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福音
I。财富的管理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合理地管理财富，以维系穷人和富人间的兄弟情谊，创造和谐的贫富关系。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人类的生活条件不仅仅是发生了变化，且这种变化是革命性的。从前，主人和仆从在衣食住行和生活环境方面并没有很大差别。我拜访印第安苏族部落时曾参观过酋长的棚屋，从外观来看，它和其他棚屋并无二致，即使在内饰方面，与最贫苦的族人相比，其差别也是非常细微的。而今天，百万富翁的宫殿和贫苦劳工的屋舍之间却存在着天壤之别，这正体现了文明发展所带来的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不仅不应受到谴责，反而应是我们所乐于见到的，因它对人类裨益无穷。对于人类的进步而言，应当必须有一些居所用来收藏那些最高雅精美的文学和艺术作品，成为人类文明的宝库，而不是让每个人都居于陋室。这样的贫富不均要大大优于普遍贫穷，是财富造就了梅西西纳斯这样的人。所谓的“美丽旧时光”其实并不美丽，无论是主人还是仆从，当时的境遇都远不如现在。倒退回过去不仅对仆人不利，且对双方而言都是灾难，文明也会随之消亡殆尽。无论这样的变化是好是坏，我们都无力改变，因而只能坦然接受，并使其发挥最好的效用。对无法避免的事情批评指责，从来都是徒劳无功的。
变化的过程是显而易见的。有一种解释也许最为全面。制造业的发展就是整个文明进程的一个缩影，它与人类所有的产业类型一样，都受到科技时代新发明的刺激而不断扩张。从前，商品都是在家庭内部由个人或小作坊制作完成的。雇主和学徒工作、吃住都在一起，因此生活条件也是一样的。这些学徒成长为雇主以后，仍旧会沿用先前的生活模式，循旧例培养后辈的学徒。在当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地位乃至政治地位实质上都是平等的，因为当时的产业商人在国家事务上几乎还没有话语权。
这样的生产模式无可避免地会导致物糙价高的结果。而今天，商品之物美价廉的程度即便是上一辈人都无法想象的。商业世界与之同理，人类因此从中受益。今天的穷人能够享受过去的富人所无法负担的物质条件。从前的奢侈品如今已成为生活的必需。工人的生活条件要比几个世代前的农民更为舒适。而今天的农民相比过去的地主，能够享受更华美的衣服，更优质的住所，并且拥有更多的奢侈品。今天的地主所拥有的书籍、画作和艺术品要比过去国王所拥有的更多、更稀有。
但是，我们为这些进步所付出的代价无疑也是巨大的。成千上万的工人被聚集在工厂和矿井里，雇主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而对于他们来说，雇主更是神秘得遥不可及。二者之间没有任何交流。社会分成了严格的等级，各等级间的隔阂继而导致了相互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他们互相缺乏同情，对任何毁谤都深信不疑。在竞争的压力下，雇主为节省开支，被迫严格控制对数千雇员的工资支出。在雇主和雇员之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以及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着普遍的矛盾。人类社会开始出现差距。
社会为竞争法则付出的代价，与其为廉价的舒适生活和奢侈品所付出的代价一样，都是高昂的。但随之而来的益处同样物超所值，正是竞争为我们带来了物质上的蓬勃发展，改善了我们的生存条件。无论竞争是优是劣，我们还是得依照上文评价的物质条件发展的标准来看待它：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无从逃避；人类尚未发现竞争法则的替代品。虽然对于个体而言，竞争有时会很残酷，但是对于人类整体而言，竞争是最好的方式，因为它优胜劣汰，确保适者生存。因此，我们接受并欢迎竞争法则，并适应由此带来的巨大不平等——商业和工业集中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们还需承认，竞争不仅是有益的，并且对于人类进步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应当进一步认识到，现代商业和制造业需要管理大规模事务的特殊才能，它们为这样的人才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这种组织和管理的才能对人类而言是一种稀缺的天赋，事实证明，无论在何种条件和法则下，拥有这种天赋的人总能因此而获得巨额的回报。经验丰富的商人总是会毫不犹豫地采用这样的人才作为自己的合伙人。与人才相比，资本显得微不足道，因为有才干的人可以迅速创造资本，而资本在庸人手中则会迅速流失。这样的人乐于运作百万资产的企业，他们一心考虑投资利润，力求使收益大于成本，因此自然能累积大量财富。对于他们而言，没有中间地带，因为大型制造业或商业如果不在资本的基础上创造收益，则必然面临破产。企业不进则退，不可能原地踏步。这是资本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即资本必须有利可图，不仅要赚回利息，并且要创造利润。这是一条毋庸置疑的法则：在经济力量的自由支配下，拥有非凡管理才能的人，必会在短时间内创造出超越其所费成本的收益。这条法则如同其他法则一样，能使人类从中获益。
