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教育
德育教育的体现形式和实施途径有多种，其中，最具普遍性和集中性的是校训。因为，校训应是一个学校教育理念、教育方向的昭示或标志。
朱剑凡为周南女校制订的校训是：朴、诚、勇。简单的三个字，却蕴含着深长的意味。朴者，本色也；诚者，信也；勇者，坚毅进取也。
以朴守心，以诚待人，以勇处事，得此三境，则无论遭逢什么样的浊世、乱世，皆足以保全自我并造福于社会。这种教育理念和方向，才是真正对受教育者的负责与关爱，也才是真正发挥教育的社会功能。
周南女校创办于晚清末世，其时也正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浊世与乱世，周南女校狭小的门墙内之所以能走出一批又一批匡时济世的巾帼英雄，无疑首先得益得力于朱剑凡的匠心与慧心。
校训标志一个学校的道德精神和时代风貌。但朱剑凡并未止于此，而在其他方面对学生提出了符合道德规范的具体要求：“行为端庄，服饰整洁，语言文雅，态度谦和”。周南通过各种方式建设诚朴校风和重视思想品德的培养，在当时取得了很大成效：“由于培养有方，本校毕业生，熏染于诚朴之校风，出而任事，类皆明达，受社会之欢迎。”
爱国主义教育
救亡图存是自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主题，民族的命运决定了教育与救亡的内在关联。周南女师开办之初，朱剑凡即以“启迪民智，救亡图存”为办学宗旨，并带领和支持学生参加社会政治运动，寓爱国主义教育于社会救亡运动之中。
1907年，清政府出卖路权，朱剑凡、徐特立等首先发动学生罢课，开湖南学界保路运动之先河。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朱剑凡带领学生马上参加革命活动，积极鼓动湖南新军响应武昌起义。1918年，朱剑凡支持周南学生创办杂志《女界钟》，宣传妇女求平等，争解放的思想，在当时引起社会震动。1919年，在湖南人民驱张活动中，朱剑凡团结教育界开展驱逐张敬尧的斗争，并支持学生成立“救国十人团”、“国货维持会”，到街头宣传爱国，抵制日货。
在轰轰烈烈的时代救亡活动中，周南女师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爱国志士和革命者。如在毛泽东等组织领导的新民学会会员的19位女性中，向警予、蔡畅、陶毅、劳君展、魏璧、周敦祥等13位均是从周南走出来的杰出人才。杨开慧、丁玲都曾在该校就读，她们为近现代妇女解放运动和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政治学意义上，民族国家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单位，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必然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尊严。当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受到外来侵犯时，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天然的情感便高涨起来，动员和组织民族国家的成员去应对危局。如果说上个世纪中叶，中华民族已经取得了民族独立，那走向国家的强盛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则还是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民族和国家的振兴有待全国民众锲而不舍的努力，毋庸置疑，其中的爱国主义有着重大意义。因此从朱剑凡的力行实践中，获得的一个深刻启示是，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在于激发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构建新的民族自觉，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
养成教育
所谓养成教育，是教育者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训练活动使受教育者的言行规范化、标准化，形成符合养成要求的习惯性的思想行为规范的教育过程，其旨在教会学生做人。在今天看来，注重养成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方面，是实现素质教育培养目标的一条重要途径。
朱剑凡认为：“吾国贫弱，懒惰倚赖，是其大因。女子尤多骄惰不事事，本校力矫其弊，凡生徒力所能办者，均极端倡导之”，因此对学生的习惯养成十分注重，他认为“女子既受教育，心理自异恒人，凡关服饰之事，当为社会模范。”因此，详细地规定了学生的衣服、袜，发髻、鞋乃至雨伞的色彩和样式，如“五杂件，戒指表链等物，非作业时所必要；头部插戴花朵，带上附以长绦，非体上所必需，当废置不用”。朱剑凡注重良好习惯的培养，革除陋习、倡导新风尚，使得当时的周南校园呈现出勃勃生机。从朱剑凡的教育实践中，后人或许应该有所启迪：由教育方式补救道德滑坡、引导社会道德方向，是为加强现代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