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沪对父亲的回忆
1957年8月，我在北京日报社被划成右派。在批斗我的第一次会上，我的一位上司突然对我大喊：“右派分子张沪，你别以为你出身于革命家庭！你的家庭没给你好影响……”
他这么一喊，把我喊蒙了。难道我的家庭不是革命家庭？难道我的投身革命几十年的父母会有什么问题？正当我疑惑不解的时候，我获悉我的父亲张宗麟在高级党校也被打成右派了，他的主要罪名是为陶行知辩护。因为我和父亲的血缘关系，我之被划成右派，当然是在所必然了。
我国第一位男性幼稚园教师
我的父亲张宗麟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血腥的“四·一二”大屠杀中失去党组织的关系，至40年代才重新入党。他一生忠于革命，无论是在失去党的关系的白色恐怖年代，还是到延安重新入党以后，他都是忠心耿耿，按照党在每个时期的方针策略，为国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父亲在南京高等师范教育系毕业时，当时一些知名教授看到他品学兼优，想让他当助手，可是父亲受陶行知、陈鹤琴教育救国主张的影响，决心投身于新兴的幼稚教育。他在南京、苏州、杭州、绍兴、宁波5个城市的16所幼稚园和两所育婴堂进行调查，研究了当时新兴的幼稚教育。调查的结果令人触目惊心：当时的幼儿教育几乎全部西化，不仅教育思想、教学方法照搬外国，连教材、玩具、唱歌和每年举行的庆典节日都是外国的。这种幼稚园实际上是在为帝国主义传教士培养徒弟，它完全脱离中国的教育实情。经过调查以后，他毅然决定到陈鹤琴创办的南京鼓楼实验幼稚园当教师，一面教学一面研究，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幼稚教育。我父亲也就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男性幼稚园教师。1926年到1928年，署名张宗麟的《幼稚教育概论》等数十篇论文和译著出版了，震动了中国教育界。他在南京鼓楼幼稚园研究的适合中国儿童的教材和教学法，成为北伐后的国民政府于1929年8月颁布的幼稚园暂行标准的依据。
出版《鲁迅全集》
1937年10月底，日寇包围上海，上海成了孤岛。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领导撤离上海，地下党决定让父亲留在租界继续做救亡工作。救亡协会领导撤离时，应该向上海市民做个交代，但因撤离匆忙，这个善后工作也交给了父亲。可是按照地下工作的纪律，既然留在上海工作就不应该暴露身份，但父亲已不能顾及其它，公开在上海广播电台做了一次广播演说，号召上海孤岛居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于是张宗麟的名字就上了日伪以及国民党蓝衣社的黑名单。
在随时都可能被捕暗杀的险境中，父亲仍积极为抗日救亡运动工作。首先是与胡愈之等人组织了复社，出版了当时的禁书《西行漫记》、《列宁选集》和《鲁迅全集》。尤其是为了《鲁迅全集》的出版，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才得以实现。许广平在七七事变周年纪念时写的《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曾简述：“溯自先生逝后，举世哀悼。舆情所趋，对于全集出版，几成一致要求。……不料七七卢沟桥事起，一切计划，俱告停顿。……幸胡愈之先生……手创之复社担当斯责；……复社诸君子，尽海上知名人士，董其事者，为胡愈之、张宗麟、黄幼雄、胡仲持、郑振铎、王任叔诸先生……六百余万言之全集，竟得于三个月中短期完成，实开中国出版界之奇迹。”
《鲁迅全集》的出版确实是奇迹，但广平先生说得太简单，未详述拖延原因。据父亲留下的材料中记载，实情是这样的：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11月，沈钧儒、郑振铎通过蔡元培把遗稿交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并签订了出版合同。可是拖延一年没有动静，实质是国民党方面阻挠，王云五不打算出版。拖延到1937年10月后，商务印书馆借口内迁，把原稿退给许广平。这时恰好复社成立，决定出版《鲁迅全集》，虽然有些人不同意出版，但复社还是坚持把出版《鲁迅全集》当成一件大事来做。
1984年8月3日上午，我去拜望胡老（愈之）时，他告诉我一些当时的情况。他说“复社不是一般的出版社，地址实际设在我家，即法租界达路安乐村。我和你父亲分工，我管编辑，他管出版发行。那时你父亲每天到我家来办公。复社出书全靠救国会十多个负责人集资，采取以书养书的办法。先出《西行漫记》、《列宁选集》，赚到钱再出《鲁迅全集》。由于《鲁迅全集》一套二十本。成本高定价贵，一般人买不起。大家想了个办法，先印一批精装本，硬面装订，用木头书箱盛放，箱上《鲁迅全集》四个大字请蔡元培题，一百元一部，先印预约券推销。我在香港、广州、汉口等地销了二三百部，收到两三万元。后来由于郭沫若邀我到他领导的第三厅工作，我便把钱汇给你父亲．由你父亲负责出版发行。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受到广大进步读者的欢迎。”
