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发明了“乡村建设理论”。它是在“平民继续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和“平民教育”联锁进行、整体推进的理论。
晏阳初认为：“所谓教育，并非指一般的普通的教育，普通教育并不难，欲其切合实际方为难事。今日中国，危亡已迫在眉睫，今日所应施之教育为最低限度最基本必不可少者之救亡图存之教育。”他认为其时中国所有的问题是“人的改造”，认识到“中国大部分的文盲不在都市而在农村，中国是以农立国，中国的大多数人民是农民。农村是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人民的着落地，要想普及中国的平民教育，应当到农村里去”。1923年“平教会”成立后，晏阳初他们就选河北定县为“平民教育”整体推进计划的实验县。他们把四十万定县农民分成若干档次进行识字教育，在扫除文盲的基础上进行平民的“继续教育”。晏阳初根据他所总结出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病症，计划施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它的目标有三：其一是养成自读、自习、自教的能力；其二是灌输公民常识，培养国民应有的精神和态度；其三是实施生计教育，补助、指导、改善平民的生活。1926年，“平教会”从北京迁到定县，1929年晏阳初及其同仁又举家离开大城市，迁到定县，调查和实施“平教会”的“平民教育计划”。晏阳初认为，对农民进行的以扫盲为目的的识字教育只是给了平民以识字的工具，有了工具而不会应用也等于零，必须和乡村改造与建设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
1933年7月，晏阳初在山东邹平县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报告中指出：“在定县乡村办平民教育，我们觉得仅教育农民认识文字取得求知识工具而不能使他们有用这套工具的机会，对于农民是没有直接效用的。所以从那时候起，我们更进一步觉悟，在乡村办教育若不去干建设工作，是没有用的。……不谋建设的教育，是会落空的，是无补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的。”晏阳初及其同仁从1926年冬开始在定县进行大规模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工作。他们进行了三项重要的工作，这就是：农村教育，送知识下乡，传播农业基础知识，改良品种、防治病虫害；进行农民教育的研究与调查，离开大城市知识分子的象牙塔，钻进“平民”的泥巴墙，和他们生活、劳动在一起，研究他们受教育的状况和他们对知识渴望的心理；搞农村普查工作，进行农村的社会调查、工业调查、农村人口调查，农村概况调查等。这些调查结合农民生活实际，材料可信。正如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附录三指出的那样：“定县的调查工作由于结合改善生活、办学治病、推广农技来进行，所以取得农民信任，调查对象愿意告诉真实情况，资料可靠。”晏阳初及其同仁经过调查研究和定县实验，找到了适合中国农村特色的治国方略，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要建国，先要建民；要强国，先要强民；要富国，先要富民。”这就是以教育为工具，推动经济、政治、卫生、文化全面发展的乡村建设理论。
建设离不开教育。通过教育，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教育与社会、教育与人生、教育与文化发展、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开拓了农村教育改革的新路子。平民教育思想和乡村建设理论是一种新的思路，后来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推广，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乡村改造和建设运动。1988年，晏阳初在谈到乡村改造十大信条时指出：“国际乡村改造运动，沂其历史，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战区的华工教育，后来演变为中国的平民教育运动，成熟于定县实验时期。从五十年代起，以中国定县实验的基本理论为基础的乡村改造运动，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推广开来。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我们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实践与理论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他认为，乡村改造不只是为了使人们摆脱困境，增加生产。如果只是为生产而单纯地抓生产，不同时策划乡村的平民教育，不努力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与生产技能，不加强人们道德观念和社会认识方面的工作，不提高人们的民主意识与自治能力，不注意提高人们的健康素质，不注意巩固和提高的措施，即使生产一时上去了，也是不能巩固和持久的。因为“人的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需要都是多方面的，并且彼此之间互相联系，满足了一个方面的需要，只是解决问题的某一方面，只是使各方面的发展需要都得满足时才能得到均衡的发展”。
