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主义
农民需“知中国”
晏阳初认为，欲“救中国”，首先要让农民“知中国”。他指出：农民需要“知中国”，中国若不被知，肯定就不可能被救，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中国被知，被谁知，当然是被作为国民大多数的农民知。
晏阳初上述思想的成因主要有三点：一为儒家的民本思想，一为基督教士的传教精神，一为四海之民间疾苦。事实上，晏阳初的乡村教育思想完全是上述三种思想的一种大合成，前后两种思想的影响是直接导致他把自己的行动目标锁定为苦难深重的农村，而第二点传教士精神的影响则构成了晏阳初从事乡村教育的实践原则和执着精神，这两种品质历来为中国知识份子所少有，但在晏阳初那里，这种品质却自然而然地融合进了他的不朽人格。在今日之中国，这种纯粹的人格仍然非常值得人仰慕和临摹。同是乡村教育派的梁漱溟在回顾同代人特征的时候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他说他们那一代人心中普遍有着两个不能释怀的命题，一个是真理，一个是中国。显然，晏阳初就是那种对真理和中国难以释怀的一代人之中的典型代表，只不过他把探索之路引向了自己虔诚笃信了一生的平民教育。
晏阳初所处时代的中国农村处于一种极度封闭的状态中，封闭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当时的农民极度愚昧和贫穷，这一点从当时摄制的照片中就能感受到，照片中农人凝滞呆板的眼神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且当时政府管理体系的触角并不曾延伸至基层农村。晏阳初由此得出农村愚昧贫穷的根源是农民没有知识的结果。同时，他根据自己在法国工作的经历，深信农民没有知识的原因不是他们先天愚笨，而是后天缺乏教育。他认为，哪怕愚顽之人在经过教育之后也会被激发出强大的能力。据此，晏阳初又进一步推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国民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农民贫穷落后也导致了中国的贫穷落后，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首先接近农村问题，如何接近农村问题，当然就是进行乡村教育。
开发“脑矿”
“脑矿”一词是晏阳初的一个大发现，也是一大创造，它比什么“金矿”、“银矿”都重要。晏阳初在一战时为在法国战场上当“苦力”的中国东北、华北招募去的华工当翻译的过程中，发现了中国有一个巨大的“脑矿”。
1918年，晏阳初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第二天，他就应募以教育秘书的身份远涉重洋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法国战场，为在那里的二十多万华工服务，当翻译。那时战争快结束了，华工思念祖国、家乡和亲人，但是他们不识字，不会写算，要通信就由晏阳初代他们写。晏阳初目睹华工被美国、英国、法国的官兵瞧不起，称华工为“苦力”。就是这些“苦力”，在战场上很勇敢。挖战壕、救伤员，其中有几千人受到了表彰，表现了中华民族勇敢、坚定、沉着的献身精神，获得了如铁十字等各种勋章。他们并不“笨”，并不比外国人差，只是他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而已。晏阳初想起“人人皆以为尧舜”的道理，重视和尊重他们。他意识到应该把知识教给他们，使他们也能像他一样写算和认识中国的文字。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征得在法勤工俭学的李石增的支持，为华工办起了“识字班”，亲自选择中国简易文字，用白话文形式编写了《华工周报》。经过三个多月每晚一小时的学习，其中有40多名华工学习较好，获得了识字班毕业证书。晏阳初曾收到法国战场上的一封来信，信中称晏阳初为“先生大人”，说：“你自办报以来，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你的报太便宜，恐怕以后不久会关门，我愿把战争中存下的三百六十五个法郎捐给你办报。”这件事对晏阳初思想震动很大，使他认识到中国人并不笨，他们所缺乏的不是“救济”，而是“发扬”，他们不是不可教，而是无教。这二十万华工代表了占四亿中国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劳苦大众，他们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过去一般士大夫阶层都认为，普通老百姓属于所谓“下等”阶层，这些人绝大多数都住在农村，他们没有受教育的资格，只能做工当“苦力”，他们“不可教”。但晏阳初在办华工识字班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所谓的“苦力”，他们不在于苦力的“苦”，而在于“苦力”的潜在力，只要发掘出来，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1985年9月，晏阳初在阔别四十多年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他在成都地区原乡村建设学院校友会欢迎会上深有感触地说：我有一个发现，“即三四千年来所未发现的，我发现了‘苦力’的力”。