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将军”
1938年周培源随清华大学前往昆明，周培源一家历经搬迁之后居住在昆明城外西南方的山邑村。此时周培源的女儿周如枚等都已到了上学的年龄，需到距村12里的车家壁上小学。于是，周培源买了一匹马，用以代步。此马系云南西部出产的永北马，毛色枣红，骨骼粗壮，强健有力，赠予佳名曰“华龙”——中华之龙。每逢一、三、五上课之日，他五点多钟便起床，喂好马，备上鞍，让两个女儿坐在马背上，自己牵马步行，把她们送到车家壁，然后独自骑马去西南联大。每周二、四、六不上课，送过女儿，便驱马到山上吃草，当起马倌。周培源以马代步，驰驱在山邑村与学校之间。精瘦的躯干凛然地骑在马上，颇有几分威武，物理系教授饶毓泰便戏称他为“周大将军”，这个外号在联大的教员与学生中广为流传。学生们十分喜欢华龙，课余为它添喂豆子和草料，上课还不时偷偷地往院子里瞅它几眼。周教授如此“单骑走联大”，也真可算是当年昆明一景。这种事是别的教授都做不到的，由此引出了金岳霖教授后来最爱开的玩笑之一：如果有一天我们这批教授被困在一个荒岛，大概第一个死掉的是叶企孙，第二个就是我，他比我还不行；最后唯一能活成也许能活久一点的，大概只有周公了。联想他们后来的经历，不禁使人感叹不已。
圆明园夜袭猫头鹰
周培源生活勤奋而有规律，平日在家时主要都在书房里工作，极少与人闲坐闲谈。但他又是一个兴趣广泛爱好很多的人，年轻时爱骑马打猎，家中的墙上曾挂过一只他在山西猎得的鹿头。有一次他突然来了兴致，力邀邻居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凌晨去圆明园废墟里打野鸭，梁从诫与周培源及其大女儿3个人在水塘边的草丛里趴了好几个小时，梁从诫连一根鸭毛也没看见，周培源竟在一片乌黑之中打中了一只猫头鹰。
报效中华，毅然回国
1945年末，美国国防委员会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工作结束，从事鱼雷空投入水研究组的大部分科研人员被美国海军部留下并成立海军军工试验站。周培源也应邀留下，年薪高达6千多美元（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6万多美元）。由于该试验站是美国政府的一个科研机构，应聘人员要有美国国籍。为此，周培源当时明确提出：第一，不做美国公民；第二，只能担任临时性职务；第三，第二年7月要代表中国学术团体去欧洲参加国际会议，因此只能工作到第二年6月末。这三个条件都被美方接受。周培源准时于1946年7月离职赴欧，并于1946年10月由欧洲返回美国，1947年2月全家（他、夫人及三个女儿）乘船离开旧金山前往上海。其时，国民党已全面发动内战，且国民党统治区政治腐败、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政权即将崩溃。因此在国内外的不少朋友得知周培源全家要回国时，都劝他不要回国。周培源当时的想法是：“我虽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但共产党人也是中国人，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政绩就有很高的声誉，而且我是由清华大学派送去美国进行科学研究的，所以我一定要回到清华大学工作。”那个时候，清华大学教授的月薪仅约相当于25美元。周培源丝毫不留恋美国的优厚待遇和良好的工作条件，也不相信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共产党的种种不实宣传，报效中华之心极为坚定，带领全家于1947年4月回到北平。
1948年12月13日，解放军前锋部队到达清华园一带，国民党军队撤至城内。清华园处于“真空”状态。为防止国民党败兵和附近地痞流氓趁乱打劫，清华决定组织师生巡逻队保卫校园。教师中，带队的就是周培源。当时，他家中有几支由一位外籍教师回国前留下的猎枪。周培源这位当时已享誉中外的物理学家，每晚背着猎枪、领着学生彻夜在校园里巡逻。他的邻居、好友、建筑学家林徽音得知后笑着说：“Typical（典型的）周公！除了他，这还能是谁？”赞美之意，溢于言表。
三峡工程的可行性研究
周培源对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极为关心。20世纪50年代国家考虑建设长江三峡水坝工程时，他曾两次到武汉参加三峡工程会议，并同会议全体人员前往三斗坪考察预选的大坝坝址。签于三斗坪的坝基是花岗岩，较40年代美国工程师所选坝址（位于南津关，系石灰岩坝基）合理，因而当时周培源是支持较快建设三峡工程的。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阅读了全国政协调查关于三峡工程的报告和许多其他有关材料后，周培源认为三峡工程不仅仅牵涉到工程技术问题，还牵涉到经济、生态、社会、淹没区的矿藏甚至军事、人防等许多问题，而且建设周期需要20年，因此包括长期投资的利息在内耗资将以千亿计。国家要在近期建设这项工程，必将延缓许多其他急需上马的建设项目，何况此工程尚有不少重大问题有待研究论证。因此周培源建议要在综合国力明显允许的条件下，在十分严肃认真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方可考虑三峡工程的施工问题。根据国家科学决策的需要，时已86岁的周培源，在社会工作、科研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于1988年9月毅然接受全国政协的委托，率领182位政协委员奔赴湖北和四川有关地区视察。他们进行了大量和辛勤的考察工作。视察团回京后，周培源以他个人的名义给中央写了报告，据实提出了建议。他还关心和推动教育事业，多次捐赠房产、文物和奖金。