这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根基，我们不应予以反对，因为它比人类在历史上所尝试过的任何方式都更能改善人类的境况。相较于新近提出的替代方法，孰优孰劣尚未可知。任何社会学家或无政府主义者想要颠覆目前状况的企图，都会被认为是对文明基石的冲击。因为文明起源于人类中勤劳能干的那些人对其懒惰无能的同伴说：“没有播种，就没有收获。”对此稍作研究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文明的基石在于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工人对其数百存款的所有权和富人对其百万家产的所有权都同样不可侵犯。人类社会要取得发展，或仅仅保持现状，就必须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够“坐于自家的葡萄架和果树下，无须惧怕任何人”。对于那些企图以集体主义替代个人主义的人，回答只有一个：这已是人类过去的历史了。从蛮荒时代到现代社会，人类所取得的一切进步都得益于由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转变。杰出的人凭借自己的才干和精力积累财富，人类亦从中获益，而不是受损。即便我们权且承认人类社会应当丢弃个人主义这块基石——认为出于高尚的理想，人类的劳动不应仅仅出于自利，亦应为同胞谋福，与他们平等分享劳动成果；认为应实现韦登伯格所说的天堂理想，在那里，天使的快乐不是来自于为自己劳作，而是为他人谋福——即便承认这一切，我们的回答仍是：这不是演进，而是变革。它迫使人类彻底改变本性——即便这种改变是好的，也需耗费万世之功，更何况没人知道结果会怎样。
这在当今时代是不切实际的。即使在理论上有可行性，那也要等到几代人之后了。而我们的责任是着眼于当下，着眼于我们这一代可见的将来。如果在现有的条件下，我们力所能及的只是将普世的人性之树向其能结出善果的方向稍作弯曲，那么妄图将树连根拔除便是对有限精力的一种罪恶的浪费。也许有人反对当前这种人类社会的最高形式，因其未能废除个人主义、私有财产、财富积累和竞争法则，实现人类的理想，然而恰恰是这些法则，却是人类经验的最高成就，是人类社会迄今所收获的最佳果实。也许这些法则时而平等，时而有失公允，在理想主义者看来并不完善，但不管怎样，它们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最好、最有价值的成就。
我们的出发点是使人类的整体利益得到最佳提升，却又不可避免地使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从现有状况来看，总体形势是好的。但是，质疑声也随之响起——如果先前的结论正确无误，那么我们所需应对的唯一问题就是——既然现代文明将财富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那么又该如何合理管理这些财富呢？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我自信能给出正确的回答。应当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财富指的是巨额财产，而不是多年努力所积累下的适量积蓄。这样的积蓄应当用来为家庭创造更为优越的生活和教育条件。积蓄不是财富，而只是维持生活的一种财力。每个人都应努力获取这种财力，这也符合社会的最佳利益。
处置富余财富的方式只有三种：一是留给后世子孙；二是捐赠于公共事业；三是由财产所有人在有生之年亲自管理。目前这种聚集于少数人手中的财富，绝大多数是经由前两种方式进行支配的。我们来对这三种方式分别加以讨论。第一种方式是最不明智的。在君主制国家，由长子继承绝大部分财富和不动产，父母认为只有将自己的姓氏和头衔完整地传承给后代，他们的虚荣心才能得到满足。欧洲的现状告诉我们，这样的希望和预期是已经全部落空了。他们的继承人因懒惰和土地的贬值而没落贫穷。即便是法律严格保护继承权的英国，这样的世袭阶层也已经难以维系。土地迅速流失到外来人手中。在共和体制下，财产在子女间的分配要公平得多。但是，无论哪个体制下的人都应当扪心自问：人们为何一定要将巨额的财产留给自己的子女呢？如果是出于亲情，那么这样的亲情是否会形成误导？事实证明，继承数额庞大的财产，对子女而言并非好事，对国家而言也是如此。除了留给妻女合理的收入来源及少量生活补贴外，留给儿子们的遗产，应当经过深思熟虑。人们已日渐认识到，巨额遗赠对于继承人而言往往鲜有善果。明智的人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对家人还是国家而言，这样的遗赠都是不恰当的做法。
这并不是说，如果一个人未能教会其他的子女以谋生的技能，就一定要将他们弃置于贫穷之中。如果父母能教养自己的子女远离游手好闲的生活，或者更值得称道的是，能够使子女明白自己有义务服务于公众，而无须考虑金钱，那么他们也应当为子女留下适量的财产。的确有一些在百万家产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并没有因财富而腐化，他们虽然富有，却仍旧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人是真正可贵的精英，遗憾的是，这样的人为数不多。真正应当引起人们重视的，不是这些例外，而是上述法则。鉴于巨额遗产通常所导致的后果，审慎的人应当毫不犹豫地说：“给儿子留下万能的金钱，无疑给他留下一条祸根。”他们应当明白，真正光耀后世的，并不是留给子女的遗产，而是家族的荣耀。
