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我们先设立了簿记训练班，在以私营工商企业工作的青年小职员和练习生为对象，利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晚上空闲时间上课，由事务所工作人员（包括我自已在内）担任教师。训练班的教育方针，在于改良旧式“账房先生”的上收下付记账方法，传授西方复式簿记的技能和知识。开办初期，仅有学生23人，从第二期改为立信会计补习学校以后，学生人数大增，事务所原有教室已不能容纳，不得不在河南中路吉祥里买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屋作校舍。这样，除继续吸收在业青年外，还录取失学、失业青年入学，仍在晚上上课，每天授课两小时，每期单科专修半年。由于讲求实效，符合社会需要，学生人数逐年增加，班级、课程也逐年增多，除原设的簿记班外，还陆续添设了英文簿记、会计学、银行会计、政府会计、公司会计、成本会计、所得税会计和审计等课程，任凭学生选修。为了充分利用学员业余时间和学校教室，还办了“晨校”、“星期日校”、“速成班”等多种教学形式。“晨校”是为在业青年利用夏季早晨上班以前的空隙时间上学。“星期日校”是为在校学生利用星期日休息时间，来我校补习簿记会计知识以适应日后就业的需要。全日制的“速成班”，是为外地来上海求学的学生开设的，他们在一年之内能在速成班学完五门必修的会计课程。
补习学校的学生，一般家境比较清寒，多系失学、失业青年。他们为了取得一技之长，以便于谋求职业，都勤奋苦学，学习成绩大都优良，普遍得到工作单位的好评。在这种情况下，立信会计补习学校的信誉日隆，发展迅速。从1927年到1947年的20年间，共计举办了40届，前十年入学学生4783人，后十年发展到30476人，最盛时仅上海一地就设有11所分校，每学期招生都在2000人以上。此外，我们从1930年起，还设立了函授学校，以解决外埠学生无力来上海求学的困难。据1947年底的统计，先后报名参加函校的学生有7063人，遍及20个省市，还有香港、澳门和南洋群岛新加坡一带的学生。
那时，我鉴于补习学校学生虽众，但肄业时间太短，学习的课程较少且浅，难以成为高级会计专业人才，这对就业、工作和进修都不利。因之我们决心筹设“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当即得到事务所同人和校友们的通力赞助，筹集了建校基金17万元国币，敦请经济、会计、教育家和实业界的著名人士为校董，经当时的教育部备案后，于1937年7月开始招生，先在市区校舍开学，并准备在徐汇区新建永久校舍。但不久因抗战爆发，只得暂行停办。
1940年7月，我只身经香港到了重庆，立即着手将刘芷休等所设的重庆立信会计分校加以充实改组为专科。当时最感困难的是校舍问题，我费尽了心血，才在北碚租了某私营房地产公司的一处房子。不料，该公司又突然改变计划，要把这处房子卖掉，不愿租给我们。我被逼得没办法，只得求助于“迁川工厂联合会”和“纱厂联谊会”的经理老板们，以替他们培养企业会计理财人才为理由，请他们捐款，才把这处房屋全部买了下来，学校才有了立足之地。
北碚离重庆市区80公里，为了使市区职业青年能有业余深造的机会，我们决定在市区添设专科班，这样又需要在市区解决房子问题。同时，事务所和会计图书用品社也需要办公用房，于是，我们想在市内自建一栋“立信大楼”。那年正当我满50岁，便以立信同人和校友为我祝寿为名，公开登报申明征求各方以现款致送寿礼，并动员工商界出钱出力，大力捐赠。经过多方面努力，总算凑足了40余万元法币，于1943年在重庆市内筷子街盖起了一栋三层的小楼房。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上海，又重整旗鼓，为立信专科学校建造规模更大的校舍而奔走。我除了将自己历年积蓄的钱财全部捐出外，又动员立信全体同人和同学合力在上海工商界募款。由于当时我校已颇有声誉，许多大企业实业家都乐于捐赠巨款帮我办学。如申新纺织总公司和荣氏兄弟就捐助了法币1亿8千万元。全体校友也募集了8000万法币。立信新校舍历时近两年，耗资十亿二千五百多万元法币，终于1947年2月全部建成，计包括一座教学大楼，一个大礼堂，一座大饭厅，还有一个足球场。这时，学校才算初具规模。
