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新闻思想主要包括如下几点：
1.通过新闻宣传沟通信息、开启民智，这是社会进步、御敌救国的重要条件。陈独秀继承了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办报纸的主要目的是互通信息、开启民智。信息闭塞，是中国社会落后的典型特征。人民信息不灵，地方缺乏沟通，“如此次俄之密约，已在前月，本月初上海始知之，沿江沿海今始遍传，再入内地，不知何日始可得此消息！若欧美日本，前月已宣传于各报。中国人尚不知之，其何以防之？”救国图强的使命，必须落在人民大众的肩头，要发动人民大众，1914年第一次用“独秀”的笔名在《甲寅》杂志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提出救国之道即在启发人民之“自觉心”，中国的出路不在于建设共和、民主立宪的改革，而在于提高国民的“自觉心”。
改造国民性是一种自觉的理性启蒙，启蒙与救亡总是相辅相成的，“五四”时期人本主义的发生决非偶然。如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首先讨论理智与感情的关系一样，陈独秀指出：“过昵感情，侈言爱国，而其智识首不足理解国家为何物者，其之也愈殷，其愚也益甚。由斯以谭，爱国心虽为立国之要素，而用适其度，智识尚焉。其智维何？自觉心是也。”《新青年》号角吹响之后，他自我解剖道：“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退化，如此堕落，即人不伐我，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言辞切切，表现出怨己不怨人的自我忏悔，也强调了思想启蒙的紧迫感。
陈独秀说他办《安徽俗话报》有两个主义：“第一是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这实际上就是宣传、启蒙的通俗说话。在当时通过报纸传播，无疑是最好的手段。“读书的人看了，可以长多少见识，……教书的人看了，也可以学些教书的巧妙法子。种田的看了，也可以知道各处年成好歹。做手艺的看了，也可以学些新鲜手艺。做生意的看了，也可以晓得各处的行情。做官的看了，也可以明白各地的利弊。当兵的看了，也可以知道各处的虚实。女人孩子们看了，也可多识些字，学点文法，还看些有趣的小说，学些好听的歌儿。”总之，办这个报的目的是“教大家通达学问，明白时事”。
为了取得较好的宣传效果，要增加发行量，就要穷人买得起。俗话报价钱便宜，零卖每册大钱五十文，穷人也可以买得起。内容又丰富多样，文章类型达十三门。从第8期又增加了兵事、卫生、格致三门。在这十六门中，除了论说一门是政论文章以外，其他大多数是文艺和科普方面的文章，通过文艺作品和科学知识，向读者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专制及其所造成的愚昧、迷信等等的恶俗。陈独秀用“三爱”笔名在《安徽俗话报》的第一期至第十九期发表了流利酣畅的白话文议古论今，以古喻今，谈天说地，纵横驰骋。在这些不同形式的作品中，最突出的主题思想是反帝爱国，其次是反对封建专制。可以说，陈独秀此时已经认识到科学和民主的启蒙，并开始向读者宣传科学与民主了，后来的《新青年》宣传科学与民主，实际上是陈独秀这一思想的发展和更深入的实践。
2.新闻媒介具有教育功能，可以提高读者文化素质，反过来促进新闻业的发展。陈独秀重视新闻媒介的教育功能，这与开启民智是一致的。陈独秀把创办报刊作为教育民众动员民众的最好工具。封建政权一般采取愚民政策，就是封建意识较浓的知识分子、政治家都轻视对教育的普及。陈独秀在质问《东方》记者时说：“《东方》记者以反对功利主义故，并教育普及亦而反对之，竟云‘教育普及，而廉价出版物日众，不特无益学术，而反足以害之。’夫书籍之良否，果悉以售价之高下为标准乎？上海各书局之出版物，售价奇昂，果皆有益于学术者乎？欧美各种小册丛书，售价极廉，果皆无益于学术者乎？倘谓一国之文化，重在少数人有高深之学，不在教育普及，则欧洲中古寺院教育及今之印度婆罗门亦多硕学奇士，以视现代欧美文化如何？”
要扩大宣传的影响，提高传播的效果，既需要报刊通俗易懂、雅俗共赏，也需要读者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陈独秀十分关注国语教育，主张改革课程内容。小学堂里“顶要紧的功课，就是‘国语教育’一科。”“小孩子不懂得深文奥意，只有把古今事体和些人情事理，用本国通用的俗语，编成课本给他们读。”新开的学堂，也要教学“官话”（即推广普通话），反对强制学生“抱着几本古书，闭了眼睛瞎念”，去“混那功名富贵”。
在“五四”以前，大多数报刊的文章还是文言，白话在报刊上的应用是很有限的。《新青年》发动的思想解放引起了文体的解放。《新青年》对文言文大加挞伐，提倡写白话文，接着以实际行动来推动改革，该刊全部文字改成白话文。从《每周评论》到《少年中国》以及五四运动中涌现的大量进步报刊，纷纷响应，都用白话出版。旧式大报为了不至于失去读者，也都起用白话。与白话相应的是新式标点在报刊上的运用。过去报上文字既不分段，也无标点，只在句读处加圈。这给读者带来很大麻烦。随着白话文的推广，新式标点逐渐为各报采用。陈独秀在语言文字的运用包括拼音方案、标点的规范上也做了大量研究，为现代汉语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报刊上用白话，是历史的必然。陈独秀当时曾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但应该说陈独秀等人推动了白话文的运用。陈独秀清醒地认识到：随着社会化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社会交往日益频繁，信息传播的需要也与日俱增。难以普及的文言文严重束缚新闻传播和思想交流，这种状况直接限制了报纸的可读性。白话文在报刊上的广泛采用，大大促进了新闻事业的发展。首先，促进了新闻文体的发展。自白话文风行之后，电讯、通讯、特写等各种体裁广泛应用，使得新闻报道多样化。其次，大大扩展了报刊的读者队伍，只要稍识几字便可以读报；反过来，这又促进了报刊发行量的增加。更主要的是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使媒介的教育作用得到强化，传播效果极大提高。
