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是新文学的倡导者。在上海中国公学，朱自清更进一步地凫进了文艺新潮。当年文学革命之树，如今已是叶茂根深，鲜花满枝了。一些先进的文艺青年亟思成立文学团体，创办杂志，以便在一个鲜明旗帜下，集结力量，倡导自己的文学主张，发表自己的创作。
1920年底，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在北京开始酝酿组织文学研究会，翌年1月4日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了大会，并在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宣言”与“简章”。接着又成立了文学研究会读书会，下设小说、诗歌、戏剧、批评、杂文等五个小组。叶圣陶便是该会发起人之一，又是诗歌组的成员。朱自清也是该会成员，入会号数为59。文学研究会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认定文学是“人生的镜子”，是继《新青年》之后，进一步揭起现实主义旗帜的文学团体。1921年初，文学研究会骨干郑振铎等人南下上海，与沈雁冰等汇合，组成了以上海为基地的阵营，叶圣陶和朱自清都是其中的活跃分子。
五四运动以来，复古主义者就沆瀣一气向新文学阵营发起进攻，他们选择的突破口就是新诗。当时南京大学的一些留学美国的教授胡先骕、吴宓、梅光迪等，自我标榜“学贯中西”，以“新知”来提倡“国粹”，维护“圣道”。他们讥讽白话新诗，说它仅是白话而非诗，《南京高等师范月刊》大张旗鼓，以讨论诗学之名，行攻击新诗之实，大量刊登古诗，叫嚣新诗“亟待研究之点颇多”，态度十分猖獗。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都是新诗人，他们联系俞平伯，商量出一个专门倡导和发表新诗的刊物，与复古主义者作针锋相对的抗争。他们的计划得到中华书局左舜生的支持，这时俞平伯在北京，朱自清马上写信告诉他：“《诗》决由中华书局承办，已定。”
10月20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连续三天登载了一则用诗的形式写的《〈诗〉底出版预告》：归诗的骸骨已被人扛着向张着口的坟墓去了，产生了三年的新诗，还未曾能向人们说话呢。但是有指导人们的潜力的，谁能如这个可爱的婴儿呀！奉着安慰人生的使命的，谁又能如这个婴儿的美丽呀！我们造了这个名为《诗》的小乐园做他的歌舞养育之场，疼他爱他的人们快尽你们的力量来捐些糖食花果呀！
“预告”刊出后，他们加快了筹备工作。10月底，《学灯》上又登出了《〈诗〉底出版预告〈二〉》，宣告：“创刊号准予明年1月1日出版”，内容为“一诗，二译诗，三论文，四传记，五诗评，六诗坛消息，七通讯”。预告登出后，受到了社会重视，有人写文章表示欢迎。
《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诗刊，它标志着“五四”以来的新诗终以勇敢姿态宣告了自己独立的存在。它开宗明义向社会声称这是新诗“向人们说话”的阵地，并义正辞严地宣判了旧诗的死刑，以大无畏精神勇敢地向复古主义者挑战。
《诗》为月刊，每卷五期，每期63页，于1922年1月出版时，用的是“中国新诗社”名义，其实，并没有这个组织。朱自清、叶圣陶、俞平伯和刘廷陵，都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他们经过商量后，于第一卷第四号上发表声明，“将本刊作为文学研究会定期出版物之一”，并于下一期刊物的封面上标出“文学研究会定期刊物之一”的字样。刊物由叶圣陶、刘延陵具体编辑，刘延陵“最热心”，“费的心思和工夫最多”。朱自清也花了不少力气，他常和远在北京的俞平伯通信，讨论新诗创作问题。俞平伯常将自己的诗作寄来，朱自清对他的《小劫》一诗赞不绝口，说它是“意境殊胜，音节底单缓和美，真是无以复加”，“妙在能善揉古诗音调之长，要施以一番融铸工夫，所以能悦耳，又可赏心，兼耳底、心底，音乐而有之”，是一篇“光明鲜洁”之作，遂将它刊于一卷一期之首。
《诗》月刊主要以创作为主，奉行的是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宗旨，比较广泛地暴露了军阀统治的黑暗，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诉说了知识分子的苦闷。朱自清为刊物写有不少诗篇，在《宴罢》一诗中，他通过一个宴会的描写，将“酒够”、“乐足”、“脸红”、“头晕”的宾客，和伺候客人而显出“饥和惫的颜色”的仆人阿庆进行对比，表露了自己的心情：今天真的侮辱了阿庆！也侮辱了沿街住着的吃咸菜红米饭的朋友！诚挚地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劳苦人民的深切同情。
