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计划是美好的，但往往计划没有变化大。眼前长沙的状况让他有些挠头。
太平军虽然撤离了湖南，但湖南的穷苦百姓和许多会党受到太平军胜利的鼓励，也开始蠢蠢欲动。
湖南历来是会党集中的地方，如天地会、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等名目繁多，举不胜举。虽然大部分会党党徒在太平军入湘后投奔了太平军，但还有一些名目繁多的民间会党成群结伙，时不时地干一些违法的罪恶勾当，严重地扰乱社会治安。此外还有横行的地痞流氓、溃败的散兵游勇及游走的偷盗之徒，都成了地方上的不安定因素。
整个湖南的治安状况都是如此，长沙自然也不例外。
再说，团练不是正规部队，只是帮着省里维持地方治安，守卫地方。所以，曾国藩刚到长沙的主要差使就变成了对付地方的小股暴动。至于组建新军的计划只能往后拖一拖了。在刚刚上任没多久，他就把严惩土匪作为他的“团练”方针。在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正月，他向湖南各州县发出号令，要求对土匪、逃勇“格杀勿论”。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二月十二日，他又给咸丰帝写了一张奏折，即《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在这份奏折中，他系统地表述了对太平军要严刑峻法的观点。
咸丰帝接到这份奏折后，看到曾国藩如此仇视造反者，和自己不谋而合，便痛快地批阅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有皇帝老儿的支持，曾国藩的腰杆就直了许多，办起事来也雷厉风行。
不几天时间，呈报到“审案局”的急件就堆得像小山一样高了。曾国藩虽然是二品大员，做过十几年京官，但只是天天和经书、诗文打交道的文员，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况且手中只有那千把由几名书生率领的还没有经过正式训练的军队，真是顾了东顾不了西，一时间弄得这位湖南团练大臣焦头烂额。
不过，这位文吏出身的团练大臣自有他的办法和手段。对于那些滋扰犯事的人，不论是盗贼、土匪，还是游勇、百姓一律处以重典，只要闹事，就有一个抓一个，有两个抓一双。他经常对“审案局”的官员讲：镇压匪乱，要心狠手辣，不讲仁慈，治乱世要用重典，商鞅的办案手段就是我们的榜样，不要怕今后落个车裂的下场。
为了杀一儆百，曾国藩还命人制作一批类似于囚车的木笼，把抓获的土匪关在木笼里游街。这种木笼大约有一人高，犯人的头被卡在木枷中，四肢捆绑，只能站在笼子里。白天用车拉着，在城内四处游街。夜晚则放在露天里，派兵丁看守。不给吃，也不给喝，不出三四天，犯人便惨死在笼子里了。
不久，湖南百姓都知道长沙出了个无比残忍的团练头子曾国藩。在这种重典下，难免有心底不坏的老实人因为一个馒头撞在枪口上，曾国藩也确实有杀错的人的时候。当时长沙的知府叫仓景恬，他写了一份回忆录，里面就记载曾国藩的审案局，仅因一个案子，就错杀了至少四个人。那是一个冤案，曾国藩把好人杀了，把坏人放了。
于是，许多人向省里告状，说“审案局”是阎王殿，杀人不眨眼。甚至连“审案局”里的一些官员也表示不愿意再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了。
但张亮基却全力支持曾国藩，于是，这些人的告状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音。大家知道，因为“杀土匪”，即使告到咸丰那里也无济于事，皇帝恨的就是“土匪”太多，恨不得把所有的“土匪”都一锅端掉。所以，再也没有人告曾国藩的状了。
于是，曾国藩每天主要的工作便是命令杀人，凡捉到的都是“匪”，也用不着审问，只要“验明正身”，便一个“杀”字解决。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那非常时期，曾国藩的严刑酷罚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长沙的局面慢慢稳定了下来，闹事的人越来越少了。
