了青岛。
被迫离开青岛后，闻一多流离失所。清华大学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是朱自清，当他听到闻一多失业的事后，便立即邀请闻一多来清华大学任教。闻一多回到母校任中文系教授。闻、朱两位诗人学者彼此惺惺相惜，成为挚友。朱自清的散文自成一格，不拘小节，很受闻一多的赞赏，二人在学校常常把酒言欢，畅谈国事及诗歌。
闻、朱二人都是满怀报国之情的人，但也深感报国无门的无奈，只好把精力全放在文学上。朱自清致力于散文的研究，闻一多则主要致力于《诗经》与《楚辞》的领域研究，后汇成《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后，闻一多离开了被日本人占领的北京，来到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任教，并积极参加爱国民主斗争。据说抗战8年中，为了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绝不剃去。在这8年里，他积极地教导学生爱国，以身作则，他把自己的稿费甚至教书所攒的积蓄全部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事业当中去了。
最后的演讲
抗战胜利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斗争中。他在报纸、诗刊上发表诗歌，强烈地谴责国民党的专断独裁的做法，号召人们为了民族而战。
1944年，闻一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成为云南支部领导人。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不遗余力地帮助那些爱国学生，为他们作指导，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不可缺少的贡献。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但因当时的云南省主席支持民主运动，国民政府一时也奈何不了闻一多等人。
1946年，闻一多与朱自清率先签署《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并积极号召学生、工人“不食嗟来之食”。善于演讲、学识渊博的闻一多很受人们敬佩，一时间，人们纷纷签署宣言。该宣言表示：“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仁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国民政府决定除掉闻一多。
7月15日，在云南大学召开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闻一多发表了著名的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演讲》。
他在演讲中说：“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你们看着我们人少，没有力量。告诉你们，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强得很！看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力量！此外还有广大的市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翻开历史看看，你们还站得住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你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
他说：“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下午，在游街示威的时候，被国民党的军队包围，闻一多走在队伍的前头，他昂首挺胸，长须飘飘，就在双方僵持的时候，枪响了。
民怨沸腾
闻一多被暗杀的事情迅速地传向全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人们纷纷罢工、罢课及罢市，游街示威，表示自己的不满。闻一多被暗杀，蒋介石也震惊了，因为他心里明白闻一多的影响力。听到消息后，蒋介石立刻命令蒋中正彻查此事，暗杀事件很快就破案，闻一多是被国民党昆明警备司令部下级军官汤时亮和李文山枪杀的，随后李文山和汤时亮由宪兵司令部举行公开军法审讯，两人经审讯后被枪决，蒋介石立刻在报上登出枪决凶手的消息，但这个消息已经不足以平息人们心中的怒火。
7月21日，人们纷纷拥进西南联大闻一多先生的追悼会场，西南联大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哭泣之声随处可见，更多的人手中举着“先生，走好”的牌子，听之辛酸，看者无不动容，整个联大笼罩在悲情的氛围中。
朱自清出席了追悼会并发表演讲，他对人们说：“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他充分地肯定了闻一多先生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认为他是一个有价值的学者。听者无不惋惜、无不痛恨国民党特务的所作所为。
追悼会后，朱自清暗自下定决心，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闻一多问学之认真，朱自清自叹不如，后来经整理编成了《闻一多全集》四卷。
闻一多被暗杀时，年仅47岁。观其一生，闻一多无时无刻不想念着国家，以爱国为荣。闻一多被追授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闻一多被人们称为“爱国新战士”、“民主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