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使万象更新，百业复苏。象我这样一个老朽，也如“枯木逢春”，精力有所恢复。作为一个终身从事会计工作和教育工作的我，当然希望我的会计事业和教育事业在大好形势下继续下去，更希望我的弟子们能“请出于蓝而胜于蓝”，把立信会计事业发扬光大，并能在振兴中华的年代里，为四化建设大业作出更大贡献。这对我的晚年将是个莫大的安慰！
自粉碎“四人帮”后，我就矫正了自己的学习日程，经常提起精神，戴上老花眼镜，手握放大镜，认真阅读各种报刊和“学习参考资料”。在双目疲乏，卧床休息时，则整天在收音机旁收听国内外政治、军事、法律、财贸、科技以及体育比赛等新闻，从不间断。在我体力许可的条件下，我还尽量参加各种政治、学术讨论和社会活动。近年来，我年老体弱多病，但国内外来信来访的人日益增多，这使我感到有些力不胜任，难以应付。
鉴于我国企、事业各界的会计工作人员量少质差，青黄不接，远远不能满足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需要。我在1979年就创议并大力资助，在上海市组织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会计学会——上海市会计学会，随即开展了各项学术讨论，出版了《上海会计》（初名《会计通讯》）和举办了业余会计专科学校。翌年，全国会计学会成立，我被两会都推选为顾问。
1979年3月，我出席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理事会联合会议，并当选为主席团的成员，1984年社联再次开会，又推举我为顾问。1980年7月，我参加了教育部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高等教育经费问题讨论会。同年我还响应党的“广开学路，各方办学”的号召，向上海市党政领导建议复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并在10月得到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批准。复办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是按照过去立信传统的办法，采取多层次、多渠道、多样化，学生自费走读，不包分配，学校对口定向培养，择优推荐等办学方式，并附设有大专夜校部、中专程度的会计职业学校和函授部等，我担任了该校名誉校长。“四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办学方式是可行的和有效的，受到了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欢迎，为社会主义的会计职业教育闯出了一条新路子”（这是1982年9月21日上海《解放日报》和同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对我校的评语）。
现在除上海外，重庆、天津、南宁等市，以及我的家乡江苏省宜兴县，都办起了立信会计学校，其中有些是单科选修制的，有些是职工中专制的。最近，广州、武汉等市的立信校友们，也都在筹办各种程度的立信会计学校。
1980年12月，我参加了人才问题的讨论，提出开展“人才会计”的研究。我首先指出：我国从开国以来，直到最近几年，对于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还是一锅煮、铁饭碗的办法，因而产生了种种浪费情况。我认为国家培养人才也要计算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我的这项建议，引起了社会上和教育界的重视。上海《文汇报》把我写的短文《开展人才会计的研究》首先刊出（见1980年12月19日第三版），接着北京《光明日报》又发表了我写的另一篇短文《培养人才，也要计成本》（见该报1981年4月2日第二版）。教育部对这个问题很重视，曾召开会议展开专题讨论，还在个别大专院校进行了教育制度改革的试点。
1981年元旦，全国第一个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市会计师事务所宣告成立，我被推举为董事长，前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首届毕业生顾福佑担任了该所的主任会计师，同时有好几位前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老同事，如王澹如、管锦康、施仁夫、唐文瑞、黄子仁、蒋春牧、潘子石等同志，共同组织了《新编立信会计丛书》编辑委员会，并推举我任编委会主任。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积极支持下，陆续出版发行了《新编立信会计丛书》和《财经丛书》等20余种书籍。从此，以前所称为“三位一体的立信会计事业”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新的形式踏上了新的征程。
在历届上海市会计学会年会上，我都亲自出席并讲话，提出一点新的见解。开始时参加过统一借贷记账法和会计阶级性等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的讨论。1982年年会，我结合国民经济的调整。对当年会计工作提出了四点意见：即一要打好会计工作的基础，提供正确成本、利润数据；二要会计人员要放开眼界，学习新知识，在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上下功夫；三要培训会计人才；四要编写会计教材，特别要重视农业会计等问题。《世界经济导报》还在第84期上，以“会计人员是经营管理的‘参谋长’”为题，为之登载。从这些观点出发，在1983年9月《经济日报》记者前来采访时，我又作了如下阐述：我国解放后发展起来的财务、成本管理方法已初具管理会计的雏形。不过由于过去我们的企业是以“生产”为中心，忽视经营，因而效果不显著。为了发挥管理会计的职能，要在做好传统记账、算账、报账等工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会计信息的控制和反馈作用，逐步开展经营分析、前景预测、方案比较、预算控制等项工作。财务会计工作还要正确处理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的关系，反对只算本单位的小账，不算全国一盘棋的大账的倾向等等。以后，我还应《农业会计研究》编辑部之约，写了一篇《加强农业会计研究，做好农业会计工作》的文章。贯彻了我一向重视农业会计和开展函授教育，为广大农村服务的主张，刊载在该刊创刊号上。1983年，上海市会计学会召开第四届年会时，正是党中央号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专门写了“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发表在当年《财务与会计》第4期上。在第五届年会上，我又提出在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我们会计界该怎么办的问题。
1983年，我还写了一篇《一个会计学家的自述》，把我在青年时代的坎坷往事，误入歧途的曲折经过，如实地叙述出来，刊登在《青年一代》1983年第1期上，希望对失足青年们有所帮助。此文发表以后，曾得到广大青年和会计界同志们的欣赏：先后在《人物》、《商业会计》、《安徽财会》等刊物上加以转载。最近，还在《青年一代》杂志的好稿评选中被选中。
在1984年7月的立信上海校友会成立大会上，我勉励全体校友发扬立信传统精神，在各种岗位上，尽职尽责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做有益于学校名誉的事。
我的回忆录暂时写到这里为止。由于我年老体弱，精力不济，各期大都是由我的学生、助手丁苏民同志笔录的，难免有些遗忘、不全之处。自连载发表以来，不断接到国内、外读者来函来稿询问，或提出补充修正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