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树立国家利益观念
摆脱美元陷阱涉及国家根本利益，所以，只有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才能统筹兼顾，通盘考虑一揽子问题。
本书前面多次提到，美元虽然是全球本位币，可是其发行权在美国，其他各国奈何不得；并且至少在目前看来，还看不到有其他任何一种货币可以替代美元的前景。
初看起来，这似乎意味着没办法走出美元陷阱了。但如果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解决途径还是有的，那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例如，我国虽然不能阻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但却可以从其他角度，如外交途径等，来施加压力。这样的成功案例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
1978年，当时国际经济议程中最突出的问题同样是对美元贬值的担忧。尤其是当时的美元贬值已经严重侵蚀到德国和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简称“欧佩克”）等的竞争力和外汇储备，所以这些国家和组织的担忧与日俱增，和今天我国的担忧颇为相似。
例如，1978年6月沙特阿拉伯的外汇储备高达650亿美元，其中80%是美元资产。而当时全球石油输出的结算货币全都是美元，这就注定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在美元贬值中损失最大，而且根本就没什么规避措施：不用美元结算还能用什么呢？
面对这样的货币环境，沙特阿拉伯和欧佩克也想过抛售美元，但又心有不甘——显而易见，抛售美元会导致美元价格进一步下跌，从而使得他们的外汇储备价值更加缩水。
这时候，欧佩克国家通过外交政策不断给美国施加压力，为最终摆脱美元陷阱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他们公开研究采用美元以外的货币对石油定价会带来什么结果。如欧佩克成员科威特就扬言，在石油输出时将考虑接受英镑而不是美元，就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美国恐慌。
与此同时，一些欧佩克成员国提出，在美元贬值引起全球严重通货膨胀背景下，唯有提高石油价格才能弥补美元下跌造成的损失，这更引起美国政府高度关注。
其次，至少有一个石油输出国决定用外汇储备投资其他货币。例如，沙特阿拉伯就把部分美元储备转换成了瑞士法郎和德国马克，虽然比重不大，却始终受到美国高度关注，表明美国人对此并不是无所谓的，而是很看重的。
这些措施加上欧佩克成员国不断呼吁美国要控制国内通货膨胀，终于产生一些效果。
最典型的是，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和助手不得不打断沙特阿拉伯财政大臣的迪斯尼世界旅行，迫不及待地向他解释美国政府的美元计划，以求得共识。以至于到后来，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干脆任命对通货膨胀持强硬态度的沃尔克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30多年过去了，这些措施完全可以为我国借鉴。事实上，我国也似乎正在采取当年欧佩克的一些做法，如呼吁建立新的全球储备货币体系；与巴西和俄罗斯等一起讨论不用美元进行交易等。无疑，这对我国摆脱美元陷阱能起一定作用。
之所以说“起一定作用”，是因为虽然我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能够对美国经济政策产生一定影响，可是不要忘了其他美国国债持有者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
说的更明白一点就是，如果我国不抛售美国国债，可是其他国家不看好美元，首先抛售美国国债，同样会引发信贷挤兑，给我国原有的美元储备造成损失，其中的关系错综复杂。
正因如此，美国政界有人认为，我国要想摆脱美元陷阱，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美国其他主要债权国的预期。换句话说，如果其他债权国认为美元将会不断走软从而抛售美元，并且事实上美元贬值趋势不变，我国在利用“美元外交”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就会很有限。
从这个角度看，美元外交只是可选方案之一，不能希望过大。归根到底，美元的发行权在美国手里，美国对别国的建议可以听也可以不听。而我们能做的是，对美国发行的国债可以买也可以不买，可以多买也可以少买。在这里，就涉及从国家根本利益还是部门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了。
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博士介绍，2003年时他为了完成一项国家重大课题研究，近距离接触到外汇管理部门的高层领导，请教为什么我国不断地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而不是黄金？得到的答复是“买黄金不赚钱”。他对此虽然不解，却又无从得到更具体的答案。
