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老师终于理解了陶行知的用心。他带领学生采集标本；把挖草药的老农请来教认草药；请种花木的花匠来教种植花木的方法；请中国科学社的专家来教怎样辨别生物科别及定学名。晓庄附近的花草树木都挂起了学名牌，生物课从此上得生动活泼。
陶行知身为高等学府的教授、全国著名的教育家，却没有一点架子，时时注意拜普通的劳动人民为老师，他是我国千百万教师的楷模，更是知识分子最早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先驱。
教人求真
陶行知教育师生有一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他希望自己的学生除了在学业上不断进步，还要多学本领，追求真理，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
在育才学校，学生们每天上午上文化课：语文、外语、数学、哲学。下午上专业课：文学、音乐、戏剧等，还要进行劳动、军事训练和社会调查，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有一段时间，有的学生厌烦了这样紧张的生活，在自习时间偷偷地打扑克。老师发现了，上前劝阻，他们还说这是“有劳有逸”。
一天晚上，陶行知走过男生宿舍，顺便进去看看，正赶上有七八个男生在打扑克，玩得很带劲。陶行知没作声，站在旁边看着。一个同学突然发现了陶校长，急忙推旁边的同学，几个人慌忙放下扑克，羞愧地站起来，低着头等着挨批评。陶校长一句话也没说，沉默了一会儿就转身走了。
第二天，陶校长在全校会上讲述了抗日战争形势后问：“抗日需要人才，将来建国需要人才，你们难道可以浪费自己的时间吗？你们有多少本领要学啊！我要你们自觉地把扑克牌交出来，像烧鸦片烟一样地把它烧掉！要知道，时光是最可宝贵的。”孩子们低着头，把一副副扑克牌放在台上，堆成一垛。
陶校长用火柴点燃了牌，又温和地对孩子们说：“有人说‘有劳有逸’，‘逸’就只能玩扑克？你们可以练琴、写诗、作画，也可以打球、下棋。只有多学一点本领，将来才能建设国家。时光可贵，一去不回啊！”从此，学生们都珍惜时间，勤奋学习了。
育才学校文学组办了几十种壁报，还在重庆开诗歌朗诵会，很受大家欢迎。他们成立了“榴火诗社”，陶校长专门为诗社题词，文学组的学生们有些飘飘然了。有的人留起了披肩长发，有人特意穿破衣服，自视为艺术家的派头。也有的人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别人，说话尖刻，爱讽刺人。除夕夜，陶校长把文学组学生召集起来，一面吃瓜子，一面对他们语重心长地说：“一个文人应是灵魂干净、品格高尚的人。衣服脏得很，破了也不补，这是乞丐，决不是文人应有的样子。”他又摸着一个男同学乱蓬蓬的头发说：“这是茅草山。我要放一把火，叫‘放火烧山’！”几个留长发的学生不好意思地笑了。陶校长拿起剪刀，亲自给他们剪了发，并耐心地给他们讲“要认真做学问，不要做井底之蛙”的道理，学生们听得心服口服。
对自己的孩子，陶行知同样严格要求。他的二儿子晓光没有正规学历。
1940年夏，晓光经人介绍去成都一家无线电修造厂工作。厂方要看他的学历资格，他拿不出，就写信给育才学校副校长，请他寄一张晓庄学校的毕业证书来。证明刚刚寄到，陶行知的急电也到了，严厉阻止用这张证明，并要晓光立即将证明寄回。接着，又是一封快信，信中说：“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之主张。总之，‘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有丝毫的妥协。你若记住这七个字，终生受用无穷。”以后，“追求真理做真人”七个字，便成了晓光的座右铭。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突发脑溢血逝世。他的一生百折不挠地“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他把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毛泽东为他写了挽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宋庆龄的挽词是：“万世师表”。周恩来的话代表了千千万万革命师生的心声：“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未了的事业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开展下去的。你放心去吧！”
陶行知与晓庄师范
1917年陶行知在美学成回国后，开始投身教育，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育科和教育系主任，南京安徽公学校长等职，并担任《新教育》杂志主编。陶行知对“沿袭陈法，仪型他国”的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主张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倡导“教学合一”，提议吸收女子入学，开创了男女同学的新风。
1922年，陶行知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以后又与朱其慧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与朱经农合编《平民千字课》，奔走于冀、察、苏、浙、皖、赣、豫、鄂等省，推行平民教育。1925年任《新教育评论》杂志主编。
1927年3月15日，陶行知放弃了优厚的教授生活，谢绝了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的前身）和吉林大学校长的盛情邀请，脱去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告别城市繁荣舒适的生活，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了实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晓庄学校），到农村去开展乡村教育运动。他想通过培养具有“康健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的乡村教师，以实现他的“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宏愿，“为三万万四千万农民烧心香”。他将“教学合一”发展为“教学做合一”，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这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教育思想体系，晓庄之理论与实践，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1928年在陶行知的关怀和指导下创办了浙江湘湖师范。1929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陶行知荣誉科学博士学位。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因惧怕晓庄学校的革命性，以“勾结叛逆，图谋不轨”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受到通缉，学生三十多人被捕，共产党员十多人惨遭杀害。陶行知被迫临时避难日本。
最后一百天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阻挠和迫害，育才学校已难以在四川重庆附近生存。1946年4月，陶行知风尘仆仆来到上海，一方面寻找新的育才学校地址，一方面为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奔走呐喊，他在三个多月内演讲一百多次，并积极筹组“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
1946年4月21日，陶行知在育才中学讲演《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24日，在储能中学召开的上海教育界欢迎会上演讲。在大任小学、圣约翰大学、大同中学、沪江大学……到处都留下了陶行知的身影。
6月23日，上海各界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代表团赴京请愿，陶行知在北站五万人欢送大会上发表演讲。陶行知大声呼吁：“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
6月25日，陶行知在国际饭店代表54个人民团体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要求美军立即撤退。
6月29日，陶行知与郭沫若、沈钧儒等发起《致美国人民书》。
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后，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的第三名。陶行知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他写信激励育才师生为民主斗争“再接再厉，前仆后继，屡败屡战，以底于成。”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逝世，享年五十五岁。陶行知逝世后，周恩来同志向党中央发出电报，指出：“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8月11日，陶行知的灵柩由全国53个人民团体公葬于南京晓庄劳山之麓。
陶行知的一生是在人民涂炭、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秋度过的。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与共产党人亲密无间，为人民革命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最早关心农民问题而又深入农村躬行实践的人，是知识分子最早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先驱之一。他教育师生要“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他的名字由“知行”颠倒为“行知”进而创造了（行知行）的签名，标志他从笃信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唯心论，转变为确信辩证唯物论。他自己的一生，正是不断追求真理做真人的典范。他学识渊博，勇于实践，善于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各个时期的革命教育工作，百折不挠“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在教育理论及实践经验方面，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他才华横溢，善于用工农大众易懂的诗歌形式和语言，抒发劳动人民的心声，表达自己的思想，世称大众诗人。陶行知一生的思想与实践，为我们留下了一座丰富的“矿藏”，有待今人去开发、利用，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使中华大放光明于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