乡村建设的功能何在？当时有不少人将乡村建设的使命认定为“农村救济”，或“办模范村”，晏阳初认为这是错误的。救济乡村不过是一时的紧急事情，缺乏远大而悠久的意义；花一些人力、物力将一个破旧不堪、又穷又苦的农村救济起来，使之焕然一新，作为其他农村改良的模范，固然能对周围产生一些好的影响和刺激，但不过是限于当地的特殊事情，同样不具有普遍意义。他认为，乡村建设的使命既不是救济乡村，也不是办模范村，而是“民族再造”。“中国今日的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药方问题。”所以，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兴起的，它“耸着巨大的铁肩，担着‘民族再造’的重大使命”，“它对于民族的衰老，要培养它的新生命；对于民族的堕落，要振拔它的新人格；对于民族的涣散，要促成它的新团结新组织”，具体说来就是要使广大农民“四力”兼备：即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和组织力。他认为，“乡村建设工作是多方面的。……而千头万绪之中，必须抓住问题关键之所在，那就是，建乡须先建民，……先使农民觉悟起来，使他们有自动自发的精神，然后一切工作，才不致架空。我们要达到开发民力的目的，须从整个生活的各方面下手：必须灌输知识——‘知识’就是力量；必须增加生产——‘生产’就是力量；必须保卫健康——‘健康’就是力量；必须促进组织——‘组织’就是力量。我们所谓开发民力，就是开发人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组织力。人民自己有了这种力，才能称为‘自力’，有了‘自力’才能作到‘更生’！”
为什么由乡村建设担负民族再造的使命呢？晏阳初认为这是由乡村的重要地位决定的。一是乡村是中国的经济基础，所谓“以农立国”，离开农业、农村和农民，国家就不存在。二是乡村是中国的政治基础。中央政府与省政府都是政治上的上层建筑，与农民的关系是间接的，只有县政府、区政府和乡政府才与农民的利益休戚相关，县政、区政和乡政才是中国政治的真正基础，中国政治的出路必须从最基层的农村政治开始。三是乡村是中国人的基础。构成国家的三要素是土地、主权和人民，人民是其中最重要的要素，有了人，土地、主权可以失而复得。农民占中国人民的绝大部分，因此代表中国的不是上海的买办，也不是天津的富户，甚至不是城市的居民，而是居住在两千多个县中无数农村里的乡下佬。就是世居城市的居民，他们的祖先十之八九也是农民。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会积贫积弱，甚至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中国人的基础在乡村这一点缺乏足够的认识。“放着成千上万的农民，固国固强的雄厚力量，无人去运用。让农民无知无识到底，不给予教育机会，甚至连他们的生死存亡都不管”。
平民教育原则
晏阳初在其1928年所著的《平民教育概论》一书中专门阐述了平民教育的原则。其大概内容如下：第一，全民的。即凡一般已过学龄时期而不识字或已识字而缺乏常识的青年和成人，不分男女、老少、富贵、贫贱，都有接受平民教育的必要。
第二，以平民需要为标准的。平民是因为缺乏某种常识或需要某种技能才来上学的，所以所学当为所用，所用即为所学。如果平民学校不能满足其需求，平民教育就算失败了。
第三，适合平民生活状况的。平民大多数都很穷苦，每天工作的时间很长，要使他们筹出一点钱，在百忙之中来受教育，一定要用最少的经济、最短的时间，否则是万万办不到的。所以平民教育第一要图金钱和时间的经济。课程及教材，也应力求简单，读书的时间过长，易使平民产生厌倦之心，势必半途而废，所以教育的期间不能超过4个月。
第四，根据本国国情和人民心理的。平民教育是我国特有的教育问题，非抄袭东西洋而来；要想抄袭，亦无从抄袭。只有根据本国国情、人民心理而定教育的目标、方法与进行的步骤。
第五，地方自动负责的。平民教育应普及于全国。事业远大，不是一个机关可以包办的。不说财力不足，人才缺乏，没有包办的本领。就是财力、人才都很充足，在原则上讲，也不应由少数人来包办。因为由本地方的人，出本地方的钱，办本地方的事，不仅可以持久，更可养成本地责任观念和自立精神。
第六，人人有参加的可能。现在社会上很难得有一件事人人都有参加的可能，只有平民教育，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参加。受过教育的人，可以来教人，未受过教育的人，可以来受教。所以人民对于平民教育运动，不必问能否参加，只需问愿不愿参加而已。
