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刘百川任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教授、工农教育系主任。1952年华东院系调整，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撤销，大部分并入东吴大学，成立苏南师范学院，次年江苏省成立，学院即改名为江苏师范学院，他任教授、教育系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成立了中央出版总署。苏联教育文献就是由中央出版署编译的，当时朱智贤和陈侠都在中央出版总署工作，陈侠参加具体的编译过程，当这些文献出版时，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所以这些文献又都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当时朱智贤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副总编辑。
刘百川是朱智贤的学长、同事，也是陈侠的老师，所以他在苏州江苏师范学院工作期间与这些先生的交往甚多，所以接受苏联教育经验也比较早、比较快。苏联教育专家朱可夫到上海讲学期间，他每周都坐火车到上海听苏联专家的讲课。
1956年8月刘百川就在江苏师范学院完成解放后的第一本著作《全面发展的教育》。这本著作于1957年6月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本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全面发展教育的专著。这本书的序言中说明了他写作意图和写作经过：作者写作这本小册子的意图，是想用比较通俗的文字对教育学这一最根本的问题作比较系统的、全面的阐述，以期对初学教育学的同志能有一些帮助；但作者对苏维埃教育学学习得很肤浅，对新中国教育的实践也少深切的体会，这种写作，实在是一种大胆尝试，是不容易成功的。由于作者很希望通过这本小册子的写作而得到同志们的具体帮助，从而提高自己，所以终于把它写出来了。
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很想根据自己所理解的、用自己的话来分析各个论点，也想多用中国的事例来说明问题；在有些问题上，理解可能有错误，或者说得不全面，或者引证不恰当。限于自己的水平，一时还检查不出来，我想如果能得到同志们的批评指正，再不断地加以修改，总有一天能把这个册子修改得更完备些，也更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个小册子里所组织的材料，主要以我上课的讲稿作为基本。因此我们教育学教研组的同志们集体编写的“教育学讲授提纲”对我的帮助很大，而同志们在备课过程中，集体讨论问题时，我也吸取过一些宝贵的意见。如果没有这些外力的帮助，这一小册子不一定能写得成功。我应当在这里特别感谢教育学教研组同志们的线索。
这本专著共三章：第一章，什么是全面发展教育；第二章，全面发展的教育各个部分的基本任务；第三章，全面发展教育的实施。
这本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的提出，作了比较完整的论述。书中是这样论述的：大工业的生产要求具有全面发展才能的人，说明了全面发展教育目的是我国现行社会制度的教育目的。文章明确地提出：“全面发展”可以说是“个性的全面发展”，也可以说是“人的全面发展”。所谓“个性”是指一个人在生理方面和心理方面的各种特点。它包括各个人的共同特点，也包括每一个人的个别特点。他的这一段论述十分精辟。
长期以来国内有一些学者不大同意“个性全面发展”的提法，这是对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认识上的错误。《全面发展的教育》一书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学者诬蔑马克思主义是压制个性的谬论，认为这种谬论是非常卑鄙可笑的。这本书中也多处指出在当前的教育实践中违背个性全面发展的现象。这说明他对全面发展教育理解是深刻的。
国内有教育家提出：建国五十年来，我国的教育工作成绩是很大的，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材，却没有涌现出特别出类拔萃的顶尖人材，在国内没有一个得诺贝尔奖的。这与长期对教育工作的认识和观念有关。
一是把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对立起来，只讲全面发展，不讲个性发展，将全面发展解释为平均发展，“门门五分”才是好学生。学生的才能受到压制，特别是压制那些奇才、怪才、偏才和狂才。
二是宣传与实行所谓的平等，采取取消重点、画地为牢的招生办法，学生不许择校，学校不许择生。教育平等应该是机会平等，不是人为地拉平、削平，更不是取消竞争。
三是我们实行的是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标准化、同步化的教育模式，把人的教育等同于物的机械化大生产，个性受到压制，严格挑选、严格培养、严格把关。
这些学者的观点证实了中国的教育经历了一个缺少个性的教育过程，但这本专著对个性的全面发展的理解与这些学者的认识不完全相同。读完《全面发展的教育》以后感到在基础教育阶段，不应当提倡让学生进行竞争；在基础教育阶段也不应当鼓励办“精英学校”。因为“精英教育”和普通的教育目的不应当有什么两样，今天社会上所出现的精英人物中，许多人都没有受到过“英才教育”。中国现在需要的是良好的教育，是一个普及型的教育，希望社会能多关注这样的教育，希望工程就是要办好这样的教育。其实这个观点刘百川在20世纪30年代的著作中就有了表述。同样1962年他讲到，社会的精英人物的产生不一定要都要接受特殊的教育，中国的教育问题，仍然是普及教育的提高的问题，是使受教育者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是他反对办重点学校和重点班的理由，也是师范教育应当为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提供合格的和优秀的教师的理由，这是缓解当时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的有效办法。
今天中国的教育由片面追求升学已发展为应试教育，这种状况并不会在短期内解决，但要求师范教育能为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提供合格的和优秀的教师仍然是改变中国应试教育方向的根本途径。
