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火点燃五四运动
1919年4月底，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来，国人大哗，群情激愤。5月4日，北京各校爱国学生为抗议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游行示威，他们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赵家楼的烈火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第一个打开曹宅大门，第一个点燃赵家楼烈火的壮士便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数理部的学生匡互生。1915年，匡互生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预科，次年考入数理部本科，专攻天文学。这期间，时局动荡，战祸连年，北洋军阀卖国求荣，签定了“二十一条”丧权辱国的条约，大好河山沉沦在各派军阀的混战中。面对日益倾危的国势，匡互生无法遏制内心的忧愤，悲恨交加。他一面努力学习专业，一面寻求革命真理。鉴于以往学生运动缺乏中心组织从事领导，屡遭失败，他乃与周予同、刘薰宇、杨明轩等先后组织了进步学生团体“同言社”、“健社”和“工学会”，他亲自起草工学会章程，联络和团结更多的爱国学生，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开展学术研究，在校内及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19年春，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从德国手中收回青岛的正义要求遭到拒绝，“二十一条”不但没有取消，竟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北京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表示誓死抗争的民意。匡互生彻夜难眠，热血沸腾，与相知好友月下密谈，决计为国牺牲，写好遗书，将后事托嘱友人，说：“我死后，要家人知道。我为救国而生，为抗敌而死，虽死无怨。”言语悲壮，感人至深。
5月3日晚，在学校饭厅旁的一间小屋里，工学会召开了秘密会议。大家认为，如果在7日搞游行示威，恐怕时间过迟，消息泄漏，会引起反动政府事先的阻止或压制，于是决定提前在第二天，即5月4日举行，又是星期天，无须同学停课参加，也容易得到一般同学的同情以增加人数。围绕对示威运动本会应采取何种态度，到会同学展开了热烈的辩论，有人主张发动一次普通的群众性示威游行，有人则主张采取暴力行动。匡互生是后一派主张的坚持者，他认为对反动军阀的暴力统治，不能靠示威运动，只能以暴抗暴，发动突袭性的暴力行动。他据理力争，感情激烈，在群情激昂的情况下，他的提议得到通过，并决定以参与签定合约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为目标。当夜，大家各自行动，有的去联络各校志同道合者；有的去调查曹、章、陆的住宅地址及门牌号码；有的设法从大栅栏一带的照相馆里搞到三贼的照片，以便临时有所对证；有的去准备火柴、汽油等点火器具。散会后，匡互生和三四名相知的会员密议，准备做流血大牺牲，认为血钟不响，民众是不能从酣梦中醒来对抗媚外的政府的。这场密议差不多到4日天明才结束。这天夜里，与高师同时，北大、工专、法专等学校的学生团体也举行了集会。
匡互生以身报国的思想并非此时才有。他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清末民族革命的浪涛波及他的家乡，乡人贺金声因反清、倡导革命而英勇就义。这对年仅12岁的匡互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而萌发了为劳苦大众牺牲的精神。他在中学时代就参加辛亥革命，攻打巡抚衙门，参加学生军，并在作文中痛斥袁世凯的爪牙、当地军阀汤芗铭的罪恶丑行。他的国文老师李洞天为掩护他逃走惨遭屠杀，这对他震动很大，誓以老师为榜样，立志报国。他还时常和同学们讨论国事，认为革命非再来一次不可。