1987年他将其父亲在家乡遗留下来的600多平方米的住宅捐献给家乡人民作为科普文化活动站。1989年周培源及人王蒂澂把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自己的部分工资收藏多年的145幅珍贵古代书画捐赠给无锡市博物馆。无锡市政府向他们颁发了一笔奖金。周培源夫妇立即将这笔奖金的大部分，分别捐赠给他们所在的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作为科学基金与奖学金；又于1990年5月将这笔奖金的一万元人民币捐赠给中国振华基金会作为奖学金，用于资助鼓励社会上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让人人享受科学技术的恩惠”。周培源夫妇还分别向他们的母校上海市实验小学和吉林省扶余县扶余镇实验小学各捐赠一万元作为奖学金。他们认为：“字画文物与奖金既来自人民，都应该把它们还给人民。”
一塔湖图两锅周
“一塔湖图两锅周”，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北京大学流行一时的一句话。“一塔湖图”指的是博雅塔、未名湖和图书馆，这是当时人们来参观北大所必看的几处景观；“两锅周”是指当时的校长周培源和党委书记周林。今天看来这是一句十分机智而略带调侃的话，它确实生动地描绘出了那个时代北京大学的某种状况，这样的话也许只有在北大才能产生。
1978年7月，周培源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在全校党员干部会上他不无激动地发表了演说：“我一定要把党中央、国务院对我的信任作为对自己的有力鞭策。我已经76岁，为党工作的日子不多了。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要为发展科学、教育事业，献出我的余年。我对北大是有感情的，希望能和北大的广大群众一起努力奋斗，早日看到北大成为名副其实的重点大学。”然而校长的职位给他带来了繁重的负荷和不绝的烦恼。北京大学恐怕是中国最多事的一块是非敏感之地，派系林立，人际关系盘根错节，作为一个科学家，处理此类事情他不堪重负，备感艰难。
1980年9月出访归来，周培源深感身心俱疲，难以为继。他半生研究湍流，湍流又被称作激流，在中国的词汇中有一个词叫“急流勇退”，尽管这不是他的性格，但在家人和亲友再三的劝说下，他终于作出了无奈的抉择，出师未捷身先退。周培源在解放思想的前延后续中遇到了一时难以想象的重重阻力，改革教育，振兴北大的使命未能如愿以偿。一个以继承蔡元培事业为己志的北大校长，终于在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后，不得已作出了急流勇退的抉择。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得以登上使命的峰巅，而今欲干不能，欲罢不忍，其内心如何则可想而知。
刚直不阿，作风正派
周培源为人正直无私，刚直不阿，作风正派，从不阿谀奉承、投机取巧。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管来头多大、压力多高，从来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为了抢夺“科学革命的旗手”，提出要组织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特地跑到北京大学找周培源，要他参加批判并要召开万人大会，“打倒爱因斯坦”。周培源对这位不速之客非常冷淡，并明确指出：“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批不倒，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在学术上有争论”，把陈伯达顶了回去，一点不留情面，更无丝毫迎合之举。陈伯达刮起一阵“打倒爱因斯坦”的黑风后，周培源从科学实际出发，不畏权势和巨大的压力，不随波逐流，坚持科学真理，顶住这阵黑风，他旗帜鲜明地指出爱因斯坦是打不倒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曾刮起一阵取消基础理论研究的歪风。