2005年他在进行“部门利益对国家重大决策的影响”课题研究时，与一位金融监管部门领导交谈，那位领导解释说，“买黄金不赚钱”是指即使黄金将来升值了，在会计账面上也无法体现出来。即使在账面上能反映出来，因为储备黄金不能买卖，所以也不会有收益。可是买美国国债就不一样了，每期都能收到债息，尽管实际上可能是亏损的，但反映在账面上还是有收入的。并且，这种债券买得越多，债息收益就越大，部门绩效就越多。
他追问：如果用外汇储备购买黄金，黄金升值了国家不就赚了吗？领导笑笑说，国家可以说赚了，可是他们没赚头。
由此可见，我国外汇储备为什么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债券，原因之一在于有关部门只考虑部门利益，追求的是账面好看，而不是实质上的盈亏，这就与错误的政绩考核有关了。
多元化外汇储备战略
为了避免美元陷阱给我国外汇储备造成更大损失，分散外汇储备是一条必由之路。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认为，我国外汇储备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分散化，无论这种做法在短期内是否会导致外汇储备亏损。具体分散方案有：
每当美国国债在全球市场上供不应求时，就是我国抛售美国国债的好时机；而当市场供大于求时，这种抛售不但会变得很困难，并且还会使中美利益冲突变得很严重。
出售美国国债后这些钱用来干什么呢？购买一些超跌的美国公司股票和其他国家的便宜资产是一条可行之路。
关于这一点，可以首先从向我国求助的国家开始做起。具体地是当有其他国家向我国要求经济援助时，首先考虑向他们发行人民币债券。也就是说，政府首先向中资机构甚至老百姓融资（这当然是人民币了），然后用这些人民币来购买我国的外汇储备，付给别国。
三是积极参与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互换
通过向资本短缺的外国商业银行提供熊猫债券和人民币贷款等，有助于促进人民币在全球的流通，巩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其中，首先可以在东亚“10+3”框架内发挥更大的作用，然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四是利用有得时机购买石油等战略物资
我国是一个资源进口大国，与其把这么多外汇储备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待其贬值，不如更多地储存石油等战略物资。
当然，这种储存同样应当选择一个国际价格较低的时机，这一点显而易见。另外就是，我国外汇储备中的黄金比重过低，适当增加黄金储备非常有必要。
从时间上看，我国最早提出外汇储备多样化、分散化是在2006年1月5日。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在当天发表的一份声明中透露，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外汇储备的货币结构和资产结构。虽然措词婉转，但所表达的含义非常明确。
从时机上看，每当美国国债需求旺盛时，这种抛售不会对价格造成太大的冲击。例如，2009年12月我国大幅度减持美国国债342亿美元，减幅4%，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但从本质上看，这仍然属于逢高减磅，并不意味着我国会从此大幅度减持美元资产，目的只是优化外汇资产储备结构。遗憾的是，这样的好机会我们一再错过。
接下来很自然的问题是，抛售美国国债后这些钱可以用来做什么？因为现在欧元和日元的前景也不被看好。但要换个角度看，那就是虽然欧元、日元与美元的前景彼此彼此，但抛售美国国债换成欧元和日元资产，这种分散化投资对避免美元陷阱还是有很大好处的。
据日本财务省2011年7月8日公布的资料，我国当年5月净购入4971亿日元（约61亿美元）日本长期债券，这是我国连续第8个月增持日本长期债券，创造了有记录以来的次高纪录。与此同时，我国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积极购进韩国债券，余额高达8.7万亿韩元，仅次于美国、卢森堡和泰国。实际上，这就是我国分散外汇储备的表现之一。
美元陷阱的表现之一是劣币驱逐良币效应。但显而易见，当美元不断贬值时，其他国家就会想方设法消费美元，或者转换成其他国家的货币，或者转换成各种能够保值增值的大宗商品。这样一来，就会造成美元在国际市场上加快流动，受益更多的欧元等货币会渐渐地作为储备币种，被其他国家储存起来。而这样做的结果，又会使得欧元流动性相对减少，并且推动欧元等货币不断升值。
由此可见，我国在饱受美元陷阱之苦后，千万不要忘记“天下乌鸦一般黑”和“刚出虎穴，又入狼窝”的道理——美元有陷阱，欧元等其他货币也同样有陷阱，更要防止美元和欧元共同设计陷阱。当然，这并不否认分散外汇储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这里，关键是要随时注意美元和欧元这两大货币之间的关
