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与约束自己的下属。他常常告诫自己：“知己之过失，毫无吝啬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天下唯忘机可以消众机，唯懵懵可以发不祥。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诚），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他强调：“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血诚”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根本与基石。
所以，在选拔军中带兵之人时，除了能吃苦、不怕死、不势利、有管理才能外，他更看重的是“血诚”。
忠诚是一个士兵最起码的要求，如果一个人不忠诚，就不配当一名士兵，更没有资格当一名军官了。一个不忠诚的人就如同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在你身边爆炸，试想，如果让这样的人带兵，简直就是自掘坟墓。
所以，湘军军官大多是外表木讷，而心志高远，没有沾染当时浮华社会风气的血诚书生。曾国藩认为只有这些人才能给军队带来一种全新的风气。另外，所选将领除血诚的读书人外，还从绿营中挑选少数精于武艺的将弁为营官，教会他们掌握技艺和阵法。
其次，在军制方面，晚清时期，绿营军采取的是世袭制，捧着金饭碗吃皇粮，过着安逸的生活，没有后顾之忧，自然就没有了积极性。绿营军腐败堕落就在所难免了。所以，曾国藩要彻底废除世袭制，改为招募制，优胜劣汰，行就上，不行就靠边站；既带动了兵卒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为了消除绿营兵在作战时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而导致军心涣散的弊端，曾国藩在建立湘军之初，即实行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勇丁们受到营官挑选的恩德，如同受到私人恩惠一样，一定会忠心报答，打仗的时候就会共生死、同患难。
这样，湘军在体制上形成了浓厚的家族化色彩，一级服从一级，强调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带有很强的儒家文化色彩，大大增强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另外，针对当时清王朝军纪败坏，民间甚至有兵不如匪的情况，曾国藩在一开始就制定了严厉的军纪，强调“严刑峻法”，并建立严密的稽查制度，明令湘军禁止吸鸦片、赌博，一度连喝酒划拳都在禁止之列。
在吸取了武昌战役的教训以后，曾国藩在练新军的时候，还特别注重了军队内部的团结。
如果一个团队的力量不能集中到一起，就犹如一盘散沙，这个团队自然也不会太出色。一个团队只有团结到一起，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才会取得成功。
人心齐，泰山移，军队内部同样需要团结一致，只有团结的军队，才会有让人想象不到的战斗力。
所以，曾国藩常常苦口婆心地向士卒讲说团结的重要性，告诫他们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然，他也向士卒讲说做人的道理，要他们勤于操练武艺，在国家危亡之时建功立业等思想。像他这样对士卒进行系统的思想教育，在历代的名将中也是少见的。
还有，曾国藩为湘军规定的饷章与绿营军相差极大。他认为良将精兵是国家的命脉，所以，湘军的军饷比绿营要高得多。高军饷也许是湘军能迅速崛起的又一个主要原因。
湘军的饷银士兵每月是6两，营官的月薪是每月260两，分统、统领月薪是400两至520两，统带万人以上者月薪650两。这个数字仅是规定而已，加上办公银、训练费等，实际上更多。而绿营军的待遇却很低，守备部队每人每月只有一两银子，作战的军队是一两五钱银子，骑兵每月是2两银子，军饷本来就少，加上咸丰年间货币贬值，这点可怜的军饷根本不够吃饭，绿营军只好经常靠离营做生意赚钱养家，根本没把心思放在打仗上。所以这也是绿营战斗力极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谁卖命不是卖命，有钱就是娘。这样一来，当时的穷苦农民，甚至有功名的秀才等都冲着这高待遇，争着投奔湘军而来。看来，适当的金钱奖励，无疑是调动军队战斗力的一个绝招，曾国藩是深谙此道啊。
曾国藩认为要练就一支能和太平军相匹敌的军队，最重要的就是改“兵为国有”为“兵为将有”。很明显他把湘军据为己有，要是国家有需要，他可以带领他的军队为国家效力。这是一种公然向大清要兵权的行为，是一种军阀制度。当时的大清已经没有多少兵力可用，曾国藩这匹黑马也许是大清的希望，所以，咸丰帝掂量了一下，最终还是默许了。
总的来说，曾国藩改革军制对统治阶级来说是成功的，但却是中国近代军阀制度的开端，为以后中华大地的混乱割据埋下了祸根。
1站错队伍的代价
曾国藩最初只想编练一支万人的部队，但因为他极强的号召力和高军饷的诱惑，很快便超过这个数字。虽然人多力量大，但曾国藩认为兵不在多而在精，所以，他提出湘军各营缩编计划，将陆军规模控制在五千人左右。
在陆师中，塔齐布、罗泽南、周凤山等十人各领一营，每营五百人，共是五千人。而王錱却招募了六营，共三千多名新兵，曾国藩命令“不超过三营”，因为一来担心两个月后无饷可发，二来要走既定的精兵路线。但此时的王錱却有自己的打算，不愿意裁兵。恰恰湖南巡抚骆秉章赠给他一万两银子，作为新兵训练的饷费。王錱竟然毫不推辞，全部接受。
从此，曾国藩便认为王錱是个太看重名利的人。这种不服从命令的人注定在湘军中待不下去。
既然说到王錱，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湘军的老前辈吧。
王錱（1825～1857），字璞山，湖南湘乡人，5岁入塾读书，20岁为村塾师，24岁时，府试名列前茅，补县学生员，同年，从师于同县罗泽南。咸丰二年（1852年），他率领一百多名人剿灭湖南广东边境的土匪，被提拔为同知直隶州。此后，湘勇归入帮办团练曾国藩麾下，王錱随即奉命赴衡山、桂东、兴宁等地剿匪，积功升任知州，赏戴蓝翎。
嗓门大，志向也大的王錱，在十四岁就说出这样的豪言壮语：“置身万物之表，俯视一切，则理自明，气自壮，量自宏，凡生死祸福，皆所不计也。”可见，他崇尚力量，不为人下。这种性格造成他后来在和曾国藩共事过程中产生矛盾，乃至一度决裂。
不管怎么说，王錱也算是湘勇的元老了。他和曾国藩究竟有多大的矛盾，要闹到率军离开的地步呢？任何矛盾都有它的根源，这要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夏天，罗泽南、朱孙诒、金松龄率领三千多人前往江西救援的那场败仗说起。
在那场战斗中，战死的四名军官易良干、谢邦翰、罗信东、罗镇南，都是王錱从学于罗泽南时的同窗学友，其中易良干是王錱的妹夫。
王錱听到这个噩耗后，悲愤至极，他手下的湘勇也捶胸顿足，恨不得生吞了那些贼寇。王錱忍痛向国藩请缨：希望自己能够带领湘勇去为死去的弟兄报仇雪恨。
王錱所要求的和曾国藩不谋而合。曾国藩何尝不想为死难的将士报仇，但他却想拥有一支完全不同于官军的生力军后再一雪前耻，自然不能如王錱所愿马上为他的戚友同窗报仇雪恨。正是这些看似细微的不同，为二人的反目失和埋下了祸根。不过，平心而论，曾国藩的目光更长远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