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没有止境的，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与发展，要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才能使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当前在解决“三农”问题中，首先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不能抱住一些老教条不放。如果过去说过的问题都不能变，就没有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发展到今天，有许多问题要加深认识，不少矛盾需要认真解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千家万户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日愈突出，土地流转困难，规模经营难以形成，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新的合作经济形成滞后，分散的小生产无法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如此看来，目前“三农”问题的症结是以土地为核心的经营体制改革问题。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解放思想应该遵循以下原则和前提：
（一）解放思想要遵循“三个有利于”的原则
邓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论断已经提出十多年了，但到现在都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农村改革乃至整个改革开放事业，都应遵循“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改革以土地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制，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不管什么意见和办法，就应该允许说，允许试和闯，在不同地区试办的基础上，予以总结和提高，形成指导整体的政策和法规。
（二）“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
凡是关于“三农”问题正确认识的形成，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基础上的，而认识上的失误，主要是由于照搬马克思主义某些设想，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或凭主观愿望，脱离了实际，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实行改革开放、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反映了实事求是的精神。目前解决“三农”问题，同样要实事求是，不然很难形成正确的认识和决策。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既要总结先进地区的经验，又要了解落后贫困地区的问题。有的学者、研究人员到先进发达地区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十分必要，但到贫困地区了解第一手资料也非常重要，不单要“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领导干部要亲自到贫困农村调查研究，解剖“麻雀”，掌握实际情况，不要光听汇报，须知部门和秘书的调查代替不了自己亲自调查。
（三）以人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本。中国共产党80多年来的历史表明，凡是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利益或没有损害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认识和决策，都是正确的。就“三农”问题而言，农民始终占人口的大多数，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损害他们的利益或者剥夺他们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权利。因此，一切认识和决策的前提应是：尊重农民的自主权，不能以所谓整体利益或长远利益为借口，剥夺或损害农民当前的利益。至于遇到战争等特殊情况，农民一定会非常通情达理。历史多次证明，他们在民族危亡或确需做出牺牲时，从来没有后退过。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但农民是理性的，应该具有自己生产、生活方式的自主权，即使是一部分农民，他们的自主权也同样应受到尊重和保护。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民，并不是注定的牺牲者，首先应是受益者。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在田间地头、农民家中了解情况，处处为农民群众着想。2004年中央下发的一号文件，就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对有些“三农”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中央为各级党委和政府作出了好的表率。
（四）吸取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成功的现代化经验和农业发展的经验
邓小平同志说过：“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办法”。这次我们去西欧考察后，感觉到西欧发达国家在走城市化道路、处理工业化和个体农民的关系、社会保障制度、环境保护、对农业的保护、农业产业化建设、农产品销售等方面，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并不是“满地是黄金，生活是天堂”，也有他们的缺点和阴暗面，但他们毕竟是先进发达国家，有我们学习的地方。学习别人的经验，并不是崇洋媚外。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实行合作化时，就没有广泛吸收先进发达国家的经验，只是照搬了前苏联一家的模式，结果使中国农业的发展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拉大，还给21世纪留下十分沉重的“三农”问题包袱。看一下别人，更能发现自己存在的问题，更能拓宽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
（五）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农村以土地制度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