第二种方式，在过世之后将财富捐赠于公益事业。如果一个人一定要等到死后才为社会做贡献的话，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处置自己的财产了。捐赠人并不关心遗产在后世用作何种用途，能创造何种效用。很多时候，遗产的使用并没有体现捐赠人的意图，甚至有时会违悖他们的初衷。很多情况下，对遗赠的使用仅仅成为对捐赠人的一种纪念。我们应当记住，要使财富真正造福于社会，所需的才干与积累财富时相比，一点也不会少。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很公允地说，没有人应当为其未曾参与的善事而受到赞扬，社会也不应感谢那些等到死后才献出财产的人。如果人死后能把财产带走的话，这种人一定不会愿意把财产留给后人。这样的人不值得后世感激和纪念，因为他们的捐赠中一点恩慈之心都没有。这样的捐赠当然也没有什么福音可言了。
遗产税的征收额度越来越高，这显示出公众的观念正在朝更加明智的方向发展。宾夕法尼亚州对遗产征收十分之一的税。前不久英国议会提出的预算案也主张提高遗产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新税目实行累进税制。在所有的税收当中，这一项看来是最明智的。要让那些终其一生不断敛财的人知道，国家和社会有权从其财产中获得应有的一份，因为这些财富来自于社会，因此也理应用来服务于社会。国家通过征收高额遗产税来谴责那些自私自利的百万富翁毫无价值的一生。
我们的国家应该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的确，如果由国家来规定一个人死后遗产充公的份额，这操作起来十分困难。但无论如何，遗产税必须要实行累进税制。中等财产无需课税，在此基础上，财产数额越大，征税额度也越高，直至百万富翁的财产像夏洛克那样，至少：“其余半数没入公库！”
这项政策能够极大地鼓励富人在有生之年关注个人财产的管理，社会应当始终给予关注，因为这是迄今为止造福于民的最佳方法。我们无需担心这样会动摇企业的根基，打击人们致富的积极性，因为对于那些立志留下大笔财富以期后世留名的人，将巨额财富转赠给国家的做法将使其更受瞩目，这也是更为高尚的一种抱负。
管理财富的最后一种方式，能为我们提供缓和贫富不均、调解贫富矛盾的良方。这种和谐的理想状态与集体主义不同，它只追求对现状的改善，而不颠覆已有的文明。这种方式建立在当前盛行的个人主义基础之上，只要合宜，它会渐渐得到不同程度的推行。在它的影响下，我们的国家将渐趋理想，少数人手中富余的财富将被用于公共福利，造福大多数人。大宗财富如果平均分配到个人，每个人只能得到微薄的一点，而如果像这样运筹于少数人手中，则可以为人类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即便是最贫穷的人也会理解并认同这样一个道理：聚集到少数同胞公民手中的财富，如果用于公共目的，公众将因此获得重大福利，这比从巨额财富中平均分得微不足道的小钱要更有价值。
我们可以试想库伯学会对纽约人民所带来的影响。如果库伯先生将这些财产以工资的形式，作为劳动报酬而非慈善捐赠，公平分发到每一个人手中，其所产生的效用孰优孰劣呢？我们或许能够从中窥见财产积累对人类进步所具有的潜在优越性。如果将这些财富平均分配，每个人只能得到微薄的一点。人们很可能只是将其用来吃喝，甚至无谓挥霍，有多少能得到合理支配，用来改善家庭条件呢？即便使用得当，它们对整个人类所产生的作用，也万不能与库伯学会相提并论，后者将为我们的后代带来永续的影响。请那些鼓吹暴力的激进分子认真思考这一问题。
我们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个例子——蒂尔登先生的500万遗产为纽约建造了一座免费图书馆；然而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蒂尔登先生晚年能抽出一点时间亲自打理这笔巨额财富，那该有多好，这样他的初衷就不会受到法律纠纷或其他任何原因的阻挠。试想蒂尔登先生的财富最终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座公共图书馆，书中所蕴藏的宝藏永远向所有人敞开，不索取任何费用和代价。这对于曼哈顿岛及其周边的居民而言是多大的善举，假若这几百万财富被平均分配到每个居民手中周转流通，他们还会享受到这样永久的福利吗？即便是最狂热的人也会对此抱有质疑，而绝大多数人对此应当是坚信不疑的。
人生苦短，机会总是有限，视野总不够开阔，即便最杰出的成就也难免存在诸多欠缺。但是富人应当对自己的优越地位心存感激。他们有能力在有生之年投身公益事业，为自己的同胞谋求长久的福祉，让自己过一种高尚的生活。人生的最高境界，不是像托尔斯泰那样效法基督的一生，而是在基督精神的引领之下，承认时代的变化，并以合宜的方式来发扬这种精神。这样，我们就以另一种方式体现了基督人生和教诲的要义。
富人应当奉行这样的准则：过一种勤俭适度的生活，避免穷奢极欲；留下适量的财产给自己的法定继承人，除此之外将所有富余的财产用于公共事业，用管理信托基金的才能和决断力，来为社会创造出最好的福利。富有的人因此成为苦难同胞的受托人，以他非凡的智慧、经验和管理才能，为同胞带来他们自己所无力谋求的生活。
这里我们遇到一个问题：究竟为家人留下多少财富才是适当的呢？怎样才算是适度节俭的生活？穷奢极欲是什么标准？这些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如同品味和教养一样，何谓“适度”，我们也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标准；但是，标准虽难以定义，公道却自在人心。对于触犯标准的言行，公众总能很快感知到。对于财富也是如此。对于穿衣品味的评判，在这里同样适用。任何过于张扬的做派都是不合标准的。如果一个家庭铺张靡费，衣食住行极尽奢侈，将大笔财富都花费在自己身上，如果一个家庭仅凭这些来标榜自身，那么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判断出这个家庭的气质和品性。通过观察一个人是挥霍钱财还是投身公益，是否终其一生不遗余力地敛财，是捐赠遗产还是亲自打理，我们也能做出类似的判断。相信社会自有评判，其评判往往是公允的。