除了复社的工作以外，父亲还创办了抗日救亡刊物《上海周报》和《译报》。《上海周报》自1939年冬创刊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侵入租界停刊，始终是上海孤岛最受读者欢迎的刊物。受地下党领导，父亲任社长，为了争取公开发行特地请了一位英国弗利特通讯社的人挂名。
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民党主和派仍妄图阻挠。“八·一三”以后，在国共合作时期的文化界救亡协会中情况相当复杂。1940年底的一天，国民党吴开先邀请我父亲及吴耀宗、沈体兰、郑振铎等各界知名人士谈话，企图用“曲线救国”说服他们。父亲听了大为愤慨，当场严词批驳这是卖国言论，并逐一揭露国民党迫害救国会，破坏救亡工作的卑鄙伎俩。吴开先大窘，谈话不欢而散。
从此以后，父亲更成为日伪和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决定要除去父亲。1938年，上海地下党得到消息，通知父亲避风。1940年底，国民党蓝衣社特务陈某投敌后发表了一本《蓝衣社内幕》，公布一份黑名单，父亲和许广平、刘湛恩等人都在上面。不久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即被暗杀。1941年底，珍珠港事变后，日寇占领租界，大肆搜捕抗日志士。1942年初的一天，父亲在八仙桥青年会开完会出来，听得外面当当两声枪响。原来特务把先走一步的浙江兴业银行行长当作张宗麟，连打两枪，幸亏未打中。
赋诗对儿诉苦衷
父亲被打成右派后非常痛苦。他本来是个病号，四个月的批判使他旧病复发，健康迅速下降。就在此时，1959年1月，教育部党委安排他去北京昌平南口三堡劳动。那年冬天北京气温是摄氏零下二十多度，南口正当风口，加上走时仓促，连寒衣都来不及准备，父亲只穿了一套还是在根据地时发的棉衣出发。到了南口分配给六十岁的父亲干的全是筛沙子、抬石头、筛煤、运土……
在南口虽说是惩罚性的监督劳动，他仍尽力去干，不以为苦。倒是一些歧视伤了他的心。一次有人称他一声“张宗麟同志”，马上一个被派去监督右派劳动的人大发脾气，说称“张宗鳞同志”的那个人违反了党中央的指示，怎么能叫右派“同志”？这是立场问题，要他检查。父亲只得出来打圆场，对大家说：“我姓张，叫我老张好了！”后来他照了一张头戴毡帽、身穿破棉袄的相片，题了一首七绝送给我：
脱却新衣复旧装，
皤然须发气轩昂；
阿儿识得阿爹否？
六十年来一老张！
艰苦的劳动终于把父亲累病，三堡的管理员不得不送他回城。他能起床后，又被分到教育部图书馆监督劳动。
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部每次批斗走资派，父亲都被拉去陪斗。他挨过打，做过“喷气式”，写过无数份交代检查，检查的重点是20年代至40年代，他人党后在晓庄师范、生活教育社、救国会、“孤岛”上海……；为党为革命所做的种种工作，这些到了“文革”都成了说不清的罪行。
60年代末，他总算摘去右派帽子；换上另一顶“摘帽右派”的帽子，下放到安徽凤阳干校劳动。七十岁的父亲与青壮年干部一起下地干农活，后来又被安排去烧锅炉。1972年的一天，父亲与教育部一位副部长抬着一大桶水向锅炉房走去，这位副部长突然瘫倒，把父亲拉得也跌了一跤。这位副部长不久就去世了，父亲也跌得不能起床，干校军代表才批准他回北京。
1975年，我因病从劳改农场回京；这时父亲已是老态龙钟了，成天卧床。我知道他的内心与肉体都很痛苦。虽然他受到种种无理的迫害，可是爱党爱国之心未变。他给我看过一首他在1971年生日时写的抒怀诗：老去无成莫自悲，夕阳西下有余辉；
秋林晚照丹枫舞，远浦頳光白鹭飞。
气贯长虹争鹿马，胸怀赤胆忘安危；
白头永葆青春志，一息尚存志不违。
不违青春志的父亲，凭着识途老马的预感，相信中国共产党必定有“自净”的能力。他常常用放大镜看了报纸后，喃喃自语：“会变的！”又常常鼓励我：“要坚强地活下去！”父亲没能等到平反。1976年10月14日，他因脑中风逝世，终年77岁。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党校落实政策小组在《张宗麟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中写道：“张宗麟同志的言论并非恶意的诬蔑和攻击；不能说是对毛主席的污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我们认为张宗鳞同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应该实事求是予以改改正……”
同时，教育部党组织为父亲举行了追悼会。悼词说：“张宗麟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好党员，教育战线上的一位老战士。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党的教育事业……张宗麟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教育战线上的一个损失……”