3.言论思想自由与社会舆论、党见的关系。陈独秀力倡思想自由，在《答吴又陵》中说：“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正多。”这种对思想言论兼容的态度，也表现在他们编辑的报刊上。《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对反对意见，不论能够接受与否，只要不是谩骂，均留有发表之地。陈独秀强调《新青年》倡导百家争鸣、自由讨论，在开展自由讨论中，《新青年》明确提出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反对专横武断，以势压人。陈独秀说：“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自身本没有什么罪恶。”而真正的罪恶，是“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由此可以看出，陈独秀所真正反对的，不是儒家思想，而是孔家学说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的政教合一式的专制政治。他反对的是禁锢思想，对思想的专制。陈独秀主张的言论自由是不受法律限制的言论自由。陈独秀认为，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拘束人民的思想。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现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言论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论若是不自由，言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决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言及关于自由与法律的关系，陈独秀指出：“言论自由是父母，法律文明是儿子。”现在的法律文明不过是过去的言论自由的产物。将来要创造新的法律文明，就必须首先允许新的言论自由。对比一下马克思的论述，能够更清晰地看到陈独秀的论证与马克思的思路完全一致。马克思写道：“法律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对法律的批评，因为对法律的任何批评都会在公民的脑子里，因而也在他的内心，引起与现存法律的不协调，又因为这种不协调给人的感觉是不满，所以，如果报刊无权唤起人们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它就不可能忠诚地参与国家的发展。”
言论自由不仅包括政治言论自由，而且包括其他言论自由。在其他言论自由中，陈独秀针对中国社会假话空话流行的弊端，提倡说老实话的自由。他指出：“个人不说老实话，其事还小；政府使人不敢说老实话，事情已经够严重了；社会不容许人说老实话，则更糟。”这是较早论及政治透明度、社会的民主和政府的公开性的问题的文章。在陈独秀看来，一个人不敢说老实话、真心话，是由于处于不敢说老实话的环境，这个环境没有基本的人权，存在着话语霸权、言论专制。说老实话的人一天少于一天，说谎话的风气便一天盛似一天。陈独秀关注的是社会能否保障个人的自由与独立，在社会不能保证的情况下，个人就有必要去标异见、抗群言，去争取自我的人格与平等。应该说，陈独秀是中国最早认识到人权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者。
陈独秀对思想言论自由的高度重视还体现在他对宪政精神的理解上。他所讲的舆论是由不同声音的言论构成。此种舆论亦被当作“国民总意”。他认为舆论与党见不能等同。党见乃舆论之一部分而非全体。不同党见不同政见以构成舆论是宪政的基础。离此舆论便无宪政可言。他所谓宪政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曰庶政公诸舆论，一曰人民尊重自由。否则虽由优秀政党掌握政权，号称政党政治则可，号称立宪政治则犹未可。”这表明陈独秀的宪政主义思想与其人权主义思想是融为一体的。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的论证颇为出色，其要点是区分党见与舆论，反对将党见与舆论完全视为一物。在《答汪叔潜》中他写道：“党见舆论，亦未可始终视为一物。党见乃舆论之一部分而非全体，党见乃舆论之发展而非究竟。从舆论以行庶政，为立宪政治之精神。蔑此精神，则政乃苛政，党乃私党也。”陈独秀提出区分党见与舆论，谈的虽然是宪政，实际上这一认识贯穿《新青年》前期的整个活动，它使新闻传播、教育学术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并非不过问），促进了诸领域在兼容的氛围里得以发展。
4.新闻事业的政治性不能否认，新闻要讲政治。陈独秀本人对政治的理解，在《谈政治》、《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教育界能不问政治吗》、《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等文章中作了多次阐述。他在《谈政治》一文中说：“本志《新青年》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口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所以常常劝慰慈、一涵两先生做关于政治的文章。在一方面，外边对于本志的批评，有许多人说《新青年》不讨论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我对于这个批评也不能十分满足，曾在《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演说中回答道：‘我们不是忽略了政治问题，是因为十八世纪以来的政制已经破产，我们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我们不是不要宪法，是要在社会上造成自然需要新宪法的实质，凭空讨论形式的条文，是意见无益的事。’因此可以表明我对于政治的态度，一方面固然不以绝口不谈政治为然，一方面也不愿意和一班拿行政或做官弄钱当作政治的先生们谈治。”他所鄙弃的是那种玩弄政治的政客。
除了在言论上参与政治，陈独秀还从行动上直接投身政治。毛泽东曾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撰写《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一文，热情地赞誉了陈独秀在北京亲自散发传单的行动，并高度评价了他在那个时期的思想和作用，把他称为“思想界的明星”。毛泽东曾告诉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