财富的最佳用途已经得到说明。那些明智地管理财富的人才是真正聪明的人，而滥布施舍将严重阻碍人类的进步。富人的百万家财与其这样随意布施给懒人、醉汉和不值得尊重的人，倒不如扔进大海里对人类更加有益。当今所谓的慈善事业每支付1000美元，便可能有950美元属于这种极不明智的花费，对于其原本意图减轻或消除的不幸而言反而是雪上加霜。一位著名的哲学著作的作者前不久承认说，他在前去拜访友人的途中曾施舍25美分给一个乞丐。他对这位乞丐的习性一无所知，也不清楚这钱会作何用途，因此完全有理由质疑这钱财是否能使用得当。此人自称是赫伯特·斯宾塞的信徒，但他那天所施舍的25美分恐怕难有善果，远不如将其贡献给真正的慈善事业。他满足的只是自己的同情心，减少了被乞丐纠缠的麻烦；这也许是他一生中做过的最自私、最糟糕的一件事，而他在其他各个方面却是最受尊敬的。
慈善捐赠的主要准则是，应选择那些自立自强的人施以援手；为那些自求上进的人提供其假以自立的途径；为他们提供帮助，但尽可能不要包揽一切。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不可能依靠施舍而取得进步。绝大部分情况下，那些值得我们帮助的人，从不开口要求帮助。除非遭逢灾祸和变故，有追求的人从不这样做。当然，每个人都能举出一些例子，证明一时的施舍也能取得善果。这些当然无可否认。然而，个人对他人的援助总是难以周全的，因为他不可能了解每个人所面临的状况。他应当谨慎而热切地对值得帮助的人施以援手，而对那些不值得获得帮助的人怀有同样的审慎。滥行施舍可能因扬恶抑善而造成更大危害。
因此，富人们应当以彼得·库伯、巴尔的摩的伊诺克·普拉特、布鲁克林的普拉特先生、斯坦福参议员以及其他一些杰出人物为榜样。造福社会的最佳方法是给它一座阶梯，有志向的人自会借此攀升。建造免费图书馆、公园及休闲设施，让人们得到身心双方面的提升；捐赠艺术品，陶冶大众的情操；创办各种公共机构，全面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以这种方式将自己的财富回馈给人民，为他们谋求长远的福利。
如此，贫富问题便能得到解决。财富积累和分配的法则将得以自由运行。个人主义将继续盛行，但是富人将成为穷人的代理人，掌控大笔社会财富，加以合理运作，为社会带来财富本身所无法创造的效益。精英头脑将日渐认识到，处理勤勉而来的富余财产的最佳方式，就是将其常年用于公益事业。这一天即将到来。人们在辞世时不会留下任何遗憾，他们仍然拥有伟大的产业，他们的资产没有枯竭，仍在后世为公众谋求福利。在不久的将来，那些死后留下巨额财产，却不在生前亲力亲为的人，将在“无人哀悼、无人敬仰、无人称颂”的境遇中辞世。对于这些人，公众的评价将是：“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
这就是我看待财富的信条。循着这样的准则，贫富问题终有一天将得到解决，到时将实现“地上和平，善在人间”。
II。慈善捐赠的最佳领域
鉴于《财富的福音》一文在美国引起了热烈反响，相信也一定会受到大洋彼岸祖国人民的关注，因为古老的英格兰文明如今也不得不面对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北美大陆广袤富饶，蓬勃发展，每平方英里还不到20人。这里的阶级矛盾和贫富悬殊显然不如拥挤的英国来得尖锐。在不列颠有限的疆域内，每一寸土地上都挤满了人，人口密度是美国的15倍。
9月5日，伦敦《佩尔梅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反对文章，抨击所谓“财富的福音”的荒谬。我摘录如下：“卡内基先生说：财富是一个国家的福音，因此可用来为善。但财富亦会是诅咒，因其亦可用于作恶。换句话说，彭泽先生的作为就是卡内基先生说教的一个反例。财富福音的论调被此类行为完全颠覆。”
对此我的回应很明确：基督的福音同样毁于此类行为。诋毁“财富的福音”如同诋毁圣经戒律“你们不应偷窃”一样荒谬。福音的标准必然高于寻常要求，倘若人人都能做到，也就不需要戒律的规范了。法律也必定有人违反，如此才有立法和维系的必要。无人触犯的法律根本无需存在。
毋庸置疑，有关《财富的福音》最值得注意的事件是它有幸得到了格莱斯顿先生的关注，并得到了他如下回应：“我已致函《北美评论》的洛德·布雷斯先生，恳求他惠许英国重刊安德鲁·卡内基先生新近在美国发表的《财富》一文。”此后多家报纸和期刊发表了这篇文章，一位出版商还将其刊印成册，赠给了格莱斯顿先生。
这些都非常令人兴奋，因为它显示出社会已对这一重大问题予以理解和关注。应编辑先生的要求，我将继续就此问题进行探讨，介绍集中使用富余财富的最佳领域。这也进一步证明，无论我的观点是否能被接受，至少它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可行的理念。
我在第一篇文章中指出，正确管理大宗财富的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财富的所有人应当在有生之年亲力亲为，运用这些财富为社会谋求长远的福利，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还指出，对于那些生前不出力，临死时仍家财万贯的人，公众的评价将是：“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
