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狂奔，伟东与徐副市长的合作堪称一派红火，正应了他那条“做生意还得靠政府”的磅礴信念。而私下里，两人的关系也密切到了不分彼此的境地。
但伟东对徐涛的为官水准其实不无微词，这就要对东山的官场加以简要说明。
在东山市的领导班子中，徐涛只是众多副市长之一，尽管他自我感觉挺不错，好像谁都没他水平高似的。
班子里的老大，就是那个对伟东直接下达过指示的于书记。他这人其实不坏，包括伟东都一直这么评价他，说他起码是个很正派的人，也很有发展构想。
徐涛同样很喜欢于书记，尤其于书记从来都有话直说，基本不会讲那种圆滑的官话套话，这一点当然很对徐涛这种学生官的胃口。后来在徐涛与伟东一起到处跑项目的时候，一有什么事，不管是半夜几点，徐涛都会毫不犹豫地拨通于书记电话，而于书记也从未表现出丝毫的厌倦或推托情绪。徐涛有时甚至对伟东叹息说，从于书记身上，自己多少有些理解了古人所说的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心情。在我国这种个人发展通道相对单一的社会里，若能摊上一位通情达理的上司，实在太能鼓舞士气。
市长姓陈，在伟东看来，则是个老滑头。
当然从体制上讲，由于市长在几乎所有敏感的问题上都要听书记的，倘若摊上个爱计较的书记，更是只能处处忍让，所以，做市长的滑头一点似乎也可以理解。但陈市长给下属的印象，却不是那种从大局出发，为维护书记的权威而甘做配合者的角色，何况于书记也不是那种爱抢风头的人。陈市长在跟你沟通起来时，总会给你这样一种感觉：这事我知道了，你要做，可以；有困难就到最高班子会上去谈，只要有利于本地发展的事，我当然支持你；但支持归支持，其中的所有问题可都要你自己来解决；然而你解决归你解决，事情的全部进程你还是要随时让我知道。
结果就会让下属想，什么事都往上或往下推走了，那还要你干什么？
说来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体制造庸官。说不定他的这种工作艺术，正是无数人拼命效仿的典范呢。
其他领导中，同样带有点徐涛上司意味的，就是一位郑副书记了。他在党委内分管的工作正好覆盖徐涛的职责范围。
一般说来，副市长是高层班子里权限最小的，他就是想让下面一个局长给办件事，局长也会能拖便拖。为什么？因为局长不是太怕你，你副市长不能决定人事任免。当然可能会有人说，副市长起码也高他一头，他就不怕副市长在评定他业绩时说点什么吗？当然也有点怕，所以他在面子方面还是会给足你。但现实问题是，无论谁的资源和精力都是有限的，领导那么多，个个都伺候好绝不可能，所以作为局长这样的下属，也就只能硬着头皮将上司们分出个三六九等，有的满足到120分，有的满足100分，有的80分，副市长这样的，能确保60分以上就不错了。
假如碰到这种时候，偏巧徐涛这种副市长又急着需要把那件事完成，就该请郑副书记出面帮忙了。这是两种副职在分工及配合上微妙的地方。而副书记若想帮你呢，过程便很简单——多添上一张面子，哪个局长敢再轻视！但他若想为难你也很容易——我们都是副职，你既然指示过了，我就不便出面了吧。要不然，请示一下市长或书记？瞧这官腔打的，让你一点脾气没有。但你要是随便一点什么事都去麻烦一把手出面协调，那你这工作水平也太值得打个问号了吧？
好在郑副书记看上去还挺好说话。一起吃饭的时候，只要没有外来的上级领导在场，他总爱讲些乡村题材的笑话，尽管其中不乏让人胃口不舒服的内容，但在场的人肯定都会比听到了赵本山的段子还开心。
有一次他讲过这么一个，说从前有个裁缝，赶集买布回来的路上，就蹲在地头拉了泡屎。起身走出不远，发现将一把随身带着的尺子落在那地头上了，赶忙跑回去找，却见一个捡粪的老头正低头在那里铲那泡屎，裁缝怕他连尺子也一同划拉走，就喊道，我的尺啊，我的尺！老头一听，什么，你还得吃？
当时饭桌上就有人将含在嘴里的茶水喷了一地。然后在直到饭局结束前的时间里，一直不时有人想想就笑，独自怎么也憋不住的样子。另有人轻声对身边的客人道，我们郑书记实在是太幽默了。客人便也随和着说，是啊是啊，跟着这样的领导工作，心情真是太舒畅了！
而在此过程中，徐涛却听得直反胃。不过他心里倒也觉得这正显得郑书记淳朴，农民一点怕什么，总比那种阴森森的家伙强。
后来又一次吃饭时，陈市长也在场。酒过三巡，陈市长便提议道，老郑再给我们讲个庄户笑话吧？
自然一片赞同。但郑副书记却指着徐涛说：“我那些都太老太土气了，还是让徐市长给我们讲个有文化气息的吧。”
陈市长点头道：“也好也好，我们确实太农民意识了，哈哈。”
徐涛连忙做出惶惑的样子，推辞一番后，只好勉为其难。讲哪个好呢？心想反正市长书记们也是人，私下里都挺随和的，就说个比他们更出格的吧，便道：“话说有个南方兵来到北方服役，小时没见过驴——估计是贵州来的，呵呵——这一天突然看见之后，便问班长，那畜生肚子下面长长的是什么东西？班长便瞪他一眼，严肃回答道，战备腿！”