深化和完善土地制度的产权改革，探索重点应是如何通过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实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关键是怎样稳定土地的承包关系。农民的生产环境、灾害频繁、资金短缺、本钱太小等因素，都决定了他们干任何事时，容易瞻前顾后、顾虑重重、考虑得十分实际和周全，不愿意冒任何风险。在他们看来“土地承包延长30年不变”就意味着变，在土地的投入和基本建设上留有余地，至于承包其他农民的土地，只好实行掠夺性经营了。由于土地使用权是有限的，土地转让便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出让方怕土地使用权再延长或以后有了所有权而吃亏，受让方怕以后有变化、白费力。江泽民同志1998年9月在安徽考察时曾指出：“稳定家庭承包经营，核心是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中央的土地承包政策是明确的，就是承包期30年不变。而且30年以后也没有必要再变。”（中央政研室《江总书记视察农村》1998年12月，324页）1998年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在当时已经是难能可贵，江泽民同志又指出“以后也没有必要再变”，农民非常欢迎。既然30年以后也没有必要再变，那是否可以理解为：使用权是长期的，这种“长期性”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稳定或永久的使用权。如果是这样，效果会更好，农民再没有怕变的念头，土地流转更好进行，农民的积极性会更加高涨。在土地承包使用权若变为更长期性的以后，要抓好以下几点，促进土地流转，实行适度规模经营：一是一定要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实行土地入股，几户或数户农民自愿联合，组成合作经济。对此，政府决不能进行行政干预；二是在竞争中实行自愿“强强联合”或“强弱联合”。竞争中还可能有部分农民失去土地使用权，他们可以在农村或城镇打工谋生。政府要及时制定农民打工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以保护这部分农民的利益。对于农村的竞争，政府主要是制定法律、政策，以保障竞争公平、规范进行，但决不要当“保姆”；三是加快城市化步伐，促使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农民把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或其他农户；四是要进一步完善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法律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规范转让程序，保护转让双方利益。实行保障制度，主要是为了保护农村的弱势群体，使他们的生活不至处于贫困状态，保证农村大多数农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总之，我们要积极运用市场经济的办法，促成农村规模经营的普遍形成，基本打破小农经济的格局。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临产前的阵痛”，但只要“接生”得法，“母子”都会平安。怕“分化”“失业”等没有用，该改革的东西如果不果断改革，后果会更严重。现在没有实行永久的土地承包使用权，不是也有“分化”现象和“剩余劳力”的出现吗？解决“三农”问题要在“放活”上做文章，不要在“管”字上下功夫，用计划经济的办法管得越“死”越糟糕，历史包袱越背越重。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我们要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如何保障分散的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供求平衡和渠道畅通，是促进农业经济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问题。目前，应该重点探索从家庭经营外部来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以促进家庭农业的合作与联合。具体说，一是如何发展组织化，即“公司+农户”的模式；二是如何发展以流通环节为纽带的销售组织，如“订单农业”“拍卖农业”所依托的中介组织和销售、加工企业；三是如何发展以产品为纽带的合作组织，建立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要做好以上几点，应该注意几个问题：
（1）以政府为主导的国有农业企业，应坚决改制，否则不但会成为政府包袱，还会阻碍“公司+农户”的实现。
（2）要大力发展各种非国有农业企业。
（3）农业产业化的起步和规模不断扩大是产生各种农业专业经营企业的前提，农业产业化发展缺乏这种要求时，农业企业不会应运而生，政府拼凑的企业起不了多大作用，还会垮掉。
（4）以产品为纽带的合作组织，应该是产业化发展初期的主要组织形式，产业化壮大和形成以后，实现联合，进一步发展。比如洛川县的苹果产业，一些乡、村的合作经济组织在销售方面起了主要作用，促进了苹果产业化的形成。
（5）发展以上三种农业组织化程度的企业，政府的主要职责应是支持、引导和创造良好的环境，但决不要包揽，更不要干预企业的经营和强令企业干这干那。
减少乡镇，应该是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方面。假若进行如下改革，效果可能较好。现在的乡镇数量太多，应撤乡并镇，至少在现有乡镇数的基础上减少一半。不拆“庙”，“神”就搬不了。减少乡镇后一律称镇。每镇的科级领导有3-4人即可，除镇党委和政府外，再不设科级班子，按乡镇的主要工作设“专干”，如党委的组宣干事、政府的民政干事、武装干事等。撤销乡镇自设的各种单位。乡镇的干部编制，在平原发达和人口集中地区，不超过本镇总人口的万分之五；山区和人口分散地区不超过本镇人口的万分之十。镇政府的工作职能，主要是依法行政，管理文化、教育等公益事业，在经济建设上，主要抓好小城镇建设和全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搞好农民向城镇转移工作，把“今天让农民干这、明天让农民干那”的时间节省下来抓好应该抓的事；县上派驻镇上的单位，除接受镇政府的行政领导外，工资和工作经费一律由县上负责发放。乡镇原富余人员，由县政府统一分流安置。镇政府的领导，逐步由委任制向直接选举制过渡，如果选举为非财政供养人员，由镇政府发给补贴工资，下次落选后又去干他的本行。乡镇能实行上述改革，就可大大减轻农民负担，也可以彻底取消计划经济的惯性运行。
乡镇总数的大幅度减少，十分有利于小城镇建设，有利于农民向非传统农业产业的转移。每个镇的农资供应、农产品销售、各种服务行业都需要许多人干，再能发展一些乡镇企业就更利于农民的转移。
减轻农民负担，除了抓精简机构、巩固税费改革成果、制止各种乱收费和乱摊派、取消农业特产税免征农业税等外，还要认真纠正有些强势行业的不正之风和规范其收费标准。比如在农村通电中，电力部门多算高压、低压线路公里数、提高材料价格等方面，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少；栽电杆时群众自己出劳拉运并挖坑栽杆，电力部门还要收取一些不该收的费用。在通电中除了国家补贴外，农民群众最少要出50%以上的钱，每口人高达几百元，村里还要给电力部门的人员招待、管饭，有的地方的农民说：“电灯亮了，家里穷了”。通电后，线路、变压器等固定资产都属于电力部门所有，但在改造线路时农民还得出钱。电力部门是改造自己管理的输电线路，何况农民交纳了该交的费用，改造线路却要让农民再出钱，这个道理很难说得通。还有些行业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有些事可能与国家的某项规定有关，不一定是这些行业部门的责任，但这些规定应当改革。各级政府、各行各业特别是那些“强势行业”，应该关爱农民，反哺农民，不要总想在农民那里赚钱。这些行业的办公、住宿条件、职工工资大多高出全国其他行业，把手再伸向弱势的农民，不感到亏心吗？各级政府、各行各业都要有关心农民的感情和爱心，有了这样一颗善良的心，才会为农民着想。延安市委、市政府宣布，从2004年元月开始，全市范围内取消农业特产税、免征农业税，受到了农民的欢迎和拥护。但也有些人说“这是延安有钱，看不上那一点税收”。我看关键不是有钱，而是延安市委、市政府对农民有心，不然全国比延安这个贫困老区更有钱的地方更多，为什么延安在免去农民税收上还走在前头呢？事实证明，感情到位，行动就到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