本文旨在介绍几种管理剩余财富的最佳方法，以期造福于民。富人应当谨记，自己不过是巨额财富的信托管理人，正确使用这些财富的首要原则是，应当防止受益人陷入日渐窘迫的境地，应当能够激励穷人，使他们凭自己的努力获得提升。对于懒惰闲散、无可救药的人，我们无须表示仁慈，他们不思进取，不配得到帮助。对于这些人，自有政府给他们提供救济所，给他们吃穿用度，让他们舒坦地生活。最重要的是，那些勤劳良善的穷人因此得以远离这些不幸的人，免受他们的侵蚀腐化。假如一个人仅靠乞讨就能过上舒适的生活，那么他对人类进步所造成的危害，比那些口若悬河的夸夸其谈者还要严重。财富的管理人应关注那些勤勉上进的人，而不是寄希望于现成帮助的人。只有那些志向远大又肯自己努力的人才值得我们帮助，他们不会辜负富人的善举所提供的机遇。
我们应当谨记，慈善家若要使自己的善举真正为世界带来长久的益处，必须极力避免不加甄别的布施。富人须有坚定的立场，拒绝那些明显不配得到帮助的人。他必须谨记赖斯先生的准则：今天以慈善名义花费的钱财，百分之九十五都用之不得其所。以我个人的财富经验来讲，当务之急不是敦促富人们广施钱财，多行善举，而是阻止他们做无谓甚至有害的施舍。在这方面，富人的罪过不在于拒绝捐赠，而在于滥布施舍，他们的行为不经过深思熟虑，因为花钱要比拒绝简单得多。富人们每年捐赠的钱财达数百万之多，但结果却弊大于利，反而阻碍了人类的进步。因为当下风行的行善方式只会在穷人间弥散普遍的依赖心理，而要取得真正的进步，则必须激励他们自力更生。虽然这些行为都打着慈善的神圣旗号，但事实上，这样随意散布财富、缺乏深思熟虑的富人，他们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比那些一毛不拔的守财奴更加严重。使他人沦落为乞丐是一种深重的罪过，但是却有许多团体和机构仍在寻求这种施舍，对这些机构进行捐赠同样会危害社会。这些机构同个人乞丐一样腐化堕落。普鲁塔克在《论道德》中提到这样的故事：一个乞丐向一名斯巴达人祈求施舍，斯巴达人对他说：“如果我施舍给你，你就会在乞丐的泥潭中陷得更深。第一个施舍你钱财的人让你变得懒惰，使你沦落到这种卑微低贱的窘境。”据我所知，只有很少的富人——非常少——明白致人为乞丐的罪孽。
请谨记上述要点，下面我们来探讨作为信托人投资剩余财富的最佳领域。
慈善捐赠的最佳领域之一。对于巨富之人，最杰出的善举就是创办一所大学，但是这样富有的人在任何国家都是少之又少的。以个人名义捐赠的财产中数额最庞大的或许当属斯坦福参议员，他耗资1000万美元在自己创业起家的西海岸创办了一所综合性大学。而后续的捐赠更将达2000万美元。他是令人羡慕的。在此后千百万年内，繁华的西海岸将不断有人称颂他的美名，他们会引用格里菲斯称颂沃尔西的赞词：
在捐赠方面，夫人，
他是最高贵的。
这座高等学府，为他作证……
虽然尚未完工，却已闻名遐迩，
工艺如此卓绝，前程一派锦绣，
基督徒会永世称颂他的美德。
这是一种高尚的用法。在美国，类似的学府还有很多，比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康奈尔大学，帕克先生捐建的利哈伊大学，等等。但是，其中大部分是捐建人的遗赠。一个人把死后无法带走的财富捐赠出来，这并非什么值得称道的做法。而库伯、普拉特和斯坦福这类人，不仅各自创办了影响深远的学府，并且在有生之年为之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们才真正当得起后世的敬仰和赞誉。
提到西海岸，我们不得不提及另一项重要捐赠，即近期落成的里克天文台。那些对天文学感兴趣的富人——只要对此稍加关注，便一定会产生兴趣——都应效仿这样的做法。天文仪器和设备经历着持续不断的更新和改善，美国的天文台每隔几年就会获赠新的望远镜。这些馈赠对天文知识的探索和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宇宙及其与地球的关系。在众多善举之中，匹兹堡的桑奥（thaw）先生对天文台的长期资助值得一提。兰利教授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他诸多杰出的发现。如今他执掌史密森尼博物馆，是亨利教授最有潜质的接班人。另一位杰出人物是匹兹堡的布莱谢尔先生，他发明的仪器在世界各地的天文台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他原本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但桑奥先生发现了他的天分，在他早年奋斗的时候给予他很大的支持。这位曾经的普通工人如今已被世界各大科学机构聘为教授。桑奥先生的这些做法都是十分高尚的，他利用自己的部分财产来资助这两位现已成名的人，他们的通力合作已经通过世界各地的科研机构为祖国带来了巨大的荣誉。
有实力创办大学的巨富毕竟是少数，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已经没有机会创办新的大学了。后续捐赠只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扩建完善，增设新的设施。富人们在这方面依然有广阔的捐赠空间。耶鲁大学所得的馈赠已经很多了，但其他学府仍有很大需求。斯特里特先生创办的美术学院，谢菲尔德先生资助的谢菲尔德科学院，卢米斯教授捐建的天文台，都是很好的例子。奥斯本夫人捐建的阅读和朗诵大楼也被公认为一份来自女性的令人愉悦的聪明礼物。哈佛大学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皮博迪博物馆、威尔斯礼堂、马修斯礼堂、赛耶礼堂都堪称表率。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佛礼堂，它显示出像理查森这样的天才仅用10万美元就可建立何等的功绩。
而位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则真正诠释了财富福音的要义。范德比尔特家族的成员在有生之年创办了这所大学——请注意这一关键，是有生之年，在临终时留下遗产并没有什么稀奇，因为这是他被迫留下的，并非出于自愿。如果有哪位富人仍旧不甚明白如何用自己的财富做出伟大而明确的善行，那么大学将是一个永远无法有所作为的领域，因为随着国家的发展，对大学的需求也会不断增长。
