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去看他，并常向他说：“仲甫先生！你写一本书，讲讲共产党在中国发展的经过，怎样？”他说：“哦！做不得，做不得，现在只好谈风月，不谈政治。”这话也是真的，因为当局特许他的女朋友随便去看他和他谈风月。后来他被释放出来，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的，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有一次我忽然接到他的一封信，说我们寄给他的津贴没有收到，是不是已经停止了？我写回信说没有停止，照常寄的。大概抗战时期，交通困难，邮兑较慢之故。没想到我这封信发出后不久，他就死了。在他去世前，曾有一篇文章，说明他对世界局势的见解，油印了分寄给朋友们，我也接到了一份。后来朋友们把这几篇文章和其他文件汇集起来，出了一本单行本，叫做《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其中对于战事的推想有两个可能的结论，而对于将来世界局势之预测，他认为：“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1940年）其所主张“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的原文里，指出了七点：“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之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他说：“这都是大众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鲜血斗争的七百余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以上是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见解的要点，也就是西欧民主政治的根本条件。这与独裁的无产阶级专政，正相反地针对着。
某年在重庆举行的一个盛大的酒会中，周恩来对我说：“今年的5月27日是仲甫（独秀）先生逝世纪念日，延安方面开了一个盛大的纪念会，您想这是应该的么？”我点头微笑而说了一个“是”。
周恩来是很机警的，他觉得情形有点尴尬，急忙接着说：“他后来变成了托派，那是不对的啊！”（托派为托洛茨基派的简称）我含笑而不答。
七、李大钊与毛泽东。在我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前我曾代理校长好几年，在那一段时期，李常是校长室的秘书主任，同时兼图书馆主任，所以我们每天都见面。我们都知道他是讲普罗经济的。
其实他的经济学，是侧重社会主义的。那时候还有一班人在北京大学里设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上一般人和学术界都以为这个研究会也不过和人们主张社会主义或平民主义一样，讲讲而已。所以那时的报尾巴有段话嘲笑它说：“北京马神庙的某大学里有个牛克斯主义研究会。”这种嘲笑，表示大家看它不起。后来为了种种关系，马克思主义竟深入青年的脑筋里去了。那时候人们都认为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差不多，不过比较新鲜一点。至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大家为了学术上的兴趣，也只是谈谈罢了。
守常在文学方面，也是主张用白话文写作的，等到陈独秀被共产党开除的时候，李守常早已被张作霖捉去处死了。李守常是一个旧式的读书人，对责任非常忠心，人亦温和厚道。
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就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这个数目，现在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根据我的记忆，明明是十七元，罗志希却说是十八元，据他后来告诉我，李守常介绍毛泽东，是他建议的。这些我当时并不知情，只知道是校长室秘书主任兼图书馆主任来和我说的。后来我在昆明，毛泽东有一个很简单的自传从延安寄来，里面说是十九元。或许毛泽东所写的十九元是以后增薪时加上去的。罗志希所记的十八元，可能是因为我国的薪给，习惯上都是双数，不会是十七元的单数。总而言之，这些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有一次，英国一位议员来华，他听到了这个我不甚愿意讲的故事，就说：“那时候你给他十七元、十八元或十九元，总之只是十几元，如果你那时候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我说那也难说，好多有钱的人也变成了共产党了。就是毛泽东不变，旁的人也会变的，不在乎姓毛的姓王的。社会上发生某种问题，总有某些人会出来的。
