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崇清的两位哥哥许崇灏、许崇济与堂兄许崇智一起，被称为孙中山麾下的“许氏三杰”，在辛亥革命中立下赫赫战功。而孙中山先生更是高度评价许家兄弟的贡献，他赞扬许崇清的母亲“教子有方”，并以牌匾相赠。
不过，与两位兄长的戎马生涯不同，许崇清一生都是以教育为业，解放前先后出任广东省教育厅长、中山大学校长等职，解放后任广东省副省长。其中，他与中山大学更是有着深厚的渊源。1951年，中山大学要任命一位新校长，中央当时本来另外有人选，但毛泽东主席认为不合适，没有同意。提许崇清做校长人选之后，毛泽东马上就批准了，所以才会有开头的一幕，他对许崇清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于是，许崇清第三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一直到1969年去世。
许崇清不仅曾是国民党内一位思想进步的代表人物，一位社会声望极高的教育家，更是我国开拓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理论的先驱。
20世纪初，正是中国封建正统文化崩解、新的民族文化亟待建立之时，一批接受了西方现代思想的有识之士感觉到，如果在教育方式上仍然墨守成规因循旧路，整个民族的发展步伐将会远远落后于世界。他们回国后，把先进的观念和思想引入到自身的教育实践中，中国的现代教育顿时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局面。在这股浪潮中，许崇清正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探索者与实践者。
在留学日本的15年间，许崇清最初专攻哲学，随后转向社会学，进而列教育哲学产生浓厚兴趣，并因为通晓德文，直接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成为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对他此后教育、政治理念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崇清自己也曾经说，他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时间，甚至要早于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另外，他还是第一位向国内读者介绍爱因斯坦狭义相对沦的学者。
回国后，许崇清不单纯是反对传统的经学教育，同时也对西方思想家和教育家的某些唯心主义或机械论学说加以批判，始终致力于建立以辩证唯物主义论为理论基础的教育新体系。任广东省教育厅长时，他以惊人的胆略和勇气，发起收回教会学校外国人管理权及禁止在学校内传教的运动，同时坚决反对陈济棠鼓吹封建道德，在华南地区乃至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拥护，成为教育界一而光辉的旗帜。
学者杨东平曾写道：“事实上，每一所（中国现代）大学的成长都与教育家相连，如蔡元培、蒋梦麟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潘光旦之于清华大学……邹鲁、许崇清之于中山大学……”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教育家正是现代大学的人格化象征，他们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实践，成为早期中国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生态环境之一。
三次出任校长、主持中山大学的近20年间，由于非常尊敬孙中山先生，对这所中山先生亲手创办的大学怀有深厚感情，许崇清对办好这所大学肩负着高度责任感与决心，可谓把毕生心血几乎都奉献给了中大。他在校内，对学生爱国运动态度开明，尊重人才，大批聘用知名学者，倡导形成学术研究自由气氛，又亲自讲授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山大学开拓了进步自由的风气；对整个中山大学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延续，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暴力革命是对过去的“破”，教育改革是对未来的“立”。在历史的进程中，“破”与“立”永远是辨证对立的统一。国家民族有难的时候，“破旧”是治标，“立新”才是治本。但破旧易立新难，只破不立，历史永远也不可能进步。如果说许崇清的兄长许崇智、许崇灏、许崇济之所以能在辛亥革命中叱咤风云，是“时势造英雄”的话，许崇清的教育哲学思想对国家民族的影响则是“英雄造时势”。他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不仅使广州高第街许氏家族成了“文武全才”式的百年家族，也证明了近现代史上藏龙卧虎的广东，既能诞生为国家民族“治标”的英雄，也能贡献出为国家民族“治本”的贤人。
教育哲学
教育的本质，是许崇清自认为最有成果的研究课题，也是被研究学者们认为是他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哲学的主要内容。他曾提出：“教育是教人自己去学习；自己去实践中教育自己，人是他自己的实践活动的成果。”因此，他非常反对学校脱离社会、教育脱离实践，极力反对读死书。
1934年，陈济棠计划在各级学校中推行尊孔读经，重刊《孝经》，并编写一些经书教材，规定每周不少于6课时，作文命题一半要有经书内容。此举受到当时任广东教育厅长的许崇清的反对与抵制，写了《孝经新诂教本审查意见书》，批判其反动落后内容，得到教育界与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
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许崇清既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又反对以种种借口保持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而拒绝吸收国外先进文化的愚昧思想。20世纪50年代初，教育界全面学习苏联，他响应这一号召，但认为学习苏联应结合中国实际，主张调整教学计划，精简课程设置，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
1957年，在中山大学第三次科学讨沦会上，他作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任务》的研究报告。这篇报告以辩证唯物论观点深刻地阐明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批评了“和谐发展”和“平均发展”的论点。他认为，“教育学的出发点是变革现实过程中的实践活动，人是他自己的实践活动的成果，人是变化的对象，而教育活动是促进这个转变的时间的活动的一个形态”。这篇报告被认为代表了许崇清教育思想的最高成就，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有战斗性和科学性的教育论著。
许崇清曾经对次子许锡挥说，“教育者必受教育”这句被认为是马克思原话其实是翻译错了，德文原意是“教育者被教育着”，强调的是教育者的一个相互接受过程，教育者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两种不同的译法，可能导致的是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政策。
许崇清从来都是坚决反对按固定模式去强行灌输知识，更不能容忍制约学生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教学制度和方法，在教学实践中如此，在子女教育问题上也如此。他对子女从不横加干涉，所学的专业也都是由他们自己选择的。
共产党·民主党
许崇清在日本留学期间，因为通晓德文，很早便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且非常认同。所以从最初开始，许崇清对共产党就有天然的好感，当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矛盾尖锐时，他便自然地偏向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山大学迁到云南徵江。1940年许崇清被任命为中山大学代理校长后，在他的支持下，将中大迁回广东，选址在坪石。此时，许崇清在学校公开讲授唯物主义哲学，介绍苏联教育，并聘请洪深、李达、王亚南等一批进步学者任教。他的做法引起了校内反动势力的不满，密告他“引用异党，危害中大”，于是，1941年，许崇清再次被免去代校长的职务。不过，他以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主编了《新建设》、《教育新时代》、《阵中文汇》、《学园》等期刊，被进步人士称之为“浓黑中几盏微弱的灯火”。
由于在社会上的广泛声誉，新中国建立后，他即被任命为广州市人民政府委员，以及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1年，许崇清第三次出任中大校长，并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广州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副省长。
1952年他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1958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并担任“民促”广州市主委、民盟广东省主委，兼两个民主党派中央常委。据许崇清次子许锡挥先生回忆，当初他是不太愿意参加民主党派的，说：“我本来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要参加也是参加共产党。”但是后来陶铸等领导找他谈话，认为他在党外更能够发挥作用，才参加了民主促进会和民主同盟，在统一战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家庭
夫人廖六薇（廖仲恺的侄女）。廖仲恺赴日本与苏俄代表秘密接触，许崇清同行，同时利用结婚的机会掩护这次秘密会晤，所以何香凝对廖穴薇说：“你们这段姻缘做了一件对国家有益的事。”
大女儿许慧君，原中科院研究员。女婿朱光亚，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他曾担任过中国科协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是我国工程科学界支柱性的科学家，我国“两弹一星”的总设计师之一；二女儿许哲君，现居美国；长子许锡振，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先后担任过中国航空工业设计院副院长、总设计师、总工程师；三女许智君，退休前为暨南大学华侨医院小儿科主任；次子许锡挥，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此后一直在中山大学任教，退休前为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所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