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晏阳初深刻地认识到，我国并不是没有人，但有的还只是生物学上的人，“中国三万万农民，虽然具着莫大的潜力，与无限的可能性，但从来没有充分地被启发、培养、组织和运用，有时还被压迫榨取、蹂躏摧残，以致本来大有可为的民众日趋于萎蘼消沉”。因此，公民教育必须担当起唤醒民众的重任，培养民族自觉。
第四，政治道德。晏阳初的政治道德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地方行政干部培训的意义》和《湘行政干部学校第二期学员训练结束》两篇文章里。晏阳初清楚地看到，“中国能为民众谋幸福的官吏确实太少。知识分子、旧士大夫、新士大夫，都只顾自己升官发财，丝毫不替民众尽力，何况中国伟大的民力长久不曾开发！”因此，“要把不成东西的县政，改造成一个东西；把不成东西的一班县政人员，只知道催科听讼、向人民收财的人物，改造成像一个东西的、为人民服务的行政官吏。”否则，中国将永远没有希望。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晏阳初在湖南省成立了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开设了县政人员班、县政督导员班、技术辅导班、政治训练员班、乡镇长班和妇女训练员班等。学校主要为地方培养建设人才，尤其是地方政治建设人才。在教育中，晏阳初十分重视政治道德的培养，这也是其公民教育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在晏阳初看来，政治道德是公民必不可少的素质。这一道德主要表现在四个字——廉、正、勇、勤。他多次告诫受训人员：“务必在地方贯彻‘廉正勇勤’之精神，以涤清外人对‘中国官僚’一丑名词代表贪污、卑鄙、颟顸等政治劣行之全部丑史！”
在廉、正、勇、勤中，晏阳初又特别强调“勇”。他说：“在办事上有这样那样的顾虑，这样那样的困难，完全是缺乏勇气的缘故。”所以，他要求各学员一定不要由私谊而忘掉公务关系，不能有党派观念，更应避免党派之争。他说：“国家危急到今天这种程度，还有什么一党一派人的权利可争，意气可斗？合力同心去应付强敌还不够，怎么有余心余力在家里向自己人算帐？我常说，‘覆巢之下无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真的亡了，一党一派的明争暗斗有什么意义？”晏阳初之所以这样说，乃是想让国人明白，要有大勇，以民族为重，心以国家为念。
晏阳初指出，实施公民教育应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有：第一，层次性原则。晏阳初认为，“人人都有做公民的资格，人人都有受公民教育的权利。我们要大多数民众都能实施公民教育的权利，就得给他们一种公民教育。”但是，中国人口素质具有差异性，必须有层次地推行公民教育。首先是识字教育，之后是继续教育。
当时中国人口“号称四万万”，但“十二岁以上不识字的人就占二万万有余”，对这些不识字的民众实施公民教育，正如没有基础就要建筑房屋一样，势不可能。“所以，如果真要对民众进行公民教育，必须从根本上着手，必须从识字教育入手，因为，识字是求知的工具，受教育的工具，日常生活上最需要的基本知能。”况且，大多数失学的民众事事被动，事事待鼓动刺激，终非长久之计。要培养他们的主动精神，非从基本教育入手不可。假如我们不这样做，想单靠几天演讲的鼓动，几种图画的刺激，几张传单的宣传，即使称为公民教育运动，所得的效果至多不过引起少数人的暂时兴趣和注意罢了。因而，识字教育实是基础，必不可少。
有了识字教育作基础后，下一步就是对民众进行“平民的继续教育”，其目的在于进行“程度较高的公民常识”教育。这是公民教育的核心环节，也是公民教育的实质性内容。
第二，适切性原则。晏阳初常说，我们必须精思熟虑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是“中国的公民”？二是什么是“中国的公民教育”？并以此告诫大家，务必所施的公民为真正中国的公民教育，不是由他国摹仿来的公民教育。他说：“有外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而后产生他所特有的公民教育。有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而后产生我国所特有的公民教育，方能适应我国的需要。”总之，各国教育有各国教育的制度和精神，各有它的空间性和时间性，万不能乱七八糟拿来借用。今后新教育的途径是：“不要再模仿别人，要自尊自信，自创造。”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明确“什么是中国的公民教育”，为此，必须先进行彻底的、实地的调查研究。
第三，生活化与参与性原则。晏阳初一直强调除了学习教科书里的理论之外，更应给他们一些事实作为应用的机会，即强调公民教育的生活化和应用性。比如，搞合作能力的培养，就应当给他们合作的机会；搞自治能力的培养，就应给他们政治参与的机会等等。总之，不能将公民教育搞成纯理论的，更不能使公民教育与民众生活离得远远的。
第四，经济性原则。中国民众大都受经济的压迫，而且，他们每“汲汲于谋生计”，自不能有多少时间来抚育。因此，公民教育应当讲究经济性原则，一方面，时间上要讲经济，另一方面，费用上也要讲经济。也就是说，要应用最短的时间，花最少的费用来实施最不可少的公民教育。