应试教育是用分数衡量学生的成绩的，而刘百川很不赞成用分数去衡量一个学生的学习状况，所以他对五级记分制情有独钟。在苏州他专门向中小学教师作了关于五级记分制问题的演讲，这个演讲的影响很大。他以为五级记分法的最大的优点是对学生的成绩的评价是一个综合性的评定，它比百分制更科学、更完美。问题是从59分和60分有何区别讲起，这仅一分之差，百分制这两个成绩一个不及格一个及格，泾渭分明，但这两个分数并不能真实反映学生对知识掌握情况。2分和3分就不同了，2分表示学生没有达到对知识掌握的最低要求，3分表示学生达到这个要求，这是一个综合的评定。
这个方法和过去的甲、乙、丙、丁的成绩评定有相同处，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主要的区别在于如何把握教材的要求，正确的认定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这里要包括书本的内容和实际理解和应用的能力，也要参考学生学习进步和发展情况。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学期对一个学生进行三次考核，得分分别为2分、2分、3分，如果用简单的算术平均算他的成绩是2分，是不及格的；但五级记分法从一个学生学习不断进步的眼光出发，如果这个学生对知识掌握的程度达到最基本的要求，总的评定可以给他得3分。如果恰如其分地评价，他对全面发展的教育的理解是个性的全面发展，但不是英才教育，他以为英才是产生于平等的、普及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之中。
《全面发展的教育》一书中并没有具体论述这里讨论的问题，但他对全面发展教育的理解涵盖了这些问题。这是《全面发展的教育》一书成功之处之一。其次这本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分析提出了全面发展的教育各个部分的基本任务。
关于智育的基本任务。刘百川论述了智育在全面发展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关于智育的基本任务，刘百川认为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第一，要以系统的基本科学知识、技能、技巧武装学生，使他们精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来指导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第二，要在学生掌握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形成学生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第三，要发展学生的认识能力，即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想象力、思考力。三者有机统一，才能全面、完善地实现智育的任务。所以他对智育的理解不仅仅是向学生传授知识，而是结合生产实践及形成正确的认识论和认识能力，从而全面、深刻地说明了智育的内涵。
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基本任务。刘百川认为综合技术教育和基本生产技术教育是一个概念，是指现代生产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他还根据苏联的经验详细地说明现代生产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内容，认为综合技术教育的实施，主要的是通过物理、化学、生物、数学、地理等学科的教学，使学生懂得这些知识在现代生产的运用，并说明了综合技术教育、专业教育和劳动教育的区别与联系。由于他一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而综合技术教育又是实现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途径，所以他对本节的论述十分完整。
关于德育的基本任务。首先论述有了社会才有道德，所以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的人们，其道德标准是不可能相同的。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共产主义的道德标准，即能坚决服从无产阶级利益；能诚实和忘我的劳动；能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正确地结合；能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应具有诚实、公正、言行一致的品质。实施道德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学生世界观、行为习惯、道德感情、意志和性格，而锻炼学生的意志和性格是道德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他认为人的道德面貌是由他的观点、信念、世界观来决定的。仅有观点、信念没有实际行动，将变成空论和幻想；仅有行为习惯而不注意观点信念的行为，将成为机械的自发行动。共产主义道德情感，对于人的行为习惯具有极大的鼓舞力量。没强烈的道德情感，就不会有坚强的意志和积极的行为，但感情必须联系观点信念，片面地强调情感，会变成一时的冲动，甚至产生不合理的行动。只有认识、情感、意志同时起作用，才能养成一个人的性格特征。这是我们在实施德育教育过程应正确掌握的。他对德育的论述是很深刻的，特别是今天有些教师忽略了德育的教育，读了这段文章使人感到格外亲切。
关于体育的基本任务。刘百川认为学生必须有健康强壮的身体，既能从事脑力劳动，也能从事体力劳动，才能真正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论述了体育与智育、德育、美育、综合技术教育的关系，提出体育主要是通过体育课及体育的课外活动来进行的。它的任务是：增进学生的健康，保证身体的发育；发展学生身体的素质；培养学生的运动技巧和习惯；授予体育的理论知识；培养学生卫生习惯。他在论述体育的任务时忽略了对学生进行竞技体育的教育。竞技体育是人类自我的一种挑战，它的内涵深入人的道德、意志、心理及美学观点，人的个性全面发展应当包括竞技体育。因此，这个论述是不全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