但是，这个损失永远无法弥补了。
胡愈之老人曾沉痛地对我说：“我不懂为什么你父亲会成为右派。1957年教育部有好多人被打成右派，有些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社的人，也就是当年救国会的人，他们怎么会是右派呢？我和你父亲关系很深，完全相信他是革命的，怎么重新入党以后，反倒成为右派了呢？”
这些“为什么”，应该彻底弄清楚，可是，我又能问谁去呢？
我国幼儿教育发展之路
1903年9月，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幼儿教育机构——湖北幼稚园在武昌诞生。它的诞生，开启了我国幼儿公共教育的先河，标志着我国现代意义上幼儿教育的开端。
幼儿公共教育起源于欧洲。从根本上说，它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物。但湖北幼稚园诞生的时候，中国并不真正具有滋生幼儿公共教育的经济基础——机器大工业。它的诞生，既是西方殖民主义经济和文化输入的结果，又是国内社会进步力量救亡图强效法西方政治改革的产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凭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经济、文化多方面入侵我国，在大办工业的同时大办学校。最早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幼儿教育机构均由外国教会创办。
面对西方列强的全面入侵，清政府不得不做出改革姿态，于1904年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是中国第一次用国家学制的形式，把幼儿教育机构的名称和地位确定下来，并提出设立蒙养院作为早期教育的专门机构。
真正拉开我国幼儿公共教育序幕的是公立湖北幼稚园的诞生。湖北幼稚园的开办，使中国的幼儿教育冲破了一家一户各自为政的家庭教育局限，迈开了社会化的第一步。接着，北京京师第一蒙养院、上海务本女塾幼稚舍、湖南蒙养院、福建公立幼稚园、天津严氏蒙养院等幼儿教育机构陆续建立。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统计，全国的蒙养院已有428所，在院幼儿4893人。
五四运动前后，以陶行知、陈鹤琴、张宗麟、张雪门为代表的爱国教育家极力提倡幼儿教育并在陶行知先生的倡议和直接领导下，张宗麟、徐世壁、王荆璞等人先后到南京郊区的燕子矶创办乡村幼稚园，探索省钱的、平民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办幼稚园之路。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就旗帜鲜明地宣布：“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湖南、湖北的根据地创建了一批农村托儿所。1934年，江西瑞金下州区下州村成立了根据地最早的托儿所——上屋子托儿所和下屋子托儿所。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政府普及幼儿教育，既建有寄宿制保育院，也建有孩子母亲轮流照管孩子的变工托儿所，还有农忙时的抱娃娃组、哺乳室。这些灵活多样、类型不一的托幼园所，为革命战争起到了服务作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幼儿教育的大众化之路进入新的里程。新中国一成立，我国政府就立即着手在幼儿教育的大众化方面采取坚决措施：改革入园考试制度，减免收费，为工农子女接受幼儿教育广开大门，降低门槛。
1953年以来，我国幼儿教育大众化事业历经曲折，先后经历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稳步发展时期，从1958年至1961年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盲目发展时期，1963年至1965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期以及“文革”10年的凋零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确立了“国家办园”和“社会力量办园”相结合的幼儿教育发展方针，幼儿教育的普及工作迅猛发展。城市已经基本解决了幼儿入园难问题，入园率已达90%以上；农村学前教育，尤其是学前一年教育有了极大发展，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而且向普及学前三年教育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