系。从理论上说，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和欧元的大幅度升值会对欧元区国家很不利。但读者看到，在过去美国逼迫人民币汇率升值时，欧元区国家不是站在中国角度对抗美元贬值，而是站在美国一边暗中使劲，这就不完全是意识形态问题了。恰恰相反，这能从一个侧面证明欧元和美元串通一气在全球设置货币陷阱。也就是说，美元和欧元完全有可能通过两者之间此消彼长的跷跷板关系，来轮番玩弄全球经济。
怎么办？这就提醒我国在分散外汇储备时，一定要把储备币种多样化和重要商品常态化储备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日本的例子可供借鉴。长期以来，日本不断在全球购买重要战略物资以做储备，同样是看到美元储备没有出路所采取的措施。
外汇储备分散化应当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原则。虽然从短期看，这种资产置换可能会造成一些损失，但从长期看，这种置换会避免将来美元暴跌引发更大损失，是合算的。
这就像股票投资中的换股。既然你预测美元这只股票将来要暴跌，那还不如现在就换成欧元和日元等股票，虽然要付出一点交割费，但从长远看，少亏也就等于赚钱了。
逢高派发美元储备
要想分散外汇储备，在目前储备规模过大的背景下，必定需要抛售美元储备。这里之所以要单列一节来讨论逢高派发问题，是因为外汇储备的逢高派发异常复杂。
一般认为，无论我国还是其他美国国债持有国，要想抛售美元资产或把美元资产分散到其他资产上去，一定会破坏原有格局，从而导致美元进一步下跌。但问题又不是这么简单。
仔细观察这些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数据和美元走势发现，这种下跌轨迹的运行，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
花旗银行全球外汇研究主管杰弗里·杨从这些资料研究中发现，当有人在抛售美国国债导致美元下跌时，各国中央银行通常会出手进行干预，目的是想稳定美元兑换本币汇率，而不是去火上加油，以免外汇储备缩水。相反，在美元价格普遍上涨时，才会着实减少购买数量。
他举例说，在2004年前的三年中，美元兑一揽子主要货币下跌了33%，可是同期全球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中的美元比重却从原来的50%左右上升到80%左右。当接下来的2005年美元指数上涨了15%时，各国中央银行储备中的美元比重却又重新回到了50%左右。
换个角度考察欧元，同样存在着这种情形。
例如，2004年欧元上扬到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时，欧元在各国外汇储备总量中所占比重下滑到20%以下；而当2005年欧元下跌时，这个比重却又逆向提高到40%左右。
这是什么道理呢？一家国际著名咨询公司主管认为，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看，这些年来全球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和欧元储备比例大体上没有变化，只是在美元下跌时购入更多美元，在欧元下跌时买入更多欧元而已。
毫无疑问，这只是指各国持有的外汇储备的名义价值和实际数量。显而易见，即使一个国家没有买卖美元资产，也会因为汇率波动影响到他原来的美元储备价值。
具体到我国，这些研究人员认为，包括我国和其他石油输出国在内的国家，是外汇储备增长速度最快的，但这些国家拥有的外汇储备规模并不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掌握。所以他们对判断我国外汇储备的构成及其在这其中如何发挥作用，无法做出有效判断。只是一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中央银行都会尽可能地保持多币种外汇储备，并保持各币种储备之间的相对平衡。我国目前外汇储备中美元储备所占比重过多，所以逢高派发美国国债非常好理解。
从历史上看，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处理的。20世纪初的法国，当时同样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当时法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是英镑，但英镑在不断贬值。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就是按照分散外汇储备的要求去抛售英镑的。
法国抛售英镑后，导致英镑贬值越来越严重，后来法国财政部长不得不出面用外汇储备去干预英镑汇率。因为如果再让英镑贬值下去，法国持有的英镑储备将会遭到更大贬值。后来，英国女王还因此授予法国财政部长爵士勋章，以表彰他为稳定英镑汇率做出的贡献。
这说明，逢高派发美国国债时同样可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仅是我国和美国两国之间的关系，还涉及其他一系列美国国债债权国之间的关系。
例如，虽然各国都知道逢高减持美国国债是一种策略，储备美元没有出路，但又不急着抛售美元，原因之一就在于美元贬值是个长期过程，操之过急则会掉入另一个美元陷阱。