他还说：“在六十年前，我发现了一个新人物，这个新人就是‘苦力’”。“是‘苦力’教训了我。我不但发现了‘苦力’的苦，还发现了‘苦力’的力，‘苦力’的潜伏力。他们最需要的不是救济，而是发扬——发扬他们的潜伏力。五十年前回到中国，生意人知道开金矿银矿的重要，忘记了脑矿。世界上最大的脑矿在中国。我们中国一般知识分子没有这个知觉，……几亿中国农民穷在什么地方？为何穷得没饭吃？便是没有发现‘苦力’的力，没有发现他们的潜伏力，所以埋没了他们。许多中国的像林肯、爱迪生、杜威这样的英雄豪杰被埋没了。考古学家发现了‘北京人’，那是若干万年的死人，我们发现的是活人，是这世界上有史以来的最大发现。”他认为，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是“苦力”，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都是“苦力”，整个非洲、中美洲、亚洲百分之九十以上皆是苦力。发现这个“苦力”的“力”之后，晏阳初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志向和事业，他说：“我当时发现了苦力的力，我从此有了志愿，回到中国不发财，不升官，我找到了这个大矿。”并且一生要努力开发这个“人矿”、“脑矿”。
倡导“平民主义”，主张民众本位
“平民主义”是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进行定县实验的理论基础。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之所以称为平民教育而非其他，根本原因即在于此。这与晏阳初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有着密切地联系。他从13岁起即在国内西学堂求学，后又赴美深造，学习政治经济学及历史，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如“民有”、“民享”、“民治”等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晏阳初认为，“平民”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百姓，而应解释为平等的公民，即所有公民一律平等。“因为无人不是平民，所以平民无阶级之分，他是包括了人民的各类型。我们可以说都是平民，就是那些自命为达官贵人，也不能不承认他是平民种，所以平民教育运动，就是全民的教育运动”。晏阳初指出，当时的中国，“大多数民众因为知识能力较低，什么事情都不能和少数知识阶级的人享受同等的幸福”，所以要大力推行平民教育，增进大多数民众的知能，消除不平等现象，实现人人平等的天赋人权。
晏阳初还主张民众本位。所谓民众本位，就是“凡是不以人民为本位的，都是要不得的，没有用的”。他认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众程度的高低关系国家的强弱，本不固，则邦不宁。民本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晏阳初一生深受其影响。他多次强调：“先圣先贤留给我们的古训中有一条叫做‘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本不固则邦不宁。这虽是几千年前的老话，但它却是历千年而不朽的真理。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要建国，先要建民；要强国，先要强民；要富国，先要富民。世界上无论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国势强大而人民衰弱与人民贫困。”但是，“吾国男女人民号称四万万，估计起来，至少就有大多数一个大字不识，像这样有眼不会识字的瞎民，怎能算做一健全的国民而监督政府呢？怎会不受一般政客官僚野心家的摧残蹂躏呢？‘本’既不固，‘邦’又何能宁呢？”所以必须以民众为本位，一切从“民本”出发，立足于四万万人民大众，只有如此才能拯救中国，消除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
追求“中国化”的教育
晏阳初认为，实施平民教育运动必需先做彻底的研究，了解农民的需要和愿望，不能盲目仿古和搬用外国教育模式。他所奉行的宗旨是，中国的教育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一切国外的先进科学都必须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他认为，中国人必须先知中国，然后才能救中国。1926年4月，他在《“平民“的公民教育之我见》一文中指出，对于教育，要适合我国的情况，要有中国的特色。