八、西欧个性主义思想的引进。现在我讲一讲周作人。上面我已经说过他在日本时曾学过希腊文的因为研究希腊文，所以是很注意个性主义的。个性主义气味浓厚的易卜生的问题剧，最初由周岂明介绍进来的《傀儡家庭》就是其中之一。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是《傀儡家庭》男女主角的易位，以女子玩弄男子，做爱情的游戏。“五四”以后女子在家庭中起了反叛，就是受了易卜生的娜拉与丁玲的莎菲的影响。他哥哥鲁迅因为要打倒社会种种恶势力，所以具有一种激烈的反抗精神。周作人却完全不同，他的文章总是平平稳稳，是一种温和的写实主义。他谈起天来也总是慢条斯理从不性急。有一次，一个日本人到北京大学来讲中日文化合作。周作人能讲很好的日语，那天，他跟日本人说：“谈到中日文化合作，我没有看见日本人的文化，我倒看见他们的武化。你们都是带着枪炮来的，哪里有文化，只有武化。”日本人也没有法子驳他。
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地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于是，他果然没有走，后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来关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带了封信出来，说法庭要我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其事。结果如何，因后来我离开南京时很仓促，没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没有去打听。
北平讲文艺的有一个组织，名叫新月社，是胡适之、徐志摩诸人常去的地方，有时我也跟了他们去玩。但我没有写过文艺作品，因为学生闹的乱子相当多，学校行政工作也相当繁忙，我就无意管其他的事。不过新月社这班人我都认识。
我好像在戏院后台，看演员们在前台怎样演唱，又怎样化装、改装和卸装。
我对陈独秀、周作人、鲁迅等人都很熟。他们都与北京大学有密切的关系。
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因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艺发展的历史，稍有空闲时，也读他们的作品，同时常听他们的谈论。古语所谓：“家近通衢，不问而多知。”我在大学多年，虽对各种学问都知道一些，但总是博而不专，就是这个道理。
徐志摩毕业于北京大学，以后赴剑桥大学研究。我于1922年在剑桥住了几个星期。
常与哲学家罗素、经济学家凯恩斯、政治学家拉斯基及徐志摩等晨夕相见，讨论中国文化问题。后来他回到北京大学讲英国文学。他的作品，看起来很轻松也很明白，当然是以个性主义与自由主义为背景的。陆小曼则写写小品文章，谈谈恋爱。因为那时候女子刚从旧社会解放出来，也和青年男子一样，大家都想尝尝恋爱的滋味。
当时讲文艺后来变成共产党的文艺领袖的几位人物，如沈雁冰（茅盾）、郭沫若、丁玲诸人都是讲西欧个性主义与自由主义一派思想的。此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对当时社会的一切都感觉不满。
九、社会改革与共产主义思想。初期的文艺运动，可说毫无红色的倾向，偶或有一点，也不过谈谈已。但是社会上种种缺点，却不是空口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所能补救。徒然讲科学和民主，不能解决社会问题。
刚在这时候，共产党提出了阶级斗争的口号，强调阶级斗争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唯一的途径。运用阶级斗争，才可以打倒旧礼教旧传统的风俗习惯。连城隍庙与土地堂也要一齐捣毁，最后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班讲文学的人，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因国家扰攘不安，家道中落，只有靠微薄的薪水生活，所以经济情形不好。经济情形一不好，大家便同情共产主义，至少在口头上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了。
把俄国思想引进我国，另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俄国的文学。因为俄国的文学作品也是揭露俄国社会的不平，所以中国人很喜欢看。譬如我个人，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曾选读一门用英文讲的俄国文学，美国人听了似不十分感兴趣。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反对政府的腐败、社会的不平和贵族的专制的。这种不平之鸣，很容易获得中国人的同情，就是因有这种打抱不平的心理，才使得俄国文学作品在中国青年群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青年人对于俄国文学既然很有兴趣，也就连带着对于俄国的共产主义发生兴趣而予以研究了。这便是俄国思想渗入我国的一个原因。
后来俄国在政治方面向我国表示，愿意取消不平等条约，退还铁路，退还满洲一切权利等，这当然是青年群众听欢迎的。此为促成俄国思想进来的另一个原因。基于这几个因素，共产主义便在我国慢慢地传播开来了。
