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辈的追忆
吴玉章于1966年逝世，他去世时已经89岁了。在近一个世纪的生涯中，他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等历次社会变革，他始终严于律己。孜孜以求。在他的晚辈眼中，他不仅是一位革命家，一个慈祥的长者，更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导师，是他们心目中的榜样和楷模。吴玉章老人的晚辈，饱含深情地记述了吴玉章老人是如何关心和抚育他们成长的。
一心革命 鞠躬尽瘁
爷爷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一生追求真理，献身革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始终不渝、坚贞不屈，贡献了自己的全部精力。他以自己的终生实践，证实了毛主席对他的高度评价：“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总统。1912年初，爷爷作为四川省代表到了南京，有人对他说：“你来晚了一步，若早点来，你应该当一个次长。现在部长、次长都安置好了，内务部的司长、局长或参事，你任选一个吧！”爷爷听了非常气愤，说：“我们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做官，谢谢二位的好意。”当时南北议和已成定局，总统府秘书处也面临解散的局面，原来有很多人来钻营此职位，此时也不愿来了。正在此时，孙中山先生邀请爷爷去秘书处收拾残局，为着革命的利益，爷爷却欣然从命。爷爷常常用这段历史教育我们：干革命就要不为名，不为利，不为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建国后，由于爷爷的革命实践，使他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但他立志为公，一心革命，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和地位，始终战斗在文化教育战线的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奋斗不懈，实现他“人生在世，事业为重，一息尚存，绝不松劲”的誓言。为繁荣社会主义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辛勤工作。
在与爷爷共同生活的16年中，我们看到爷爷整天都在工作和学习。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学习和工作就是他唯一的，也是最大的嗜好。他每天六点钟起床，工作到深夜，当我们和工作人员都睡了，爷爷房间里还亮着灯，几十年如一日。即使是星期天、节假日，他也是学习、工作、参加会议。十几年里，爷爷带我们出去玩的次数，屈指可数。一次爷爷住院，开会没有通知他，他知道后，就批评工作人员不该瞒着他。当时，天已经很晚了，爷爷还一定要亲自去看看开会没有，大家没办法，只好陪着他到北京饭店，得知确实没有开会，这才放心地回到了医院。1958年，爷爷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他年老多病，组织上安排他去青岛休养。在休养期间，他也没有停止工作。他借此机会，视察了青岛市的文字改革情况，还撰写了大量有关文字改革的文章。有一阵实在忙不过来，他就动员妈妈帮助他抄写。他本来是来休养的，谁知他却这样忘我地工作，而谁也无法劝阻他。
爷爷毕生致力于我国的文字改革事业。建国后，爷爷担任了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他不顾年老体弱，不管酷暑严寒，不论城镇乡村，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亲自推广普通话，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为了研究一个拼音，他常常翻阅大量的古今书籍，不辞劳苦地去拜访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有时还把我们叫到身边，征求意见。在中国文字改革的工作上，倾注了爷爷多少心血呵！
最使人感动的是，1959年，尽管他已年过八旬，为了激励自己不断前进，更多、更好地为党工作，他还写下了一则座右铭：“我，志大才疏，心雄手拙，好学问而学无专长，喜语文而语文不成熟。无枚皋之敏捷，有司马之淹迟。是皆虚心不足，钻研不深之过。年已八一，寡过未能。东隅已失，桑榆非晚，必须痛改前非，力图挽救。戒骄戒躁，毋待毋荒。”这个座右铭充分表达了爷爷胸怀坦白和革命到底的决心。
艰苦朴素 廉洁奉公
爷爷一生投身革命，颠沛流离，备尝艰苦，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从不居功，不搞特殊，始终保持着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本色。
爷爷对自己的工作总是高标准要求，而对自己的生活却是低标准。我们一到北京，就同爷爷住在东四六条39号，一直到他逝世。爷爷住两间北屋，一间睡觉，一间办公、会客和吃饭。办公用的这间屋里，只有一个工作兼吃饭用的桌子，几把椅子和一套沙发、茶几。爷爷卧室的阳光被我们住的西屋挡住，长年不见阳光，又阴又暗又潮，白天也必须开灯。紧靠卧室的厕所，由于通风不好，地下水道损坏，气味难闻，总要点香。办公室的墙壁也明显倾斜。组织上为了改善爷爷的居住条件，几次提出要给爷爷修修房子或调换好一点的房子，但都被爷爷谢绝了。有一次，李宗仁先生要来拜访爷爷，由于房屋太破旧，只好改在人民大会堂会面。