就好比说，厂商急于抛售某种产品，如果让顾客看出这种迫不及待的清仓处理心态，那么这时候的价格是谁说了算呢？很简单，是顾客，而不是厂商说了算。
有鉴于此，要想把已有的美元储备卖个好价钱，最理想的办法是逢高减磅。因为美元指数也是高低起伏的，即使处在不断贬值中，也总有相对高点的时候。每当这时候，我国减持美元资产的最佳时机也就到了。
除此以外，逢高减磅也可以用作经济谈判筹码。
2007年8月，针对美国一再逼迫人民币汇率升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何帆在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采访时表示，我国完全可以把手上的美元外汇储备作为经济谈判筹码。
消息见报后，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本来很少谈论美中经济问题，这时候却急得跳起来。不过，他稍作镇定后就发现这件事情太复杂，所以不慌不忙地说：“如果中国真这么做，这绝对是有勇无谋”。因为“中国所受的伤害绝对比美国更大”。
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资深委员格拉斯利，则从另一个角度批评我国说：中国这么做非但于事无补，而且相当危险，因为这只会让人们更有理由相信中国是有意在通过操纵人民币汇率获得经济优势，中国领导人“应当”对上述观点是否代表官方立场予以澄清。
可以说，这确实是刺到了我国痛处：我国拥有规模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关键时刻却不能派上用场，甚至连威胁作用也达不到。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我国坚持要抛售美国国债，也并非真的“有勇无谋”，否则也不会让美国总统吓出一身汗来了。虽然以前没这样做过，但这种做法一定会沉重打击美国经济，甚至引发美元崩溃。当然，更温和的办法还是逢高减磅。
用在老百姓身上最实惠
外汇储备从某个角度看，可以折射出国家购买力大小。外汇储备越多，表明这个国家的国际购买力越强。但显而易见，“国富”不等于“民富”。当这两者之间无法协调时，“国富”远远不如“民富”实在，这是分散外汇储备时要考虑的。
究其原因，国家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和财政收入，并不必然会导致全体国民受益，相反却容易滋生贪污、腐败、浪费和低效率行为。每个人与生俱来地都是自家财产的最好管家，公共财产往往乏人问津。古今中外，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是最没有效率的。只有变藏富于国为藏富于民，才能赢得民心，开发民智，才能避免美元陷阱，让国民普遍享受发展成果，才能实现长治久安。这也是国家利益观念的最好体现。
国家外汇储备能不能用在百姓头上呢？答案是肯定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在这方面是苍白无力的。
传统经济学认为，外汇储备不能用在国内，否则就是“二次结汇”了。众所周知，我国企业把商品出口到国外后，拿到的是美元，老板是不能直接用这些美元在国内买材料和发工资的，必须首先换成人民币才能流通。如果政府把收到的这些美元用在百姓头上，就必须再次换成人民币，这就叫二次结汇。
但这并不能否定外汇储备能用在百姓身上。归根到底，无论美元还是人民币都是钱，是钱就可以被用来消费。当然，把外汇储备用在百姓身上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例如：
一是可以设立国家主权基金，购买大宗商品如黄金、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煤炭和大豆等。投资这些大宗商品会有效提高外汇储备收益率，降低国内通货膨胀水平，给百姓实实在在的好处，这就等于是将外汇储备用在了老百姓身上。
二是可以在外汇储备中拿出一部分来，直接给全体国民发放外币消费券。这些外币消费券可以用作去国外旅游，购买国外商品，或者作为有价证券在市场上自由流通。
三是可以在外汇储备中拿出一部分来，购买我国在海外上市的股票或国内发行的B股，然后划入社会保障账户，降低百姓个人缴纳社会保障费负担。也可以在国内股市中设立国际版，吸引海外企业来我国上市。
四是取消所有形式的出口补贴。要知道，对出口企业进行补贴，实际上就是用我们的钱去补贴国外消费者，这在外汇储备规模过大，美元陷阱步步深入的背景下，实在是十足的“傻瓜”行为，最终侵害的是全体国民利益。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外汇储备是百姓的血汗钱”一说会遭到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否认。后者认为：企业和个人不是把外汇无偿交给国家，而是卖给国家的，这是一种“等价自愿交换”。正因如此，国家就“不能”把外汇直接分给国民或用于主权养老基金，因为它不同于财政盈余资金。
但这种观点漏洞百出。