慈善捐赠的最佳领域之二。我自己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对于社会而言，什么才是最好的礼物呢？对此我个人认为，捐赠公共图书馆将是首选。但前提是社会应当像对待公立学校那样，始终将其作为公共机构和城市资产的一部分来接收和管理。毫无疑问，受我的个人经历的影响，在诸多善举中，我最为看重的是免费图书馆。我早年在匹兹堡做学徒工的时候，艾利基尼的安德鲁上校对我们这些孩子开放了一座拥有400册藏书的小型图书馆。提起这个名字，我始终都怀着由衷的感激。每个周六的下午，他都留在家中亲自办理借书手续。我总是热切地盼望着星期六的到来，以便能借阅一本新书。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永远也体会不到这种恳切和渴求。我弟弟以及我的主要合伙人非普斯先生也都从安德鲁上校这一难能可贵的慷慨善举中获益匪浅。我在他为我们开启的这些宝贵财富中探索开拓，并暗下决心，如果有一天我发家致富，一定也要创办这样的免费图书馆，把安德鲁上校给予我们的恩遇和机会，传承给其他穷苦的孩子。
作为先行者，英国深知免费图书馆对其国民的价值。议会已经通过法案，授权各市镇将免费图书馆作为市政机构来保有和维护。任何一座城镇的居民如果投票通过这项法案，政府就有权对收益社区居民课以百分之一的税收，用于公共图书馆的开支。在这项法案的推动下，许多城镇建立起了免费图书馆。其中很大一部分得到了富人的资助，他们出资盖楼，有时也捐钱购买图书，而维护和发展图书馆的责任则由获益社区承担。我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模式才能使这些图书馆真正发挥作用，否则像这种捐赠成立的机构很容易变成小团体的独享利益。公众不会对这些机构保有长久的热情，甚至一开始就望而却步。这种做法违悖了要求受益人自立自助的捐赠原则。他们只享受现成的结果，而不花费任何力气。这样的捐赠往往不会有好的效果。
在我们国家迄今建立的众多免费图书馆中，我认为最值得推崇的当属巴尔的摩的普拉特图书馆。普拉特先生出资100万美元为巴尔的摩市建造了这座图书馆，同时他要求该市每年向董事会支付5%的开支，即每年5000美元，作为图书馆的维护、发展以及建立分馆的费用。1888年该馆全年借出图书430217册，登记借阅的巴尔的摩市民达37196人。这3.7万名图书馆的常客虽然为数不多，但他们对于巴尔的摩市乃至整个国家的价值，要比全国所有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懒人加起来的还要大。有些富人将援助施予那些无心进取的人，而普拉特先生却为这3.7万个热切求知的人提供了知识的源泉。我们可以肯定，相比于前者，普拉特先生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贡献要更加可贵。聪明的富人将恩泽布施给那些有所准备的人，这些人将报以百倍的偿还。而许多考虑欠妥的捐赠只是白白将钱扔进了无底洞，甚至造成更大的恶果：这些钱流入地沟，滋生病患，贻害社会。普拉特先生的百万捐赠无疑是一桩伟绩，然而其影响还远胜于此。在巴尔的摩图书馆第五分馆的开馆仪式上，发言人这样说道：
“回顾这四年的历程，我非常荣幸地说，其中很大一部分应归功于普拉特先生热切的兴趣，明智的商洽，及其给出的切实建议。他从不认为仅仅将财富捐赠于公益事业就尽到了自己的全部义务，他总是亲力亲为，通过自己的明智管理使每一笔捐赠都取得全面有效的成果。长久以来，他始终致力于减轻人类肩负的重担，为阴云密布的天空带来欣喜的光明。他在普通职员和管理层中树立起这样的理念：努力工作必能受人赏识，忠于职守定会赢得赞扬。”
在任何富人阶层我都不曾见过这样和谐的图景。正如此处所摹写的那样，普拉特先生是财富福音的理想信徒。广大工人定会视他为最优秀的领导和最可贵的同盟，对此我们毫不质疑。如果富人能在有生之年奉献自己的时间和财产，造福于社会，那么贫富矛盾和劳资纠纷就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富人应当替自己的穷苦同胞承担起这样的重任。到那个时候，阶级矛盾将不复存在，无论高低贵贱、巨富赤贫，都能真正亲如兄弟。
只要社区愿意参与免费图书馆的维护和发展，那么对于百万富翁们而言，出资兴建这样的图书馆大致都是不错的选择。他们应当记住约翰·布莱特的话：“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能够进入免费图书馆阅读书籍将是无上的恩惠。”如果条件允许，应当在图书馆周边建立画廊和博物馆，以及像库伯学会所提供的那种讲座报告厅。在北美大陆游历的人会很惊奇地发现，几乎每一座重要的市镇都建有自己的美术馆和博物馆。其规模可能参差不齐，但每一家都是当地珍宝的一个收藏馆，能够随时接收有价值的馈赠。在这些机构当中，最杰出的要数伯明翰的免费图书馆和美术馆，时时有富人捐赠书籍、画作或其他艺术品。我们的城市最初需要的仅仅是一座性能完善的消防建筑。外出游历的市民会从世界各地带回珍奇异宝，而待在家里的人也会慷慨捐出自己的私藏。这样，我们的藏品将得到不断的丰富，最终积累成永久的收藏，当地市民将从中收获无穷的益处，并引以为对外人称道的资本。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就是一个杰出的开端，这是慈善捐赠的另一个妥善途径。