爷爷去世后，秘书把他的遗物交给我们，只有一个像样的皮箱，其余几个箱子都已经破旧不堪。除了一个箱子是装的衣物外，其余的几个箱子里装的都是他的书籍、笔记、遗稿、信札、照片等物。他的衣服除了会见外宾时穿的两套外，几乎没有一件不打上补丁的，延安时期发的几件灰布衣服已经褪色发白，粗呢制服上的毛已经磨光，短皮袄里的羊毛已经脱落，更是补丁摞补丁。这些都被爷爷视为珍品，爱惜使用。尤其是短袄，每年春、秋、东三季，都用它盖在腿上办公。一条旧毛毯和一个小皮箱从南昌起义时爷爷就用着它，直到逝世。一年冬天，妈妈看到他的围巾已经又旧又破，不能再围了，没有同爷爷商量，就给他买了一条新的，结果受到了爷爷的批评。
建国后，爷爷担任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的委员。按规定，每月都要发给他一定数额的办公费和科研费，但他每次都给退了回去。后来他亲自找到科学院秘书长，要求停发他的科研费。而他自己的稿费却大都用来抚养烈士子女、接济生活有困难的同志了。由于工作需要，爷爷经常参加一些重大的外事活动，接见、会见过许多外国朋友。有一次外国友人送给他一套绘着渔夫和金鱼的文具，我们都非常喜欢，觉得这也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就想留下来，但爷爷却对我们说：“这不单是送给我个人的，而是因为我在这个岗位上。我们送给外宾的东西，也是国家花钱买的，所以应该把它交给国家。”爷爷就是这样一个公私分明的人。
遵守纪律 一丝不苟
爷爷是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只要是党的方针、政策、纪律规定的，他都严格地执行。
由于爷爷年事已高，一般都在家里办公。因此家里每天都会收到许多机密文件，爷爷从不允许我们看这些文件。家里每当有客人来谈工作时，爷爷都叫我们离开。他常说：“这是党的机密，你们不应该知道。”爷爷在遵守纪律上是一丝不苟的，甚至我们有时候都觉得他有点不近“人情”。例如，中央为了反对个人崇拜，曾经决定不做寿，爷爷就坚决执行。记得有一年爷爷过生日，徐特立爷爷出于老战友的情谊，想来看望他，但爷爷觉得这不符号中央不做寿的决定，一大早就出去“躲”起来，一天也没有回家，让徐爷爷在我们家空等一天，我们都觉得十分过意不去。
还有一次参观青岛水族馆，当时在水族馆里有一只海豹，一见人来就眼睛滴溜溜地转个不停，爷爷看了觉得非常有意思，就用手杖指给我们看，刚好一位工作人员过来，以为爷爷在用手杖逗海豹，就大声地批评爷爷。这时旁边的随行人员正准备上前去制止那位同志，可是爷爷却立即放下手杖，向那位同志说：“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知道你们这里的规定。”爷爷就是这样，随时随地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和各种规章制度。
深切的关怀 亲切的教诲
爷爷对我们姊弟四人都非常喜爱，特别是对父亲去世后才出生的小弟弟，更是疼爱。他对我们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关怀备至。尽管他工作很忙，但有时为了我们，他也挤出时间来带我们去公园、看电影。但爷爷对我们的要求却是非常严格的，我们小时候他就经常给我们讲党的历史和光荣传统，他以自己参加革命、艰苦奋斗的故事和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的故事，教育我们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我们稍长大一点，爷爷对我们的要求就更严格了，他曾经要求我们把一次党的中央全会公报背诵下来。他说，这一方面可以使你们了解中央的方针政策；一方面可以弥补学校语文教学的不足。1963年，《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爷爷写的题为《做革命的接班人》的文章，他买了四本，而且在每本上都签上他的名字，要我们好好学习，做一个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每当我们下乡、下厂参加劳动或是每一学期终了，他都要求我们汇报学习、思想、劳动的收获体会。对于我们汇报思想、学习、工作的信，爷爷不管工作再忙，也要亲自回信，有时一封信长达七八页。爷爷常常告诫我们：“你们是干部子弟，没有什么可以特殊的，如果说特殊的话，就是要表现得更好。你们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成为精神贵族，纨绔子弟。”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爷爷在信中对我们的教导：“你们这一代要负起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责任，路子要自己走，不能因为是干部后代就骄傲自满，不然就可能像林育生一样，甚至更坏，这一点必须时刻警惕。”
爷爷离开我们已经几十年了，但他的谆谆教诲仍然铭刻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不断前进。由于爷爷的艰苦朴素和助人为乐，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产，但是，他却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我们要永远学习爷爷，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贵品质，立志为人民做一辈子好事，不做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