顿时一片大笑。陈市长和郑副书记一边点头，一边交替说道：“到底是博士水平，徐市长的智商就是高啊。”
几天后，徐涛跟伟东吃饭时，却见伟东吞吞吐吐地说：“徐市长，有个事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你，虽然你是领导，但我从朋友的角度，加上我也比你大几岁……”
徐涛打断他说：“你怎么那么多废话？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伟东终于啧啧嘴道：“你那天在市长面前的那个笑话不该说。”
徐涛道：“怎么你都知道了？我那不是随着他们说的吗？”
伟东叹道：“恐怕全市人民都知道了，这两天机关里人人嘴上都挂着战备腿呢。在这方面，他们那些老当官的其实都很有数。你别看他们也喝醉撒酒疯，也骂人，也满嘴耍流氓，也背地找小姐，但都是在一定范围和分寸之内，就算有人知道，都不会产生什么后果。但你就不同了，本来你就不是跟他们一样的人，他们个个都等着看你的另类表现呢，你还就真表现了。拿说笑话这种事来讲，别人说来说去都是那种满大街流行的，谁也不显得突出。老郑更是只会说那种土包子小段，显得他好像多朴实，这是本地人的特色。连北京人都说，咱们东山、西山一带的人特别会出卖朴实。其实老郑他什么没见过？人只要在局级以上当官三年，就该吃的，该看的，该学的，该玩的，都精通了。这种混到一定级别的家伙，看着越傻的，才越精明呢。”
徐涛点点头，伸手跟他握了握：“谢谢，以后我注意吧。哎，我说笑话的事，是宋强告诉你的吧？”
伟东道：“那你就别管了。你也别拿市长来压我，我是拿你当兄弟才告诉你的。”
徐涛便不再多问。他很明白伟东与宋强的区别，宋强就从不跟他探讨这种敏感话题。在宋强身上，更多体现着一种机关小勤务员的殷勤备至，而绝不会产生出跟领导商榷点什么的念头。对此徐涛也能理解，毕竟宋强与伟东的身份不同，常年混迹在官场的人，就该如此吧。
而且，他们三人间的酒也越喝越少了，当然宋强遇到徐涛的机会还是很多，该沟通什么人家自会办理。总之，彼此间还是有了不同的心事，商人与官员毕竟是有区别的。即便徐涛想抹平这一点，伟东也不会当真不拿自己当外人。
徐涛分工的事其实很单纯，就是跑项目。用于书记的话说，这是本市的当务之急，千斤重担就压在你肩上了。徐涛自然全力以赴。
他杀回北京，在短时间内动员起了所有熟人，都给他找项目，许诺说：兄弟绝不会亏待你们。很快，熙熙攘攘的各路人马便以考察之名，奔赴东山而来。其中既有全球驰名的巨型公司，也不乏招摇撞骗的港台奸商。
在此期间，伟东时常陪同徐涛会见那些神头鬼脸。尽管伟东的身份比较复杂，因为他毕竟不是政府工作人员，然而在徐涛谈过的几乎所有引资项目上，伟东还真有点必不可少。
有时，伟东只是跟在徐涛身后，一声不吱地听，然后会悄悄告诉徐涛，此人不可交！或此人还有点真料！而伟东的这些判断，往往与徐涛的临场感受刚好相反。
有时，伟东又会在徐涛的引导下，认识某些要害部门的办事人员，以后的相关事宜就由伟东出面跟对方商洽。办这种格外计较分寸细节的商业事务，机关上确实真找不出这样的人才。
更有时，伟东会在投资方提出一些具体合作需求时，从旁边直接插过来，以自己的商人身份，跟对方详细勾画起合作前景。当然，他这样搂草打兔子，少不了也为自己揽了些活。这要说起来，他似乎有假公济私的嫌疑，但客观上应该还是为东山市带来了投资，而且，那些交给伟东的活也都并不太大。所以在那两年里，伟东通过徐涛其实没赚到什么大钱，倘若再考虑到平日开销，他甚至都有点赔本赚吆喝。
当然伟东肯定不是没收获，其中最有意义的，就得算是看着徐涛这样一个挂职干部，一步步适应官场规则，变成一个乐在其中的官僚。
下面的干部是这样，看着年龄越大的，越是从下面爬台阶上来的，往往越没什么前途。连他们自己也明白，一辈子也就差不多交代了，于是便能捞就捞，能享受就享受，只要别得罪了大领导，将头顶的纱帽保持到退休，就算大功告成。
年龄越小的，譬如徐涛这种，却往往是上面派下来的。这对许多基层的有志者来讲，自然有点不公平，不是他们不努力，恰恰相反，他们都比徐涛努力多了，甚至也更熟悉基层官场的规则，比徐涛更适合在官场上混。但只因没有一个适当的起点，也就该费尽当牛作马的功夫，层层等待着猴年马月的提拔。
每到了喝酒的场合，便常会有一圈老朽们轮流起身向徐涛敬酒。徐市长，我敬你一杯。我也敬你一杯，徐市长。一开始徐涛还有些惶恐，不免陪着往起站站，但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中国人喝酒总少不了要敬酒嘛，难道还要市长敬他们不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