曾国藩看到团练如此有成效，心中十分得意。张亮基也上折奏报咸丰，说曾国藩“有胆有识，刚强干练”。
“治乱世，用重典”是安定地方、抑强扶弱、使人民安居乐业的一条铁律。
元末明初，社会不宁，犯罪现象严重，被明太祖视为乱世。朱元璋的人生哲学正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所以他遵循古训，提出：“吾治乱世，非猛不可”的思想，形成影响明朝的“治乱世用重典”的治世思想。制定《大明律》，实行“重其所重”的原则制定《明大诰》，从严惩罚犯罪。
其实，“治乱世用重典”是以重刑威慑阻遏犯罪的思想,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就被法家一派的法律思想家们奉为预防犯罪、治理国家的经典。按照近代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人人都有趋乐避苦的本能,只要刑罚有可能带给犯罪人足够的痛苦,他就不会选择犯罪。死刑能够带给犯罪人的痛苦是最大的,当然就对犯罪人有着最大的心理强制,对犯罪行为有着最有效的威慑力。
我们知道，在自然状态下，弱肉强食永远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原则。谁的胳膊粗、拳头硬、人多势众，谁就是老大。而得不到政府与法律保护的百姓为求自保，或站起来自卫，或依附黑社会，结果都会削弱统治者的权威，最终导致剧烈的社会动乱。所以历朝历代都有抑强扶弱、除暴安良的职责。
而在这样的乱世，只有采取铁腕政策，才可能使一方获得安定，即治乱世，用重典，曾国藩无疑是做对了。
变相的“奖励”——曾剃头
短短一段时间，在“审案局”初设的不满四个月内，曾国藩就下令杀了137人。由他批示各县“就地处决”者更多，他给亲友的信中所写杀人的数目远不止这个数。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在家杀人，以至于该县县官熊某知道冤屈太多，对自己前程不利，不几天就要悄悄痛哭一次。有人问他原因，他说：“曾四爷又欲假我手杀人矣。”
关于“杀人”的告示开始触动着每一个长沙市民的神经。原来只担心“匪患”，现在还要担心被“官方”莫名其妙地处斩，整个长沙都被白色恐怖笼罩着。
不过，严刑酷法对制止骚乱确实很见成效，长沙的治安明显好转了不少。曾国藩心想：看来严刑峻法，的确是治国治民的正确之道。
在白色恐怖政策下，湖南地方的地主豪绅势力又抬起头来，湖南也成为曾国藩集团镇压太平天国牢固的后方基地。虽然咸丰帝对曾国藩的做法十分赞赏，但是社会舆论却激烈地抨击曾国藩的屠杀政策，顷刻间“曾剃头”、“曾屠户”之类的诨号和诅咒传遍全省。
“曾剃头”这个名字并不好听，被冠以这样的恶名，曾国藩早就有所预料，因为他早就对咸丰帝说过：即使自己因为执行皇命而被人称为残忍严酷的人，他也要一如既往地执行下去。说到底，为了皇上和大清，命都可以不要，一个恶名声又算得了什么。所以，对于“曾剃头”这一绰号，在曾国藩看来是自己为大清卖命的最好铁证，是一种变相的奖励，他根本不会拒绝，这个绰号陪他走过了一生的道路。
其实，他能杀一些所谓的“匪徒”，却杀不尽天下人，更不能封住天下人的口了。所以，关于绰号，还是顺其自然的好。
一个原本斯文的书生变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屠户，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让人大跌眼镜，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
曾国藩是一个热衷追逐功名的人，他把权力看得很重，一个被权力冲昏头脑的人难免会干出出格的事情。
大清危在旦夕，自己却得不到重用，曾国藩太过苦恼了，难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也为了大清的江山永固，只有打打杀杀这一条出路。
新官上任三把火，为了在长沙树立威信，让地方官重视他，只能出重拳。
为了自己一亩三分地的长治久安，只能严惩捣乱分子。
总之，曾国藩就这样做了，要想寻找理由，可以找千千万万个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