慈善捐赠的最佳领域之三。大宗财富的另一个投建领域是——创建或扩建医院、医学院、实验室以及其他致力于解救人类病痛的机构。并且，与治疗疾病相比，应当对疾病的预防机构给予更多的重视。这样的善举不会使社会陷入更加贫穷的境地，因为此类机构只是解救暂时的病痛，对那些的确无力自救的人提供帮助。医院对于一个社区而言无疑是最好的馈赠，因为其存续和使用要求当地居民必须出力支持。如果已经有医院，那么财富的最佳用途无疑是对其加以扩建。范德比尔特先生晚年捐赠50万美元为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建立了一个化学实验室，这堪称是最明智的做法了。此类机构致力于探究病原医理以实现疾病的预防。类似的实验室还有很多，但仍然远远不够。
如果一位富翁作为富余财产的信托人，对于适宜的捐赠领域仍然举棋不定，那么他应该考虑捐建这样的实验室。没有实验室的医学院是不完整的，而没有医学院的大学也是不完整的。当务之急不是创建新的机构，而是对已有机构进行扩充和完善。这类捐赠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其中最具实效的案例首推奥斯本先生为贝尔维大学所捐建的护士专修学校。来自富人的捐赠中倘若有半数能得到这样明智的处理，那就很令人欣慰了。只有那些经受过长期病痛或高危疾病折磨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训练有素的护士所提供的看护和照料是多么的重要。从事护士这一职业，这些女性的社交圈和影响力也能得到提升。位高权重的参议员或是广负盛名的医师，如果选择护士作为自己的妻子，也将不再是什么奇闻异事。
慈善捐赠的最佳领域之四。在诸多善举中，建造公园也是非常可取的一项，但前提是社区必须承担管理、美化和维护的职责。一个人要想在后世留下美名，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其出生地或生前久居的地方建造一座公园。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及申利夫人上月为匹兹堡捐建的一座大公园。申利夫人出生于匹兹堡，但是在十多岁的时候就嫁给了一位英国绅士。四十多年来，她一直居住在伦敦，与当地的名流贵富打交道。但最终她还是回到了儿时的故乡，以她命名的申利公园将她的名字和这座城市永久联系在了一起。通过对这笔财富的妥善使用，她成为了自己的财富管理人。
如果当地已经有了公园，我们仍然可以为其增建其他有意义的设施。艾利基尼的菲利普斯先生就为当地的公园建造了一座大型温室。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访客，星期天更是人山人海，大批工人举家前来参观。这都源于其在捐赠时所附加的一个明智条件，要求这座温室一定要在星期天的时候照常开放。他的这一实验性创举取得了巨大成功，由此他决定继续追加捐赠，他的确已经这样做了。如果有爱好花卉的富人，那么他们可以效法菲利普斯先生的这种做法。同时他们也应当看到，菲利普斯先生的捐赠是慷慨而明智的，他将温室的养护责任交给当地市民，以确保这些设施永久为公众所有，接受公众的关注和监督。如果他一手包办全部的管理和维护工作，公众可能永远也不会对此产生兴趣。
在欧洲各地的小镇，除了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馆之外，同样令人惊讶的是这里还遍布着很多公园和游乐场所。前不久我旅行至挪威的贝尔根，在当地的一座小山上我见到了有生以来最赏心悦目的美景。这座小山被改造成一处风景异常优美的游乐场所，原先荒凉的山坡现在满是喷泉草地、瀑布凉亭及各种优美的塑像。那些准备为自己的同胞奉献长久利益的百万富翁可以考虑此类捐赠领域。德累斯顿是另一个正确使用财富来美化城市的例证。当地的报业巨头将自己报刊的收益永久性地捐赠给了该城市，用于美化市容。由专门的艺术委员会来开会决定应该树立哪些新的艺术品，淘汰哪些有碍观瞻的建筑，越来越多的资金被投入这样的用途。这样，得益于这位爱国报业先驱的馈赠，他的故乡德累斯顿很快成为了享誉世界的艺术之都。一件艺术品一旦完成，就被移交给城市作永久维护。容我冒昧地向我们百万富翁中的报业大亨们建议，请学一学他们英国同行的榜样吧！
在那些历史悠久的国家，几乎每座城市都拥有美轮美奂的地标建筑。其内饰外观和建筑效果耗费了大量钱财。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我们仍相当落后。我们的国家在某些方面——尤其在物质发展方面——是无与伦比的，但我们仍应时刻警醒的是，在艺术和绘画领域，我们还尚未占据一席之地。像纽约市最近落成的纪念拱门那样精美的临时建筑，假如出现在德累斯顿的话，当地的艺术委员会一定会得到报业大亨的赞助，将其改造成永久性的城市景观。
捐建社区公园已经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财富捐赠方式，而对于我所提到的为现有公园增建温室、纪念碑或其他装饰景观的做法，很多人会觉得离题万里，不着边际。的确，这些项目可能很难体现直接的物质成果，但是，任何一个务实的头脑，都不应仅仅局限于对物质成果的关注，而忽视大众审美情趣的提升。如同图书馆和博物馆一样，这些精美的艺术作品只有到了最优秀的人手中才能体现其最高价值。与其去迎合一些低俗的趣味，倒不如努力去开启和提升那些具备天赋悟性的人的审美观。为求人类的发展，必须努力去激发和陶冶人类高雅的情操。我个人非常赞同菲利普斯先生的做法。他出资为艾利基尼的工人建造这座栽满奇花异草的美丽温室，让他们在闲暇时能够举家前来参观，这种做法能帮助他们陶冶情操，提升审美观，这远比花钱给他们买面包更有意义。富人没有义务救济那些身体健全却不求自立的人，照顾这种人是国家的责任。为城市建造温室、雕塑、喷泉或纪念碑，这些是捐赠财富的明智做法。毕竟，“人不仅是为了生存而生活”。