5月4日上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等13个学校的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举行了联合会议，讨论游行示威事项，决定发布“北京学生全体宣言”，提出“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政治斗争口号。当日下午，高师的学生举着用白布写好的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首先到达天安门广场。其他各校学生也怀着炽烈的爱国热忱，从四面八方涌向广场，参加集会游行的有三千多名学生。他们手持小旗，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严惩国贼”等慷慨激昂的口号。游行队伍到达东交民巷使馆区时，受到军警的阻拦，多次交涉毫无结果。中国的土地竟不让中国人通过，学生们被激怒了，就是素来温和的同学也压抑不住受帝国主义欺辱的愤怒感情了。这时候，队伍里有人高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于是愤怒的人群潮水般地向赵家楼涌去。这出乎负责总指挥的北大学生傅斯年的意外，虽极力阻止，却毫无效力。匡互生和另外几个高师的学生走在队伍的前面，高呼口号，散发传单，登台演讲，沿途观看的民众无不动容。
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到了赵家楼胡同，曹宅的大门早已紧闭。由于房屋围墙太高，无法翻入，盛怒之下的学生将旗子掷向院内，高喊“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学生们的情绪越来越激昂，但无法冲进门去。匡互生心急如焚，这时，他猛然发现大门右侧有一个窗户，他以少年时代练就的武功，纵身跃上窗台，一拳将窗户玻璃击得粉碎，两手用力一拉，把窗户上的小钢筋拉弯，然后一跃而入，接着又有四五个准备牺牲的同学爬了进去。宅内几十个全副武装的警察，早被外面的呼声所震骇，看见匡互生等跳了进来，更是目瞪口呆，竟自动取下刺刀，退出枪弹。匡互生等迅速将笨重的大门打开，如鲫如鳞的群众一拥而入。
入宅前已传说曹、章、陆三贼正在曹家开会，匡互生全然不顾流血受伤的手，和大家涌入内宅搜寻，但没有找到。于是，愤怒之极的匡互生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将屋内易燃的帐子、挂画、信件集中起来，准备点火，这一举动被担任游行大会主席的段锡朋所发现，他阻止匡互生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并断然点燃了火。这把火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其他同学痛打了来不及逃走、化装成日本人的章宗祥。曹宅燃起大火之后，军警赶来灭火，并逮捕了32名来不及散去的学生。匡互生闻之，认为首先打进曹宅和点火的都是他，不是被捕同学之罪，要去自首，换出32人，经诸同学力劝乃止。
火烧赵家、痛打章宗祥的义举，震动全国，“五四”爱国运动迅速蔓延中华大地，军阀政府继续实行高压政策，部分学生发生动摇。匡互生看到这种情况后十分担忧，他说：“如此下去，以壮烈始，而以畏惧终，于国事无益，宜冲破网罗，继续运动，与军警决斗，获最后之成功！不成，则以死继之。”他和进步同学一起组成讲演队，出校演讲，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但他无所畏惧。在这些进步学生的推动下，终于取得了运动的胜利。6月4日，军阀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释放了被捕的学生。这时，一直为学生运动奔忙操劳的匡互生，虽已是十分憔悴，却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和快慰。
借炸弹炸张敬尧
匡互生是个平和、亲切的人，巴金在《怀念匡互生先生》中记叙了两则匡互生和小偷的故事，其中之一是这样的，“又有一回学生宿舍捉住一个穿西装的贼，他让贼坐下来，同‘他’长谈，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好好开导‘他’，后来还给‘他’介绍工作。他常说：‘不要紧，他们会好的。’”
就是这么个对贼都如此和善的人，却被时事逼得屡屡做出“冲动”的侠义之举。1919年夏，匡互生从北京高师毕业回到湖南。他受长沙楚怡小学校长陈润霖之聘，到楚怡小学任教兼编国语教科书。他是一心要扎在教育事业里的，但他任教的楚怡学校被张敬尧强迫解散了。忍无可忍的他从赵恒锡那里借来了五颗炸弹，他要炸死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湖南督军的皖系军阀张敬尧。