可以看出，晏阳初十分注意教育主体的平等与公平，同时强调要做到因材施教。此外，平民教育的原则也反映出晏阳初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的努力。
平民教育的特点
晏阳初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的特点是紧密结合农村实际，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联环扣合与整体推进，以达到改造乡村实际，创造新的生活，使广大人民成为有创造力、知识力和公德心的“新民”的目的。归纳起来有五方面的结合：第一是教育与农民生活、乡村建设相结合。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的目标是适应实际生活，改良实际生活，创造实际生活，以全体人民的全部生活为起点，以改造民族（或民族再造）为目标。所以，在农村办平民教育，如果仅仅教农民识字取得工具，那么而不使他们运用这些工具进行乡村建设是没有用的。“不谋建设的教育，是会落空的，是无补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的”。
第二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晏阳初一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为教育而教育”的做法。一方面使教育者先受教育，主张知识分子与农村实际相结合，与农民相结合，深入农村，向农民学习，“从农民生活中找材料”，根据农民需要编写适用的教材。另一方面，“教育的内容就是建设的需要，教育的过程就是建设的过程，教育就是建设活动”。教育者必须将自己的知识简单易行地教给已识字和正在识字的农民，并且身体力行地示范。这样使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教育者不仅对农民进行知识的灌输和技能的训练，同时注意到使农民运用其知识技能以谋乡村的建设，使教育的结果成为乡村建设的力量，推进和促进新民社会的实现。这就是晏阳初“以教育为经，建设为纬”的平民教育思想。
第三是科学与农村实际相结合。晏阳初认为，民众教育的对象应该是全体民众，而中国最大多数的民众是在农村里的农民。农民是国家的基础，是民族生命的源泉。“使农业科学深入民间”，这是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深知，过去的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大都在城市，“农业科学家与农夫，各自为谋，不相闻问”。在1923年“平教会”成立之初，晏阳初就动员一大批农业科学家、教授去定县农村实地调查研究和实验，使科学与农村实际相结合，从农民的实际生活中找出切肤之问题，应用科学的实验，以求答案，加以推广。
第四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民族的新生命，塑造民族的新人格，促进民族的新团结。平民教育的“平”字，一是人格平等，二是人人均有受教育的机会，三是治国平天下。因此，平民教育的目的不只是使受教育者取得识字的工具，取得相应的知识技能，解决生活上、物质上的要求和问题，而是要通过平民教育这种手段，达到改造民族生活，使民族再造成为有觉悟、有道德、有公共心、有团结力的新民族。所以晏阳初指出：“假使农民的知识已经培养起来了，生产技术也改良了，科学化了，体格也强健了，要是没有团结力，所谓民力培养，完全失去目的，也是枉然！”
第五是个人与集体相结合。晏阳初知道中华民族的伟大与智慧潜力，我们的祖先曾对世界文明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但近百年来，由于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官僚地主的压迫剥削，使得他们大多数人变得愚昧无知、自私自利、贪图安逸、不求上进。因此，晏阳初在“公民教育”中创立出一套提高民族自觉心的“组织教育”的方法。组织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儿童和青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青年是今天农村的生产者，又是明天祖国建设的生力军。组织教育，一手抓住今日的青年，培养救国、建国的生力军；一手抓住明日的建国主人翁——儿童。做组织教育训练，教育人民有组织、有纪律，使他们具有组织观念、组织技能、组织习惯，有了组织的技能、习惯，是为明天能应用组织，不是组织了给军阀去剥削。中国人的自私自利并非生来就有的，“是自私自利的教育制度所造成的。自私自利的结果，成为一盘散沙的国民”。因此，“组织教育”就是要使个人与集体相结合，培养平民具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