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先生其人其事
早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初，张元济先生就有在海盐建一座图书馆的愿望。1921年我祖父朱希祖先生致信张元济说：前数年曾拟在海盐城内创立一图书馆，一面收藏新旧普通书籍以启邑人知识，一面征求邑人著作以保存文献，以力微未遂厥志。频年在北京见邑人遗着颇多，益觉此事之不可缓，先生力量较厚，未识有暇能提倡此事否？
张元济回信道：
建设图书馆，弟久有此意，责以提倡，弟何敢承，但愿先以一人之力从事收罗，俟机会到来，再以公之于众。
张元济1902年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这之后商务印书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从一个不知名的里弄企业，发展为中国出版业的龙头老大，成为中国最具实力、最有贡献的文化企业，张元济为之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张元济与我祖父是好友，又是亲戚，但在公事面前，绝无私情。1919年冬，刘半农拟赴欧洲留学，托我祖父朱希祖向商务印书馆接洽，在刘留学期间为商务印书馆编译书稿以作学费。11月20日朱希祖致信张元济说合此事，开出六款条件：一、月约万字，费五十元。二、署名依原稿。三、材料为文学、语言学及调查。四、稿件由作者负责。五、期限如留学期。六、稿不限按月寄，但求总数不离左右。张元济于12月6日复信朱希祖云：“刘君如能将留欧中见闻所得，随时见示，甚为欢迎。似不必拘定时期字数，俟寄到时，如可代为发表，当随时酌定稿酬。如此办法，似较为活动云云。”
1925年，我祖父朱希祖先生准备将自己所收藏的、被王国维称为“天下郦书第一”的《明抄宋本水经注》自印发行，托张元济筹划。并想请商务印书馆代卖预约券，张元济回信云：命估影印明钞宋本《水经注》印价，照原样大小，每张连史纸只能印六叶，每石只能印两叶，故甚为吃亏，兹附去估单一纸，敬祈察核。依此计算，成本须二千三百余元，每部定价十二元，预约八元，全数售尽可收入四千元。托人代售尚须给以手续费，所赢不过千元。如改为四开式，比原样缩小纵一寸弱，横一寸强，内匡必须缩小较多，则成本可减轻三分之一，定价亦可较廉，销数自可较旺，统祈裁酌。如为再版计，欲留底版，则尚须加底版价。第二次印成本较轻，利益较厚，出版家能获利者，亦即在此。若仅印一次，不复再印，即令初印之书尽数售去，亦终归于损失也。再，发预约手续甚繁，敝公司不克代办，缘同行甚多，援例要求，殊难应付。谨先陈明，尚祈鉴谅。
在这封回信中一方面表现出朋友间的细心筹划和一个出版家的眼光，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公而无私的高贵品质。
商务印书馆是个大企业，但办大企业就像治理一个家庭一样，需要注重细节。张元济对商务印书馆就是这样。在张元济与朱希祖的通信中有许多内容是买书，张元济是为商务买书，所以格外尽心、细心。在搜集百衲本廿四史的底本时，张元济致信朱希祖说：厂肆为古书渊薮，不知能觅较佳之本否？敬乞代为留意。除嘉靖补刊无须外，其余如有宋元旧椠尚属清朗者，即一二残册，亦愿得之。但乞勿告以为敝处所求，此意当蒙鉴察。
因为北京的书商，只要知道是商务印书馆要书，就一定加价，所以张元济才会有如此之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张元济的细致。
张元济对商务印书馆的赤子之心还表现在他的虚怀若谷，察纳雅言之上。元济先生与我祖父虽是很好的朋友，又带一点亲戚关系，但他们相差12岁。当我祖父朱希祖先生14岁的时候，张元济已经进士及第；当我祖父考中秀才时，张元济已经是名动京师的“新党”了。尽管如此，元济先生在我祖父面前一直保持着谦逊的本色。百衲本廿四史中《新五代史》用的是曾三异的刻本，张元济写了《新五代史跋》，并将跋文寄予我祖父，我祖父指出了其中的一条错误，张元济非常高兴，欣然采纳，并致信我祖父说：“蒙指示讹谬，何胜感幸。”祖父对张元济的态度也很感动，回信说：“蒙俯纳狂妄之谬见，足见虚怀坦白，不胶成见。甚佩，甚佩。”