在校舍问题解决以后，为了保证教育质量，我聘请了一些著名学者、专家来校任教。如黄炎培、马寅初、黎照寰、黄逸峰、章乃器等都先后在我校担任过教职。我虽业务繁忙，亦要抽空上一些课。当时通货膨胀，物价猛涨，教职员工生活没有保障。为了使他们尽可能生活得好一点，我想尽了一切办法。如每学期开始就将本学期的教师薪水，从所收学费中一次发给。学生的伙食也由学生会民主管理，预先购足一学期吃的粮食。这样，才保证了每学期上足20周课。解放以后，教职工生活有了保证，立信专科学校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到1952年院系调整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合并到上海财经学院时为止，毕业学生达1500余人。与此同时，还在上海、重庆和广州分别建立了三所高级会计职业学校（相当于现在的中等专科学校）。自1949年起，由蔡经济等负责在香港和九龙办了会计夜校、一年制训练班和三个月一期的进修班，并先后也设立了会计专科学校，到1969年停办时，为香港地区培养了数千名中、高级会计人才。
我校这所以取得这些成绩，除了社会的需要，各界人士的大力赞助和事务所同人的协同努力外，我在办学方式上，采取事务所、学校、图书社三位一体，密切配合，协同办学，也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事务所可以为学校提供师资，图书社可以为学校提供教材和补助部分办校经费，学校培养出来的会计人才，参加工作以后，又回过来协助事务所和图书社发展业务。这样，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推动了“立信会计事业”的发展。我办了60年教育，深有以下体会：（一）严格要求，精心培育。我凭自己求学的经验，治学素主严谨，重视教育质量，注意教学方法和效果。我亲自主持校务，一切坚持“认真”二字，对师生都是高标准、严要求。对教师要求认真备课，认真批改作业；对学生要求认真听讲，认真批改作业，认真做练习题。考核也是很严格的，考试成绩以70分为及格，还经常举办簿记、珠算、会计等学习竞赛。考试作弊者要开除学籍；一学期缺课三分之一者，不得参加期终考试；迟到早退三次者，以旷课一次计算等等。我也十分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和体格锻炼，早晨都要带领师生一起做早操，并经常对他们进行会计职业道德和纪律教育，以培养他们有一个好的学风和工作作风。
（二）自编自教，切合实用。我校教师大部分是由事务所的会计师和历届优秀毕业生中挑选。他们从实际出发，自编讲义，经过两三个学期的试讲，不断进行补充修订，经事务所编辑科审定后，才能成为正式教科书，由图书社出版发行。读者普遍反映《立信会计丛书》是比较切合实用。
（三）边学边做，讲究实效。要掌握会计这门科学，如同医师一样，必须亲自动手实践，才能真正学到手。因此，我校非常重视实习，每节课都备有习题，并配备一位辅导助教，认真批改学生作业和解答疑难问题。对夜校学生，主要是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对正规日校学生，要求他们苦练珠算、书法和应用文等基本功，并利用会计师事务所与工商企业接触较多的有利条件，经常组织学生到工矿企业和商店参观实习。因此，我校的毕业生一到工作岗位便能马上从事实际工作。
（四）精打细算，勤俭办校。我历来提倡节约，讲究精打细算、勤俭办校。无论在上海、重庆，还是桂林、天津，开始时都是租用中小学夜间的空闲教室上课或利用机关、团体、企业的房屋，和他们协作办校。每校除有两三位管教务工作的专职人员外，每班50名左右的学生，只有一名教师和一名助教负责管理。总务勤杂工作，大都是请租用和协作单位的职工兼办的。那时夜校教职员和学生人数的比例，大体是1：20，就是正规的日校，也不过是1：10。房租、水电和办公用品都是处处节约，精打细算，因而学校经费每期都有节余。
（五）尊师爱生，团结友爱。我办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下一代。所以，我总是从爱护的观点出发，对学生生活尽可能给予照顾，就业时尽力予以推荐。有的学生在校时虽感到我管理他们太严，但到了工作岗位后，才体会到“严师出高徒”的好处。许多三十年代夜校的老同学，至今还对“立信”有很深的感情，我想是和学校的尊师爱生、团结友爱的校风分不开的，特别是立信同学会做了大量团结友爱的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