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方针是加强校园环境建设，多方筹集资金，完善各种设施，如“绣山堂”、“思源楼”、“木斋图书馆”等。同时，聘请优良的师资，组建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当时学校规模虽小，但师资力量较强，主要有姜立夫（数学）、饶毓泰、吴大猷（物理）、杨石先（化学）、李继侗（生物）、蒋廷黼（历史）、李济（人类学）、肖公权、罗隆基（政治）、何廉、方显廷、陈序经、李卓敏（经济）、黄钰生（心理学）、张彭春（教育学）、柳无忌（英文）、冯文潜（哲学）、张克忠、张洪元（化工）等。此外，竺可桢（气象、地理）、汤用彤（哲学）、范文澜（历史）等也都曾短期任教于南开。
第二个方针是对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加以扶持，推动其优先发展。南开大学成立时，设文、理、商三科，招收学生96人，1920年增设矿科（1926年停办）。学校确定重点发展经济学和应用化学。1927年成立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改称经济研究所）和满蒙研究会（后改称东北研究会），经济研究所形成了以何廉为核心的“学者群”，主要进行实地调查和以物价指数为主的经济统计工作，其出版的《经济周刊》、《南开指数年刊》等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31年，商学院与文学院经济系及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合并成立经济学院；又创办化学工程系和电机工程系，附属于理学院。到抗日战争前夕，南开大学已经成为拥有3个学院、12个系和2个研究所的高等学府，学生429人，教职员110余人。1932年3月8日，应用化学研究所成立，张克忠任所长，张洪沅任研究所研究室主任。
经过长期的艰苦创业，南开大学终以优越的学术环境、科学的训练方针以及崇尚务实的精神而闻名全国，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正确的办学宗旨
正确的办学宗旨是办好一所民办高校的前提。张伯苓认为：“凡事必有一定宗旨，然后纲举目张，左右逢源。”“办学校须有宗旨，亦犹盖房者，心中须有草图，用何器具，得何成效”，且“教育宗旨不可仿效，当本其国情而定”。他在目睹了当时中国政府内政、外交上的失败后，认为要免除列强侵扰，实现国家独立，使国家富强昌盛，必须兴办教育，若不加紧人才的培养，中国就没有希望，指出“中国之将来希望，纯在人才的多寡”，因此他明确提出“本校办理之初衷，即以造就人才为目的”。然而，他办教育的目的并不是为培养人才而培养人才，而是在于使社会认识到教育的重要，谋求全社会的进步。他在分析了以前教育的不足后说，“夫教育目的，不能仅在个人。当日多在造成个人为圣为贤，而今教育之目的最要者，在谋求全社会的进步”。难能可贵的是，他提出办学宗旨时，并没有局限于中国之情形，就中国论中国，而是把中国放到世界这个大坐标中，站在世界的高度来考察。他提出，“我之教育目的在于以教育力量，使我国现代化，俾使中国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地位，不至于受淘汰。”
张伯苓认为，“南开虽为私立学校，但不为生财赚钱的工具”。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培养优秀人才，南开并不急于扩大规模。张伯苓说，“南开在十年内，大学生决不扩至500名以上，庶良好之校风易培养而基础可以稳固”。同时，他还特别强调“私立学校不是私有学校”。这一点无疑对私立学校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教育救国，改造国民
基于对当时中国外患内忧的一种焦虑，面对列强压境、国人麻木的一种状况，张伯苓选择了一条教育救国之路。他在自传里说：“南开学校诞生于国难，所以当以改革旧习惯、教导青年救国为宗旨。”他还分析中国当时有五点弊病：体弱多病，迷信、缺乏科学知识，贫穷，不团结，自私自利，即“弱”、“愚”、“贫”、“散”、“私”。他当时的想法，就是想通过教育尽可能地去改变国人的这些诟病，他说：“上述五病，实为民族衰弱招侮之主因，苓有见及此，深感国家缺乏积极奋发，振作有为之人，故追随严范孙先生，倡导教育救国，创办南开学校。其消极目的，在矫正上述民族之病，其积极目的，为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他想达到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谋进步，为公共谋幸福”，可以说，这就是他当时最根本的教育理想。
改造中国就必须先改造人，改良中国人的诟病，为此，张伯苓提出了五项教育改革方针。他主张：第一，必须完善人的体格，使其宜于做事；第二，必须以现代科学的结果和方法训练青年；第三，必须使学生能组织起来，积极参加各种团体生活，共同合作；第四，必须感化每一个人，使其都有为国效劳的精神；第五，必须培养救国力量。他将这些理念和精神贯穿于学校的各个工作环节当中，成为不可分离的、统一的整体。结果证明，南开在这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实用的办学理念
在南开大学，张伯苓素来强调实用科学教育，主张把科学应用于实际，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这一方针曾经受到某些人的讥笑和讽刺。有人指出：“张伯苓以实用为科学的重点，是把科学从崇高的地位拖到尘埃。张伯苓只配作个中学的校长，不配作一个大学的校长。”然而，面对非议，张伯苓没有退却，坚持从私立大学的实际出发，在适当设立理论学科的同时大力发展应用学科。南开电机工程系一反当时国内大学电机工程系偏重理论、轻视中国工业实际的倾向，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学生既学习专门技术，又兼学管理能力。为了培养学生的实际业务能力，该系在天津电灯电车公司建立了实习基地。到了1928年，张伯苓进一步提出南开要力行“土货化”的方针，强调教育必须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先后于1930年设立经济研究所，1932年又设立应用化学研究所，特别冠以“应用”二字，足可以看出张伯苓办学的用心。