张敬尧在湖南劣迹累累，1920年1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了《湖南各界人士痛斥张敬尧祸湘罪行》一文，文中写道：“七年（1918年）五月之后，醴陵全城万家烧毁殆尽，延及四乡，经旬始熄；株洲一镇商户数千家，同遭浩劫；攸县黄土岭一段被奸而死者，至于女尸满山，杀人之多，动至数万……长沙一城，军署所驻，白昼抢劫，无日无之……”
1920年6月17日，匡互生给他父母的信中说到了他参与驱张的理由及过程：“……男因去年省城的学校被张敬尧解散，不能安身，就与同学熟人于今年阴历正月初旬到衡州，一面避祸，一面帮助学生代表向吴佩孚请愿，恳求吴师长替我们主持公道。二月初旬，男又由衡州走到永兴，向赵师长恒锡面叙张敬尧种种罪恶……”在这封信里，为怕父母担忧，他隐瞒了自己要炸张敬尧的谋划。
由于张敬尧不久后撤离湖南，炸张的计划没有完成，借来的五颗炸弹除一颗试炸掉了，其余的归还给了赵恒锡。
破格录用毛泽东
匡互生从北京高师毕业后，曾在长沙楚怡小学任教，“驱张运动”胜利后，出任湖南一师的教务主任。当时，湖南一师的校长由省长公署秘书长易培基兼任。易培基思想开明，重用新人，十分信任匡互生。由于他在省里工作繁忙，因而湖南一师校内的事务全由匡互生筹划。
匡互生主持湖南一师的工作，时间不长，仅仅是1920年下半年一个学期。但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就把五四精神传入校内，使学校出现一派新气象：更新了教师队伍、教材、教风、学风与校风，改革了学校管理制度。当时，匡互生力主聘任毛泽东为一师教员，此举不同凡响，实为教育界美谈。匡互生回到湖南后，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他对毛泽东的远大志向和渊博学识十分钦佩，决定聘请正在一师附小当主事（校长）的毛泽东到一师任教。可是，一师的条例规定，来校任教者的学历须是大学毕业。为让毕业于本校的毛泽东有资格登上母校讲坛，匡互生特地在学校的条例中增补一条：一师附小的主事可以到一师教课。于是，毛泽东被破格聘任，成为一师的国文教员。这件事不仅说明匡互生独具慧眼、知人善任，也说明他不因循守旧、敢于创新。
真诚的爱国主义者
匡互生忧国忧民，救国心切，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他的忧民之情、救国之志在其给友人的信中有明确的表示：“我们对于大多数受人愚弄宰割的老百姓，实不能不洒同情之泪。洒泪犹不中用，我们更不能不奋然而起，作点革命的工作，为人类留点正气，为社会开条生路。”
早在少年时代，匡互生已萌发了为民牺牲乃英雄的意识。他9岁那年，家乡大旱。有一位叫贺金声的人亲赴省城长沙，请得10万石谷子以救济灾民，使几十万灾民渡过了饥荒。两年之后，贺金声领导邵阳人民开展了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宗教势力的斗争。这场斗争因中外反动势力镇压而失败，贺金声壮烈牺牲。从那时起，这位义士便成为匡互生崇拜的英雄。艰难创办“立达学园”
因赵恒锡对一师实行压制排挤，匡互生1921年10月离开一师后，有感于教育对社会影响甚微，便效法当时风行的新村运动，决定创办“生社”，推行工学生活社会化。他曾于杭州、宜兴创办农场小学，但因经费困难而终止。此后，匡互生先后任教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和浙江上虞的春晖中学。
“过去五六年中，我们散在各地参加许多学校经营，有时也将我们的信念去实验，但终于不能得到一片园地供我们自由耕耘……我们渐渐地觉到寻找自己的园地的必要了……我们坚信腐败的教育不能解决纠纷的政治，纠纷的政治不能改良腐败的教育……所以我们决计脱离圈套，另辟新境，自由自在地去实现教育理想。”1925年3月，匡互生与朱光潜、丰子恺、刘薰宇等人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上海创办了立达学园，作为其教改的自由园地。
立达学园汇聚了当时的一批大师名流，除创办人外，叶圣陶、夏衍、陈望道、茅盾、郑振铎等人在立达任文史老师，胡愈之教世界语，楚图南教经济学。当年有“南有立达，北有清华”之美称。
但频发的国难让矢志献身教育的匡互生疲于奔命。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炮火将立达校舍毁损殆尽。1933年4月，好不容易筹来款子重建了立达，匡互生却积劳成疾，去世时年仅4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