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与文采
罗家伦出生于江西南昌一个旧式读书家庭，他早年受的是家塾式的传统教育，但也有机会读到上海出版的新书报，并在传教士开设的夜校补习英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他的主要著作有《新民族观》、《新人生观》、《文化教育与青年》、《科学与玄学》、《逝者如斯集》、《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中华民国开国50年文献》、《革命文献》、《国事百年诞辰纪念丛书》等。
罗家伦与胡适持续一生的亦师亦友的关系，也从北大开始。胡适从美国回北大后，一开始并没有教授哲学，可能先兼了一段罗家伦所在的外文系的课。1918年，罗家伦与胡适一起翻译了易卜生的名剧“A doll’s house”（《玩偶之家》），五四之前在《新青年》上发表，从后来很多人的回忆可以看出，这部戏对当时年轻人的思想冲击非常之大。
1919年春，著名哲学家杜威应邀访华，在北大做一系列演说，胡适为他做口译，而罗家伦和另一个同学被选去负责笔录。每次演讲完后，胡适都会让罗家伦他们核对演讲大纲，再拿去发表。这种严格的训练，对一个大学生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罗家伦在北大求学期间，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鼓吹自由民主，1919年1月1日，罗家伦和一些北大高年级学生傅斯年等一起出版了《新潮》杂志，第1期至第5期的总编辑是傅斯年，罗家伦任编辑，两人写了很多关于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等意气风发的文章，《新潮》杂志在当时成为继《新青年》之后，倡导新文化运动第二种最有影响的刊物。“五四”那天，北京13所学校3000多人的大游行，罗家伦一直走在队伍的前列，并被推为代表之一，到美、英、法、意等国使馆，递送说帖和意见书，希望各国给以“同情之援助”。
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都对罗家伦他们给了极大支持。《新潮》的编辑部，就是李大钊北大图书馆的办公室。蔡元培批准由北大经费中每月拨3000元给《新潮》，这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攻击。他们通过教育总长傅增湘向蔡元培施加压力，要他辞退《新青年》的编辑陈独秀和胡适；开除《新潮》的编辑罗家伦与傅斯年。但蔡元培坚持不肯，维护了大学不受政治干涉的原则，也因而得到全国学术界的敬仰。
1919年4月，中国在巴黎和会失利的消息传到北大，罗家伦和一些同学便商议对策，为了不给北大和蔡元培校长造成压力，他们商定5月7日这天，联合市民游行抗议。可是到了5月3日，蔡元培校长得知北洋政府同意对山东问题做出退让，立即通知了罗家伦、段锡朋、傅斯年和康白情等人。当天深夜，大家决议改在5月4日这一天去天安门集合游行。当晚罗家伦与江绍原、张廷济一道，被各校代表推举为总代表。罗家伦的任务包括连夜购买写标语的白布，联络各校学生，起草宣言，向各国驻华使馆交备忘录等。可惜那天拍下的照片不多，只有一张可以确切认出是罗家伦的面貌，拿着白布旗子走在北大队伍的前列。
可以说，罗家伦是名副其实的五四健将，五四那天所散发的惟一一份印刷品《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传单，就是罗家伦起草的。当时北京八校公推北大起草，北大同学又推举罗家伦来写。当时时间紧迫，不容推辞，罗家伦就站在一个长桌旁边，写好了宣言。宣言虽然只有180字，却写得大气磅礴，极富号召力。宣言主张“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断然表明：“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宣言虽只有180多字，却写得大气磅礴，字字铿锵，极富号召力。23天之后，即5月26日，罗家伦以“毅”为笔名，在《每周评论》第23期“山东问题”栏内，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重要概念。它的意义不在于名词的推敲，而在于将“五四”这一事件，作为一场酝酿已久的民族自决运动。这位五四运动的健将，直到晚年，对于五四的激情和称道，始终未衰。