《诗》月刊对当时诗坛的另一贡献，便是对小诗的倡导和讨论。那时正是小诗创作的萌发时期，周作人在《诗》刊上大力介绍日本小诗。朱自清对周作人的热心很是感动，也写了《短诗与长诗》一文，对小诗的创作进行批评和探讨，认为有些流行短诗“只有感伤的情调和柔靡的风格；正和旧诗、词和散曲里所有的一样！因此不能引起十分新鲜的兴味；近来有许多人不爱看短诗，这是一个重要的缘故。长此下去，短诗将向于疲惫与衰老底路途，不复有活跃与伶俐底光景，也不复能把捉生命底一刹那而具体地实现它了。”他希望作者们不要形式地学习外国小诗，而要“兼采日本短诗与《飞鸟集》之长，先涵养些新鲜的趣味”，以改变自己“单调的作风”。他主张小诗“贵凝炼而忌曼衍”，在艺术上应“重暗示、重弹性的表现，叫人读了仿佛有许多影象跃跃欲出底样子”。因此他要求作者要用“极自然而又极慎重的态度去写短诗”。他身体力行，为《诗》写了三首小诗，以极其精炼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内心刹那的感兴。他把其中两首抄寄俞平伯，得到俞平伯的称许。三十多年后，俞平伯在忆及此段因缘时，还赞不绝口：“其时小诗很流行，我的《忆游杂诗》，全袭旧体诗的格调，不值得提起；佩弦的小诗，有如‘风沙卷了，先驱者远了’。语简意长，以少许胜多许。”
《诗》得到了许多作家的支持，沈雁冰、胡适、周作人、郑振铎、徐玉诺、王统照等都为它写过稿，共出了两卷七期，至1923年5月停刊。它犹如一枝迎风招展的鲜花，透露了新诗世界的春天信息。
朱自清不仅创办刊物，还积极支持新文学活动。1921年，朱自清刚到浙江一师，便欣然接受潘漠华、汪静之等的邀请，担任“晨光社”的顾问。
“晨光社”是由浙江一师发起的文学组织。浙江一师是当时全国有名的中学，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最早受到新思潮的洗礼，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都从远道前来求学，汪静之便是从安徽绩溪来的。1921年9月他在《新潮》、《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新诗，在校里小有名气，被同学们称为诗人。此外，还有潘漠华、魏金枝、赵平福（柔石）、冯雪峰等，都是爱好文艺的。潘漠华当过小学教师，思想比较成熟，他想把同学中能文之士聚集起来，成立一个文学社。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汪静之，得到他的支持，于是潘漠华又请了魏金枝和赵平福一起作发起人，联络了除一师之外的蕙兰中学、安定中学和女师的文艺爱好者共二十余人，于1921年10月10日一起到西湖的平湖秋月、三潭印月、葛岭抱朴庐等处游览、座谈，宣告了“晨光社”的成立。社名是潘漠华取的，因为汪静之曾写有一首题为《晨光》的诗：我浸在晨光里，周围都充满着爱美了，我吐尽所有的苦恼郁恨，我尽量地饮着爱呵，尽量地餐着美呵！“晨光”其实就是“曙光”的意思，表示他们对光明和美好事物的热切向往。晨光社是浙江最早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对它十分关注，沈雁冰曾通过《新浙江》报姓查的编辑向潘漠华了解情况，并在《小说月报》十三卷第十二号上，将潘漠华来信及《晨光社简章》予以发表。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朱自清和叶圣陶对晨光社的扶植自是不遗余力的。在他们主编的《诗》杂志上，就连续刊登了汪静之的诗。冯雪峰于1921年底写的《小诗》和1922年写的《桃树下》，也都发表在第二期上，这是冯雪峰最早的诗作。1923年下半年，在杭州报纸上还出了一个《晨光》文学周刊。
冯雪峰回忆说：“提到‘晨光社’，我也就想起朱自清和叶圣陶先生在1921和1922年之间正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书的事情来，因为他们——尤其是朱自清是我们从事文学习作的热烈的鼓舞者，同时也是‘晨光社’的领导者。”晨光社活动多在星期天，社员们一起到西湖西冷社或三潭印月等处聚会，一边喝茶，一边互相观摩习作，讨论国内外文学名著。1922年初春的一天，朱自清和叶圣陶被邀参加他们的活动，还和社员汪静之、程仰三、胡冠英、曹珇声等摄影留念。后来，部分社员为了感谢朱自清和叶圣陶的热情指导，特在湖滨一家菜馆宴请他们，并到西湖大世界隔壁的“活佛照相馆”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