张伯苓把他的办学思想归结为“允公允能”四字的校训。所谓“允公”指的是大公，要求学生有爱国、爱群之公德；所谓“允能”指的是大能，要求学生有服务社会之能力。无论是“公”还是“能”，两者都是为了“用”，正是本着实用的办学理念，南开无论是专业设计、培养人才的标准和方法，还是研究课题的选择、研究机构的设置，无不以实用为准绳。南开曾制定了三项讲求实用的标准：各种研究必须以具体的问题为主；此问题必须为实现社会所亟待解决者；此问题必须适宜于南开之地位。学以致用理念的确立是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特殊生存境遇下的一个产物。
爱国主义教育
在张伯苓看来，爱国主义教育居于德育之首。他认为，最大的公德就是爱国，“‘公’义中最大者为爱国”，“何以为人，则第一当爱国”，“公德之心大者为爱国家”。学生要成为有用之才，必须“有爱国之心兼有爱国之力”。
张伯苓是个热忱的爱国主义者。他积极鼓励、支持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不仅如此，在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中，他与南开师生肩并肩走在游行队伍之中高呼“保全国体，振发正气”的口号；在声讨袁世凯卖国“二十一条”的斗争中，他赞扬师生们“其心可见，其志可钦”。他还谆谆告诫留学生：“在国外读书，不应仅以考试过去了事，须认真努力以外国所得到者为工具，回过头来救中国。”1905年日俄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日东三省事宜条约》，独霸东北权益。为了调查日本的侵略活动，1927年4月张伯苓曾亲赴东北考察，并成立东北研究会，把揭露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行作为一个主要课题。“九·一八”事变后，张伯苓出于爱国义愤，根据东三省丰富的自然资源、经济、人文地理状况编写了一本教材《东三省地理》，作为高年级的必修课，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是张伯苓的独创，是对帝国主义的挑战。当日本侵略威胁华北之时，他坚决地表示，为了国家他宁可牺牲心血凝结的南开学校。他在一次校友聚会上说：“同学们固应爱护母校，但更应爱国。天津如被侵袭，早已受日人嫉的南开学校，其遭遇破坏自属必然。但我们不可因此对抗日有所顾虑。南开学校与国家比，实不算重要。有中国在，则南开纵使遭到破坏，何患不能恢复。”此番情怀和言辞出自一个私立学校校长之口，其爱国之心拳拳可鉴。此外，他还经常以亲身经历向学生讲述清政府的腐败，民族危机的严重，举行各种“国耻”纪念活动，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他提出要教育学生了解“国际形势，世界大事及中国积弱之由”，“藉以灌输民族意识，培育强国观念”。他经常教育学生：“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必须奋发图强。”他曾不厌其烦地带着一把筷子登上讲台，向同学们做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百折不断的演示，说明“分则弱，合则强”的道理，从而强调团结可以拯救危难中的中华民族之真谛。他的这些爱国主义教育，言简意赅，在许多年轻人的灵魂深处，星火般地撒下救国图强的种子。
正因为如此，日本侵略者对张伯苓所创办的学校——南开大学恨之入骨，终于在1937年7月底炸毁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然而，张伯苓当即愤然发表讲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南开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一生事业毁于一旦，他不颓唐，不灰心，不气馁，立即在南京设立办事处，领导和组织师生南迁，与北大、清华一起先在长沙后迁昆明建立西南联合大学，开辟新的教育阵地，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张伯苓以上的言行就是对广大学生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正是重于言教的身教。
张伯苓就是这样以爱国主义作为教育核心，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使学生受到熏陶和感染。他在家庭的教育中也是如此。当国家危亡之际，作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家，他不惜牺牲自己的至亲爱子。张伯苓的小儿子去江南抗日，寄给家中一封信，说自己可能回不来了，并一一交代了后事。张伯苓悄悄地把这封信收藏了起来，没有让家中任何人看到，果然他的小儿子一去即成永诀，死后葬于南京航空烈士墓74号。张伯苓痛失爱子，却非常沉稳地说：“我交出儿子，就从没想过要他回来。”在为纪念张伯苓诞辰120周年前夕，家人整理张伯苓遗物时才发现了这封烈士的遗书。张伯苓的长孙张元竞偷偷地参加了解放军华北野战军，祖母知道后十分担心，但张伯苓却支持孙儿的行为，拍手称赞孙儿做得好。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张伯苓的爱国主义教育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而且有实实在在的行动，所以这种爱国主义教育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