《黑云暴雨到明霞》是罗家伦抗战后期出版的一本言论集，商务印书馆1944年印出。书中的文章多数是抗战前后罗家伦的随感。这些随感，对后人深入了解抗战期间中国的情况有帮助，虽然这些文章也属于时论性质，但因为所涉都是大事，几十年后再看，还是很有文献价值，特别是书中提到许多当年的人物、事迹和相关言论，对研究历史非常有参考作用。
抗战期间，罗家伦的见识很高，他早年游学欧美，丰富的经历使他具有世界眼光，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使他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同时又有切实的中国生活经验，所以后人读他的抗战言论，不能不由衷佩服。比如他对抗战期间一种现象的概括是：“武人没有降将，文人偏有汉奸”。罗家伦对此有许多评判和分析，这对我们今天评价落水的文人和学者还多有启发。另外罗家伦对抗战期间的国际形势也了如指掌，他对美国、日本和前苏联的观察非常深入，对当时中国军队的能力也很清楚。他有一篇《现代军人对于现代战争应有之态度》，专门对中国军人所应当具有的现代战争智慧和科学头脑做了分析，此文极有远见。
除了见识高明外，罗家伦的文章篇篇都有激情，而又不乏文采。1936年冬天，罗家伦代表中央大学师生到绥远看望抗日将士，写了一篇《告绥远将士书》，如下：绥远前线各军武装同志：
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这次我看见各位将士塞上的生活，已认识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黄沙的堡垒中，等候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更可以使世界认识我们中华男儿还是狮子，并非绵羊。我们全国同胞的热血，都愿意奔放到塞外的战壕里，助各位消灭寒威，激荡忠愤。我现在筹俸国币一千元，本欲供各位杀敌前一醉，但是想起这是长期斗争，并非一次的慷慨赴难，所以愿将这些小的款项，改为医药卫生设备之用，备各位壮士裹伤再战。现在整个民族的命运，抓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有我们血染过的山河，更值得我们和后世讴歌和爱护。我诚恳热烈地向各位致敬，更愿代表国立中央大学三千教职员和学生，向各位致敬。
1950年五四运动的31周年庆典之际，罗家伦在台北《中央日报》上发表《五四真精神》一文，仍旧强调五四是文化意识的觉醒，是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它是以爱护国家民族为骨干的，无论你赞成五四也好，反对五四也好，五四在中国近代史上自有其划时代的地位。
抗战诗
罗家伦是教育家，也是诗人。
罗家伦对诗有自己独到的深切的理解。他说：“诗是感情的震动，灵魂的呐喊，思想的映射，凝合起来，不期而然的声音。”他欣赏这样的说法：“情有不容已，语有不自知，天籁与人籁，感召而成诗（法时帆句）”，并将此语作为《耕罢集》的代序。
罗家伦的两部诗集：《耕罢集》（1943年版）和《疾风》（无出版时间）。两书中都有一些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诗篇。反映民族的灾难，抗日军民的爱国主义和英雄精神，是这两本诗集最重要的内容。抗战时期的重大事件，诸如卢沟桥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南京沦陷、台儿庄战役等，书中都有反映。《耕罢集》还收入了为国捐躯的爱国将领张自忠挽诗三首。
《敌机炸后的南京》写了一个孤儿，并借他之口，控诉了灭绝人性的日本侵略者。他在敌机轰炸前，还跟父母在一起。一阵天崩地塌的爆炸之后，遍地血肉模糊，父母不见了。他一边满街乱走，寻找父母，一边发出撕肝裂肺的呼喊。诗中写道：“我的爸爸呢！我的妈妈呢！
方才在一起的，
为什么让我们找了许久？
贴在对面壁上的，
该是爸爸爱过我的心肝，