第五，持久性原则。公民教育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历史和文化氛围里，更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因此，晏阳初时常告诫大家“勿以一星期的运动，就算了事”。大家需要“继续努力，彻底研究，群策群力，共求良效”。每一个乡建工作者人都要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准备在乡村打一场持久战。
晏阳初不仅指出了实施公民教育的原则，还在实践中总结出了实施公民教育的途径。重视教育实践是晏阳初公民教育的一大特点，他总是将目光投向实践，力图在现实中捕捉一切可行的机会，寻求与民众生活紧密相联的载体，切实有效地推行公民教育。
“私，也可以说是散。中国四万万人，便是一盘散沙，各顾各的，毫无集团生活，毫无团结力量，这是最危险不过的事。”所以，培养民众的团结精神便成为了公民教育的重中之重。而实践表明，团结力的培养，最好的办法就是建设合作性组织。在定县实验中，晏阳初和他的同事们通过自助社、合作社、合作社联合会等途径来培养民众的团结力，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自助社是对农民的一种资金救助的临时组织。”晏阳初认为，“在合作训练未能完成、合作社尚未组织之前，应先组织自助社。”自助社之性质，实为合作社之准备，社员不必缴纳股金。成立之后，可以用自助社的名义，向仓库抵押棉麦等农产品，通融资金。定县实验区共设有276处自助社，后来有20个自助社改为了合作社。
合作社采取兼营方式，按农民之需要量，逐渐经营信用、购买、生产、运销四方面之经济活动。其目的仍然是合作教育训练。晏阳初再三强调，推行合作社必须注意业务视导，以指导社会之进行，审核其会计，并继续授以合作教育之训练。
普通的合作社虽然有效，但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所有需要。因此，晏阳初又发动组织了“合作社联合会”，“它不仅像合作社那样包括信贷业务，而且包括整个生产、运销和购买过程”。这些环节相互关联，从而创造出了最大的效益。以定县的棉花生产为例，“在开展合作项目时，农民们部经营额为12万元，而三年之后，则增长到1800万元”。其意义在于，它不仅使民众的经济收入增加，更重要的是农民们一方面受到了科学的生产技术的培训，另一方面又受到了合作经济组织的培训。在这场运动中，“乡民们学到了现代公民教育的本质东西，即‘合作’二字”。所以，晏阳初兴奋地说，如果我们给三亿中国农民提供这种科学生产和合作经济组织的综合经济培训，那么，我们就将为建立起伟大的现代国家打下坚实的基础。
实施公民教育的另一途径是组织公民服务团。
晏阳初发现，平时一般县政府只做两件事——“催科”和“听讼”。因此，贪污黑暗，弊病百出，平常说亲民之政是县政，但最坏的也是县政。然而，县政是国家政治的基础，“县政办不好，国家如何会好？可惜今日一般人的视线根本没有注意到人民身上！”他提醒说，“今天的青年，假如对这个问题没有认识，那么国家是永远不会有办法的”。
在定县这一实验县进行县政改革时，晏阳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组整个县政机构，全县成立公民服务团，建立稳固的基层组织，推进充实基层的建设活动。这个公民服务团，就是县政建设的重心，使一切的建设活动都落在人民身上，使人民的一切活动法律化；这个组织机构是基层大，上面小，免掉了一般的头重脚轻的毛病，人民的成分加多，人民的力量也自然加大。
据俞可平、徐秀丽等人的研究，定县的基础组织原有村保卫团，他们的职责“只限于在夜间巡逻，维护村中治安，预防盗贼”，而公民服务团除了这些职责外，还有宣传和组织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河北成为抗日救亡的前哨，公民服务团充分发挥了宣传组织作用，作好了充分利用民间力量抵御外敌的准备。“而且事实上，定县在日本入侵后确实进行了有力的抵抗。”
公民服务团之所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主要是由于通过公民服务团的建设，培养了普通民众的自治力和民族意识，使他们产生了组织的意愿和能力，形成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家意识。
实施平民教育的第三种途径是设立民意机关。
晏阳初认为，如果只是天天谈谈民主，却不给民众工具和机会，教他运用民权，那就是空谈民主政治，是不会有一点用处的。因为实现民主政治，一方面固然是知识问题，一方面也是机会问题，有机会给民众锻炼自治能力，民主政治才可能实现。他说，我们希望一个不会骑自行车的人会骑自行车，增加他的行动效力，当然要给他自行车，更要给他实习的机会。而且倾跌磕碰，更是难免的事。然而要他真能骑自行车，我们至多只能教他少跌，却不能防护到他绝对不跌。要知骑自行车的能力是在几次三番的倾跌失误中学成的。“所以不谈民主政治则已，要谈民主政治，就不能以民众缺乏自治能力为借口，不给他们自治的机会、自治的工具。”
设立民意机关的目的是为了给民众提供参与政治的机会，是为了锻炼民众的自治能力和训练民众的政治道德。公民服务团也具有同样的功能。他们和合作性组织一样，是推进公民教育的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