这种观念的形成源于他对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深入剖析及理性反思。晏阳初分析了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历史，认为清末以来数十年的教育制度与内容，“无非东抄西袭，不合国情，不切需要”，所以不能完成“造人”的使命。他指出现在所谓“新教育”，并不是新的产物，完全是从东西洋抄袭来的东西。过去一般留学的青年回国后不根据中国的情况，只知道奴隶式地照搬照抄别人那一套：日本留学生回国，模仿办日本式的教育，英美留学生回国，模仿办英美式的教育。但是，“各国教育，有各国的制度和精神，各有它的空间性和时间性”，如果脱离时空条件，漠视中国国情，一味模仿外国，“照样画葫芦”，就“好像一个人害病，不问他的病源，任意给他吃药，一定要弄坏的，所以教育办了几十年，对于中国本身没有发生什么好的影响”，成效甚小。但他并不反对外国好的东西，认为对于外国的东西亦可引为参考，以期适应世界的潮流。同时还指出必须彻底研究本国的历史文化环境，以求得公民教育的根据。他进而强调，学习外国时不能东拼西凑，而应从实际需要出发，主动选择，融会中西学问，创造一种中国式的新教育。为此，中国知识界“就要先认识中国情形，认识社会情形，亲自到社会里去体验”，既不仿古，也不仿欧，自尊自信，走自己的路，“创造一种中国教育，用中国药来医治中国病”。譬如生计教育，晏阳初强调，在今日中国情形之下，最注重的是根据一般平民生活的程度和经济能力的大小，一面研究，一面实验，来改进固有的农艺工艺，如此方能适应今日平民的需要，方有改进平民生计的可能。“若徒高谈外国的法门，照样画葫芦的去办，一定是有弊无利的”。又如卫生教育，晏阳初也强调，“我们有西方经验借鉴，失败的我们避免，成功的我们吸取，这是典型的敝会研究中国问题的方法。我们不愿意死搬西方的经验，也不想依附本国的传统，或是两者的折中，而是要吸取两者精华，制定出适应当前国情的建设计划”。再如公民教育，务求所实施的“为真正中国的公民教育，不是由它国模仿来的公民教育”，“有外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而后产生出它特有的公民教育。有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亦当有我国所特有的公民教育，方能适应我国的需要。要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公民教育，非有实地的彻底的研究不可”。总之，“我们不要今天抄美国的一套，明天抄德国的一套，后一天再换一套法国的，我们要自己一拳一腿、一点一滴地去开辟，去创造”。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他回国后积极进行社会调查，亲自到民间进行实验，游历19个省，调查中国平民教育现状，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和探索，总结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平民教育”计划和方案。
晏阳初批评中国近代教育盲目抄袭外国、一味模仿的流弊，倡导发展教育应符合国情，勇于独创，表达了他对中国国情和教育振兴的深层思考，是强烈的爱国之情和民族自强精神的体现。
培养“新民”
平民教育思想是一种以现代平民政治和民主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教育救国思潮。1923年8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北京成立，晏阳初任总干事。该会机关刊物《平民教育》的发刊词中明确写道：“平民政治之目的在求人人都得幸福。平民教育的目的在求人人都知道怎样才是真幸福，兼明白求幸福的法子。”晏阳初在《平民教育促进会宣言》中指出，“古人说：民为邦本。一个共和国的基础巩固不巩固，全看国民有知识没有。国民如果受过相当的教育，能够和衷共济，努力为国家负责，国基一定巩固。”据此，平教会提出了“除文盲，作新民”的口号，并以此为立会宗旨。
针对当时社会黑暗、民族衰颓的现实情况，晏阳初指出，“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晏阳初主张通过平民教育培养“新民”，以开创实行民主政治的新世界，平民教育的目的是“使中国人，尤其是最大多数的农民，人人都富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能自养、自卫、自立而成为‘人’”。“平民教育的目的是教人做人。做什么人？做‘整个的人’。什么叫‘整个的人’？第一要有知识力，第二要有生产力，第三有要公德心……总之，平民教育是要养成有知识力、生产力和公德心的‘整个的人’”。平教会应“从根本上唤醒民众，使他们知道人民都应该参与政治运动，人民都能参与政治，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设若平民教育运动成功，把民众都养成社会整个的人，那就不难建设健全的国家”。通过平民教育尤其是作为四大教育内容之一的“公民教育”，“使中国国民，人人取得最低限度的政治道德及政治的知识技能……（1）培养公共心；（2）训练团结力；（3）授以二十世纪最低限度应有的公民道德知识技能；（4）指导对于家庭、社会、国家、世界种种生活改良的组织与活动”，以此奠定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