初期的文化运动，根本上是民主的科学的，慢慢的因为这抽象的民主科学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青年心理便有点动摇起来了，俄国思想便乘这个机会渗入。于是，他们利用民主的潮流，掌握了领导群众的实权。那时民主这一名词，已经深植在青年们的心里，不能再放弃了。共产党便利用这个方法把青年们引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边去。所以我国后期的文艺发展，是受俄国共产主义的影响而推动的。这种心理的形成等于为共产党铺了一条路。我国文艺发展到这种趋势，政府方面因不懂得本国社会日趋没落的背景，故只用两个简单的办法去应付：一个办法是禁封书局、抓人。结果愈禁，人家愈要看。
抓人的范围愈广，便把鳝鱼当蛇，一齐捉起来，鳝鱼也从此对蛇表同情了。另一个办法是自己来创作文艺。但这种作品，由于政府自己对社会上各种问题负有责任，病者讳疾，而且和广大的民众脱了节，对于社会不满意的情绪，知之不深，觉之不切，因此这些文艺作品都是些不痛不痒的东西。后来共产党把文艺移花接木地从西欧思想变成了俄国思想，从此民主思想变成了阶级思想，个性主义变成了集体主义。这一来共产党的势力在文艺界便强大起来，而文艺，便慢慢地与实际政治脱离，只好以文艺为文艺，或讲历史，或讲考据，都钻入了各人的象牙之塔。共产党呢？不论是工人群众或知识青年，从城镇到农村都被他们渗透进去。等到我们察觉时，共产主义思想已经弥漫全国了。这种思想和俄共土共两个军力联合起来，结成三位一体。
十、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文学革命是要把旧的思想重新估计其价值，并用白话文来表达思想以科学方法研究问题。对内是讨论社会问题与思想问题，对外是输入西洋的文艺和思想。早期输入的西洋思想都是民主主义和个性主义。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集体主义是后来的。在“五四”前后的中国，民生凋敝，政治腐败，无论何人都感不满，要说话的人们利用白话文为工具，来批评旧时代的社会思想和种种腐败的情形，觉得便利不少。例如已在前面说过的《阿Q正传》，就是批评绍兴政治上和社会上的黑暗面，对阿Q所受的苦难，表示同情。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利用狂人的心理，深刻地咒骂吃人的礼教。这类情形若用古文来描写就不容易达意了。其他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白话文小说，都是攻击当时社会的腐败。至于明清时代的《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书也都是用白话文写的。由此可知用白话文来描写事物，不自今日始，不过把它的地位提高罢了。而提倡它的又是在我国学术界地位很高的北京大学，所以一经提倡，便全国风行。
当时一般反对旧思想的人们，因各有不同的背景和经验，所以反对旧社会的目的也不同。他们在政治方面的见解固然不同，即文化方面的见解也各异，大概根本上都受西欧个性主义的影响。人们用自己的意见，来批评社会，批评历史，这是早期一般人在文学上的表现。后来有人觉得文学革命既已成功，进一步便要讲革命的文学了。文学革命掉一掉头，便是革命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问题就多了。所谓革命文学，就是要讲文学怎么样提倡革命。于是思想革命、政治革命、道德革命、家庭革命，五花八门的革命问题都来了。
大家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说我们需要原则，要先提出主义来，然后照这个主义去研究问题。另一种说我们少谈主义，要先把问题解决，等到所有问题解决了，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五四”以后有一部分赞成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多谈问题少讲主义这一派。另一批人像李守常、陈仲甫等，则主张如要解决问题，必先提出主义来。要讨论一切问题，就该先定几个原则，主义就是原则。因此无形中成为两派：一派是专门研究主义。实际上专门谈问题也会引到主义上去的，专门讲主义呢？主义本身不能解决问题，最后还是讲到问题方面去。另一派主张要用科学方法解决一切问题，科学应该笼罩一切。还有人说只讲科学是不够的，问题后面还有哲学。当时有一班人喜欢德国一派的哲学，于是讲科学的人们把德国哲学称为玄学。他们反对黑格尔哲学、康德哲学。他们说这些是玄学鬼，应该打倒的，他们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一切问题。所以“五四”以后的学术界，有“问题与主义”的辩论和“科学与玄学”的辩论，其影响当时人们的思想很大。
自俄国文学流入我国，共产主义与阶级斗争便跟了进来。同时俄国又不断地宣传取消不平等条约，要平等待我，这是很有吸引力的，共产党以俄国的共产主义和俄国的文学，渗透到学校里，再由学生们传到工厂和农村。他们充分利用所有的机会，用文艺作为宣传思想和战斗的工具。
“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增强了人民对于社会与政府的不满，为国民革命军铺了一条胜利之路，对于北伐的成功大有帮助。其后之革命文学，因为共产党善于利用，也为共产党的策略和主义铺了一条成功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