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最根本的教育思想，也是他的教育思想的主体。
针对中国传统教育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先生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的现状，陶行知主张学生要积极参加社会生活，强调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掌握知识、受到教育。他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关于“生活即教育”，他是这样说的：“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他还说“生活决定教育”。在他看来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
在对待传统教育的问题上，他反对“老八股”。他不无讽刺地说：“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里有爱迪生？”反老八股、老教条，是五四运动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也是他的生活教育论的一个特点。
陶行知在《普及教育运动小史》一文中写道：“这十几年来我有时提倡平民教育，有时提倡乡村教育，有时提倡劳苦大众教育，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见异思迁，我喜欢翻花样，其实我心中只有一个中心问题，这个问题便是我如何使教育普及，如何使没有机会受到教育的人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让广大的平民百姓受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质是他的生活教育论的第二个特点。
陶行知憧憬美好的未来，号召广大教育工作者和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一个独立、自主、平等、进步、幸福的新中国”。紧密结合反帝、反封建、争民主的斗争，这是他的生活教育论的第三个特点。
“社会即学校”是对待传统教育中的封闭性的一种挑战。中国的教育从古至今基本上是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的。这主要是和社会形态有关。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小农经济，不可能有开放的教育制度，而且在“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下，一心只读圣贤书，导致教育同实践相分离，同生产劳动相脱离，只培养智力，不培养能力，完全是为办教育而办教育。教育完全成了消费事业，不能为生产提供优秀的劳动者，使社会生产缺乏后劲。陶行知认为“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学校”，这是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提出来的，在这里教育不是少数贵族的事，而是普通人也可以做的事。他主张把学校的教育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起来。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在教学方法上的创新。
针对传统的教授法，在教学论方面他提出：“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教法、学法、做法应当是合一的。”“事怎样做就应当怎样学，怎样学就应当怎样教，教和学都要以做为中心。”明确阐述了教和学、学和做、教和做的关系。教师教学要以学为根据，为学服务，教的原理要根据学的原理。在教学方法上要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则，要考虑到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爱好，要考虑到学生的心理特点和个性差异。这种以做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虽然有些片面强调了直接经验和感性认识，忽视了间接经验和理性认识的重要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以反对传统教育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为出发点的，主张把培养能力和思考能力结合起来手脑并用，因而具有积极的意义。
培养特殊人才的思想，重视师范教育。陶行知1938年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选取有特殊才能的难童，进行培养人才的幼苗实验。在普及教育的基础上办开放式学校，鼓励学生的创造精神、自主精神。在《育才学校创办旨趣》一文中，他说：“我们在普及教育运动实践中，常常发现老百姓中有许多穷苦孩子有特殊才能，因为没有得到培养的机会而枯萎了。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这个民族的损失，人类的憾事，时时在我的心中，提醒我中国有这样一个缺陷要补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