商务印书馆发展为一个大企业，大家在宏观上都有不少论述，但我想除了宏观的东西以外，像张元济这样的大家，公而无私，精打细算，注重细节，虚怀若谷，察纳雅言等品质，这也是商务之所以能发展壮大的不可或缺的原因。
张元济对家乡的挚爱，主要表现在对家乡文化的挚爱上。海盐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我们的先辈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重要的文化典籍。搜集这些典籍，不让他们散佚，成了张元济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张元济说：“乡贤遗著，断不可失之交臂也。”他和朱希祖不惜重金购买乡贤遗著，还经常要被书商宰一刀，朱希祖在1924年3月10日的信中说：“文英阁每逢海盐人著作，价必特别昂贵，已无办法也。”即使这样，他们还是互通信息，互相帮助对方购买海盐地方文献。更为卓越的是，他们怕这些买来的文献在那动荡不定的社会中葬身战火，还互相抄录对方的藏书。
朱希祖是藏书家，家中所藏海盐地方文献较多，在朱希祖1927年1月（无日期）致张元济的信中，开列了自己所藏的海盐文献有126种。1924年12月15日朱希祖致信张元济：希祖久蓄此意，以为吾二家所藏邑先哲遗著，凡未刻稿本及已刻少见之本，均当互相借抄，俾多留一份，或可不致散佚。
张元济12月22日回信：
借书互抄，昔人尝行之，况为保全故乡文献，弟极愿遵办。……乡贤遗著，断不可失之交臂也。
张元济于次日就应朱希祖之请，将自己所藏《茗斋诗稿》六册，《平寇志》六册寄与朱希祖抄录。又于1925年1月15日收到朱希祖寄来的书籍17册，其中有张元济需借抄的《曹氏先德录》、《浪吟集》、《淳村集》、《廉让堂集》；有还回的《吾亦庐文稿》、《淡巴菰唱和合刻》；还有代购的《茗斋杂著》。像这样的事例，在他们的信札中是不胜枚举的，如1926年5月29日张元济在致朱希祖的信中一次就开列了27种需借抄的书目。在这一笔一画的抄写中，凝聚着多么难得的赤子之心。
张元济年轻时先后有两位老师，先是查济忠，字荩卿，县廪生，张元济说他：“天才卓越，于学无所不窥；纵笔为文，不假思索；豪气奔放，殊有濯足万里、振衣千仞之慨。”。但此人怀才不遇，不及四十而卒。后一位是丁忧回乡的翰林朱福诜，字桂卿。
1924年5月22日，朱希祖得查荩卿先生《寄庑楼诗稿》，立即致信张元济：查荩卿先生《寄庑楼诗稿》一册已借得，现正抄录，将来当以原稿及抄本一并寄上，求先生为之序刊，亦一佳事也。
张元济6月21日回信：
荩师遗稿甚盼一读，异日自当印行，此为后死者之责，况当年立雪耶？
到1926年5月17日，朱希祖将查荩卿的《寄庑楼诗稿》寄呈张元济。到1928年春，《查荩卿先生诗集》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张元济寄给朱希祖20册，请其分送北京各学校图书馆及同乡。
朱福诜先生生前，其文稿未能印行。朱福诜有子四人，长曰冠侯、四曰临侯，这临侯先生是朱希祖的连襟，所以张元济1926年7月2日致信朱希祖，托其查寻朱福诜遗稿下落，准备先借抄，再印行。但后因朱福诜后人不肯借出，此事只得作罢。但张元济对朱福诜的后人一直十分关心。朱福诜后人家道败落，1936年朱福诜的孙女朱宗桓去上海见张元济，张元济对其情况并不了解，见其可怜，准备在上海某学校为其谋一教员之职，但朱宗桓从小未受过正式教育，年纪又已39岁，于是张元济致信朱希祖，问有无可能在南京为朱宗桓找到工作。张元济信中说：桂卿先生孙辈几无一人能自立者，宗桓夫家如是，母家又如是，身世悯然。闻其幼时，未入学校，所受教育殊浅，今年已三十有九，补习恐亦不易，临侯身后萧条，夫又远出不返，必甚艰苦。最好先谋一事，姑自糊口。弟拟为之学校谋一国语教员，然上海人多，不知南京有机会否。
此事虽无结果，但张元济对老师的赤子之心于此可见一斑。在人情淡薄的今天，张先生的古道热肠，就更显可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