周培源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从国家近期和长远利益的综合考虑出发，态度鲜明地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他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阐述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文章，于1972年10月6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同时还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提出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三点建议。周总理在这封信上作了重要批示，指出基础理论研究很重要，并告诫人们对于基础理论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不要像浮云一样，一吹就过去了。1958年“大跃进”时，共产风、浮夸风刮遍全国，一些提法和做法都很错误，同时有的人还不顾事实地宣传粮食亩产几千斤、几万斤等等。当时周培源认为这些都是不符合科学实际的，从不附和。
数十年来，周培源信奉的格言是：“独立思考，实事求是，锲而不舍，以勤补拙”。自周培源在清华学校高等科学习期间进行三分角的研究开始，在60多年他所研究的数十个科研课题中，大都是他自己独立思考选定的。周培源在美国准备博士论文时，曾有一位英国教授向他建议了一个题目，但周培源经过考虑后没有采纳英国教授的建议，而是自己选定了一个题目，并围绕这个题目作出了很有创见、水平甚高的博士论文而荣获该校的最高荣誉奖。周培源对于任何问题，譬如在对待科研工作中的论据和论点的科学性方面，都十分注意实事求是。为此他提出，一个新的科学理论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要能够说明旧的科学理论能够说明的科学现象；二要能够解释旧的科学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科学现象；三要能够预见到新的科学现象并能够用科学实验证明它。20世纪20年代周培源提出的广义相对论引力论中的“坐标有关”论点，80年代后期获得了科学实验的初步支持；1975年他提出的研究湍流理论的“准相似性条件”，1986年在北京大学湍流实验室中获得了证实；他在湍流理论研究中于40年代提出联立求解平均运动方程与脉动方程的创举性方法，直至高速电子计算机发明之后在80年代末才想到用逐级迭代法求解……这些都是周培源实事求是的科学例证，也是符合他关于新科学理论的三个条件的。周培源堪称锲而不舍的楷模，早在20世纪20-30年代他即选定物理学基础理论中最难的两个方面作为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数十年来矢志不移；在引力理论研究中，20年代他提出“坐标有关”论，直至90年代仍在进行科学实验以充分地证实它。周培源是一位科学头脑非常清晰、敏锐的科学家，他十分勤奋，顽强进取，忘我工作。在领导工作十分繁忙和高龄的情况下，至90年代仍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和亲自培养博士研究生等工作，勤劳不止，奉献不已。
周培源为人谦和、坦诚，度量宽宏，性格豁达，平易近人，对下级、对学生特别和善且关怀备至。他要求自己甚为严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联系群众。他学识渊博，成就卓著而又谦虚谨慎，深为国内外各界人士所崇敬。
社会名流与团体祝贺九十华诞
李政道先生的题词：“培育桃李满天下，源自前辈种树人”。
聂荣臻元帅的题词：“宗师巨匠，表率楷模”。
李先念的题词：“尽心国事，老当益壮”。
雷洁琼的题词：“为发展中国科研和科学教育促进国际科技交流做出卓越贡献”。
方毅的题词：“科技先驱”。
周光召院长的题词：“岁老根弥壮，科兴业更精”。
卢嘉锡的题词：“引力理论湍流理论科研教学六十年桃李满园硕果流芳师诚科技泰斗；领导工作科协工作奉献业绩半世纪老而弥笃志且益坚公实学者楷模”。
宋健的题词：“科学泰斗，世代风范”。
赵朴初题词：“当年天竺忆追陪，坛坫风云不我嗤，九十喜君犹矍铄，天人学业愧肩随”。（一九六一年余与君参加新德里太戈尔纪念会时，余曾与印度主持者论战得君赞许，余少君五岁礼记五年以长则肩随之）。
吴阶平题词：“少年壮志凌云周游欧美为科技事业奠定基础；耋龄培植新秀启浚开源祝丹心彩霞相映生辉”。
九三学社北京大学委员会题词：“道德文章，科学之光；春风化雨，桃李芬芳”。
北京大学力学系师生员工祝词：“开湍流研究逾五纪孜孜不倦结硕果，创力学专业庆四旬循循善诱育英才”。
北京大学力学系晚生吴际可、盛森芝、朱照宣祝词：“一代宗师学厚仁厚情厚五洲学子同贺福如地厚，科学泰斗言高行高德高华夏晚生共祝寿比山高”。
“这一辈子不是我所追求的”，是周培源晚年回顾时所说的一句话，此话可谓意味深长。周培源是一个视科学为生命的人，新中国成立前，他在广义相对论和湍流理论上取得了令世界同行瞩目的成绩。建国后，过多的行政工作、社会活动占去了他许多时间和精力。在北大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周培源是科学家中的政治家、政治家中的科学家。
周培源对自己的一生也许应该是很满意的。但他还是不满意，据说成功人物的一大特征就是对自己有着更高的要求，周培源也许就是这样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