慈善捐赠的最佳领域之五。财富的另一个极佳用途是建造礼堂，用以举办各类会议，演奏高尚音乐。我国的城市很少配备有这样的礼堂，这一点也落后于许多欧洲城市。辛辛那提市的斯普林格大礼堂是由斯普林格先生出资建造的。这位富人不屑于将财产留到临终，而是在生前捐赠，并且付出了自己的时间和商业才干，确保这项捐赠最终成效卓著。出资为一座城市建造礼堂绝对是造福社区的一桩善举。虽然讲座、聚会及其他娱乐活动能使人们收益颇多，但是由于缺乏场地或租赁场地的资金，这样有益的活动仍未得到普遍开展。如果美国每一个城市都能拥有这样一座礼堂，那么公众就能够投入极少的花费而召开集会、举办音乐会和其他各类文娱活动。欧洲城市的市政厅大多配备有风琴，以上述方式提供给市民使用，对当地居民而言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无论是高雅艺术还是滑稽喜剧，这些娱乐活动对公众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因为它们娱乐了生活，陶冶了情操。如果一位富人在功成名就之后捐赠其财产的一部分，为自己的出生地建造一座这样的礼堂，那么他的美名将永远为后世所铭记。
慈善捐赠的最佳领域之六。另有一个方面我们也远远落后于欧洲。在欧洲很常见的一种慈善捐赠是为人们建造游泳池。这些捐赠者非常明智，他们要求受益的城市自费来对这些室内泳池进行维护。有一种观点主张捐赠人不应该为任何人或者社区做任何事情，而应要求受益人来承担这方面义务。象征性地收取费用有助于此类公共健康设施的良性运作。不过，许多城市还是有这样的规定，允许在读学生在特定时间免费使用公共游泳池，男孩、女孩和成年女性分时段使用。对于内陆城市，这些设施除了有助公众健康外，还能教会孩子们游泳。人们成立游泳俱乐部，频繁组织赛事，并授予奖牌和奖金。英国各地的游泳机构经常报道许多因在游泳池学会游泳而得以在船难中幸存的事例。学会游泳后挽救他人性命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如果市政当局能够承担起管理责任，那么任何一位财富福音的信徒，为他青睐的城市捐赠一个大型游泳池或私人游泳池，都不失为一项使用剩余财富的明智之举。
慈善捐赠的最佳领域之七。我有意将捐建教堂留作使用剩余财富的最后一个领域。因为教派众多，信众各有所属。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捐赠教堂并不是捐赠社会，受益者只是某一特定阶层。尽管如此，每个百万富翁都知道在某些教区只有一座狭小简陋的木质教堂坐落在十字路口，周边居民无论何种教派，都会在星期天在此聚集，这其实是一个社交生活中心和维系邻里感情的纽带。善用财富的富人可以为他们建造一座新的砖石或花岗岩教堂，墙壁上爬满忍冬花和常青藤，塔楼上可奏出悠扬的钟声。富人们不应纠结于此类建筑的造价，而应尽力使其臻于完美。如果他财力允许，应使其极尽华美，因为像金字塔那样高贵纯美而经久不败的建筑杰作，其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此教区内的每一户农家、每一个心灵和头脑都将受此教堂之华美肃穆的熏陶。许多聪慧的孩子都会被教堂斑斓的窗户和悠扬的乐声所吸引，在那里听受最初的福音，让灵魂飘扬至远离平日世俗的物质世界，抵达美妙的精神圣域。这是更为真实的世界，虽然其界限并不明晰。一旦走进这座神奇的教堂，居民们便走进了不同于外部世界的更有价值的内心世界，他们所有的岁月和所有的生活，所见所闻、所思所行，都将会由内而外变得神圣，一切都变得荣耀，融入内心。而在捐赠教堂之后，捐赠人应该到此为止，教堂的维持应由教友们自行承担。得不到教友支持的教会不可能是真正的宗教，也不会有益于社会。
合理使用大宗财富的途径还有很多，本文仅仅列举了其中最审慎周密的几种。为社会福利出钱出力不仅仅是百万富翁的责任，那些生活小康稍有余财的人同样责无旁贷。而财力不够的人则可以出时出力，这于金钱的捐赠同样可贵，通常还更胜一筹。
财富的使用不存在也不应当存在任何统一的最佳标准。不同的人、不同的地区有不一样的需求。但是评价富人的善行有一个至高的标准，那就是财富的管理者必须全身心投入到他的慈善事业中去。财富的管理如同其他任何工作一样，都需要人们尽心竭力，倾注心血。
除此之外，公共福利的需求空间还很大。有些人有能力创办大学，建立图书馆和实验室，而其他财力稍差的人，则可以采用其他各种不同的方式，参与到各项公益事业中来，比如装点社区公园，筹办公共画展，建造纪念碑等。他们的贡献丝毫不会逊色于前一类人。这些人都是人类家园的真正建设者。财富福音的唯一宗旨是：一个人应当在他的有生之年，视自己为富余财富的信托人，遵照自己的意图造福于民。临死才留下遗产，将造福于民的重任推卸给他人，这样的做法应遭人唾弃。这既不需要牺牲，也不需要对其同胞的责任感。
过去广为流传的一种刻薄说法是，富人难以进入天堂。今天，人们对所有的问题都追根求底，而对信仰标准的阐释也达到了空前的自由。这句格言如今应被暂时搁置，以待后世做出善意的修正。如同其他难以理解的说法一样，这句话也不应仅从字面上来理解。难道就完全不可能把这一信条推进到下一个思想层面，以健全的思想创造完美的和谐，从而破解贫富矛盾和随处可见的冲突与悲伤吗？在基督的时代，改革者怀有明显的仇富心理。而今天我们无疑面临着同样的境遇，研究社会发展的人会很自然地认同这样一个争议颇多的观点：“富人想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即便这“针眼”大如一扇小窗，这话对富人也仍旧是极尽刻薄的。“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的评价，只需稍稍迈进一步，便会成为对富人“剥夺来世，永受惩罚”的诅咒。
财富的福音是对基督教义的回应。它号召富人贡献出他所有的一切，并在有生之年亲力亲为，以最高尚的方式，为穷苦的同胞创造福利。这样，他就不会空守着家财在不义中死去。他临终的时候，在物质上也许非常匮乏，但他所受的感激、敬仰和深情，将使他成为一个更加富有的人。他的内心会有一个声音亲切地告诉他，这个世界因为他的一生而有了些须改善。这个声音萦绕不绝，使他感到宽慰。我们相信，对于这样的富人，天堂的大门将永远向他敞开。
