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沙逮捕犹太人。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对犹太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据统计，1939年住在德国占领区的犹太人的有1000多万，到1944年欧战结束时，大约有600万犹太人被杀害，占全部犹太人的一半以上。二战结束后，全世界的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两个焦点问题，那就是美英等西方盟国是否了解纳粹大屠杀计划？如果了解的话，那么美英等国为何无动于衷？对此，部分学者和美英官方长期一贯的立场是：美英等盟国在二战结束前对纳粹德国大屠杀计划一无所知，所以也就谈不上采取计何的措施；而反对派学者则认为，美英等西方盟国早就知道纳粹德国的大屠杀计划，只是出于某种可怕的考虑才一直缄默不语，任由成千上百万的犹太人被纳粹德国赶往死亡集中营，赶入毒气室。
然而，2000年6月26日，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当天宣布解密40万页美国战略勤务办公室（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和美英战时情报机构提供的绝密情报档案。最让历史学家和普通民众感到震惊的是，当年美英盟国通过破译纳粹安全机关的绝密情报，不但知道纳粹大屠杀计划，而且对计划的细节也了如指掌。
华盛顿和伦敦最高层从一开始就知道纳粹德国的大屠杀计划。
1943年夏天，英国伦敦郊区布雷特切里庄园，著名的“埃格玛密码破译小组”密码专家们连续破译了驻罗马纳粹安全总部发给柏林总部的绝密电报。破译出来的内容让英国的密码专家们倒吸了一口凉气：在战争初期，由于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在犹太人的处置问题上并不完全服从纳粹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训示，所以意大利境内的犹太人免遭被驱逐的命运。1943年7月，墨索里尼被推翻后，德军已经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地区，所以根据“第三帝国”最高元首希特勒的训令，入侵意大利的德国党卫军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在意大利的犹太人通通关押起来，送往设在南欧和东欧的集中营，然后予以“肉体上的消灭”。
截获的绝密电报清楚说明了纳粹德国准备屠杀意大利犹太人的步骤和方案：
10月6日，驻罗马的德国官员接到希特勒亲自签发的密令，要求他们把生活在罗马的8000名犹太人通通逮起来，这一任务务必在接到命令后10天内完成。
10月11日，一份从柏林发往罗马的电报发出了赤裸裸的训令：“基于意大利总体安全的利益，必须立即彻底消灭意大利境内的犹太人。延误的时间越长，就会有越多的犹太人逃往或者躲到亲犹太人的意大利人家里。”
10月16日，一份从罗马发回柏林的电文清楚说明：“针对犹太人的行动已经开始，并于今天结束，一共捕获了1200名犹太人。”
10月20日，纳粹德国驻意大利盖世太保总部密电柏林总部：逮捕犹太人的任务已经完成，所有这些犹太人已经被押离罗马，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些犹太人几乎没人活着走出集中营。战后的文件显示，整个罗马只有数百名意大利犹太人幸免于难！
尽管驻罗马的部分德国官员对此持保留意见，但赤裸裸的语言证明，纳粹德国正在进行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种族灭绝大屠杀！这实际关系到数百万欧洲犹太人的生死存亡问题。
“埃格玛小组”截获破译的这些纳粹绝密电报被专人火速送交英国的最高层。此时，只有包括首相丘吉尔在内的极少数英国政府官员有权审阅“埃格玛小组”提供的绝密情报。这些绝密电报同时也呈交给美国政府最高决策者的手里。历史学家们现在仍弄不清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是否亲眼看到了这一令人震惊的绝密情报，但美国和英国政府的最高层肯定是知道这条绝密情报的。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个重要途径获得的可靠情报再次证实了纳粹德国准备屠杀所有意大利犹太人的计划，提供这些情报的是潜伏在纳粹德国各要害部门内的盟国间谍，其中最重要的间谍之一便是潜伏在纳粹德外交部内的弗里兹·科尔贝。这位纳粹德国外交官经常利用前往中立国瑞士的机会与美国战略勤务办公的特工杜勒斯秘密会面。新解密的绝密文件说明，科尔贝当时就向杜勒斯提供过关于纳粹德国将在1943年年底消灭意大利犹太人惊人情报，实际上，美英两国政府早在1943年年初就知道奥斯维辛等死亡集中营的真相，但两国政府却令人费解地选择了沉默。既然美英当局事先已经知道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可为什么却保持了沉默呢？从解密的档案资料来看主要有这么两个因素：一是美英当局用沉默换取纳粹的技术与合作来发展自己；二是要维护形象，怕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在战争结束后不久，两方学者就开始就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是否知道纳粹德国种族大屠杀计划和死亡集中营真相一事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多数的学者出于对二战盟国领导人的尊敬和爱戴，根本不敢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美英首脑早就了解纳粹种族大屠杀真相，但却麻木不仁的事实。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1981年出版的《奥斯维辛与盟国》一书中说，盟国的领导人是到1944年夏天才多少知道点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和纳粹种族大屠杀一事的。然而，新解密的档案和绝密资料把这些学者善意的推测击得粉碎。
许多美国历史学家和官员对美英两国政府把如此重要的历史真相掩盖这么多年深感愤怒和不解。美国国会前议员、美国战争犯罪解密法草案起草人之一的伊丽莎白·霍兹曼质疑说：“这些真相的披露必将产生令人难以接受的道义疑问：这是否意味着盟国在战争结束后就开始保护起纳粹战犯来呢？这个问题是美英两国政府不敢正视的问题。”
最具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许多二战大屠杀遇难者的亲属，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国法官没有把纳粹冲锋队将军科尔·沃尔夫送上绞刑架深感不解。众所周知，沃尔夫领导的纳粹德国冲锋队把意大利境内成千上万的犹太平民赶进了死亡集中营，沃尔夫正是所有意大利犹太人大屠杀遇害者的刽子手。然而，令大屠杀遇难者亲属感到愤怒和不解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沃尔夫并没有像人们事先预料的那样被美英盟国法官送上绞刑架，此人战后一直被拘押在盟国拘留营里，1949年获释并回到慕尼黑过上了逍遥的生活。直到1962年才因被人指控与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营30万犹太人之死有关而被逮捕。沃尔夫随后在西德接受了审判，最终被判处15年的监禁，但仍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而其中原因令世人一直不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