先看“自愿交换”。既然是自愿，那么持有外汇的企业和个人就应该自主决定是否把美元卖给中央银行。而实际上，我国从1994年开始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以来，持汇企业和个人是没有这种选择自由的。虽然说从2011年1月1日开始我国企业的出口收入可以存放在境外，不必像过去那样非得调回国内了，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并不具备可操作性。因为企业要想办理出口退税就必须首先结汇，然后才能核销，并且结汇金额和核销金额必须相符或在规定差额内。如果企业把外汇存放在境外，就无法办理出口退税。所以，最终依然必须强制结售汇。
外汇储备是不是属于百姓，有一则笑话可以诠释得一清二楚。说是过去有个官差去饭馆吃饭，首先要一只烤鸡，等到烤鸡端上来时马上又改口说，烤鸡不要了，要吃烤鸭。他尽情享用完烤鸭后，拍拍屁股就准备走人。这时店小二说：“老爷，您还没付钱哪！”官差说：“付什么钱，我吃的这只烤鸭是我用烤鸡换来的。”店小二说：“可是您的烤鸡也没给钱呀？”官差说：“对呀，可是我没吃烤鸡怎么要付钱呢？谁看见我吃烤鸡了？”
这就好比说，国民辛辛苦苦把产品出口到国外，拿到的是美元，在国内不能用。外汇局说，不如你把美元交给我，我印些人民币给你。就这样，外汇局手里的美元越来越多，已经有3万多亿了，这时候国民提出来能不能分一点用用？外汇局说，这不行，这是我的，是我印人民币换来的。国民说，那我们的商品不是白出口了吗？外汇局说，这个我不管，我没消费你的商品，你的商品是外国人享用的！
的确，这部分净出口已经被输送到境外，这种经济发展成果被境外享用了，并没有被我国国民所分享。可是这正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外汇储备是全体国民的共同财富，没有他们的出口，这些外汇储备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至于一方面囤积外汇储备低价借给别人，另一方面又高价从国外借钱，就更令人不解了。例如，新闻报道说2010年春天我国某地通过引进世界银行贷款，抢修了荒废几十年的农业灌溉渠网，终于夺得小麦丰收。这透露出来的信息有两条：一是世界银行的贷款也是外汇；二是世界银行贷款的利率是美国国债利率的近10倍。这就是说，我国一方面用外汇储备购买利率极低的美国国债；另一方面却从国外引进高额贷款！
所以，2009年3月13日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在我国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直截了当地问：（当时的）中国有近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却把钱借给那些富裕国家，这是否说得通？实际上，这放在哪里都说不通。
读者对“重商主义”或许有所了解。重商主义也叫商业本位，简单地可以理解为全社会的拜金主义。重商主义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达到鼎盛时期，原因之一在于那时候的财富是黄金，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哪怕发动战争，只要能抢到黄金就能切切实实地增加本国“财富”。
而自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美元成为全球本位币，并且与黄金储备脱钩，这时候对于美国来说要想增加“财富”就太简单了，开动印钞机印就是了，印制一张1美元的钞票成本不到1美分。而对于我国来说，增加财富就变得异常困难：首先必须把商品辛辛苦苦地出口到国外，换取美元，然后换成人民币。给政府上缴税金，给企业留下利润，最后才轮到给工人发工资，1美元的成本就是实实在在的1美元，并且往往还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要想得到这1美元，我国必须实实在在地把等值商品运到别国。
可是出口换来的这些外汇储备能不能算是“财富”呢？很难说。一个简单的判断是：财富的最大特点是能用于花费，钱只有在花出去时才能称为钱。如果花不出去，就是废纸一张。如果不但花不出去，而且放在那里还要贬值，那就简直是“人质”了。而这正是当今美元陷阱导致的结果。
既然如此，那就还不如把这些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拿出来直接发给全体国民。这种做法不乏先例。
2011年3月2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宣布向所有18岁以上并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市民，发放一笔数额为6000元（港元，1港元约为0.84元人民币）的款项，可以提现金，也可以转为储蓄。而在此以前，澳门特别行政区已经连续4年发放类似款项了。2008年到2011年的数额分别是：永久性居民5000元（澳门元，1澳门元约为0.80元人民币）、6000元、6000元、4000元；非永久性居民3000元、3600元、3600元、2400元。
而与之相比，美国的财政宽松货币政策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说穿了，这就是美国给全体国民发放美元，性质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