伤心呀！
这瓦堆里找到的，
正是妈妈摸惯了我的手！”
《淞沪战歌》一诗描写了“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悲壮、惨烈，以及爱国将士的视死如归。“一寸血肉，一寸山河”，这就是将士们的决心，也是他们守卫国土的代价。诗中写道：
机掩吴淞月，
炮掀黄浦波。
发扬我民族英威，
扫荡敌人侵略的罪恶！
半夜火光中，
那悲愤的杀声，
正是我将士在冲锋肉搏！
一寸血肉，
一寸山河！
这部悲壮光芒的历史，
千万劫，
也难磨！
罗家伦的抗战诗都写得豪壮激越，感人至深。这些诗是他在抗战时期“感情的震动，灵魂的呐喊”，是他爱国情怀的抒发。在抗日战争中，诗人自己受到了强烈震撼，所以他反映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诗才具有震撼力。
罗家伦以诗歌形式真实记录了抗日战争的一些重要事件、场面、人物，也抒写了这一时期他的情感活动。他的抗战诗，可以作为史诗来读。
《新人生观》
《新人生观》是罗家伦的重要著作，全书共16章，所涉包含人生观的几个重点，如态度、价值、哲学、概念澄清等，可说是思想之一隅。人生观是一个人各种选择与外在行为的主控，要新国家气象，必先新国民观念；而新观念能否实行，要看新鲜人能否跳脱旧思维，故罗家伦以此作为当时西南联大全校演说之题目。
《新人生观》是对日抗战下的产物，唤醒沉睡中国，鼓舞生存意识的内容颇多。中国受侵略，与谋事不力有绝大的关系，对此，需提倡“道德的勇气”，美国总统林肯接获可能当选的消息时，跪在美国地图前祷告，希望自己能不负所托，这种临事而惧的个性，才能负起失败的责任。所谓道德的勇气，就是愿意为理想牺牲，其重要的条件，就是要能过俭约生活，否则高官诱于厚禄，不但没有贡献，更不可能为理想牺牲，难怪孙中山先生劝人宁愿不做大官。因为时下第一要务，就是要想办法让中国摆脱嬴弱，中国人自古深信以柔克刚，但结果就是南京惨遭荼毒，故罗家伦继物竞天择的观念，提出中国需培养“强而不暴”的国力，所谓强，就是要保住民族的威严，不暴，则是要进一步具备理性，用伟大的同情心去维护正义。没有同情心就会使国家缺乏凝聚力，中国人一盘散沙之所由在此。此书既是对大学生的演说，少不了开创性的呼吁。首先是知识的责任，或许我们会问什么是知识的责任，但罗家伦反问，没有责任的知识还算知识吗？就像写论文，唯有能通过口试考验的论文才是合格的论文，接受新知也一样，要先考验。当我们接受它后，则要不顾一切实行推广。没有实行的知识，就是没有生命的学问，容易忘记且没有作用。许多人常把学问与智慧混淆，孰不知智慧是建基于解决问题。不预设立场，一丝不苟，系统化，博约并重，是学问的方法，最后还要加入身体力行，才可称得上由学问中得智慧。另外，青年人在奋发向学、知识救国的同时，更应该坚守“爱荣誉甚于爱名誉”的原则，因为荣誉具有名誉所没有的公认性质，是因贡献大众而为大众所共同默许的荣耀，一个为目的不择手段的人，绝不可能无伤于世而得到这莫大的荣誉。
罗家伦在北京大学学的是历史，深知历史前进，需靠不断创新，因此他觉得要完成责任才会实现权利，高位者是因其能为多数人尽责而成其高，其应更谦虚，在于其高位下成就他的人也越多。否则人人往高处爬，就为了能奴役更多人，毫无付出之心，只存占有之意，即是罗家伦口中的寄生虫、窃国贼。为什么称爱迪生为发明家而非专利家？为什么居里夫人能两次获诺贝尔奖青睐？全因为他们“创造大于占有”的情操。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种论调超越儒家境界，也超越现有资本主义的境界。
事实上，人生观就是人生哲学，含有哲学成分。这方面罗家伦所要破除的，是中国“根深蒂固的命定论与新兴的机械论”。人类的力量有限，面对世上不可预料的事常感到惶恐，意志无法贯穿时常会诉诸命运安排，但这样的状况随着科学时代已有所改观，如果在科学引进中国的契机下，中国人依然被此观念蚕食了奋进的动力，奇迹便永远离中国而去。而在共产思想肆虐下，极端的唯物主义代替了中国过去消极的唯心传统，世界变成物理元素的组合，神鬼不见了，艺术与感性也消失殆尽，人居然被自己的文明否定，这种极端当然是扭曲世界。人虽然用理性发明监视器，但仍需要用感性将其用途正当化，不然那都是一个失序世界、旧的人生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